释尊与释尊的教诲

　　今天，是联合国官方举行首次庆祝释尊诞生、成道、涅槃卫塞节（Vesak）三期同庆的吉祥日子。首先，我对有此殊荣出席这一盛大庆典感到高兴。尽管我身上披著南传上座部佛教僧侣的僧衣，我还是出生和成长在纽约市布鲁克林（Brooklyn）区的美国人。二十岁以前，我对佛教毫无了解，二十岁后逐渐产生了兴趣，认为较之美国当代物质享乐主义文化，佛教更富有意义，并且随著岁月流逝，这一兴趣日益加深。当完成了西方哲学研究生学业以后，我去了斯里兰卡，并在那里出家。我成年生活的大部分时光是在斯里兰卡度过的，因此能够再次回到故乡并在本次大会上讲演，我感到特别高兴。

　　自西元前五世纪以来，释尊便是亚洲之光，一位其教诲的慈光曾一度沐浴了西至喀布尔（Kabul）山谷、东至日本、南至斯里兰卡、北至西伯利亚广泛地区的精神导师。释尊令人崇敬的人格魅力，孕育了以崇高的道德与博爱的理想为准绳的一代文明，孕育了净化千百万人心灵并使之发挥其最大潜能，充满活力的宗教传统。在包括文学、绘画、雕刻和建筑的一切艺术形式，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中，释尊的形象永远处于中心位置。

　　释尊从容而像谜一般的笑容，是具有甚深智慧的经典文献的创作灵魂。如今，佛教已被全世界较为深入地了解，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信众，而且已经开始对西方文化产生影响。因此，联合国决定每年保留一天，以庆赞智慧深湛、大慈大悲的释尊是再合适不过了，因为释尊在许多国家的千百万人们心中一直被尊为导师和引路人。

　　释尊的诞生

　　卫塞节首先庆赞的是释尊的诞生。在这一部分中，我不想仅仅用一些空洞的史料，而是想从佛教信仰的角度来加以介绍，这样释尊的诞生对佛教徒来说，究竟意味著什么，就更加清楚了。

　　从佛教信仰的角度来看释尊的诞生，我们首先必须了解“什么是佛”。众所周知，“佛”这个字并不是一个专有名称，而是一个含意为“觉者”或“觉悟了的人”的尊称。西元前五世纪，在印度东北部生长并接受教育的印度圣人乔达摩悉达多（Siddhartha Gautama）被授予这一尊称。从历史的观点，乔达摩悉达多就是佛，是佛教的创始人。

　　但是，从传统佛教的立场出发，“佛”这个称号，具有比对一个历史人物的尊称更为深远的意义。“佛”并不专指生活在某一特定时期的某一位宗教导师，而是指称那些可作为楷模一类的人，他们在宇宙的历史长河中曾多次出现，就好像“美国总统”这一头衔并不仅仅指比尔克林顿，而是指主持过白宫的每一任总统一样，“佛”这一尊称，适用于所有成就最高解脱的大圣人。于是，乔达摩悉达多便仅仅是整个佛陀序列中最近的一位佛，佛的世系可追溯到无始以来至未来永劫。

　　为使诸位更清楚了解这一立场，我得稍稍偏离一点主题，先讲讲佛教的宇宙观。释尊教导说，宇宙在时间上是无始的，没有宇宙创造的初始点，没有宇宙起源的那一刻。自无始以来，各种世界体系产生、进化并随之衰亡，然后代之以遵循同样生长与衰亡规律的新世界体系。每一世界体系均由许多迷界组成，上面居住著各方面都与我们现代人相似的众生。除了我们所熟悉的人类和畜生道以外，还包括在上的天界以及在下充满痛苦与不幸的地狱道。生活在各道的一切众生，生死相续，永无穷尽，叫做“轮回”（samsara），也就是“流转”的意思。一切众生由于受自身无明与贪婪的驱使，而漫无目的地随生死流转。而投生于任何一道，均由身口意三业的善恶因果而定。一个客观的道德法则控制著这一进程，使得善德修来三善道、恶行遭致三恶道。

　　生活在各道中的众生都是无常的，无一能避免老、病、死。即使是降生在天界的众生，虽享有长寿和极乐，但也不能永生。一切生命最终都会消亡，随之又在其他任何地方降生。因此，我们深入探讨就会发现，流转于“轮回”中的所有生命体都是有缺陷的，都烙有不完善的印迹，因而不可能有稳定、牢固的幸福与和平，也就不可能为痛苦这一问题提出最终的解答。

　　然而，除了“轮回”的束缚外，尚有精神上怡然自在的极乐与宁静状态，这一状态可以就在当下这并不完善的世间修成。这就是佛教所称的“涅槃”（Nirvana），即“出离”贪、嗔、痴的火宅。与此同时，还有一条解脱之路，一条引导众生脱离“轮回”之苦，达到“涅槃”之乐的修行之路，一条引导众生破除无明、贪婪、我执的束缚，达到悠然自在的宁静与自由的修行之路。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这条修行之路将在世间失传、不为众生所知，致使这条抵达涅槃安乐之路变得难以企及。但在世间不时又会出现这样的人，他以独自的努力和敏捷的智力，找到这条失传久已的解脱之路。一经发现，他便身体力行，直至完全领悟宇宙人生真谛。于是，他返回世俗世界，传播这一真谛，使这条通向无上极乐之路，再次为众生所了解。行使这一职责的人就是佛。

　　因此，佛不仅仅是自觉者，而且是觉他者，是世界的引导者。佛的职责是在精神上处于黑暗的时代里，重新发现那条业已失传的通往涅槃、达到精神上完全自由之路，并在世上教化一切众生。这样，遵循其脚步，众生亦可抵达佛所达到的完全解脱的境界。佛并不是唯一能进入涅槃的人，所有求道者，只要始终如一地修行，都能成就相同的果位。这样的人称为阿罗汉，即“可尊敬的人”，因为他们已经断尽无明与执著。

　　佛的任务是重新发现佛法，即真理的基本原理，并制定“宗教制度”或称宗教传统，以便将佛教流传下去。只要佛教教义流传下来，那些与佛教有缘的大众和佛教徒就能成就佛所指示的圆满果位。

　　为了具备成为佛陀、成为世界引导者的合格条件，求道者必须准备好经历无数期生命的漫长修行（实践）。在无数期生命的修行历程中，这些未来佛被称为“菩萨”（bodhisattva），即追求彻底觉悟的求道者。在每一期生命中，菩萨都必须以利他的善德和精进的禅定来修行，以获得佛所必备的功德。

　　根据佛教轮回的教理，在出生时我们的心灵并不是一片空白，而是带有过去生所积集的业和习气。因此，要想成为佛，就必须最大程度地完善道德与精神上的一切品德，使之达到修行的最高果位。这些品德称作“波罗蜜”（paramitas），即超常的美德或圆满。不同佛教学派所列的波罗蜜稍有不同，南传上座部佛教提倡十波罗蜜行：布施、持戒、般若、出离、精进、忍辱、真实、决意、慈、舍。从无始以来，在生死流转的每一期生命中，菩萨都必须从各个方面来修习这些胜行。

　　促使菩萨如此非凡地勤修波罗蜜行的动力，是他希望佛教常乐我净的涅槃胜果，能够常驻世间的悲悯心愿。这一志向，出自对落入痛苦之网的众生无限的爱怜与同情，是支持菩萨在其每一期生命中，精进修习波罗蜜行的动力。只有当所有波罗蜜胜行修习到尽善尽美，菩萨才能成就佛的无上觉悟。因此，要达到佛的人格魅力，就要依照十波罗蜜的要求来进行修习。就像一块精雕细琢的宝石，佛的人格显现了各种美德的完美与和谐。对于佛来说，十种胜行已臻极致，并融为一个完美的整体。

　　这就说明为什么释尊的诞生对佛教徒来说，会具有如此深远的意义并值得庆赞。释尊的诞生，不仅仅标志著一位大圣贤、一位道德上的导师出现，而且标志著一位世界引导者的出现。因此，在卫塞节我们庆赞释尊的诞生。释尊通过无数过去生的精进修行，而成就了所有令人尊敬的美德，才有资格教化众生通往极乐与和平之路。

　　力求证悟

　　从传统佛学的角度，我想回到人类历史的层面，来简单回顾一下释尊成道以前的生活，以便于我对释尊教诲的精华部分稍作概括，并强调那些与当代生活特别相关的问题。

　　我想强调的一点是，释尊并不是从一开始时便诞生为觉者的。尽管在过去无数生中，释尊已经成就了无量功德，他还必须经历长期而又痛苦的奋斗，才能为自己找到真理。释尊名叫乔达摩悉达多，诞生在喜玛拉雅山麓附近的释迦（Sakyan）小国，位于现在的尼泊尔南部。尽管释尊降生与入灭的时辰不太确定，不过许多佛教学者认为释尊大约生活在西元前563年至483年，但也有部分学者认为要晚一个世纪左右。据传说，释尊是一位很有权势的君主之子，但释迦国实际上是一个宗教共和国，因此其父大概是位统治长老院的首领。作为一位王室青年，悉达多王子在奢华富裕环境中长大。十六岁时，他迎娶了美丽的耶输陀罗（Yasodhara）公主为妻，并在首都迦毗罗卫城（Kapilavastu）过著富足的生活。但是，在此期间，王子日益显得抑郁寡欢。令他深感不安的是，那些一般人视若无睹的头等大事，即有关人生的目的与意义的问题。难道人活著仅仅为了感官享受？仅仅为了获取金钱与地位？或仅仅为了行使权力？或许除了这些以外，还有更真实、更该履行的抱负？当王子二十九岁时，经过对难忍的生活现实的苦苦冥思后，他决定了取舍，认为追求光明远比对权力的继承，或世俗责任的传续更重要。就这样，尽管风华正茂，他剃除须发，披上桔黄色的僧衣，过起了舍离世俗的出家生活，寻求一条从生、老、死反复轮回中解脱出来的道路。

　　出家后的王子，首先参访了当时最杰出的精神导师们，并掌握了他们传授的教义及修行法门，但不久就发现这些教导，不足以引导他达到他所期望的目的。随后，他选择了极端禁欲的苦行之路，为此几乎断送了性命。当苦行的前景暗淡之际，他选择了另一条觉悟之路，一种使适当爱护身体与持续禅坐、深入证悟平衡的修行法门。他后来称之为“中道”，因为这一法门避免了感官上的放纵，与禁欲的苦行两个极端。

　　在吃了有营养的食物，恢复了体力之后，释尊有一天来到尼连禅河（Neranjara River）畔的伽耶城（Gaya）附近，一个风景秀丽的地方，在一棵树（后被称为菩提树）下结跏趺坐，下定了不得觉悟，绝不起座的决心。当夜幕降临的时候，释尊进入了愈来愈深的禅观。根据史料记载，当深入禅观时，在初夜时分，释尊恢复了对无数宇宙劫波中，所经历的过去生的记忆；中夜时分，释尊开了“天眼”，现观众生生生死死、长劫轮回的因果律；到了后夜时分，释尊彻证了存在的甚深真谛，即现实世界的最本质的规律。当黎明到来时，盘坐在树下的，已不再是菩萨，不再是期望觉悟的求道者，而是完成圆满觉悟的觉者，是断尽了所有烦恼、并在这一期生命中，摆脱生死桎梏的佛。根据佛教传统，释尊于三十五岁那年的卫塞月，月圆日（五月十五日）成道。这是卫塞节庆赞释尊生活中的第二件大事：释尊成道。

　　此后的几个星期里，刚刚证得佛果的释尊，仍逗留在菩提树附近，从不同角度，冥思他所发现的真谛。之后，当释尊睁开眼睛看世界时，心中激起了对那些仍为无明所束缚的众生无限怜悯，他决心站出来传播顺向解脱的佛法。随后的几个月里，由于听闻释尊开示的解脱之道，许多人纷纷皈依佛门，释尊的信徒迅速增加。从此直至晚年，释尊每年在印度东北部的乡村、城镇和都市四处行脚，耐心地向所有愿意倾听的大众弘扬佛法。他创立了僧伽教团，以传承他的教诲。佛教僧团一直传续至今，大概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宗教（同样古老的还有耆那教）。此外，释尊还吸引了许许多多虔诚供养佛陀和教团的在家弟子。

　　佛教的宗旨

　　想要弄清楚，为什么释尊的教诲，能在古代印度东北部社会各阶层迅速传播的原因，这是一个不仅涉及到历史上的影响，而且还与当代社会相关的问题。这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佛教在东西方对越来越多的人产生影响的时代。我深信，佛教令人注目的历史成就，及其对当今世界的影响，基本上可以从两个方面讲清楚：其一是佛教的宗旨，其二是佛教的实践方法。

　　关于佛教的宗旨，释尊的教诲是建立在直指人的内心痛苦，这一人类生存的首要问题之上，而不是依赖作为宗教所特有的神话人物和神秘事件。释尊还进一步作出保证，那些将其教诲完完全全地付诸实践的信徒，可望当生觉悟极乐与宁静。一切与此无关的其它方面，例如神学的教条、形而上学的细节，以及礼拜的仪规等等，释尊都视为与觉悟这一头等大事无关而不屑一顾。觉悟就是从执著与束缚中获得解脱。

　　佛法的根本要旨，释尊凝炼为四圣谛的教诲中阐述得很清楚。四圣谛是：

　　（1）苦谛，有关世俗之一切本质皆苦的真理；

　　（2）集谛，关于世间人生诸苦之生起及其根源之真理；

　　（3）灭谛，关于灭尽苦、集之真理；

　　（4）道谛，审实灭苦之道，超脱苦、集二谛，达到寂静涅槃之境之真理。

　　释尊不仅把痛苦和灭除痛苦，当作其教诲的核心，而且以揭示心理上猛然觉醒的方式，来对治痛苦这一问题。释尊从人的内心去追索痛苦的根源，首先是贪婪与执著，进而就是无明，即对世间实相与生俱来的无知。由于痛苦产生于自心，对治痛苦必须从自心开始，也就是用看穿实相的真知灼见。来断除烦恼与妄想。释尊教诲的起点是充满苦恼、忧虑和悲哀的无明之心，终点是极乐的、光芒四射的、悠然自得的觉悟之心。

　　作为跨越其教诲起点到终点的桥梁，释尊提出了一条涉及八个方面，畅通明确而又可付诸实践的修行之路，称为八正道。八正道从（1）对基本存在的实相持有正见和（2）对修行证悟的正思开始，然后通过（3）正语、（4）正业、（5）正命三个有关道德方面的修养，再深入到（6）正精进、（7）正念、（8）正定三个有关定慧方面的修持。一旦八个方面都修行圆满，修学者便能证悟存在的实相，成就修行之果，获得无漏智慧与全然解脱。

　　佛教的实践方法

　　释尊教诲的方法论与其宗旨完全一致。最具吸引力的一个特点是，强调依靠自力，这与其心理上的定位密切相关。对释尊来说，解脱的关键是净智与正见，因此他反对那种众生可望依靠外力而获得解脱的说法。释尊从不把自己视为神明，也不承认自己是救世主，他宁愿称自己是引导信徒走上修行之路的引路人和导师。

　　由于智慧或真知灼见，是获得解脱的主要原因，释尊总是教导其信徒基于自己的理解来追随他，而不是出于盲目的顺从和绝对的信任。他请求求道者研究他的教诲，并根据自己的理性和智力，来判断这些教诲。佛法或佛教是经验性的，只有通过实践和证悟获得，而不是仅仅要人相信的口头教义。要是有人一旦开始身体力行，他将感受到不断增长的欢欣与安宁，当他以清晰可见的足迹向前迈进时，这种感觉将不断扩大、不断加深。

　　给人印象最深的是，释尊开示的佛法，像水晶般的明晰透彻。佛法开放而又易懂，简明但却深邃。佛法将道德纯洁，与逻辑严密融为一体，将崇高理想，与忠实履践融为一体，直至成为验证的实相。通过不同阶段对真理的直接参悟，佛法会即刻按其本原显现，只要我们用之作为修行的准则。如果每一阶段都成功地把握，便会自然而然地，引向更加深入的觉悟。因为释尊论述的是，痛苦这个最具人类普遍意义的问题，释尊的教诲便成了针对全人类的训诫，因为人性基本相同。释尊向古代印度社会各阶层的人们，打开了通向解脱之门，摄受僧侣、王臣、商贾、农民甚至流浪汉。作为普遍性摄受教化的一部分，释尊还向妇女们打开了接受佛法之门。正是佛法的这种普遍性，才使其在印度以外的疆域得到传布，并使佛教成为世界性宗教。

　　有些学者将释尊描述成其它世界的神秘人物，全然对世俗生活问题漠不关心。但是，只要不带任何偏见地阅读早期佛教教规，便会发现这一说法根本站不住脚。释尊传授的，不仅是一条僧尼的修行之路，还是一部崇高理想的法典，用以指引世上的男人和女人。事实上，释尊在弘阔的印度宗教舞台上取得成功，可部分归因于他面向在家弟子的新的教化模式，使得世上的男男女女，能够将他们繁忙的家庭生活和社会责任，与对佛法固有准则的持守和坚定的信仰结合起来，释尊规定在家弟子遵守的道德规范由五戒组成，即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道德上的良好表现，取决于与这些戒律相应的内在品质：即对一切众生的怜爱和同情，诚实地与他人相处，忠实于自己的婚誓，实话实说，以及头脑清醒。除个人道德规范以外，释尊还制定了父与子、夫与妻、业主与从业人员之间的道德准则，以期促成一个在各个层面上都显得和谐、安宁、亲善的社会。释尊还向君主们阐述了他们对其臣民的职责。这些开示表明，作为一位敏锐的政治思想家，释尊完全懂得，只有当权者将人民大众的福利当作自己个人的利益一样去对待，国家和经济才有可能繁荣昌盛。

　　涅槃及其以后

　　卫塞节庆赞的第三件大事，是释尊的涅槃。在《大般涅槃经》中，载有释尊入灭前最后几天里发生的生动而又感人的故事。在积极行化四十五年之后，于八十岁时，释尊意识到自己即将舍寿。临终之际，释尊拒绝指定任何继承人，而是告诉所有弟子，在他入灭以后“以戒为师”。对那些过度悲哀的弟子，他一再重复开示“诸行无常”这一无可怀疑的真理，即便是觉者的肉身也一样。他请求弟子们提出有关佛教教义与修行方法的问题，并勉励他们为成就解脱而努力精进。随后，释尊右胁吉祥而卧，安详地灭度，进入“灭却烦恼、不滞生死的涅槃境界”。

　　释尊灭度三个月后，已证解脱的五百弟子在王舍城（Rajagaha）举行佛典结集，以汇集释尊的教诲以流传后世。结集成的三藏，给后代留下了系统的佛教法藏，使其能有法可依。在释尊灭度后的最初二百年间，佛教依然慢慢地不断传布，尽管其影响仅限于印度东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到了西元前三世纪，发生了一件改变佛教命运的事，把佛教推向成为世界性宗教之路。在经历了一场千百万生灵惨遭杀戮的血腥战役之后，孔雀（Mauryan）王朝第三代君主阿育王（Asoka）转而如饥似渴地信奉了佛教，以抚平他痛苦的良心。他从佛法中得到灵感，决心以正义而不是武力来建立社会秩序。他在法令中宣布了这一新政策，并将法令刻在遍及整个王国的石碑和石柱上。在阿育王本人皈依佛门的同时，他并没有把自己的宗教信仰强加给别人，而是把他所理解的佛法的基本观念，作为正义的准则来弘扬，佛法给日常生活带来幸福与和谐，命终之后亦会有好的归趣。

　　由于阿育王的护持，佛教僧侣们召开宗教会议，决定向印度次大陆及其周边地区，派遣使团传布佛法。从佛教史的角度来看，这一举措最见成效的是，阿育王之子摩哂陀（Mahinda）比丘为首的使团，在斯里兰卡的弘法活动。不久后，阿育王之女僧伽密多（Sanghamitta）比丘尼也尾随而至。这对王室兄妹将上座部佛教传到了斯里兰卡，至今依然兴盛。

　　佛教在印度本土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从而形成了佛教史上的三个体系。第一阶段经历了原始佛教的传布，以及由于教义上次要观点的不同，而分化为大约十八个部派。在这些部派之中，流传至今的只有上座部佛教。在更早一些时候，上座部佛教就在斯里兰卡、也许还在东南亚的一些地区生根发展。在这些地区，由于相对远离印度次大陆上那些导致佛教转向的地区的影响，佛教反而得以繁荣。如今，作为早期佛教的后代，上座部佛教盛行于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和老挝。

　　大约自西元前一世纪开始，一个新的佛教体系逐渐形成，其宣导者称之为大乘佛教（Mahayana），以区别于那些早期出现的，他们称之为小乘佛教（Hinayana）的另一体系。大乘佛教徒对菩萨的修行生涯作了详细说明，将之视为佛教的共同理想，同时还提出了般若空观或“空性”是一切现象的真实本性的基本观点。由诸如龙树、无著、世亲和法称等，杰出思想家阐发理论的大乘经典，鼓励大胆鲜明的哲学学派。对普通信众来说，大乘经典谈到了那些能够帮助虔诚信众的佛与菩萨。自西元以来的最初六百年间，大乘佛教起先传入中国，又由中国传播到越南、朝鲜和日本。在这些国家，佛教发展为较之印度原始佛教，更适合于远东地区思维方式的新的学派，在这些学派中被广为接受的是禅宗，如今已广泛流行于西方国家，大约到了西元八世纪，佛教在印度逐渐形成历史上的第三个体系，即以秘密经文怛特罗（Tantra）为依据的金刚乘佛教（Vajrayana）。金刚乘佛教接受大乘佛教的教义，但附加上旨在加速开悟的祈祷仪式、神秘符咒及复杂的瑜伽修炼。金刚乘佛教由印度北部传入尼泊尔、西藏和喜玛拉雅山其它地区，迄今在西藏佛教中占支配地位。

　　在整个漫长的传播历史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佛教完全以一种和平的方式赢得人心的能力。佛教总是以戒律和榜样的方式来传布，而不是强迫信仰。传布佛法的目的，并不在于让人改变信仰，而是在于向他们指出通往真实、快乐与安详之路。一旦某个民族或某个地区信奉了佛教，对于这个民族或这个地区而言，佛教已远远不只是宗教信仰，而是圆满人生的源泉。那些受佛教启迪而创作出来的哲学、文学、绘画及雕塑等方面的伟大作品，可以与任何其它文化所取得的成就相提并论。佛教影响了社会、政治及教育，佛教引导著君主与臣民，佛教还规定了使其信徒按正常秩序生活的道德规范、生活习俗以及礼仪规则。尽管从斯里兰卡、蒙古再到日本，佛教文化的特定形式差别很大，但全都弥漫著那种难以觉察但又绝不会弄错的特色，使他们成为确定无误的佛教。

　　佛教在印度消失以后的若干世纪内，不同佛教体系的信徒，几乎处于相互隔绝状态，很难了解彼此的存在。然而，自二十世纪中期以来，不同体系的佛教徒开始互相影响，并逐渐确认彼此共同的佛教特性。当前，在西方国家，大乘、小乘、金刚乘三个主要体系，自印度佛教衰亡以来，首次在同一地域并存。这种紧密的关联，必然导致彼此之间的交融，或许还会导致出现完全有别于所有传统佛教的全新体系。在西方国家的佛教还很年轻，很难对其作长期预测，但我深信，佛法将在这些国家长存，并与西方文化相互影响。我们期待两者均能兴旺发达。

　　释尊的教诲与当今世界

　　在最后一部分中，我想简单讨论一下释尊的教诲与我们当代相关的问题，因为人类即将进入新世纪。我特别感兴趣的特征是，佛教的教义与实践有益于从哲学、心理学、医疗卫生到生态学的广泛领域，却并不强求运用这一精神财富的人们皈依佛门。在此，我想集中谈谈佛教教义在公共政策形成过程中的含义。

　　尽管人类在科学技术上取得了巨大发展，并在许多方面大大改善了生活环境，但我们仍然发现人类面临一些全球性的问题，无论我们下多大决心，试图依据现行原则来解决这些问题，但都是徒劳的。

　　这些问题包括：一触即发的区域性种族之间与宗教之间的紧张关系，核武器的不断蔓延，忽视人权，贫富差距日趋扩大，毒品、妇女与儿童的国际交易，地球自然资源的耗尽，以及对自然环境的掠夺等等。从佛教的角度，当我们把这些问题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时，最引人注意的是，其本质上的征兆特性。尽管其外在表现不同，它们实际上是同一根源的诸多显现。这一根源就是感染我们社会肌体的，深藏而又隐蔽的恶性精神肿瘤。这一共同的根源，大致可以简单地表现为这样一个特性，即顽固地坚持把狭隘而又短期的个人利益（包括我们恰好置身其间的社会或种族利益），放置到全人类更广泛、更长期的利益之上。对大量这些令人苦恼的社会苦难，我们很难作出适当的解释，除非我们从潜伏其后的人性本身的强烈欲望中去寻求答案。这种欲望常常驱使人们去追求分裂而又有限的目标，甚至当这些追求最终只会导致自我毁灭时也一样。

　　释尊的教诲为我们提供了两种很有用的工具，以帮助我们从这一困境中解脱出来：其一是佛法对人类痛苦的心理根源精辟而又讲求实际的分析；其二是佛法明确开示的解决问题必经的道德与精神上的修炼。释尊阐明人类痛苦（无论是个人痛苦还是社会苦难）的潜在根源，是称为三毒的三种有害于身心的内在因素—贪、嗔、痴。传统佛教教义将三毒描绘为导致个人痛苦的原因，但如果从更加宽广的角度来看，我们仍可将它们视为导致社会、经济、政治困境的根源。由于贪欲的盛行，世界变成了一个全球大超市，在那里人们降格为消费者，甚至成为商品，而我们星球上必不可少的资源却惨遭掠夺并置后代子孙的利益于不顾。由于嗔恚的盛行，国家间与种族间的意见不和，成为了怀疑与敌对的滋生地，引发出暴力行为和世代冤仇，永无止尽。愚痴则用不真实的信念与政治思想，支撑著贪与嗔二毒，从而使二者所策动的政策合法化。

　　尽管为了对治当今世界各处呈现的多种形式暴力与非正义行径，必须改进现有社会结构与政策，但仅仅这些改进不足以把人类引入一个真正祥和与稳定的时代。从佛教徒的角度，我想说，除所有其它方面的努力之外，最最重要的是建立视他人本质上无异于自己的新观念。这可能相当困难，我们必须学会把自己从个人利益的顽固影响中解脱出来，并上升到视所有人的幸福如同自己的幸福一样重要的整体观念。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从此刻置身其间的个人，或民族利益中解脱出来，并代之以欣然接受优先考虑他人利益的“以宇宙为中心的行为准则”。

　　这种以宇宙为中心的行为准则，取决于对治三毒的三种准则：

　　（1）我们必须用包容一切的宽宏、互助与合作来战胜谋取私利的贪婪；

　　（2）我们必须用仁慈、忍让与宽恕来替代仇视与报复；

　　（3）我们必须认识到世界是一个相互依赖、相互交织的整体，因此发生在世界上任何地区的不负责任行径，将对其它地区产生潜在的有害影响。

　　这些从释尊教诲中获得的准则，是以宇宙为中心的行为准则的核心，极易为世界上所有宗教所赞同。

　　作为上述行为准则的独特内容的基础，是我们内心深处那种一心想在个人生活与社会政策中体现出来的良知，其中最主要的是慈与悲。由于慈心，我们认识到，就像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过幸福而又安祥的生活一样，别人也希望过幸福而又安祥的生活。由于悲心，我们认识到，就像我们每个人都不情愿遭受到痛苦与折磨一样，别人也不情愿遭受痛苦与折磨。一旦我们懂得与他人有著共同的感受，我们就会像期待别人善待我们一样，去以仁慈与关怀对待他人。这一原则必须应用到公共关系上，同样也必须应用到个人关系上。我们必须学会把别的社区视为本质上无异于我们自己的社区，有权利获得与我们社区所希望得到的相同利益。

　　呼唤以宇宙为中心的行为准则，不是基于道德上的理想主义或一厢情愿的想法，而是基于坚实的实践基础。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在日益扩大的范围内追求狭小的个人利益，将有损自己真正的长期利益；崇尚个人利益之路将导致社会分裂与生态毁灭，这样我们赖以生存的社会分枝也就被锯断了。用人类共同的利益来替换狭小的个人利益，最终将有利于自身的基本利益，因为个人利益与社会和谐、买卖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的自然环境密不可分。

　　释尊指出，在世间一切事相之中，对善与恶最具影响力的是心。人民之间、国家之间的真正和平，植根于一切众生内心的安详与友善。这种和平景象的取得，不可能仅仅依靠物质进步、经济发展和技术革新，还需要道德与精神上的文明。只有以改变自我的方式，我们才能朝著安定与和睦的方向去改变世界。这就意味著，为了人类能在这个日益变小的星球上和平相处，我们面临的不可回避的挑战是认识自己、掌握自己。

　　正是在这一点上，释尊的教诲变得特别适时，甚至对那些尚未准备信奉佛教及其教义的人们也一样。通过对人类痛苦的根源是人类自身的烦恼的诊断，释尊向我们指出了个人和集体问题的潜在本原，同时指出有效地治理世间一切问题的关键所在是我们的内心，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能直接抵达的地方，为此释尊建议我们采用道德与智力上的修行实践。值此人类进入新的千年之际，无论我们信奉那种宗教，释尊的教诲给所有人提供了使世界变得更加安详、更加和睦所必需的行为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