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川石窟—剑川县—云南寺院

　　剑川石窟
　　剑川石宝山位于剑川县城西南25公里处，因山上的红砂石成龟背状裂纹，如狮似象像钟，得石宝之名。
　　山中开凿于唐宋年间的石窟，享有“西南敦煌”的美誉，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些艺术瑰宝有：17个雕刻精细、形象生动、内容独特、地方民族色彩浓郁的石窟。这些石窟分布在石宝山的石钟寺、狮子关、沙登箐3处，绵延六七公里的地带，约造像140躯。石窟所选细奴逻、阁逻凤、异牟寻三代南诏国主，是三个极有代表性的人物。透过这些形象，反映了南诏一代历史。它既是南诏艺术珍品，也是富贵的民族史料，为后人研究南诏的政治、军事、文化，以至服饰、风尚等都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其次是栩栩如生的宗教人物。在石窟中雕像最多的，是宗教人物。如观音、阿难、迦叶、文殊、普贤、八大名王、多闻天王、增长天王等等。这些形象，大都雕刻精细，形象生动各有个性。如，同是观音，在雕刻家的手下，形象各不相同：有悉面观音、甘露观音、细腰观音等等。到石宝山旅游的最佳时间是农历7月末8月初，一年一度的传统歌会令人流连忘返。剑川距昆明499公里，大理汽车客运站有班车前望剑川。   

　　大理白族自治州剑川县境内的石宝山，属于云岭山系老君山脉的一支。它北距剑川县城25公里，南距大理市下关120公里。山中森林茂密，佳木成荫，兰谷幽深，众多古刹点缀其间，更有满山奇石，自然天成，鬼斧神工，令人叹为观止。这里的石头都是石质松软、渗水力极强的红砂石，雨水季节，满山的红砂石吸足了水分，到了干季，日晒天干。石头内热外凉，内部的水汽蒸腾而出，致使石头表层不堪其苦，绽开道道裂纹以泻其气，天长日久，石头表面纹理交织，仿如朵朵绽放的石头花，“石宝山”因此而得名。
　　石宝山景区面积达50平方公里，被誉为“南天瑰宝”的石钟山石窟，就分布在景区内的石钟寺、狮子关、沙登箐三个片区。
　　石宝山是相对较大的地理概念，石钟山只是它的一个支脉。从山门趋车而人，距山门不远处就是海云居，沿箐底顺溪流而上l公里左右，就抵达悬空而建的宝相寺。从宝相寺一路上行，沿途层峦叠翠，峰回路转，8公里左右就能到达狮子关。从狮子关沿石径直趋谷底，一下一上之间，石钟寺忽在眼前。在这里远可眺望沙溪坝秀美的田园景色，近即可观南诏大理国石刻造像。
　　剑川石钟山石窟属于第一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然而自开凿以来，直至20世纪中叶，一直鲜为外界知晓。唐、宋、元三代的历史文献，不论是正史还是稗官野史，甚至是地方志乘，均只字未提及石钟山石窟。只有一批批虔诚的佛教徒、香客、村夫野老来此游览、进香，并在石壁上留下了备受当今考古学家关注的“到此一游”之类的“涂鸦之作”。到了明代，谪滇状元杨慎、白族学者李元阳等名士才人深山、探古迹，在石钟寺留下了《重游石宝山记》和《石宝山碑记》等墨宝。李元阳曾两度登临石宝山：第一次是明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与杨慎同访；第二次是在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1562年)，并在石钟寺菩萨像旁留有诗作，在狮子关留有题字。然而李元阳纂修的万历《云南通志》和谢肇涮的《滇略》对石钟山石窟的记载仍仅有寥寥数语。
　　继李元阳之后，我国明代著名的旅行家、地理学家徐霞客于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二月十六日登临石宝山。由于当时石钟寺庙宇倾圮、凋零，徐霞客从寺旁匆匆而过，与精美的石刻造像失之交臂。徐霞客之后登访石宝山的名流学士、高僧有明末清初的担当和尚、清康熙大理府通判黄元治、雍正时任剑川知州的高为阜、乾隆剑川儒学训导师范、道光末咸丰初的剑川学正赖钟俊、丽江纳西族诗人桑映斗等。他们的诗文、游记中对石钟山古代石刻造像有所提及，但都未能细述。
　　对石钟山古代造像较为系统地描述，始于清末民国初赵宗瀚纂辑的《石宝山小志·金石篇》。此《小志》成书于民国11年(公元1922年)，是手抄本，现收藏于云南省图书馆，未曾刊印过。书中赵氏只对石钟寺及狮子关的石刻作了流水式记录，而对沙登箐区的石刻造像未述及。1939年，纳西族学者李霖灿独自一人对石钟山石窟进行了考察，并写成调查报告《剑川石宝山石刻考察记》，成为第一位系统考察石钟山石窟的现代学者。1944年，剑川籍考古学家李家瑞到石钟山石窟进行调查，首次将照相方法应用于石钟山石窟的研究工作。由此，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剑川石钟山石窟日渐受到政府和学术界的关注。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剑川石窟的调查、研究、保护工作已取得了重要的成绩。根据云南大学、北京大学联合考古队1999年的考古调查，剑川石窟共17窟，233躯造像；雕刻各类用具器物138(个、件)；雕2个仿宫殿式窟门；雕刻1个仿屋式建筑窟门；雕刻1个仿殿堂式窟门；造像题记5则；碑碣5通；大理国盛德四年墨书题记l则；游人题记4-4则。石窟内有南诏天启十一年(公元850年)和大理国盛德四年(公元1179年)题款，可知石钟山石窟开凿已有900～1000多年的历史。
　　在石钟山石窟中，石钟寺窟区l号窟“异牟寻议政图”、2号窟“阁罗凤出巡图”、5号窟“愁面观音”、6号窟“明王堂”(“大日海会”)、7号窟“剖腹观音”、8号窟“阿盎白”，狮子关窟区l号窟“波斯国人”、3号窟“全家福”、4号窟“梵僧”，沙登箐窟区卜号窟纪年题刻、2号窟“阿嵯耶观音”、4号窟“毗沙门天王与大黑天神”以及新发现的7号窟线刻“梵僧观世音”，总计13个窟，是剑川石钟山石窟最具特色的部分。
　　总的说来，石钟山石窟规模偏小，造像数量偏少，但内容庞杂，地方民族特色突出，是中国境内少有的精美石窟之一。
　　石钟山石窟群分石钟寺、狮子关、沙登箐三个窟区。石窟的主体部分，即石钟寺窟区，其造像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石钟寺窟区的2～8号窟刻在同一岩体上，是同一时期的作品，最后的8号窟(阿盎白)开凿于大理国盛德四年(1179年)，而1号窟“异牟寻议政图”则单独刻在另一岩体上，显然为2～8号窟完工之后所补刻。
　　剑川石窟的阿嵯耶观音、梵僧等造像体现了南诏时期云南佛教密宗的特点。王者、愁面观音、波斯国人、阿盎白等造像，则是石钟山石窟独有的。有的学者认为，石钟寺区2～8号窟是有组织、有计划开凿的密宗道场；石钟寺区的石窟，与《张胜温画梵像卷》及《南诏图传》一样，系统反映了云南的佛教发展史。有的学者则于脆把它称为“人生一卷书”，由阿盎白出生，至地藏菩萨处而终。
　　石钟山石窟群开凿时间，史籍没有记载。有年款的重要题记有三处：一为沙登箐窟区1号窟“天启(题刻原为繁体，作“瞢”)十一年七月二十五日”石刻题记，天启是南诏王劝丰佑的年号，“天启十一年”即公元850年；另一处是狮子关梵僧左肩外侧“盛德四年六月七日造像”题记；第三处为“阿盎白”窟的“盛德四年”题记。“盛德”为大理国第十八代王段智兴的年号，“盛德四年”就是南宋淳熙六年，即公元1179年。
　　有的观点认为，“天启”实为段氏大理国第十四代国王段正明的第三个年号“天佑”。因为“启”的异体字“启”与古体“佑”字字形颇为相近，前人误将“佑”字断为“启”字。实际上，题记中的“启”字是非常清楚的。近年来，学术界对南诏大理国年号的考释，取得了重要进展。诸种“南诏大理国年表”之中，“天启”年号使用超过了十一年，而“天佑”仅有六年。因此，将“天启”释为“天佑”是很勉强的。
　　沙登箐1号"天启"年款石刻题记(拓片)
　　更重要的是，对沙登箐1号窟的研究，前人只注重下层造像及“天启”年号造像题记，对于上层5龛却从未深入探讨。其实，上层开凿的时间较诸下层为早。其中又以右起第二龛开凿时间为最早。这就是说，沙登箐1号窟上层佛龛开凿的时间，应早于南诏天启十一年(公元850年)，当在初唐时期。
　　因此，石钟山石窟开凿的时间应始于公元7世纪前叶，即南诏前期，盛于大理国盛德年间，历经南诏到大理国数百年开凿而成。有迹象表明，石窟造像并没有完工，似乎是突然停顿下来，大理国盛德年之后，不知发生什么变故，石窟的开凿活动骤然而止，此后就再也没有恢复工程。盛德年间发生了什么?令人遐思不已。
　　南诏大理国佛教史上，“天启”“盛德”“大宝”等年号，反复出现，似乎隐藏着我们所关心的历史秘密。“天启”年号首见于石钟山沙登箐1号窟。《南诏野史》记载昆明东寺塔建于天启年间，后来，考古学家在修缮东寺塔时发现了模印有“天启十五年”纪年铭文的塔砖。“大宝”年号最早见于20世纪30年代祥云县发现的“买地券”之中。洱源县三营火焰山塔，有“大宝七年”的纪年砖。“盛德”年号三见于石钟山石窟。大理国《张胜温画梵像卷》，完成于“盛德五年”。四川西昌、云南腾冲发现的大理国火葬墓，有“盛德二年(公元1177年)”的题记。
　　盛德年间，是剑川石钟山石窟开凿的重要时期。从目前的情况推断，剑川石钟山石窟的石刻造像，开凿时间有先有后，性质也不尽相同。沙登箐区最早，造像古拙，窟龛规模小，属于供养龛，且都是单佛龛；狮子关区窟龛规模小而分散，“梵僧…‘全家福”造像题记说明了供养的性质。因此这两个区的造像，都属于个别施主供养、开凿的窟龛。而石钟寺区的造像，无论从规模、布局、技法、各窟龛之间的叠压与打破关系、内容的连续性等方面综合考察，都应该是有组织、大规模、高水平、高层次的开凿活动的结果。石钟寺区石窟中的人物造像、窟龛的布局、人物表情、宫廷仪仗、服饰器用等，都能准确地表达当时的历史事实。因此，必定有一个对当时的上层社会生活有深刻的认识，对佛教义理具有深刻研究的人规划并主持了石窟的开凿。它不可能是民间施主所凿。
　　从题材、年代、粉本、文字依据各方面考察，石钟山石窟是“南诏大理国文化一体化”的具体表现，石窟与《张胜温画梵像卷》关系密切，并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追根溯源，此种一致性亦可在《南诏图传》中找到。
　　大理国时期的造像与佛画，常刻绘南诏时期的观音像，刻绘南诏王者像。《张胜温画梵像卷》与石钟山大理国时期刻凿的石刻造像，不论是题材还是造像艺术，都有明显受南诏时期成画的《南诏图传》影响的痕迹，反映了大理国对南诏宗教的强烈认同意识。没有大理国对南诏宗教的认同，就不可能在大理国佛教造像或佛教绘画中找到众多有鲜明南诏特点的佛教造像或绘画，就不可能在大理国造像或绘画中数次看到南诏王者的雕像或图像。
　　各种迹象表明，主持《梵像卷》绘制工作的张胜温，极有可能就是石钟寺区石窟开凿工程的总设计师与总指挥。
　　任何一个石窟的出现，都有其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南诏大理国地处印度、缅甸和我国西藏、四川之间，它受汉族文化的浸染，同时还融合了佛教文化、藏文化等因素，剑川石钟山石窟作为南诏、大理国最高的石刻艺术成就，留下了外来文明的痕迹。
　　南诏的统一与发展，是剑川石窟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剑川是南诏与吐蕃之间的战略要冲。剑川沙溪，至今仍保留了茶马古道上最早的“四方街”——四登四方街。四方街广场周边，一是滇西名寺兴教寺，一是被列为世界纪念性建筑的古戏台，还有成排的店铺。沙溪四登街，不仅是茶马古道上的交通要冲与商贾云集之地，更重要的是，它是连接滇西四大盐井——弥沙井、诺邓井、乔后井、拉鸡井的枢纽。古代，盐为专卖品，沙溪为食盐的中转站，经济地位是何等的重要。
　　剑川石钟山石窟，是开启南诏大理国历史文化神秘大门的一把金钥匙，举凡宗教仪轨、衣着服饰、宫廷仪仗、南诏王形象、建筑营造法、民间歌会等等，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活生生的资料。如果与《蛮书》、《南诏图传》、《张胜温画梵像卷》等文献、图典相比照，我们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复原南诏大理国的社会生活，让尘封的历史走出高山深谷，走出文阁书闺，重现昔日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