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德县贡巴寺—海南州—青海寺院

　　一、创建经过
　　贵德县藏、汉族人民绝大多数信奉佛教。解放前，全县有格鲁派（黄教）寺院三十多座。在这些寺院中，贡巴寺堪称是佛位最高、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古刹名寺。它的全称，藏语叫贡哇扎仓特三木达尔杰林，汉语叫贡巴寺闻思昌隆院。贡巴是“贡哇”的谐音，为历史上贡巴部落的称谓。基于该寺一向代管珍珠寺，而藏语谓珍珠寺之释迦佛为“觉”，故又有吾觉扎仓之称。
　　贡巴寺座落在贵德盆地东南隅，距县城河阴镇约三、四公里。寺院四周村庄密布，阡陌纵横，清溪长流，粮果并作，不派农区川水景观。长期居住在这里的香巴（又称贡巴）、麻巴、沙乃、子格四族，历来是贡巴寺的寺属部落。随着岁月的推移，这四族现合并易名为贡巴村和麻巴村，户数和人口由清朝末年的二百余户、八百余人，发展到八百多户、近三千人。他们世代以农为业，亦耕亦林亦牧，出产丰盛，生活富足，是贡巴寺得以生存的主要社会、经济基础。寺院的土地（约120余亩）、林园（成材林19，000余棵）、牲畜（仅牦牛150余头）等，也出租给这些寺属部落经营。
　　相传在元末明初，贡巴和麻马部落就已经各有一座小寺。当时，这两座小寺均实行萨迦派（也称花教）的教规，允许僧人娶妻生子，每逢宗教节日，僧侣都聚到寺里参加佛事活动，其余时间则各自回家从事农业生产。时至藏历第八饶巡（公元1447－1507）初，即明弘治年间，贡格噶居巴贤哲从西藏学成归来，在他的积极倡导下，将这两座小寺合二为一，并正式命名为贡哇扎仓特三木大尔杰林。这便是贡巴寺创建之始，迄今已有五百三十余年历史。萨迦派的教规亦为贡格噶居巴所沿用，直到公元一七○三年（康熙四十二年）参直合一世更登东主接管寺院后，才逐渐加以革除，改为黄教寺院。
　　贡格噶居巴一世大力集资，大兴土木，一举建成大经堂和八、九十座小经殿。嗣后，参直合一世和二世又增修了弥勒佛殿及上下两院小经堂。参直合三世和四世也不遗余力，陆续扩建了大批僧舍和两座宝塔，并把寺院四周的围墙翻修一新。这样，遂使贡巴寺成为由许多殿宇、经堂、佛塔、僧舍组成的、汉藏两种风格结合的建筑群，成为贵德地区颇负盛名的佛教胜地。“文化大革命”前，全寺有各种房屋三千零二十三间，其中大经堂一百二十六间、上经堂七十间、下经堂七十间、普贤文殊殿（由原弥勒佛殿改建而成）五十七间、昂欠四处六百四十间、“吉哇”六处三百六十间、僧舍一千七百间。它的全盛时期，有寺僧五百余人。
　　二、灾难与现状
　　沧海桑田，星移斗转，贡巴寺在漫长的历史中也饱经不幸与劫难。
　　明、清王朝推崇佛教，藏语系佛教盛兴，但百姓负担日益加重，年羹尧给清廷的平叛奏疏中写道：“番民交纳喇嘛租税与纳贡无异。”清雍正五年（公元1727，西宁办事大臣达鼐和总兵周开捷奉命整顿寺院，严禁寺院向邻近部落收租要粮，规定地方政府给僧侣发放“衣单银两”即生活费。贵德地区规定每月给每个僧侣发放白面或炒面四十二斤、衣单银一两，但贡巴寺四百多人一年得到的粮食每人还不到三百斤，衣单银更是分文没有。结果，造成众僧饥饿难耐，纷纷出走，四处念经化布施求生去了，寺院一度成了空院。
　　清同治六年（1867），贵德地区发生回乱，祸及各黄教寺院，贡巴寺曾一片火海，大经堂、弥勒佛殿等许多建筑物一夜之间化为灰烬，有十余名僧侣死于非命。六年后（公元1873年），塔秀活佛二世切群尖措注慷慨解囊，重金相助，贡巴寺等八座寺院先后得以修复。特别在修复贡巴寺时，他和他的襄佐（管家）出了不少好主意，建议将弥勒佛殿改建为普贤文殊殿，并亲自从同仁五屯请来技艺高超的塑像家玛尼吉布，精心修缮了文殊、普贤、观音、金刚手等菩萨塑像。竣工后，他又给寺院赠送了柱面幡、幪幔、帷幕和存放大藏经《甘珠尔》的书架等物。对于塔秀活佛切群尖措的显赫功绩，贵德地区的信众至今不忘，有口皆碑。值得顺便一提的是，当时修复各寺所用的木料主要是砍伐回民迁离贵德时留下的树木，用工则完全由各寺的信教群众承担。
　　辛亥革命埋葬了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清皇室中的一批复辟分子不甘心灭亡，秘密组织“宗社党”，以期东山再起。一九一五年十月，“宗社党”骨干分子爱新觉罗·吕光等窜到甘南拉卜楞寺和同仁保安一带，欺骗一些佛教信徒，组织了“复清会”。甘肃督军兼省长张广建命令马麒剿办，马麒派马麟、马海渊率部进剿。一九一七年，吕光逃到贵德贡巴寺附近，在僧侣喜饶达里帮助下潜入寺内，后又由喜饶达里助他外逃。马麟的追兵将贡巴寺团团围住，当场杀死喜饶达里等数名僧侣，并抓走了几名老僧，扬言要放火烧寺。为了保全寺院，寺院只得忍痛开库，任马军劫掠一空。传说这天清晨，寺主参直合三世在塔尔寺自己的佛邸里特意要厨师银巴为其煮了一碗奶茶，喝完后面对贵德方向说道：“今天贵德很热闹，但贡巴寺大难临头，我要去看看。”说罢跌坐园寂。这显然是题外话，弃之可惜，随录于此。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在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各族信教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彻底翻身解放，而且开始享受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力。贡巴寺同其他寺院一样，也曾有过相当可观的发展。但是，在十年浩劫期间，林彪、“四人帮”鼓吹“全面专政”，取缔合法的宗教团体，使这座故刹遭受了前所末有的严重破坏，寺院的房屋几乎全部被拆除（仅剩下十几间厨房），爱国的宗教上层人士被诬为“牛鬼蛇神”，驱赶到农村实行专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中共贵德县委和海南州委批准，贡巴寺于一九八一年重新获得开放。一九八五年，省、州人民政府又拨款四万九千元，支持该寺重建大经堂、参直合四世佛邸和菩提塔，现在已基本竣工。目前，共有僧侣五十人（住寺的三十四人，不住寺的十六人），其中完德十四人，寺内的各项活动正走向正轨。
　　三、同其他寺庙的关系
　　在安多藏区众多的寺院中，贡巴寺与塔尔寺最为密切，同夏琼寺、拉加寺等也有往来关系。贡巴寺成为塔尔寺的直属寺，始于参直合一世。参直合一世更登东主是一位杰出的佛学家，一生颇多建树，不仅在安多地区享有盛名，其影响还远达西藏及祖国内地。他的后半生一身二任，除主持贡巴寺外，还致力于塔尔寺的兴旺发展，在六十七岁高龄时出任塔尔寺法台。正是他使这两座寺院结下亲密无间的友好关系。之后，参直合二世、三世和四世都做过塔尔寺的法台，塔尔寺的各主要活佛，包括现在的却西活佛，也常到贡巴寺传经说法。
　　珍珠寺、长佛寺、乜纳塔、色尔加寺和乜浪寺为贡巴寺的代管寺或所属寺，基本分布于贵德“三河”地区。这些寺庙于一九五八年宗教改革中解体，佛殿在“文革”初期被毁，现均在修复。
　　珍珠寺同贡巴寺毗邻，近在咫尺。它即无寺主，也无僧侣，历来由贡巴寺代管，寺内有正殿（二层六间）、观音殿（正三偏四）各一座，厢房三十二间。正殿虽小，但用料金贵，造型优美，佛像栩栩如生，光彩夺目。它的殿脊以琉璃瓦复盖，殿顶有铜质度金宝塔，塔底直径四米，高五米，公一九五四年维修时就耗费黄金二斤半。尤其是殿内的释迦牟尼三世诸佛的巨型坐像，和大门两侧的四大金刚立象，皆以高超的五屯艺术仿照拉萨大照地的式样塑造而成。佛像祭祀台上设有大小不等的银质酥油灯数十盏，最大的（高一米三，宽八十公分）可盛酥油七十多斤，最小的也可盛酥油八、九斤。因此，每到重大宗教节日，特别是三月十五守斋节，安多、康巴、卫藏乃至印度的善男信女纷至沓来，场面十分壮观和隆重。可惜此殿已不复存在，其他房屋现为河东乡占用。据信，萨迦班智达的弟子隆主嘉措，应元太宗窝阔台的太子阔端的邀请，在前往凉州（今甘肃武威）途中寻访乜纳塔，用阔端馈赠的一参珍珠做资在贵德修成一寺，这就是珍珠寺。明万历丁酉年（公元1587年）秋立碑，伕名氏著有《旃檀端祥来仪记（珍珠寺碑记）》，后由姚钧收入《贵德县民稿》。
　　长佛寺又名白佛寺，座落在距贡巴寺十五公里的黄河南岸，以一块自然形成并能发光显示三个梵文字母的大白石为内藏物，故也称白佛寺。“长佛寺”的传说神奇：原计划佛殿只修二层，工序是先塑像后造殿。当佛殿建至两层时，原先塑好的佛像突然长高，佛殿被迫加高一层，后佛像又继续长高，木工无法，用鞋子在佛像头上打了一下，才不长了。贵德地区的藏族群众对此佛特别信奉，敬若神明，许多汉族信徒也到这里拜佛求子。该寺占地面积约四亩，两座佛殿为土木结构，常年由贡巴寺派僧人管理。寺内有一块汉文石碑，现犹存。
　　乜纳塔，《西宁府新志》上记载为“弥勒寺”，据说建造年代比珍珠还要久远，塔内藏有藏王赤热巴巾的发髻。该寺位于贡巴寺西五公里处。
　　东沟的色尔加寺和东山的乜浪寺，规模不大，建筑一般，各有寺僧三四十人。
　　四、建筑及文物
　　贡巴寺占地面积四万六千六百六十九平方米，呈长方形，四周围墙高五米，宽一米，全长八百八十米，以青砖、土坯各半砌成。院内大小建筑物皆坐北朝南，大经堂紧靠北墙正中，东与普贤文殊殿为邻，西南有上经堂、西北有下经堂。这四座经堂均为两层，土木结构，是建筑群之主体。寺主参直合佛邸在东南角，香查佛邸在西北角，塔秀活佛和宗格活佛的宫室并排于东墙边。贡巴、麻巴、沙乃、子格等六个“吉哇”和为数众多的僧舍，恰到好处地散建在各大建筑物之间。院外，西面和北面有时轮宝塔、自在圆满四门宝塔各一座。东面有一道山梁，称格尔哇岗，是每年正月十五晒放堆绣、卷画、佛像之所。北面不远处有一眼清凉甘甜的泉水。整个寺院布局严谨，错落有章，浑然一体，在建筑风格上融藏汉艺术于一体，整齐美观，古朴典雅。它充分显示了藏族人民的聪明才智以及藏、汉人民之间源远流长的亲密关系和兄弟情谊。
　　大经堂藏语叫“措尔多轰”，它既是建筑，又在象征意义上是贡巴寺宗教组织的最高权力机构。经堂为藏式平顶建筑，分前后院，并设有长廓，建筑面积达一千三百五十二平方米，经堂内矗立的四根一米二见方的通天柱，不仅雕有优美的图案，面且外裹绒毯和色泽绚丽的丝绸飘带、幢、幡等装饰品。经堂的墙体以刻有花边图案的条石和圆珠砖、青砖、鞭麻等混合砌成。经堂正中供奉着一尺高的镏金释迦牟尼像和馏金铜无量寿佛、释迦牟尼三世诸佛、顶髻尊胜佛母、观世音菩萨、八大药王、十一面观音等佛像。据说释迦牟尼馏金像来自印度，能散发出阵阵香味，十分珍贵。左右两侧供有馏金宗喀巴师徒像三尊、宗喀巴大师主奉金刚五尊、燃灯佛像五尊，银质度金的活佛骨灰塔八尊、大悲观音菩萨等佛像千余尊，并藏有《甘珠寺》、《丹珠寺》大藏经各一部。国壁全系佛塑、经架和画像。壁上有各种大小不等的挂像二百余幅，其中满间卷轴像就有五十七幅，做工精湛，生动别致，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经堂内设有许多毡垫，可供五百多僧迦诵经打坐之用。经堂二楼是护法神和藏经房。班禅罗桑华丹意西赠予亲王索南多杰的骡子天王的卷轴画像是这里的主奉护法神。堂内的藏经数百卷，大部是朵然巴大师（生于贵德麻巴毛亿亥庄）奉参直合的旨意，为开设显学辩论班印制的《显学论藏》，以及某些大学者的经典著作。经堂的屋顶装有馏铜法轮、幢幡、阴阳鹿、宝瓶等佛徽。这些把大经堂装点得金碧辉煌，一派豪华绚丽景象。
　　普贤文殊殿正中是普贤塑像，冠冕上饰有红宝石、白玉石和珊瑚等珠宝。其右为释迦牟尼像，其左为宗喀巴大师塑像。这三座塑像均有一丈多高。装藏物有玛尔巴译师和米拉热巴圣者的修行带、热尔洛扎巴译师的念珠、护光佛和释迦牟尼佛的舍利、宗喀巴大师的法衣和法帽、尸林的一根檀香、七梵志的灵肉和萨班文殊师的浴丸等珍贵遗物。
　　上下院经堂略小于大小经堂，但其建筑形式和内部设施与大经堂大致相同，故不再赘述。
　　寺内存放有塔秀法师全集的木刻印板。
　　大厨房里还有罕见的一口铜锅和六口生铁大锅。僧侣反映，这六口生铁锅是贵德当地铸造的，上面刻有参直合堪布的名号等许多藏文字。
　　五、寺院组织和宗教活动
　　贡巴寺实行行政理与教务合一制度，其组织形式无行政、宗教之分。寺院的主要负责人是僧官，他无疑是寺主参直合的忠实代表，总揽全寺的教育和行政事宜。僧官由本寺推选，他必须是对教义有相当研究并有相当社会声誉的人。在四世参直合十三岁（公元1931年）前，曾一度设过“法台”，但不久便取消了。僧官以下有干巴四人，协助僧官管理寺内事务。干巴经寺主和僧官提出候选人，交寺属各部落民主选举，原则是一族一人。寺内同时设管家一人，藏语称“业日哇”，是管理寺院总务的当权者。僧官、干巴和管家的任期一般为三年。辞职或期满连任，都由寺主决定。全寺的重大事务，由僧官召集四族干巴和管家共同讨论决定。
　　该寺以修学密宗为主，兼学显宗，小孩到七、八岁时，父辈可送其入寺当完德。到寺院以后，，先要剃发表示出家。随着跟师傅一起生活，开始学习字母拼音和简单的经文，如“坚卜卓”、“当西后”、“桑卜觉”等。到十岁左右要受近事戒、居什戒和沙弥戒。二十岁后还要受比丘戒，执行释迦佛所定的二百五十三条戒律，算是正式成了喇嘛。此后，才开始学习密宗宗法《大唯德经》、《圣逻经》和《集密经》。学经的方法，不编班级，也不是集体授课，而是每天照规定的时间，在自己所拜的师傅家里听讲，听讲后按时到指定的经堂或“吉哇”里进行讨论。僧人离寺自由，只要打个招呼，管全寺僧人一顿饭即可。离寺后又要求回寺则不允。
　　贡巴寺的法会有吉日祝愿法会和定时长净法会。一年十二个月，每月都有大小不等的法会，其中最盛大的要算正月的“毛兰”和十月的“安木乔”。
　　正月十一至十六日的“毛兰”是为纪念释迦牟尼举行的宗教仪式。届时，除本寺僧侣外，色尔加寺和乜浪寺的僧侣也来参加，共诵《大威德金刚经》、《无上供养经》、《祝愿经》、《诸佛之赞经》、《白度母经》、《绿度母经》、《白伞盖经》、《狮面经》和《般若经》等。在席次首尾颠倒的祝愿法会上，则诵《迎请沐浴经》。正月十五日上午转“香巴”，就是把全寺的僧众组成仪仗队，手持香炉、幢幡、伞盖，以海螺为前导，吹奏唢呐、大喇叭等乐器，抬着弥勒佛馏金像，肩背六藏经《甘珠尔》，按顺时针自左至右绕寺院圈。下午“晒佛”，即将巨型堆绣、丝制卷画、佛像展放在寺东格尔哇岗山坡上晾晒。由众僧诵经，并吹奏乐器，善男信女摸画，祈祷来年幸福平安。晚上，寺属各部落展出造型生动、神态逼真、花样新颖、色彩绚丽的酥油花，供各族群众观赏。十六日，跳以怙主六臂护法神和法王为主角的面具舞和黑帽僧舞。黑帽僧舞源于西藏扎西伦布寺，舞者三十八人和奏乐者二十余人。十五、十六两日，整个贡巴寺观者如云，少则数千人，多则上万人，热闹非凡。
　　十月二十五日的“安木乔”，是为纪念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逝世举行的宗教活动，场面之壮观，不亚于正月的“毛兰”。所不同之处，是要在布面上画坛城，诵《密集》、《自入坛城经》，并施食驱鬼禳灾。
　　名目繁多的各种法会上使用的主要法器，有大小喇叭、鼓、钹、拨浪鼓、铜铃等，其吹、奏、摇、打各有不同的节奏，舞蹈、祭祀，食子的摆法等，都按一定的规程进行。
　　六、寺主简史
　　贡巴寺的创始人贡格噶居巴，生于藏历第七饶巡（公元1387－1446）今贵德贡巴村，自小出家进藏在扎西伦布寺学习显宗、密宗理论，精通“五部大论”，获得格西学位。成名后回到故乡从事佛教事业，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受到极大的尊敬。贡巴格吉呼图克图和瓦特塔吉等高僧曾拜他为师，连索南隆主嘉措博士、阿措博士和从卫藏来的大全智能尊者也请他讲经。创建贡巴寺后，他的佛务活动十分繁忙，既要亲自过问并指挥大经堂的基建工程，继续供养白佛寺，还要不断应邀去甘肃、黄南、海东等地传经授法。他为安多藏区的佛教事业呕心沥血，历尽艰辛，立下了卓著的功绩。贡格噶居巴共传三世，第三世园寂后再未转世，为时二百五十余年。
　　参直合堪布更登东主是无可争议的第一世参直合，至今已传四世，达二百七十余年。他生于藏历第十一饶巡土猴年（公元1668年），卒年不详。他也是贵德贡巴村人，十三岁到西藏哲蚌寺学经，获格西学位，后拜嘉木洋、罗桑仁青和直亥密宗博士为师，并任布达拉宫承宣翻译。二十九岁被委任为郭莽寺律戒师，曾两次作为西藏代表，赴祖国内地讲经并考察佛教。三十岁，大昭寺释迦牟尼佛像前金瓶掣签，他荣任参直合堪布（即发布官）。三十四岁返里，绍隆佛教事业，大讲显、密佛经。次年（公元1703年），他接受施主贡巴昂索和贡巴格吉的请求，接管了贡巴寺。他整饬戒律，寺僧重新受比丘戒，废除了原来“农禅并举”的教规。他用贡巴昂索等施主奉献的土地和财物，扩建了经堂佛殿，塑造和购置了佛像、经卷、法器等必用设备。与此同时，他根据七世达赖的旨意，在塔尔寺修建了释迦牟尼三世诸佛殿，塑造了文殊菩萨佛像，主持举行了盛大的开光仪轨。六十七岁（公元1735年）高龄时出任塔尔寺第二十四届法台。他利用自己与西藏执政王谋抗普拉、索南多杰过往甚密的关系，派信徒爱克宗五进藏请求募捐，结果是索南多杰捐白银两万余两，并派工匠来青，于铁猴年（公元1740年）在塔尔寺大金瓦殿安装了宝塔、火烟掌、铜铃、金制套兽、馏金云头、滴水和莲瓣，并在宝塔内装藏了释迦佛的舍利以及汉藏信徒奉献的珍贵出土文物。他为塔尔寺、贡巴寺的发展壮大和佛法的宏杨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第二世参直合罗藏扎西尼玛，生于藏历第十饶巡铁猪年（公元1791年），是贵德曲卜藏甘加部落昂菜活佛的侄子。他先后拜色尔康巴法师、米那次正丹贝尼玛活佛和色朵堪布益西土丹嘉措为师，研为《藏经》、《显宗》、《密宗》、《经教》、《密宗教义》、《威律》等经典，成为学识渊博的佛教学者。他曾会郭密白马寺法台和塔尔寺居巴经堂法台，四十三岁开始任塔尔寺第五十二届法台，同时主持贡巴寺的教务。藏历第十四饶巡木蛇年（公元1845年）圆寂，享年五十五岁。
　　第三世以直合丹贝尼玛，于藏历第十四饶巡火羊年（公元1847年）出生在贵德贡巴村，父名洛桑，母名华茂嘉，他由色尔康法师认定为二世参直合的转世灵童，迎请到贡巴寺坐床。七岁时在塔秀更登切群尖措活佛前受出家居什戒和沙弥戒。十一岁入塔尔寺法相院，拜曲尕滩善愿博士洛桑仁青为师，学修《五部大论》及附部，后辨经结业。他从难增益，度过闻思海岸。他特别聆听了重扎多杰强、珠杭多杰强、色朵洛桑次成嘉措、塔秀活佛、经帽多杰强、久万三丹等活佛讲授灌顶玛九堪卓的秘法精华，成为全知续义秘藏的瑜伽师。他三十四岁被委任为塔尔寺医学院法台，并主持该寺的一切政教事宜。他从不贪图钱财，把收入的财物全部捐送给寺院，作为修建经堂、佛像、佛塔、壁画之用。他三十七岁任白马寺法台，修缮了该寺。他四十岁回到塔尔寺任总法台，同时主持贡巴寺的改教事宜，十分尽职尽责。火蛇年（公元1917年）三月二十日晨，他跌坐园寂。后人都赞誉他是宗喀巴大师的忠实信徒。
　　第四世参直合格登勒西，生于藏历第十五饶巡土马年（公元1918年），贵德贡巴村人，现年六十八岁。父名格吾，母名才玛吉。他由香查班智达、罗桑丹贝杭秀次成彭措认定为第三世参直合的转世灵童。七岁时在贡巴寺坐座，并在塔秀活佛四世格勒杭秀切措前爱戒，由大比丘陈列教经书。十三世入塔尔寺讲经院，修习经律。二十九岁任塔尔寺法台。三十一岁回贡巴寺继承先业，扩大和维修了寺院的围墙，并修缮了珍珠寺。解放后，在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于一九五三年任贵德县副县长，一九五九年任海南州政协副主席。“文革”中被革职回家劳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能过落实政策，他恢复了州政协副主席职务，并任省人民代表、省佛教协会副会长和全国佛教协会理事等职。
　　注：塔秀活佛历传五世，前四世均为贡巴寺住寺活佛，第五世还俗。切群尖措为第二世，在原籍共和塔秀地区享有很高的声望，而且经济安力雄厚。他同塔尔寺、夏琼寺的关系十分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