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台塔山太平庵—烟台—山东寺院

　烟台塔山太平庵
　　烟台城南三里，始建年代长久无史可考。据近年三和塔（太平庵附近石塔，已毁，现正于原址依原基重建）遗址出土石碑，当建于元至元三年（公元1266年，时元世祖忽必烈在位），如可信，则距今七百三十余年矣。因基于维持原貌的考虑，太平庵历次毁后重建都没有扩大规模，今天仍呈原状，殿堂不多，占地不广，与其他宗教庙宇宫观相比，并无过人之处，但正殿同时供奉儒道佛三教“教主”，不仅使之成为国内宗教建筑中罕见一景，而且也使该庵具备了较高的宗教（史）研究价值。
　　孔子与释迦牟尼、老子同聚一堂，首先向我们传达出这样一个信息：最迟在元初，孔子的宗教地位已得到极大提高，到了能与佛道教主平起平坐的地步。
　　孔子生前周游列国，道不得行，晚年只好退归故里，制礼作乐，传经研易，设帐授徒，可谓凄惶清苦，坎坷艰辛。死后却几历周折，在时人的认同抑或排斥中声名鹊起，以儒家学派创始人的身份和“圣之时者”的威名，成为中国文学史与中国文化史上的双料至尊，到了天下黄口小儿不知先祖，但知孔圣的境地。根据卿希泰先生的观点，谶纬之学的盛行对于道教的孕育与出现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谶做为一种宗教性预言，是秦汉间巫师、方士编造的预示吉凶的隐语；纬本是汉代神学迷信附会儒家经义的一类书，做为一种风气由董仲舒首倡，即用图谶的观点结合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来解释儒家经典，推验灾异祯祥。谶纬之学使儒家经典宗教化的同时也神化了孔子。道教的孕育过程中，融合谶纬思想，用神化孔子的办法来神化老子，老子进入道教神仙序列的同时，孔子也成了道教的一神。虽然孔子被神化在先，但与老子进入道教神统后即位为至尊不同，其宗教地位与文化地位极不相称。葛洪《枕中书》中云：“……稽康为中央鬼帝，治抱犊山。……孤竹、伯夷、叔齐等并为九天仆射，治天台山。孔丘为太极上真公，治九嶷山，……”陶弘景《真灵位业图》中分道教真灵为七阶，老子是第四阶的主神，孔子只是第三阶太极金阙帝君的从神，与葛玄、颜回等同列。这都表明，两晋南北朝时期，贵为一派之祖的孔子还只是寄于道教名下的小神。而太平庵的出现足以宣告孔子元时已脱离了道教的门户，由一个从神一跃成为“教主”般的宗教巨人。
　　孔子与释氏、老子同列，但他到底算不算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教主或是一派宗教至高无上的神灵？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明确经常提及的儒教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宗教。这一点学界早有争论。任继愈先生以为，北周即有的三教之说和唐代盛行的三教庭辩不足以说明当时的儒教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随着北宋理学的兴起并渐成体系，儒教才成为完整形态的宗教，它不仅具有特定的组织形式、信奉的对象、诵读的经典和活动的仪式，并且在本质上也是与宗教相通的。（任继愈《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儒教》，《文史知识》1988年6期）笔者同意此说。只有把儒教理解成是和道教、佛教地位相当的宗教，把孔子理解为儒教的教主，才能合理的解释太平庵中孔、老、释“三位一体”的现象。
　　根据布局来看，释迦牟尼居中位，老子、孔子分列左右，联系宗教建筑的命名，笔者揣测太平庵最早当为佛家寺院，这样一来，佛教一方面可以照顾统治者对儒教的情感（元时国内大建孔庙），一方面又可以得到为统治者所支持的道教的庇护。但据太平庵现存史料，该庵当初即是全真教宫观，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奇特现象：成吉思汗时丘处机已经开始统领天下宗教，元初全真教正值极盛时期，为什么其宫观中位舍老子而供释迦牟尼？虽然全真教历来对儒佛两教持开放的姿态，其本身又是三教合流的产物，但这一做法的原因实在是难以言说。
　　可不论如何，太平庵成为国内唯一供奉三教教主的庙宇决非偶然，它是三教合一思想在形式上的最高表现。地域影响文化，文化又以一定的形式得以展现。太平庵所处的胶东地区，有山有海，也有夹杂在山海之间被条状分割的平原，地理的复杂性造成了文化的多样性。处于东方文化体系中的燕齐亚文化较巴楚文化和关中文化更具包容性，而燕齐文化的子文化——胶东文化在对多种文化因子的吸收与整合方面更活跃。全真教发源与发展于此，不能说没有这方面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