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杭州“最古老的宝贝”

　　在离杭州西湖断桥不远的北山路27号东，有一座呈等腰梯形的对斜双面石梯，梯旁有个指示牌“大佛寺”。拾级而上，登宝石山南麓，可到达一个约有百平方米左右的平顶。平顶的南面露出了一块巨大的通体布满了方形榫眼的石头，这就是传说中的秦始皇缆船石了。这里有大佛头、大佛寺建筑群及摩崖佛教石刻群等遗迹，呈现出丰厚的文化底蕴。
　　寻访杭州“最古老的宝贝”
　　一个美丽的传说

　　杭州“最古老的宝贝”在哪里？先来听一个美丽的传说。

　　相传，秦始皇南巡到会稽祭奠大禹。他是沿水路而下的，显然，当时的河道已贯通了现在的杭州地区。临钱塘时，突然遇到狂风暴雨，就将船停泊在宝石山下，为了抵御恶浪，就把船的缆绳系在一块大石头上。后来，人们就把这块大石头称为秦王缆船石。

　　司马迁的《史记·秦始皇本纪》可以提供佐证：“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过丹阳至钱唐。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上会稽，祭大禹……”　

　　之后，从现在能找到的记录看，至少到了唐朝，这个秦始皇缆船石的传说，已广为流传，很多人去考察求证。唐代陆羽的《武林山记》记载：“自钱塘门至秦王缆船石，俗呼西石头。”当时得出的结论就是宝石山上那块大石头。也就是说，这块石头的历史地位与价值，在唐代就已经得到了肯定。

　　文保专家陈珲女士特意寻找了从唐至清的十数种关于秦始皇缆船石的历史记载。

　　如北宋有杨蟠《秦皇缆船石》诗：“色阴常带雨，疑是白云根。欲问东巡事，今犹不敢言。”元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则记：“父老相传云，此乃秦始皇系缆石。其时皆浙江耳，初无西湖之名。始皇将登会稽，为风浪所阻，故泊舟此处。”

　　南宋施谔《淳祐临安志》是这样记载的：“旧传西湖本通海，东至沙河塘，向南一岸皆大江也。故始皇缆舟于此。”南宋《武林旧事》（周密撰）：“东坡守杭日，每治事于此。有冠胜轩，雨亦奇轩；大石佛院，（院中大石佛）旧传为秦始皇缆船石。俗名‘西石头’。宣和中，僧思净就石镌成大佛半身。或云：下通海眼。”

　　这块石头，以其历史的悠远，堪称是杭州最早的地标，默默守候杭城上千年，亲眼见证杭城的历史变迁。

　　但这个“最古老的宝贝”却知者不多。就是杭州本地也没多少人知道这块石头的来龙去脉，游人更是匆匆而过，乏人问津……

　　大石的双重身份

　　实际上，要找到这个“最古老的宝贝”并不难。在离西湖断桥不远的北山路27号东，有一座呈等腰梯形的对斜双面石梯，梯旁有个指示牌“大佛寺”。拾级而上，登宝石山南麓，可到达一个约有百平方米左右的平顶。平顶的南面露出了一个巨大的通体布满了方形榫眼的石头，这就是传说的秦始皇缆船石了。

　　附近有一块石碑，上面也题刻着“大佛寺”三个大字。为什么缆船石被称为大佛寺呢？

　　同行的陈珲女士笑着说，这就是这块石头的特别之处了。它还有第二个身份，就是大佛。

　　陈珲女士又说了一段故事。南宋《武林旧事》等古籍上记载，北宋僧人思净小时候见到此石头，立志说：“异日出家，当镌此石为佛”。等他长大了，做了妙行寺的僧人，并没有忘记少时的夙愿。花费了很长的时间将此石刻成了高10米、宽5米的半身大佛像。

　　这是杭州最大的一尊石佛，杭城百姓亲切地将之称为“大佛头”。做事认真的陈珲女士曾亲自丈量大佛头的高度，结果也是10米左右，这与史料记载一致，进一步证明了此石便是思净所镌刻的大佛像，也就是传说中的秦始皇缆船石。

　　现在，大石旁有文物保护单位所列的指示碑，并以小字标注：“相传此处为秦始皇缆船石所在。五代周显德三年（956），吴越国王在此兴建僧院。北宋宣和六年（1124），僧思净镌石建弥勒佛半身像，上覆穹殿，寺遂名大石佛院，后世俗称大佛寺。后寺院屡建屡毁，现存弥勒院为清同治年间（1862－1874）重建的木结构建筑。寺院东部现存半身石佛残迹，东壁的5尊摩崖造像、明代题刻及清代乾隆皇帝题诗遗迹。”这也说明此块大石头特殊的双重身份得到了相关权威部门的肯定。

　　陈珲女士一再强调，这块奇石身兼相隔千年的两重身份，这样的文物古今中外都是罕有的，而其中任何一个身份都非比寻常。

　　埋在深闺的奇石

　　天下奇石本来就少。在杭州，我们能想到的只有“三生石”了。与“三生石”相比，大佛头更具有时间的厚重感，满载历史的风云。但这样珍贵的大佛头却仿佛隐在深闺，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在《北山景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公示中，《景源分级评价表》只将“大石佛院造像（秦皇缆船石）”评价为四级，即最低一级（最高是特级，依次为一、二、三、四）。甚至还不如与它隔湖相望、建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望湖楼（被评为二级）。

　　事实上，我们现在只能从大石的背后来观察它，因为大石的正面被包围在其下的民房中，成为其院子的一角，要进入必得从居民家中穿堂过户才行。

　　历史上，大石附近，一直都建有佛寺。最早是后周显德三年（公元956年）吴越国所建僧院，当时曾琢二石佛于此，故曰“二尊殿”，宋宣和初毁。宣和六年，妙行寺僧思净，把大石镌成佛像后，重新构殿。并移请“兜率寺旧额”为寺额。也即在大石佛院旁还建了一座寺庙，名为“兜率寺”。

　　至南宋时，民间已称其为“大佛寺”。元代至元年间，大佛寺毁。明永乐重建，皇帝敕赐“大佛禅寺”额。到了清代更得到了乾隆三顾大佛头，三题御碑的殊荣，让大佛寺更加香火不断。

　　大佛寺吸引着众多文人骚客为其题词作诗。南宋杨万里有《晚出兜率寺送许耀卿》诗：“兜率山深露气清，柳阴暗处藕花明。无端拾得闲烦恼，背却西湖又入城。”清代诗人张云璈诗：“钱塘门外好停舟，士女争看大佛头。”可见大佛寺在长达千年的时间里都享有盛名，是重要的佛教寺院，香客、文人的游览之地。

　　记者看到，北山路23号、25号等都有居民居住，这些民房将大佛寺的遗址或隔离或包围。大佛寺被各式建筑分隔，很难辨别出原有的整体样貌。更令人堪忧的是乾隆的三块御碑无人看管，院内也是杂草丛生，电线、报箱、电表林林总总地排列着，给人杂乱的感觉。大石，蒙着时间的尘埃，静静地守在西湖边。

　　当地居民不少人家都在沿路的门面房里开了卖食物和旅游纪念品的小店，我们和一位店主闲聊起来，他对此也不甚了了。倒是早就听说过这一带要修复和搬迁，但一直没有确切的消息。他说这一带有居民房，也有铁路的职工宿舍。这里虽然风景优美，但毕竟是老房子，住着很难说十分舒适，如果条件合适，他们还是很愿意搬迁的。

　　陈珲女士和几位居民已经很熟悉了。她是年初与国外回来的亲戚偶然到此游玩，才发现这个重要遗址的。之后，她多次来此查看，并收集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向相关单位提出了加快整修的建议。

　　她认为，大佛寺古建筑群现存部分的文物价值主要表现在四方面：其一是大佛寺古建筑群留有雕花窗栏、飞檐翘角等清代建筑及遗物遗迹；其二，原大殿地上一墁佛教场所八角形的铺图砖地，疑为法坛遗迹；其三，原大殿南壁上有三块乾隆亲笔书写的大石佛题诗碑刻及一块年代未明的《弥勒院重建大悲阁记》碑刻；最后，僧院遗留的用具用品，如石供桌、石香炉、石门槛等也是珍贵的文物。

　　缆船石所在与宋六陵遗骨

　　这几个月，陈珲女士一直在网络上和同好者讨论着秦始皇缆船石这一带的文物价值。她和一位网名为棕彝的研究人员在翻查资料时无意中又有新发现。那就是大佛寺还与神秘的宋六陵遗骨有关联。

　　宋六陵遗骨，是一段悲哀的历史往事。

　　元占领江南后的公元1278年，元“江南释教总统”杨琏真珈，为获财宝及灭前宋“王气”，到绍兴宋六陵进行了疯狂盗掘与肆意凌辱，把北宋宋徽宗和南宋宋高宗等七个皇帝的帝陵，及后妃、皇子、公主和功勋大臣的一百零一座坟墓都挖开，盗走奇珍异宝及金银等无数，尸骨撒满山沟，一片狼藉，惨不忍睹。

　　史载，发陵七天后，杨琏真珈下令将宋六陵遗骨杂在牛马枯骼中，运到杭州，埋在凤凰山下南宋故宫旧址中筑起的一座高十三丈的白色塔下，命塔为“镇南塔”，以“销王气”。这样的屈辱更是雪上加霜，杭州的百姓闻之无不悲戚万分，都不忍去看此四十多米的高塔。

　　后来，此塔毁于雷火，“火燃三日而止”。至于其下的遗骨则又不知去向。历史学家也有众多的猜测，甚至猜测埋在八卦田下，但是都没有找到明确记载，也就成为一个未解之谜。

　　此次陈珲女士读到一本明人吴之鲸的《武林梵志》，发现了这样一段记载：大佛寺……寺畔有塔，俗称‘壶瓶塔’。宋诸帝原葬绍兴府宝山……自西僧扬喇勒智发其冢，将诸帝骨杂以牛马犬羊之骨，并而葬塔于江干，号为镇南塔，……未几，被雷火所击，杭人惊异，且哀诸帝之不幸也，共收余骨葬寺东，造塔其上，号‘壶瓶塔’。事见山阴唐之淳《怀古集》。”

　　《武林梵志》并不难寻，之前的学者没有发现，可能是因为这是一本记录佛学方面的书籍，而多少被忽视了。

　　至于书中所提的唐之淳是元末明初（1350—1401年）绍兴人，一位著名的江南才子，年二十就已有文名于当时。建文二年，与方孝孺共领修书事，即为建文帝讲学和解古史书之疑义等，俗称“帝师”。其父唐肃，也是个通晓经史，兼及阴阳、医卜、书数的著名文人，唐之淳少时就随父亲遍访名家大儒，洪武初主修《元史》的宋濂对唐之淳极为赏识。如此的家学渊源，鸿儒浸染，故向有博闻多识能书的名声。唐之淳在元灭时已经十七岁了，所以其说还是比较可信的。

　　当然，对此新说，陈珲等仍保持谨慎的态度，最后确认还需要待进一步的考证。

　　但无疑这个考古新说的提出，又给这块大石所在披上了第三重身份。使得大石这一带的文化意蕴更显丰厚。

　　陈珲女士一再强调，现在重新来考虑保护大石所在，一定要把这一带的整体文化遗迹通盘加以考虑。我们从大石沿山路而上，不久即可见摩崖佛教石刻群。这些石刻产生的年代在元明之际，在历史上应该是从属于大佛寺的。

　　大佛头、古大佛寺建筑群及摩崖佛教石刻群具有一体性与不可分割性。由秦始皇缆船到思净和尚雕大佛再到宋六陵遗骨的归宿，重重历史风云归聚于此，令后人扼腕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