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小说、戏曲、文艺理论与佛教文学

　　明代小说、戏曲、文艺理论与佛教文学

　　最后论述明代的小说、戏曲中的佛教文学以及与佛教有关的文学理论。

　　以宣传佛教为题材的小说，在唐代已有唐临的《冥报记》。但是它以宣传佛教因果报应为主，仅是一些短篇的汇集，规模既不恢阔，而就内容来看，又不健康。所以我们没有提它。在唐代敦煌变文里已有较长篇的《庐山远公话》。发展到宋元，说书事业发达、有关佛教小说较以前有所发展：《都城纪胜》已说：“说话有四家，……说经，渭演说佛书，说参请，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到了明代，便产生了以写佛教为主的长篇个说《西游记》。

　　《西游记》共一百回，在它之前宋代已有《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元杂剧中也有一些类似《西游记》中某些回目的单篇故事杂剧，如吴昌龄的《哪吒太子眼睛记》，高文秀的《木叉行者锁水母》等。到了吴承恩手里，才把它们揉和加以自己的创作，写成今本《西游记》。

　　吴承恩，字汝忠，山阳(今江苏淮安)人，嘉靖二十九年(1550)岁贡生。曾做过浙江长兴县县丞及荆王府纪善等小官。退休以后以卖文、经商为生。他不但精于诗文，还兼长绘画。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文学家。在他的文集里有篇《古梅为僧赋》，表现了他对佛教的信仰：

　　……高梅吹笛任摇落，诸幻空中互生灭。因因得果了然见，葆蕾初敷子先结。奇酸入口定何日，顿使尘心失焦渴。酸耶与否那得知，分付瞿县广长舌。

　　“诸幻空中互生灭”，这是完全用的佛学观点。佛教认为一切 事物，均非真实，人们所认为真实的东西只不过是一种虚幻的存在。在梅树下用笛吹着《落梅花》的曲子，它表现的也 就是这尘世互相生灭的幻境。人们种下梅核，它会成为高大的梅树，含苞，开花，结子，这完全体现了佛教因果的原理。梅于是酸的，它什么时候能入口呢?酸与不酸，那只有分付具有广长舌的如来佛才会知道。他还作《钵池山劝缘偈》。钵池山在承恩的家乡淮安，上有景会禅寺，岁久失修。两位僧人惠晓、秋月愿把他们攒积多年人们给他们的施舍，重修庙宇，复恐不足，因此请一居士(承恩自称)写这一化缘的偈子。最末有几切重要的话是承恩皈依佛法的极好自白：

　　自佛行中国，于今数千年，若有半米错，一刻行不去，吾今告大众，愿汝信不疑。因信生欢喜，千界皆欢喜。

　　可见承恩写作《西游记》不是偶然的。《西游记》描绘的最重点人物孙悟空，在第一二回里描写他投师学的七十二变化“可好在人前卖弄”，不算得真解脱，但他凭仗这个本事。竟闹了玉皇大帝的凌霄殿。玉皇是道教神系的最高主宰；经过众仙会同佛教的观音、道教的老君才把他拿住。第七回老君把他锁在八封炉里锻炼，不但没有烧死悟空，反而把他炼成火眼金睛。最后还是逃不了佛祖的掌心，将他收伏。这里就透露了吴承恩重佛抑道的思想，五皇、老君奈何不得的孙悟空，只有佛祖才把他降伏了。吴承恩生当明嘉靖皇帝重道约时代。嘉靖于宫内建皇坛。祟祀把玉皇大帝，承恩在《两游记》如此颂扬孙悟空大闹天空，玉皇奈何他不得，木能说毫无所指。又九十八回写到佛祖那儿，最后因没有“人事”取得一大部藏经都是没有字的，这也决不是没有所指的，这分明具用小说来揭露人间的丑恶。如果单纯地把《西游记》当成神魔小说，那就太低估了吴承恩，也低估了《西游记》。

　　他的为人也不错，《大泌山房集》说他“今案其集，率自胸臆出之，以彼之才，仅为县远以老，一意独行，无所攀缘“附丽，岂不贤哉?”真说到点子上。他看透“人事社会”，但却保全了自己的清白，小官不做了，还得经营生意糊口，这种不追求合拍以得富贵，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可贵的品质。他有首《游金山寺》的诗：

　　何年地涌金山寺，四面空涛卷雪流。佛性真同秋月净，客身暂为水云留。龙宫夜久双珠现，整背 秋高片玉浮。醉倚石栏时极目，霁霞东起金银楼。

　　金山寺在镇江市。吴承思时代金山还在江心，没有与陆地相连，故云“四面空涛卷雪流”。第二联歌颂“佛性”‘如同秋天的月亮皎洁明净。客身指吴承恩自己，在镇江不过像水云一样地暂时留住。金山寺对岸是瓜洲，有一著名的龙王庙，传说在夜深时会出现双珠。金山的最高处叫金鳖峰，金山因在长江的水中，又名浮玉，在秋高气爽的季节里，更显出金鳖的高耸。浮在长江中如一片碧玉。末联说在醉酒之后，倚着金山寺塔的栏杆远眺，还可以向东望见远处的焦山修得金碧辉煌的楼阁呢。

　　“佛性如同秋月净”，可见吴承恩不但信佛，还以高超的笔法描绘非常难讲的佛性，所以在《西游记》凡描写佛迹都极有文学韵味，如九十八回写他们僧徒四人到了佛国：

　　步上灵山，早见那雷音古刹，顶摩霄汉中，根结须弥脉，巧峰排列，怪石参差，悬岩下瑶草琪花，曲径旁紫芝香惠，仙猿摘果入桃林，却似火烧金；白鹤栖松立枝头，浑如烟捧玉，彩风双双，青鸾对对……

　　《西游记》一书，妇孺皆知，特别是孙悟空更为孩子们所乐道，吴承恩在悟空身上倾注了不少精力。他经常以“心猿”称悟空，在回目上以“心猿”标目的计有14，30，35，36，4l，46，5l，54，56，75，80，83，85，88，共十四回，占了百分之十四。这完全用的佛理、人心的散动就和猿猴喜动棗样。《维摩诘经·香积佛品》就说“以难化之人心如猿猴，故有若干种法，制御其心。乃可调伏”。所以我们成语有“心猿意马”来说明人心的不走，对放要把善动不定的心调伏，就必须注意修持。《慈思传》几说“守察心猿，观法实相”，便邑这个道理。吴承思在十四回首先用“心猿”标目，也就是这回悟空打杀了六贼。六贼便是佛经常说的眼、耳、鼻、舌、身、意。三藏骂他，他负气而去，唐僧奈何他不得，最后由观音菩萨做了一顶花帽，叫唐僧设法给悟空戴上，又授与三藏《定心真言》，也就是著名的“紧箍咒”。从此三藏便有了制伏孙悟空的法宝，就是念《定心真言》。可见最善动的悟空猿猴)要调伏，必得先定心，人如要修道，也得要先定心。看《西游记》的人只看见紧箍咒有趣，很少有人注意到吴承恩在这里宣传佛教。

　　明代的小说《三国演义》、《封神榜》、《水浒传》都有不少涉及佛教的回目，但它们仅只限于个别回目而已，在以文学作佛教的宣传上很难与《西游记》比。《三言》、《二拍》也有一些宣扬佛教的题材，不过多限于因果报应，篇幅所限，我们介绍《西游记》一书就算作代表了。

　　明人除做小说外，戏剧传奇也是他们的特长，《孟子·齐人有一妻一妾章》，明人孙仁儒把它改编成一本传奇《东郭记》，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工夫。徐渭把元人《月明和尚度翠柳》改编为《玉禅师》。但我们仅介绍戏剧家汤显祖。

　　汤显祖(1550一1616)，字义仍，号若士，江西临川人，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任南京太常寺博士，礼部主事。万历十八年(1590)上书《论辅臣科臣疏》触怒了大学士申时行，调为广东徐闻县典史，后改任遂昌县知县。以不附权贵而被议免官，遂不复出。里居二十徐年卒。

　　他一生正直，在丁丑(万历五年1577)与庚辰(1580)会试，权臣张居正为了要让他的儿子取状元，需人陪衬遮眼，均曾有意以高名次相劝诱，招纳他为门下士，他都加以拒绝。平生信佛。最崇拜者为李卓吾与达观、祩宏、无去，他在《与无去上人》中有云：

　　秋净尚图借一臂袈裟地，听龙门说法也，四香戒如教上。不乱财，手香；不淫色，体香；不诳惑，口香；不嫉害，心香，常奉四香戒。於世得安乐。

　　从上可见他是严格奉戒的。不但他信佛，他还劝人结社信佛，在《栖贤莲社求友文》中，甚至还忏悔自己创作了许多剧本。他说“岁之与我甲寅者再矣，吾犹在此为情作使，劬于伎剧(即写剧本)，为情转移，信于痎(jie)虐，时自悲悯，而力不能去。”按甲寅即万历四十二年(1614)，他已六十五岁，痞虐即两天一发的痞虐，他把勤劳写剧本，视为“痞虐”。在这篇文章里，他要求自己：

　　应须绝想人间，澄清觉路，非西方莲社莫吾与归矣。

　　既然有这样浓厚的宗教感情，必然要反映在作品上，他常以禅理入诗，如《梦亭》云：

　　知向梦中来，好向梦中去。来去梦亭中，知醒在何处。

　　全诗文字浅显，但包含禅理却很深。他把一切人间现象都看成梦，他创作的《牡丹亭》(又名《还魂记》)、《紫钗记》、《南柯记》、《邯郸记》，因其主要的情节均为梦中情节，故合称《临川四梦》(因为他是临川人)。又因他的家有个玉茗堂，所以又叫《玉茗堂四梦》。在亲自观看演唱《邯郸记》、《南柯记》时，他还写了一首《唱二梦》：

　　半学依歌小梵天，宜伶相伴酒中禅。缠头不用通明锦，一夜红氍(qu)四百钱。

　　江南人自称曰“依”，即我或我的。宜伶指演二梦的演员，江西宜黄人善演戏，故称“宜伶。“半学依歌小梵天”，就是你们所学唱的二梦正是我所要表现的“小梵天”，你们与我相伴喝酒是酒中参禅。维摩诘酒肆茶坊均可参禅，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呢?”要通过演二梦悟出人生之梦。氍是演戏铺的红地毯。他诗里吩咐演员们一夜戏四百钱就够了，不要去争取更多的“缠头”，如高贵的通明锦之类的东西。古代以“缠头”赠送演毕戏的演员，由于古代演员，表演时以锦缠头，演毕，观者以罗锦之类为赠，叫做“缠头”，后来转变为赠送演员财物的通称。这首诗既表现了显祖对自己作品二梦的看法，也表现他勉励艺人，不要片面去追求票房价值。值得令人注意的是：《邯郸记》以唐人沈既济的《枕中记》为本事，它写卢生邯郸客店中遇道士吕翁授枕入梦，在梦中由行贿取考试胜利，以后一帆风顺，出将入相，一生享尽富贵荣华，醒后发现主人所蒸黄粱末熟，因此得梧学道。这本与佛教没有什么关系；但他却把它与宣传佛教的《南柯记》等量齐观，视为“小梵天”，可见他受《金刚经》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思想之深。

　　《南柯记》是以唐代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为本事，它描写淳于梦梦入宅南一棵大树的蚁穴内，这里被称为“大槐安国”，被招为驸马，从此官运亨通，任命为南柯太守。在郡二十年，政令大行，王甚契重，又赐爵位，当首相，后为人所谗，遭到疑忌，被送回家，一觉醒来才是一梦。李公佐对淳于梦的结局写的是“生感南柯之虚浮，悟人世之恢忽，遂栖心道门，绝弃酒色，后三年，岁在丁丑，亦终于家”。从“栖心道门、绝弃酒色”得不出淳于棼学佛的结论。可是汤显祖在《南柯记》的《禅情》、《情著》、《转情》等出，却大大地宣扬了佛教，如《转情》中的生净对答云：

　　(生)小生青天白日被虫蚁扯去作者属，却是何因?

　　(净)彼诸有情，皆由一点情，暗增上 痴受生边处，先生情障，以至如斯。

　　这里充满了讲因果，讲情障，纯是从佛典里出来的。他自己在《南柯梦记题词》中云：

　　白舍人之诗日：“蚁王乞食为臣妾，螺母偷虫作子孙。彼此假名非本物，其间何怨复何恩”，世人妄以眷属富贵影像执为吾想，不知一虚空中大穴也，倏来而去，有何家之可到哉！

　　白舍人即白居易。居易信佛，本书唐代部分已有所叙述。这四句最重要的两句是“彼此假名非本物，其间何怨复何恩”，照佛家的解释，富贵、功名只是假名，一切都是暂时的因缘聚合，夫妇、家庭亦如此，哪里有什么思，什么怨?所以世人不应把“眷属富贵影像执为我想”。甚至在他最有名的《牡丹亭记》，他写题词时也说：

　　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人耶?嗟夫，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尽，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耶?

　　这段话是为杜丽娘梦中和书生柳梦梅相爱，醒后相思，郁郁致死，三年后梦梅在南安养病发现丽娘自画像，深为爱慕，丽娘感而复生，最后成为夫妇的故事作辩护的。世人认为丽娘还魂与梦梅结合为“理之所必无”，照汤显祖看来则是“情之所必有”。这两句话又见于他《寄达观》的信中：

　　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真是一刀两断语，使我奉教以来，神气顿王(旺)。

　　原来这两句话是达观讲的。达观就是明代有名的紫柏老人，法名真可，一生热心救世，常以劝止矿税为平生三大负(三大责任)，后终因言矿税得罪当道，被当道另假以罪名下狱致死。汤显祖还有《紫柏不受紫衣口号》赞扬他的品德，可见他们情谊之深。在《寄董思白》信中还说：

　　卓、达二老，乃至难中解去，开之，长卿，石浦，子声转眼而尽，董先生阅此，能不伤心。

　　董思白即著名的书法家董其昌。卓、达二老即李卓吾与达观，他们两人均以富于正义感，死狱中。他伤心地问董其昌“阅此，能不伤心”，可见他一生爱憎分明。他的作品词句典丽生动。排场佳妙，《牡丹亭》中的“闺塾”、“游园”在良曲里改为《春香闹学》与《游园惊梦》，现在也还在演唱，尤以《皂罗袍》一曲最为人所传诵：

　　原来姹紫嫣红开遗，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面船，锦屏人 看的这韶光贱。

　　汤显祖在戏剧界的影响很大，学他的人都叫“临川派”。明代文学理论家首推李贽。贽字卓吾，生于明嘉靖六年(1527)，福建泉州晋江人；因泉州是温陵禅师(宋僧戒环)住地，故他又号温陵居士；嘉靖三十一年中举，做过河南辉县教渝，南京刑部主事。于万历四年在南京开始研究佛教，一改他“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的态度，把自己“幼读圣教”“尊孔子”说成是“矮人观场，随人说研，和声而已”，并自己嘲笑自己是“真一犬也，因前犬吠形，亦随而吠之”，开始以佛理去解儒经，在《解经文》中说：

　　吾之色身洎外而山河，遍而大地，并所见之太虚空等，皆是吾妙明真心中一点物相耳。

　　他这样就用了“万法唯心”去解释宇宙，也开始反对封建道学，形成了他的十分独特的文艺观，在明清甚至五四时代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在万历五年至八年在云南任姚安府知府，屡与上官意见不合，因辞职，于万历九年赴黄安依耿定理。万历十六年(1588)剃发，自称“故虽落发为僧而实儒也”。在他六十八岁那年《与汪本柯》信中写道：“丈夫生于天地间，太上出世为真佛，其次不失为功名之士”，可见他在学佛道路上又有所前进。他把在麻城龙潭湖的隐居改名为禅院，有时自称为“菩萨”。万历二十八年(16Q0)由于他提倡卓文君为善择佳偶，李斯为才力名臣，孔子的是非为不足根据，被赶出麻城。万历三十年(1602)被言官奏刻下狱，在狱中自杀，死年七十六岁。他的著作很多，有《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等，有关佛教文章，多集中在《焚书》、《续焚书》内。

　　在文艺理论上，他反对明代的复古主义，主张创作要从“绝假纯真”的“童心”出发。他很重视小说、戏曲，在《忠义水浒传序》中说：

　　水肿传者，发愤之作也，……故有国者不可不读，一读此传，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在于君侧矣；贤宰相不可以不读。一读此传，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在于朝廷矣；兵部掌军国之枢，督府专阃外之寄，是又不可以不读也。……

　　《水浒》，统治者视为倡乱的书，正统学者要求读经读传，理学家讲明心性、哪会重视起《水济》来。他还批点过《西厢记》、《琵琶记》、《幽闺记》，对以后金圣叹深有影响，实为我国最早的通俗文学提倡者和研究家，五四时代曾把他捧为“打倒孔家店的先锋”。他在狱做有《系中八绝》，其第二为《杨花飞絮》：

　　四大分离象马奔，求生求死向何门，杨花飞入团人限，始觉冥司亦有春。

　　四大，佛学士指地、水、火、风，是构成人生命的四种基本要素。四大分离，即生命枯竭，也意味着即将死亡。他在狱里已七十六岁的高龄，古代监狱极端黑暗，他自己感到死亡的临近，因而写出了“四大分离像马奔”，但他仍十分镇定，故末尾以“始觉具司亦有春”作结，对生死十分坦然。第七首为《不是好汉》：

　　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我今不死更何待，愿早一命归黄泉。

　　“志士不声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两句出自《孟子·滕文公下》，又见于《万章下》，是孟子常爱说的话，他说君子应当在艰难的情况下固穷，即是死了没有棺材，就在沟壑之中死也不懊悔；元指脑袋。一个勇敢为正义的人就不怕丢脑袋。这是何等的大无畏精神I而支持李贽这种精神的不仅是孟子，《五灯会元》八：“宋大将军曹翰入庐山寺，缘德禅师不起不揖，翰怒河曰：‘长老不闻杀人不眨眼将军乎(时曹翰攻江州，正屠了城)?’师熟视曰：‘汝安知有不惧生死和尚耶?”李贽曾作过《重刻五灯会元序》，他必然看到过缘德和尚不畏强暴的故事。他这首诗创作时已受佛教影响很深，他已有不惧生死的气概，因为他有两种精神作支柱，他敢于与当时虚伪的道学绝裂，这是值得称道的。

　　除李费外，汤显祖、袁中郎、钟惺在文艺理论上均有所建树。汤显祖主张认真、主张情，他在《复甘义麓》的信里论他的《二梦》(即《南柯记》与《邯郸记》)时说：“性无善无恶，情有之，因情成梦，因梦成戏。”因此他强调“自然”，他认为“四六之言，二字而节，五言三，七言四，歌诗者自然而然，乃至唱曲，三言四言，一字一节，故为缓音，以舒上下长句，使然而自然也。”所以他与吴江派沈璟意见十分不合，他主张“凡文以意趣神色为主，四者到时，或有丽词俊音可用，尔时能一一顾九宫四声否?如必按字模声，即有窒滞进拽之苦，恐不能成句矣。”他极力反对摹古，反对格律。纯任自然。在前后七子复古倾向十分严重的明代，无疑是一种突起的异军。而袁中郎的公安派与钟惺的竟陵派也是这样主张的，袁中郎说：“夫时有古今，语言亦有古今，今人所谓奇字奥句；安知非古之街谈巷尾语耶?”他也强调自然天真或自然趣味。李贽、袁宏道、汤显祖他们均有来往，思想上常常交流，李贽的“童心”，袁宏道与汤显祖的“自然趣味”是一脉相通的。袁宏道就说过：“世人所难者唯趣，……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当其为童子也，不知有趣，然无往而非趣也，……孟子所谓不失赤子，老子所谓婴儿，趣之正等正觉最上乘也。”“正等正觉最上乘”是佛学名词，可见他们的文学理论受到佛学影响之深。

　　公安、竟陵两派的文学观点对清代及近代产生过影响，清人郑板桥的散文，袁子才的诗论，以及近代林语堂的“论语派”，都多少从公安、竞陵两派吸取过营养。林语堂提倡“闲适幽默，抒写性灵”，提倡写小品文，在三十年代曾影响部分作家和读者，正是效法袁中郎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