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唐代文学——陈允吉教授访谈

　　佛教与唐代文学——陈允吉教授访谈

　　青锋

　　自佛教东渐，历东汉、魏晋南北朝以迄隋唐，虽经“三武之厄”而长盛不衰。天台、净土、华严、法相、律宗、密宗等，宗派蕃衍，而以禅宗对士大夫的思想影响尤深，并反映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上。目前，已有越来越多的古典文学研究者就此展开研究。就佛教思想对唐代文学的影响，笔者走访了对此素有研究的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允吉先生。

　　自1962年复旦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的陈先生，已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辛勤耕耘了近40年。这位年逾花甲的学者为人谦和，谈吐儒雅。他说：佛教流传中土后，近二千年间，对中国社会的政治、思想、经济、文化各方面都产生了至深且钜的影响。佛教不仅丰富了古典文学的题材、内容、形象和语言，更深刻地影响着诗人的精神世界，对诗人的创作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如东晋的玄言诗就深受佛偈影响，而佛教对唐代诗人的创作影响更为明显。

　　陈先生说：他对佛教与文学的研究十分偶然。1971年，正在文革的纷乱扰攘中，他有幸参加了《旧唐书》的点校工作，从而对盛行于唐代的佛教产生了兴趣，阅读了一些佛教典籍，如《莲花经》、《大般涅槃经》、《金刚经》、《华严经》等，对佛教思想有了初步认识，这不仅成为以后研究佛教与唐诗关系的契机，也为以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以后，在学术上也受到了季羡林先生与饶宗颐先生相关研究的影响。

　　他说：开始研究时，比较喜好禅宗，读过《坛经》、《景德传灯录》、《五灯会元》等禅宗经典；因为禅宗不仅是中国化了的佛教宗派，也是当时士大夫的同好。在上一世纪80年代，他写出了最早一篇相关文章——《论王维山水诗中的禅宗思想》，主要即是谈诗歌与禅宗的关系。以后又进一步深入到佛教原典，比较全面深入地了解佛教思想，并于1988年出版了《唐音佛教辩思录》，对佛教与唐诗的关系作了较以前更为深入、全面的探讨。

　　他举例说：白居易的《长恨歌》不仅受汉武帝李夫人故事的影响，而且也受到变文的影响，如《欢喜国王缘》和《目连救母》。前者国王与有相夫人生生死死做夫妻，最后二人双双升天的情节；后者目连上天入地寻母的情节都与《长恨歌》中的情境有着内在的联系。

　　陈先生又以柳宗元为例，他说，柳氏很早就与佛教姻缘密切。季羡林先生曾撰文指出柳宗元寓言如《黔之驴》受到印度寓言故事的影响。同时，柳宗元寓言还受《经集部》中的《佛说群牛譬经》和《百喻经》第77个故事——《搆驴乳喻》的影响。《江雪》一诗打上佛教寂灭思想的印记；他的山水游记，也大都意境荒寒，笔法冷隽。

　　陈先生又以李贺为例，他说：李贺在《赠陈商》诗中说：“案前堆楞伽，肘后悬楚辞。”所谓“楞伽”，即佛典《楞伽经》，可见李贺是将佛典与《楚辞》一样作为自己须臾不离的精神食粮。李贺在洛阳时曾遇到一位郑姬，李贺应其请做《许公子郑姬歌》，有句云：“长翻蜀纸卷明君，转角含商破碧云。”首句是说：郑姬边卷边看用蜀地所产之纸书绘有王昭君故事的变文长卷，同时边看边唱。此点历代注家皆未指明。从此诗可见，当时讲唱变文的不仅是僧人，也有女子。使我们对唐代变文的传播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甚至韩愈，这位以复兴儒学为己任的大诗人，虽然在政治上极力辟佛，但却对佛教壁画甚感兴趣，他的许多诗如《南山诗》、《元和圣德诗》、《陆浑山火》等，都涉及到寺庙壁画。

　　在谈到今后的研究时，陈先生说，他将准备将近年研究所得集为一编，名《佛典与中国文学》。我们衷心期望它的面世。

　　《光明日报》2002年4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