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云法师：往事百语之永不退票 8 不要作蕉芽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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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云法师：往事百语之永不退票 8 不要作蕉芽败种

　　芝峰法师是我一生中印象最深刻的老师之一，他在焦山佛学院担任教席时，一口浓厚的温州乡音，令人如堕五里雾中。两年的课程下来，我只听懂他常说的一句：「你们不要作焦芽败种！」然而，这短短的一句话却在我生命里散发出无限的热力。

　　记得当时才刚抗战胜利不久，一切都还在百废待兴之中，无奈内讧频起，民生非但没有日趋安乐，反而越见雕零；佛教本来有治本之效，然而在保守人士的把持下，弊端丛生，功能不彰，令人慨叹不已。所以每当「不要作焦芽败种」这句话在耳畔响起时，心中总是如雷鼓动。于是，我不断思惟如何才能复兴佛教，整顿家邦，因为，我「不要作焦芽败种」。

　　一九四七年，我从焦山佛学院离开以后，即遵从师命，随他到宜兴白塔山大觉寺礼拜祖庭。这时，当地的国小刚好缺校长一职，有鉴于教育对乡里建设的重要性，我应邀留下，为乡民服务，同时也着手展开我兴教救世的理想。那年我二十一岁。

　　白塔国民学校学生二百八十人，老师很少，我不但一人身兼数职，从办理教务到主持训导，从低年级教到高年级，而且还要日夜应付国共两军来校搜寻异议分子，可说是疲惫至极。

　　在枪声不断的暗夜里，我辗转反侧，无法入眠。想到东晋时代的道安大师，虽生逢战乱之世，却不畏艰苦，行脚各处，聚徒译经，弘法不断；北周时代的灵裕禅师，虽处于毁佛法难，却无视危险，率领同侣，昼读俗书，夜谈佛理……，就在他们的努力与坚持下，佛教得以继绝存亡，免于灭教厄运。吾等后辈佛子身受法益，又何忍坐视佛法衰微，甘于作个「焦芽败种」呢？于是，我决定和同道合办《怒涛月刊》，并且在课余时，冒着生命的危险，赴各地张贴海报，街头演说，鼓吹「革新佛教」的思想。

　　后来，我见地方不宁，难申己志，而当时机缘已趋成熟，便与一批有心振兴佛教的同道相约，前往南京图谋发展。此时适逢荫云和尚开明接纳，表示愿将华藏寺交付管理，所以我们就当仁不让地接收下来，并且订定新僧规约，要求寺众共同遵守，期能藉此引起他寺响应，同为振兴佛教而努力。

　　当时的南京真可谓风云际会，盛况一时，徐州的《徐报》看重我们虽然人数不多，年纪也都很轻，却颇思有一番作为，所以特来邀请我们编辑《霞光》副刊，宣扬佛法。可见即使是埋在贫瘠土壤里的种子，只要自己本身健全，终会萌发幼苗，钻出地面；即使是生在万紫千红中的嫩芽，只要肯努力伸出枝头，也能引起他人的瞩目。最怕的是已经败坏腐朽的种子，或者正被利养之火熏焦的芽苞，掺杂其中，因为它们只会尽其所能，影响整体的继续生存。

　　果然，我们的积极作为引起寺内旧僧的强烈反对，他们勾结土豪劣绅，处处对我们施加压力，甚至买通军阀贪官，几次置我们于死地。就在这出生入死的日子里，我将老师的那一句「不要作焦芽败种」提出来，与大家共同勉励，竟然获得一致的共鸣。因为我们都宁可死而无憾于大众的托负，也不愿意生而有愧于十方的信施。

　　一九四九年，徐蚌会战后，国军失守，死伤遍野，智勇法师发起组织「僧侣救护队」，不料他却临时变卦，我虽然自忖能力有限，也只得顾全大局，自愿负起带领的责任。那时，局势岌岌不保，我在半夜里乘车赶到常州天宁寺禅堂，在深夜唤醒睡梦中的道友、同学，一同赶搭最后一班轮船，到台湾续佛慧命。

　　船身在惊涛骇浪中逆风而行，显得飘摇不定，我目视远方，只见黑茫茫一片，不知所以；再回望故乡，已渐行渐远，渺不可及，心中不免忧恸起来。这时，老师的那句话就像警钟一般，在耳边及时响起。在夜色朦胧中，看着漆黑的海水，竟像极了家乡那条运河，勾起我儿时的回忆，我蓦然惊觉：其实自己在很小的时候，就具有「不作焦芽败种」的性格了。

　　记得家乡扬州土地贫瘠，经济落后，里人多以剃刀(理发匠)、菜刀(做素菜)、剪刀(裁缝师)三刀为业，但是我从小就立志做大事，立誓不以三刀为伍，后来又看到来乡诵经开示的法师们，个个威仪庄严，在心中自然而然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十岁那年，中日战争爆发，扬州一些寺院的大和尚成群结伴来乡避难，笃信佛法的外婆获悉，立即煮菜办斋，邀请他们来家里应供。茶余饭后，在大家的怂恿下，我随便认了一个师父。就在他们即将把我带走的时候，我突然仰头问他：「我可以带外婆一起去吗？」

　　「当然不可以啊！」他慈眉善目地笑着回答。

　　我又接二连三地问道：「我可以带母亲一起去吗？」「我可以带姊姊一起去吗？」

　　外婆的坚毅、母亲的明理、姊姊的勇敢，一向是我最钦佩的，但是大和尚回复的答案居然全部都是否定的，令我大失所望，故而就此作罢，不愿跟去。

　　就这样，我错失了一次出家的因缘，但是我终不于此懊悔，因为一年多以后，我在栖霞山巧遇志开上人，蒙他接引剃度。他，是一位真正为教为民牺牲奉献的高僧大德！

　　虽说我是志开上人唯一的入室弟子，然而他从不把我视为他一人所有，对我百般呵护，相反地，他动辄给我棒喝打骂，并且将我置于大众之中，让我在大冶洪炉里历经千锤百炼。我常想：如果当年我糊里糊涂地随着那位扬州大和尚出家，在小庙里修行办道，享受丰厚的供养，想必日后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一株温室里的花朵，那里经得起时代风暴的几番冲击呢？

　　念及家师对我的种种期望，老师们对我的种种教诲，我总是坚定地告诉自己：「无论将来路途如何艰困，我一定不要作一个焦芽败种！」想着想着，不知不觉中，竟然睡着了。当我从微曦中醒来，才发现船已驶进基隆港口。我们一行百余位僧侣上了岸，由北部走到南部，又由南部走回北部，全台湾竟然没有我们容身之地，所到之处，不是吃闭门羹，便是被白眼相待。这也难怪，在那个动乱时刻，大家都害怕我们之中匿藏匪谍密探之流。

　　我们的脚底磨伤了，衣衫也经不起日晒雨打，破了好几个洞，肚子经常是饥肠辘辘。行脚途中，人数逐渐减少，乃至到后来寥寥无几，最后大家决定各奔前程。

　　之后不久，蒙中坜圆光寺收留安单，我在那里发心操持苦役，后来又前往苗栗法云寺看守山林，因为能刻苦耐劳，颇得寺众信任，但始终感到长久下去，固然温饱无虞，却不能对台湾佛教的正信前途有所助益，所以在一番考虑后，告辞他去。

　　接着，我应邀主编《觉群周报》，由于主事者未能按照创报人太虚大师的原意发展，因此我宁可拂袖而去，不为斗米折腰。二十六岁那年，我被选为中国佛教会常务理事，当时南亭、慈航、东初等诸位长老都一一落选，自感年纪太轻，又与负责人理念不一，决定不受此职，于是写了辞职书。许多人批评我不识抬举，不知时务。

　　我自认一生颇能随缘随喜，然而当时目睹台湾教界神佛不分，而自大陆播迁来此的中国佛教会，又无能成事，自忖振兴佛教已是刻不容缓的大业，我怎能茍且附和，置佛教慧命于不顾，甘于做一个「焦芽败种」呢？

　　来台初期，也曾为中广公司撰写广播稿，并且帮《人生月刊》前后义务担任主编达六年之久，同时又经常在《自由青年》、《勘战日报》、《觉生月刊》等多处报章杂志投稿，弘扬佛法，承蒙大家厚爱，一度被誉为「佛教文艺明星」。当时曾有不少教外刊物、社会报纸，以重薪聘请我当编辑，作记者，虽然我贫无片瓦覆身，但终究因为这些工作都不是为佛门服务，所以被我毅然婉拒。

　　一九五三年，我在宜兰雷音寺落脚，经济贫穷倒还不是严重的问题，治安单位今天调查，明天临检，有时传你过去问话，有时前来取缔法会，将整个教界搞得草木皆兵，才是最为无奈。

　　即使在这种种恶劣的环境下，我还是创造了许多台湾佛教史上「第一」的佳绩，例如：第一所幼稚园、第一座讲堂、第一支歌咏队、第一次电台弘法、第一次环岛布教、第一次家庭普照、第一个星期学校(儿童班)、第一次乡村布教、第一次有佛教纪念品、第一次出现卍字项链……，凡此所凭借者无他，只不过自始自终，我一直坚持「不愿作焦芽败种」的信念罢了。

　　目睹当时许多同道见佛教风雨飘摇，在物质、精神的压力之下，纷纷见风转舵，另谋出路，我深感痛心。在择善固执多年以后，我一再地用自己的身体力行，证明了出家的路是无限地宽广，要选择成为佛教的护法长城，还是成为僧团的败卒逃兵，端视自己是否甘愿作一个「焦芽败种」而定。

　　谨记着「不要作焦芽败种」这句铭言，固然使我在逆境中倍增勇气，也让我在顺境中不致迷失。一九五七年，蒙获各地信徒之助，为我在新北投购置了一栋景致优美的花园洋房，命名为「普门精舍」，供我写稿，不但使我得偿夙愿，拥有一方安住写作的天地，而且供养还算丰厚，生活过得怡然自得。

　　但是为了安顿随我学佛的一批青年，以及扩大佛教在文化方面的力量，住了没多久，我在大家一片可惜声中，将房舍让售给他人，以所得款项，买下三重埔的一座楼房，成立「佛教文化服务处」，没想到后来竟成为佛光山文化事业的摇篮。至今想来，仍为当年这份果敢、无私无我的决定感到自豪。

　　万事起头难，佛教文化的推展工作在最初时也历经一番辛苦，还好弟子们都没有「焦芽败种」的性格，在大家同心协力的奋斗之下，法务蒸蒸日上。一九六四年，我将「佛教文化服务处」扩迁到高雄大圆环边，中山路与中正路交叉点的一所房子，因为交通方便、闹中取静，众人咸认是一块上好的吉地。尽管环境稍趋平顺，我并没有因此而踌躇志满，仍然一本初衷，时刻留心观察现势，擘画佛教未来的前途。

　　三年后，我再度出乎信徒的意料之外，将这块大家眼中的黄金地段出售，买下一座荒芜的山地。这时，其他已一无所有，而刚刚创办的「寿山佛学院」又开学在即，许多人为我担心不已，更有一些人笑我愚痴无智。

　　经过多年来的惨淡经营，各种佛教事业在这片荒地上渐渐开展起来，如今已向外拓展至各地。如果当年我耽于安乐，如何能有现在佛光山海内外的百间道场？如果当年我心愿褊狭，如何能有今日遍布世界各处的佛光会与佛光人？

　　至今我年届七十，仍行脚各地，弘法不辍，曾经有人问我：「何必要这么辛苦？这么卖力？」「何必要把佛教事业做得这么多？这么大呢？」这一切都不为了什么，只是为了不作焦芽败种，尽一个佛子应尽的责任罢了。

　　出家近一甲子来，目睹一些出家未久的人，以为修行就是要去住山闭关，倡导出家就是要不问世事，心中真是良感哀痛。千百年来，佛教之所以未能维持盛世，历久不衰，不正是被「焦芽败种」之流，将法义扭曲，把佛教弄得几乎消失隐没？幸赖历代一些气度恢宏的祖师大德们力图发扬，才使得佛教在迭经变乱之后，还能够绝处逢生，长存不辍。所以我一再勉励徒众：为了亿万众生的法身慧命，我们绝对不能作「焦芽败种」！

　　你看！在大自然中，砂岩里的小花因为能够突破困境，故能接受阳光的照耀，绽放出美丽的奇葩；湍流中的小鱼由于能够逆流而上，故能享受洁净的源流，展现出活泼的生机。它们都努力求上进，开拓出自己的一片天地，何况自称万物之灵的人类呢？因此，我们不必叹息自己的地位卑微。有用的人，即使接受一点小因缘，也能点石成金，做得轰轰烈烈；无用的人，就是付予一桩大事业，到最后也只是「无声息的歌唱」罢了。

　　君不见古今中外，有多少伟人豪杰虽然家世清贫，但因为努力不懈，所以能功成业就，光耀门楣；又有多少不肖子孙，即使继承万贯家财，却由于自甘堕落，非但败光所有产业，甚且使父母蒙羞。假如任何行业的人都有「不作焦芽败种」的发心立愿，又何患无成。

　　在各国的历史中，不乏有忠贞爱国之士，即使国难当头，犹能力挽狂澜，振衰起弊；但也有许多扶不起的阿斗，纵使赋予重责，掌握政权，不但没有作为，甚且亡国败种。

　　可见「焦芽败种」并非天生本质如此，亦非后天环境造成，而是完全在于我们的心念，如果我们能一心向上，则百福临门，万家生庆；一心趋下，则千古成憾，亿劫不复。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创造者，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社会的工程师，所以，我们不要小看自己的潜能，如果我们都能自许「不要作焦芽败种」，则不但自己获益无穷，也能令整个社会蒙受多利。

　　(佛光廿九年－一九九五年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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