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亮文集：谈生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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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亮文集：谈生说死

　　内容提要：“生”是自然大化的创造，“死”亦是自然大化的杰作。古今中外人士及宗教看安乐死。是生还是死，如何生，如何死；由生观死，由死观生，生死相安，这是最佳境界的一种生死大智慧。

　　关键词：生、死、安乐之死、死亡的艺术、由生观死、由死观生、生死互渗。

　　作者简介：达亮，男，山东济宁市人，一九六九年生，现为《人海灯》杂志编辑部，着有诗集《岁月无悔》、散文集《菩提人生》、《落叶菩提》等。

　　前 言

　　“生”是自然大化的创造，“死”亦是自然大化的杰作。所以，正确的生死态度应该是：人生时，便幸福地活着，度过生命的发育、成熟、衰老各个时期。一旦面对“死”，无论有何具体原因，都应该意识到生命之生理已尽，我们应该坦然而平静接受死亡这个自然的结果。如此去看“生”，人们必不会执着、迷恋、沉沦于“生”；如此去看“死”，人们决不会恐惧、焦虑、害怕于“死”这样的话，人生便步入了一个幸福的新天地。

　　安乐之死

　　在我国，生与死历来被称为“红白喜事”，丧事可为“白喜事”。既然我们把“生”作为喜事，又有甚么理由不把“死”当做喜事呢？老庄学说认为人是从“气”里衍生出来的，死了就回到“气”里去，庄子家里的人死了，许多人前来吊丧，表示哀悼，唯独庄子显出高兴的样子，坐在门口“鼓盆而歌”，庆贺其死去的家人终于找到一处永久宁静的栖息之地，而那方净土正是家人所来之处，是永恒的归宿之地。惠子平时总与庄子要争得面红耳赤，而这次却被庄子的一番话说得心服口服，深深认识到一个人要想活得洒脱大度，仅仅明白生是怎么加速还不够，还得懂得死是怎么回事。

　　这真是旷达的见解。对待死亡的态度，是人生的根本态度。如何对待死亡，也是检验一切世界观的根本标尺之一。生死离别的悲伤，是人之常情，庄子却超越了人之常情。生与死，是人生的大限，庄子也超越了这个大限。这就不仅超越了一切的利害荣辱，而且也超越了生死。

　　庄子的影响是深远的，如嗜酒如命的刘伶，常乘鹿车，携酒荷锸，随时随地痛饮。他叮嘱妻子；“死便埋我”另有《唐书》记载，与刘伶有同样想法的是傅奕，《傅奕传》是这样写的——

　　“常醉卧，蹶然起曰吾其死矣，因自为墓志曰：‘傅奕，青山白云人也，因酒醉死，鸣呼哀哉！’”如果说古人也有安乐死的想法和做法，傅奕当是先行者了。至于唐代诗人卢照邻、司马空图，未死之前就已经营生圹(即坟墓)，卢照邻偃卧其中饮酒等死；司空图题休诗曰：“白日偏催世间快活人，黄金难买堪骑鹤”，所请骑鹤，就是骑鹤西归，死去之意。可见，古人似乎也想到了安乐死的方式的。

　　看来，安乐死之道，古已有之，追求安乐死，台湾作家柏杨也提出了如卢照邻、司马空图的构想，他说：“人生在世，如果条件够的话，唯一可预见并可控制的一件事，便是为自己安排‘阴宅’。”柏杨也是把死生看得淡化了，所以预作之计——构筑生圹……

　　如今在中国大陆，对死亡问题的全面关注是与一例“安乐死”事件分不开的。一九八六年，陕西省汉中市出现了一例病人家属要求大夫行使“安乐死”的事件，后来医生以杀人罪被提起诉讼，经过六年多的漫长诉讼才被宣判无罪。这一漫长的诉讼，使学术界、法律界、医药界、新闻界乃至普通老百姓对“死”都有了一次深刻的认识。又，据《北京青年报》报道，日前，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对上海首起对母亲实施“安乐死”案件的被告人——六十七岁的梁万山，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五年。(参见2001年十月十七日《羊城晚报》Al5版《我只想把她平安关走》一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半小时”节目对“安乐死”展开了专题讨论，收到了几百封听众来信，其中还包括了邓颖超同志的来信。她在一九八八年一月廿六日的信中谈到：“我认为‘安乐死’这个问题，是唯物主义的观点。我在几年前已经留下遗嘱，当我的生命要结束的时候，千万不要用人工和药物抢救的办法。”前不久病逝张学良先生，在病危期间其家属不忍心看他痛苦的样子，而断然拒绝为其使用维生系统。如今“安乐死”在一定的范围内已经成了一个热门的话题，成了一些人茶前饭后言谈的中心，对于这样一个新时代所产生的一个新问题，人们便各自依据传统道德观念，依据人道主义，依据实际社会效果等等，发表不同的见解和看法。每个人怎样面对自巳的死亡？怎样以理性的态度直面人生的必然归宿？于是，死亡教育自然而成为人生的必修课。西方的许多国家，死亡教育课程却常常受到大学生、中学生甚至小学生的热烈欢迎。而如今，荷兰已经是世界上唯一允许“安乐死”国家，是死亡教育的先河。

　　荷兰已立法提倡，更不妨在古老的中国酝酿诞生，以推行今之人道主义？(由于我国法律从未承认和允许“安乐死”的行为，而类似梁万山这样为家人实施“安乐死”的行为，都触犯了《刑法》，法律将以故意杀人罪来论处)。

　　甚么是“安乐死”？“安乐死”就是指某种必死无疑的人，在生命还没有完全结束时，由于一些特殊原因，用药物致其于死，以减少死者痛苦的做法。死，本不可能是安与乐的，但因其是在药物的作用下而静静地死亡，无痛苦现象，人们便以“安乐死”予以命名。

　　从当前来看，安乐死所面临的问题大约有两种：

　　一、某些患绝症病的晚期病人，或者某些患“植物病”的人。

　　这类病人对于安乐死的心态大约有三种情况；一是患绝症病的晚期病人，因自已忍受不了病痛的折磨，要求以安乐死尽快了结自己的生命，以结束病痛之苦，这是病人从自己着想；二是病人并不愿死，但不想亲人因自己而长久受累，宁愿以安乐死结束自己的生命。以减少对亲人的拖累，即病人从他人着想；三是病人自己已失去生存意义，亲人也没有必要为其劳累，与其“痛不欲生”，实不如安乐以去，愿意对其实行安乐死，以求得双方解脱，即从病人与亲人双方着想。

　　二、被法律判处死刑的罪犯。从这类人来看，显然死者是极不愿死的，但法律必须强制其死亡，对其实行安乐死，完全是法律从人道主义出发，减少罪犯的死亡痛苦。

　　如果安乐死合法化，会有甚么事发生呢？据近日的日本《朝日新闻》记者调查发现，在日本奈良县有座寺观名谓十分奇怪，叫“暴死寺”信奉佛教寺院的名字，一般都带有虔诚普度的含义，但这座“暴死寺”古刹虽小，可有两百多年的历史。来寺参拜的老人，全都是冲着「暴死寺”寺名而至的。其中有93%的老人，在神灵面前“喃喃”地许下希望能安然暴死的心愿；其中有66%的老人最害怕有朝一日被顽症折磨，不仅自己痛苦不堪，同时又连累家人耗钱费时侍候，因而祈求神灵赐予突然死亡，好来好去罢了。“暴死寺”则折射出日本现代文明社会对“安乐死”的向往。又如一九九○年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66%的美国人相信，一个人如果处在极端痛苦的情况下，又“没有改善的希望”，就有自己结束生命的道德权利。在荷兰，据估计每年就有一万人选择安乐死。也有许多人担心，被视为末期的病人，特别是极端痛苦的人，也许会选择死亡，即使他们的痛苦也许有办法处理，他们的生命也许可以长一些。另一些人担心，老年人也许会觉得他们有死的责任，因为选择死可以减轻家人压力，节省家人的金钱，再说人有出生的一天就必定有死亡的那一天，就像有黑夜就必定有白天一样，这是自然规律，是每个人逃避不掉的。

　　如果借机器来维持生命是一件真实而令人害怕的事实。人们于是问自己，到底要怎么做才能保证有人道、有尊严的死亡，而不让生命做没有必要的延长。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是否有必要以人工方式维持生命呢？“从佛教的观点来看，如果临终者有机会可以拥有正的、善的思想，那么让他们甚至只多活几分钟都是很重要的，而且也有目的在。”“如果没有机会让临终者拥有正面思想，而花费大笔金钱，只为了让某人活着，那就似乎没有甚么道理了。但每个案例都必须个别处理，很难订出通则。”顶果钦哲仁波切说：“当一个人没有痊愈的机会时，使用维生系统是无意义的。让他们在安祥的气氛下自然去世，并代替他们采取正面的行动，是一件很好的事。当装上维生系统，却没有一点希望时，那么停止机器就不是罪恶，因为没有方法可以让患者活下去，你只是以人工方式“维持”他们的生命而已。”“昏迷长达十余年的植物人苏醒的例子并不罕见”，这结论恐怕武断了一些。真正的植物人不可能“苏醒”，除非他当初被误诊。即便偶见一个误诊病例，也不能成为反对安乐死的理由。限制或除去维生治疗的决定，通常称为“被动的安乐死”。在病入膏肓的情况下，中止仅能延长几小时或几天生命的医疗干预或拯救措施，让死亡自然发生，这是可以被接受的做法。

　　从佛学角度看安乐死：佛学作为解说世界万事万物成、住、坏、死原理的学说，对于这样一个人类社会确实存在的现实问题，应该怎样认识？佛学是戒杀的。对于安乐死的人，不管其本人是自愿或是被动，将其用安乐死的形式致于死地，无疑这属于杀生范畴。但若有杀生佛学、佛教就采取抵制或反对的态度，我以为这是形而上学的、僵化的。笼统地认为安乐死是将活的人致于死地，就由此认为是犯戒，是犯杀业，我以为这是不正确的。再者从佛学因果的角度来认识，无论是患上绝症还是“植物人”病，那都是一种业障病，是一种果报。一旦患上此病，无论是本人或亲人都应从佛学因果方面去认识病根、病因，唯一解救的办法应该将病根认识清楚，多忏悔、多布施，多放生，大忏悔，大布施，大放生，以尽早了结此业障，求得自身和亲人的解脱。当然，对于那些犯了大恶的人，恶果现前，世缘已了，被法律判了死罪实行安乐死，尽管死者对于任何一种死的途径都是不情愿的，但果报无情，业果现前势不可挡，如此实行安乐死，那是法律出于对死者的仁慈，以此之刑，减少死者死亡时的痛苦，也因此会减少死者死亡时的怨恨，与枪杀之刑作比较，实行安乐死是有益的。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这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种表现，这正如周国平先生在《生死两安》序中所说：“我的困惑也许来自我的过于清醒，太看清了一切哲学和宗教的劝慰所包含的自欺。至于佛教，我是把它看做在死亡问题上惟一不自欺的最清醒也最深刻酌哲学的。那么，看来我还是不够清醒，到我清醒到了极点时，也就是我有朝一日浸润在佛教之中时，我的困惑也许就消解了罢。”安乐死的原则是严肃的而非轻率的——因为它关系到一个人一生中只有一次的宝贵生命。严肃对待安乐死，不等于从根本上摒弃安乐死。“'由于顽强的挣扎，生命才生生不息”值得钦佩；但是，为了保存“苟延残喘”的权利而在极端痛苦中“挣扎”，没有了任何乐趣和尊严，这生命还有多大意义呢？“敬畏”生命决非遵循“好死不如赖活着”的原则。好活和好死，都是对生命的最大“敬畏”；而赖活和屈辱的死，则是让生命遭受无谓的折磨，是亵渎生命，也是一种最大的无聊。

　　“死”是每种有生之物的最终结局，“死”是人类无法抗拒的命运，“死”是每个人无从躲避的宿命。人一思及此、一念及此，便会恐惧不安，甚至会万念俱灰，从而在人生中做出一些异常或反常的行为来。现代人由于特别关注“生”，无暇对死作深度思考，在死亡的问题上产生了极大的困惑，这就使现代人之生活品质难以真正地提高。莎士比亚借助他的剧中人说：“生，还是死，这是一个问题。”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也说：“人类不是被问题本身所困扰，而是被他们对问题的看法所困扰。”安乐死亦然。安乐死可以将人从毫无意义“活着”的灾难中解脱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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