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安灌顶大师后期的经历及其与隋炀帝杨广的关系

　　灌顶(561-632)为智者大师的大弟子之一，后被尊为天台宗四祖。有关他的身世史事，一般多依道宣《续高僧传》，然僧传纪事多据传闻，未必完全可靠。今据灌顶《大般涅槃经玄义》卷下之自述经历，辅之以《国清百录》等史料，与僧传对照，以期对其后期的经历有一个近乎史实的钩划。
　　灌顶在智者生前的史事是比较清楚的，僧传记载虽有颠倒错乱之处，但总的来说还是明白的，但对于其在智者身后即其后期的经历则错误较多，以致传讹后世。
　　据《玄义》，灌顶于智者卒后本欲隐身潜修，"更伏灰场，口诵石偈，思愆毕世"，然而由于继智者纲维天台僧众的大师兄智越的派遣，也为了天台一派的利益，他不得不多次充任僧使，担负起沟通天台一众与隋王朝特别是杨广之间的联系的重任。
　　从开皇十七年(597)至仁寿四年(604)七月杨广继位八年期间，灌顶前后数次充任僧使，皆不辱使命，既加强了天台宗与隋王朝之间的联系，又扩大了天台宗的影响。
　　智者于开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入灭，其前三日即二十一日特作遗书于晋王杨广，智者卒后，智越派灌顶、普明二人持遗书及《观心论》、净名疏三十一卷送于晋王，这是灌顶首次出使。杨广大概于威胁强求智者出山、以致智者入灭一事心怀惭德，对于先师遗命一一遵从，对长期充当智者侍者的灌顶、普明也亲礼有加，令扬州总管府司马王弘送二人还山，为智者设千僧斋，并开始营建国清寺。
　　仁寿元年(601)杨广入嗣东宫，位居储副，成为梦昧以求的隋朝皇太子，智越又派灌顶、智顗奉启入贺，以示天台一众与杨广的特殊关系。
　　同年十月，天台新寺落成，智越再派灌顶、智顗入京谢闻，十一月初三，杨广特请灌顶、智顗入内斋，询问智者卒后的种种神异，灌顶应对如意，杨广遣员外散骑侍郎张乾威送其还山，且多有赏赐。
　　仁寿二年(602)，灌顶又应命入东宫。据僧传，杨广致书云：夏序炎赫，道体休宜，禅悦资神，故多佳致。近令慧日道场庄论二师讲净名经，全用智者义疏判释经文。禅师既是大师高足，法门委寄，令(一作今)遣延屈，必希霈然。并法华经疏，随使入京也。 迟来仪，书不尽意。僧传以此为杨广宣召灌顶的令旨，但据《国清百录》皇太子弘净名疏第八十一，此说亦有问题。
　　据《百录》，仁寿二年，右庶子张衡宣令，慧日道场僧慧庄、法论二师，于东宫讲净名经，全用智者义疏，判释经文，一日二时躬亲临听，令扬州府总管遣参军张谐到天台，有谙委智者法华义者一人，仍斋疏入京。使到寺，寺差灌顶随使应令。
　　这表明，杨广只是派人到天台，命遣"谙委智者法华义者一人"及法华经疏入京，并未点名要灌顶，灌顶应召是智越的派遣，并非杨广的宣令。因此为《百录》所不载的前述令旨若非误传，便不当为杨广给灌顶的书信，而更象是写给智越的。因为灌顶虽然在后世地位很高，当时却只是天台一宗的第二或第三号人物，与智顗、普明、智顗等名位相亚，"大师高足"尚不为过，"法门委寄"却难承当，因为继智者纲维僧众、传持教法的是智越，从《百录》可以明确得知，天台宗与杨广往来书信皆以智越领衔，杨广当然不好越过智越直接邀请灌顶，且灌顶向以精通教法著称，并不习谙禅修，称其为禅师不妥。
　　或许杨广本欲邀请智越，智越有纲维一众的职责，不便远行，又自谦于法华义疏不及灌顶精擅，便差遣灌顶代行。从杨广书中可以看出，邀请一事出于其年夏天。书中慧日道场建于杨广开府扬州之时，《百录》王重遣匡山参书第四十云"始于所居外援，建立慧日道场，安置照禅师以下，江陵论法师亦已远至。于内援建立法云道场，安置潭州觉禅师以下"。照禅师即是智者同学，于南岳门下禅法第一，江陵论法师即是渚宫法论，曾为智者作传记，慧庄不知何人，想来亦是曾居慧日道场的智者弟子。
　　据《百录》，灌顶斋智者法华义疏到京后，先付有司缮写，后经灌顶校勘，勘后入宫受持供养。其后右庶子张衡宣令灌顶入辞，面奉仁寿二年八月十八日令旨，道是"弟子重先师法门，故相劳苦，师亦须为法，勿以为辞，今遣大都督段智兴送师还寺，为和南大众，好依先师法用行道，勿损风望也"云云，这次入京传法颇受杨广嘉赏，除天台山寺得到大量赏赐外，灌顶本人也受到金缕成弥勒像等重赏。
　　据灌顶自记，此次夏日入京，八月辞还，时间并不太久，其主要任务也是送疏并校勘，讲解不多，或许灌顶自重，不欲渲染其为太子讲经一事，唯言"勘讫入宫受持"。此与僧传所载有较大的差距，其云"顶持衣负锡，高步入宫，三夏阐弘，副君欣戴，每至深契，无不伸请，并随问接对，周统玄籍"。
　　僧传所记杨广请教灌顶的具体情况大概属实，虽为灌顶所未道，推之情理，亦非过言。问题的关键是此次灌顶在京城究竟呆了多长时间，到底是三年还是数月。灌顶明言仁寿二年八月十八日杨广令旨有"今遣大都督段智兴送师还寺"之语，故不应有再留二年之事。然僧传此说亦非无据，灌顶于《玄义》自道"迫不得止，戴函负封，西考阙庭。私去公还，经途八载"，从开皇十七年(597)送遗书于晋王始，至仁寿四年(604)晋王登基，正好八年，而据《百录》，自仁寿二年送疏入京至仁寿四年之间，灌顶未再出任僧使，太子登极，代表天台出使奉贺的是智顗，若灌顶仁寿二年九十月间便回天台，便不应有"私去公还，经途八载"之说，若依僧传"三夏阐弘"之说，则正好八年。或许灌顶有仁寿四年奉吊文帝之丧的使命，然既为《百录》所不载，难于确定，亦或《百录》广略二本不同，今存之略本恰巧漏载了此事，因为文帝驾崩，天台肯定会派人入吊，今不言其事，当是漏脱。另外还有一种可能，即《百录》传本有误，误将仁寿四年八月十八日抄作仁寿二年，若是仁寿四年八月杨广始令灌顶还山，则正与"三夏阐弘"说相应，又符合"经途八载"之说。
　　僧传对于大业元年(605)至七年之间事缺载，《百录》和《玄义》可以补之。据《百录》，大业元年炀帝驾巡江都，九月天台僧使智顗于楚州华林园参见，炀帝特询问灌顶的情况，智顗答道灌顶在寺，本应来参，只是由于身患痢疾四十余日，无法前来。炀帝初登大宝，志得意满，对天台大加赏赐，并敕度四十九人出家。灌顶奉命为新度的四十九人起法名。
　　据《玄义》，灌顶于大业年间又曾因日严诤论召入咸阳，何事诤论，始于何时，皆为史书所不载。按《百录》所记最后之事为"口敕施幡第九十二"，记智顗于大业三年(607)二月二十七日引入殿内辞行，口敕施幡一千二十五张，其后之事则不载，这一方面表明《百录》编成的时间可能是在此年，另一方面也暗示灌顶因诤论追入咸阳就发生在其年以后，因为此后灌顶历经磨难，无暇再编撰《百录》了。
　　《玄义》称"日严诤论追入咸阳，值桃林水奔而夜亡其伴。又被谗为巫，收往幽蓟。乘冰济北，马陷身存。临危履薄，生行死地。悼 兢兢，宁可尽言"，这段艰难困苦的经历对灌顶来说可谓镂骨铭心，却为他书所不载。
　　日严寺在咸阳，杨广为晋王时，于京师曲池施营第林，造日严寺，后来成为杨广笼络的各地高僧大德云集讲论之地。一时名德如智脱、法澄、道庄、智炬、辩义、明舜、慧乘、吉藏等皆住止此寺，同时此处也是经常举行法会、相互辩论的地方。虽然无法弄清导致灌顶追入咸阳的诤论究竟何事，但当时有一个为后人所不大注意的事实，即颇受炀帝看重的天台宗竟然在京城没有一个得力的代表人物，或许法论可以视为天台宗人，但《续高僧传·法论传》对此却不置一词，炀帝既然自命为智者弟子，对于这一情况大概是不能满意的，眼见着僧璨、吉藏等人出尽风头，炀帝或许想让本宗的人也来亮一亮相，为自己争一争面子，而天台一众精通教法、辩才无碍的高僧，当首推灌顶，故他不得不依命前来。
　　灌顶此次入京似乎早已注定了不顺利，当他走到华阴桃林山时，夜间山洪突至，为避大水，他与同伴四散奔走，相失于道。等到了咸阳，不知何故他又蒙受谗言，被诬为巫师，惑乱世人，炀帝竟听信谗言，将他流放到河北幽蓟一带。
　　灌顶记事颇简，或许其中有不忍言、不欲言之隐情。既为诤论召之入京，肯定会让他参与论争，一显天台宗门的威风。那么灌顶与何人辩论，又是否取胜了呢？如果他获胜了，不单大张天台一宗之势，而且为杨广挣足了脸面，杨广又何以听信谗言，施以重法呢？
　　日严高僧虽多，但以辩才名世者无过于僧璨、吉藏二人。僧璨自号"三国论师"，声若风卷，辩如悬泉，然他以研精十地著称，未闻与灌顶有何关联，而吉藏更是"神辩飞玄，望重当世"，而且尊崇智者，留意法华，这就必然与灌顶发生关系了。
　　据《续高僧传·灌顶传》，灌顶"晚出称心精舍，开讲法华，跨朗笼基，超于云印，方集奔随，负箧屯涌。有吉藏法师，兴皇入室，嘉祥结肆，独擅浙东，闻称心道胜，意之未许。求借义记，寻阅浅深，乃知体解心醉，有所从焉。因废讲散众，投足天台，餐禀法华，发誓弘演"。
　　僧传将此事记为灌顶随智者东归台岳之后，智者圆寂之前，其实这段时间灌顶是没有可能跑到浙东开讲法华的。所谓"晚出"，当不应发生在智者去世之前，而灌顶受杨广之邀于大业年间在京城开讲法华是完全可能的。若然，灌顶既然号称跨朗(法朗)笼基(慧基)，超过云(法云)印(不知何人)，胜过了吉藏的老师兴皇法朗，破斥诸宗、无人能敌的吉藏当然不会服输，其与灌顶的较量也就不可避免了。
　　吉藏与灌顶的论辩不仅是三论宗与天台宗之争，也是释门辩才第一人之争。由是不由不想起大业五年(609)吉藏与僧璨之诤。隋齐王暕钦礼僧璨，对于吉藏以辩才著称于世颇不服气，总想找一时机加以摧折，于是以大业五年在西京王第设一法会，邀致京师论士三十余人，请吉藏升座设擂，令僧璨为首，率诸论士轮番向吉藏发难。这场辩论大会进行了三天，尽管僧璨等人也充分显示了自己的辩才，但最终还是吉藏取得了胜利。这场辩论使得吉藏顺理成章地取得了辩才第一的美誉，自然也有力地提高了三论宗的地位。
　　对于这件轰动一时的大事，天台宗人不能不受到震动。杨广自然会为吉藏的胜利感到高兴，因为吉藏是他早就请入内道场的高僧，算是他的亲信，但他高兴之余，或许也会为天台宗的缺席感到遗憾，产生由天台宗人再向吉藏发动挑战、看一看究竟谁是天下第一的兴头。
　　由此吉藏与灌顶的论战很可能发生在大业五年(609)法会之后，也许就在其年之末。炀帝登基之后，多巡幸于外，而大业五年九月返驾长安，十一月始幸东都。灌顶于桃林遇水，表明其时在夏秋之际，故有可能就在大业五年九十月间。论战的结果如何呢？按照灌顶本传的说法，好象是吉藏服输了。但在吉藏本传中却未提此事。如果真是灌顶在辩论中取胜，就不应有被谗远谪之事，天台宗人也会对此大书特书，不会略而不言，僧传所谓吉藏"求借义记，寻阅浅深"，方知其所从，表明灌顶不是在辩论中令吉藏钦服，而是吉藏读其著述之后才"体解心醉"，"投足天台"。
　　即便灌顶辩论失败，也只是表明吉藏的辩才确实无人能及。杨广可能对灌顶有些失望，然为此惩除灌顶则不大可能，因为双方谁胜谁负对杨广无关紧要，要论起与杨广的关系，吉藏恐怕更胜一筹，因为他早就是杨广内道场的高僧，算是杨广的亲信。对于一个失败者，世人更习惯于给予同情，辩论失败更和巫术不沾边，灌顶为何被诬为巫师呢？
　　吉藏破斥百家，无人能敌，却对灌顶投足顶礼，这恐怕另有缘故。单是读了灌顶的义记，便对之如此钦佩，很难让人相信。天台宗教观兼行，定慧双修，对于禅法一向重视，而作为兴皇法朗传人的吉藏则只重教理，于禅行所知不多，是否灌顶在辩论时显露了什么神通法术，令吉藏为之折服呢？
　　若是灌顶只凭教理辩术取胜，当然和巫术不沾边，不可能被诬为巫师。如果他凭禅定功夫折服对方，就可能落下把柄。历代帝王对于有神通法术的僧人都是又敬又怕的，敬其异能，惧其聚众，杨广对智者一直紧追不舍，欲其时时在自己身边，就是这个道理。杨广曾经问灌顶智者卒后的种种神异，恐怕不只是好奇而已。
　　杨广的担心并非毫无根据，大业六年(610)正月，京都便发生了一件大案，几十个身穿白衣、自称弥勒者进入建国门，守门者皆敛手为礼，不加阻拦，他们又抢夺卫士手中杖，把守的卫士竟然不敢反抗，幸亏齐王暕路过，喝令手下加以擒拿，才避免了一场大乱。其月角抵大戏于端门街，天下异技奇能之士聚集京城表演，这次汇演进行到月底，杨广竟然亲自数次微服往观。
　　这两件事恐怕对杨广的刺激很大，表明他对身怀神异之士的密切关注和警惕。或许灌顶的被谪与此有关。不然的话，以杨广与天台的密切关系，即便有人告状，他也不好意思轻易贬斥灌顶。灌顶自己也未明言何人诬陷于他，但从"负罪三谗驱驰于西北"来看，也许与后宫之人有关。昔晋献公之世，三子皆为骊姬所谗，太子自尽，重耳、夷吾出奔于外，灌顶也许得罪了炀帝的宠姬，不能自明，故以此为喻。
　　炀帝将灌顶收往幽蓟，其用意不言自明，他就是想让灌顶离天台越远越好，一个身怀法术的智者高足活动在远离京城的东南高山，身边又有无数个同道弟子，怎么能让他觉得放心呢？这下可苦了不耐北方酷寒的灌顶，他不得已乘冰北渡，结果马陷冰而死，幸亏他自己保住了性命。从这一情况来看，他有可能是在大业五年底或次年初天气正寒时离京北上的。开始他还有马可骑，表明不完全是以罪犯的身份北行的，炀帝对他还有一念之慈，但他自己清楚自己的处境和地位，故一路上战战兢兢，创巨痛深。
　　生为南人的灌顶在当时尚属边野之地的幽蓟开始了他的流放生活，其艰难困苦，难以备述。个人生活的艰辛倒在其次，最让他痛苦的是智者所传一代教观尚未整理，当弘未弘，当兴未兴，他焦急地等待着出笼的那一天，可他得罪的不是别。人，而是当今天子，而且他万里远谪，根本没有辩解的机会。
　　大业七年(611)，他的命运忽然有了转机。炀帝欲东征东丽，驾临河北涿郡，使得他有了解脱的机会。僧传道是炀帝"追思智者，感慕动容，下敕迎顶远至行所，引见天 ，叙以同学之欢，又遣侍朗吴 送还台寺"，这一说法是很成问题的。其实炀帝追思智者为真，召见同学也不假，但召见的并非灌顶，而是智顗。《续高僧传·智顗传》云其"七年又往涿郡参，劳谢远来，施寺物五百段，遣五十人执仗防援还山"，可见"远至行所"者乃是智顗。灌顶是否以罪臣蒙召还属疑问，但他无疑成了这次东征的受益者。智顗肯定会借此机会说项，杨广或许会因"感念智者"而宽恕并无实罪的灌顶，僧传所载的礼遇肯定不会有，但灌顶为此被释放则有可能。
　　灌顶何时南归不得其详，但最迟于大业十年(614)十月他已经回到了久违的天台山。他本想安定下来作智者所未及作之涅槃经疏，但时至隋末，天下大乱，就连偏居海隅天台山也放不下一张书桌了，他不得已匿迹沃洲、安洲等地，在兵荒马乱、衣食不继之际历时五载，终于完成了十二卷的涅槃经疏及玄义一卷。
　　灌顶一生历尽坎坷，却排除万难，完成了对智者教观的整理，对于天台宗的贡献可谓巨大。对于其后半生的极尽艰辛，人多不知，或受僧传之惑，谓其多受隋帝尊崇扶持。究其实际，从智者到灌顶，隋室对天台宗的真实态度可用"不放心"三字表示。只是杨广碍于师资之礼，对于智者尚存体面，对于当时名气远不如智者的灌顶就没有那么客气了。今重提旧事，并非意在再论天台宗与隋王室的是非恩怨，而是使时人得知古人弘法之难，"为志之坚"，生思齐之心，起兴邦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