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百罗汉名号碑及宜州佛教

五百罗汉名号碑及宜州佛教
　　佛教于东汉明帝时传入中国，这种外来宗教的本土化，使得佛教在二千年的岁月中虽时有毁佛之举动，但终究在中国人心中能得以生存，却是一个不争的史实。宜州位于桂西北通往大西南的咽喉交通要道之上，建于西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为历代州、府、郡治所，为岭南历史文化名城。宜州的佛教历史如何？史志鲜有记载文字。笔者从事文物工作多年，力图在尚存的碑刻文字中梳理宜州的佛教历史及状况，让人们了解历史上佛教在宜州的流行概况。
　　宜州城向有南佛北仙之说，“南佛”，指城南郊三公里之南山寺，这里宋代即建有广化寺，广化寺之侧有御书阁，御书阁于宋崇宁三年（1104）为宜州知州夏公所建，内藏宋真宗赵恒手迹一十六轴，由此可知，南山寺似乎为官家所倚重的佛教寺院。除此文献记载之外，这里的碑刻文字都没有涉及佛教。而“北仙”，则指城北郊一公里的会仙山，会仙山应当是因为唐时有位叫陸禹臣的人在此得道成仙而命名的。会仙山共有宋至民国石窟石刻六十余面，这些石刻绝大部分集中于会仙山南面山腰的白龙洞中，在这些众多的石刻中，最早年代的石窟石刻都是佛教方面的。在白龙洞中的摩崖上有三处石窟造像：一佛二菩萨图，佛会图和普贤造像图。这三处石窟造像凿于何时？笔者不揣浅陋，陈一已之见，见笑于大方之家。前已表述，最先入住白龙洞的是唐代河东人陆禹臣，而这些石窟造像是否刻于唐代？我们知道，大唐帝国有着空前辽阔的疆域，空前强大的政治军事力量和空前雄厚的经济实力，总而言之，唐代为我国封建时代的鼎盛时期。艺术形象是社会生活的集中反映，唐代的人物形象反映到艺术创作中，包括绘画、雕塑等，人物形象总是雍容大度，丰腴饱满，自信乐观，这说是唐代人物形象特有的时代风格。我们且来看一看白龙洞中这些浮雕人物形象吧！这些浮雕造像尽管都是出世的佛教人物，但不管是什么人物，总是深深地打上当时社会生活的烙印的。这些浮雕人物都比较清瘦，且面带愁容，与唐代人物形象特征迥然不同。因此，笔者认为这些浮雕应是宋代人物在艺术创作上的反映，因为这是由宋代特殊的政治形势和地理环境所决定的。一、宋代在疆域上，北受辽金、西夏的凭凌，南受大理的侵暴，故国家处于积弱的局面；二、由于宋代的官僚机构臃肿，官多而办事效率低下，是谓“冗官”；三、因为要应付北南的军事威胁故军队多，是谓“冗兵”；四、财政开支大，是谓“冗费”。由于这“三冗”，造成了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整个国家在此情况之下，人民生活极其不安定，极其困苦不堪，这可以从王安石变法，力图改变人民贫困和国家“积弱”“积贫”的状况而得到证明。毫无疑问，这种社会生活反映到艺术创作上，宋代人物形象绝无唐代人物形象那种欣欣向上、丰腴乐观、雍容大度的特征，代之是人物形象清瘦愁苦，茫然失神。这些白龙洞浮雕人物形象倒是与桂林叠彩山宋代浮雕佛教人物的艺术风格相近似。故而从白龙洞浮雕人物形象来看，是与宋代人物形象特征基本吻合，由此推知这些浮雕佛像为宋代所刻，似乎是相去不远的。
　　在佛会图造像对面的一处造像的右上方有造像记文：“宜州街西居住××行人龙管同妻罗氏九娘，于绍圣戊寅六月初八日往江北保民寺会仙山□阁烧香，观洞中圣迹。当时同妻发心舍尽财，命匠人就石刻上普贤菩萨白鹿大师从真□，并管夫妻出身，清得开光，永世供养。至资荐亡父龙四郎、亡母刘氏八娘，道姑陈氏三娘等早超生界，愿龙管夫妇会家四时□□□□八节，常有人来之喜庆。大宋元符元年八月秋日清信弟子龙管记。”从以上碑文可以知道是普贤造像记无疑，这就清楚地知道此处佛像是普贤菩萨，是宜州本地人龙管夫妇捐资刻于公元1098年的（绍圣戊寅年与元符元年是同一年，即1098年），浮雕人物的艺术风格与造像记相互印证，都说明了会仙山浮雕像应该是宋代作品。
　　无独有偶，在这些浮雕佛像下方丈余的摩崖上，还有一块五百罗汉名号碑。五百罗汉是佛祖释迦牟尼的生前弟子，据《高僧传》卷十二所记，东晋时五百罗汉最初显现于天台山（浙江），到了五代，对罗汉的崇拜兴盛，吴越王钱氏造五百罗汉于天台山方广寺，到了宋太宗雍熙二年（985）造五百罗汉尊奉于天台山寿昌寺。至于五百罗汉名号，则是中国人的发明。据载，南宋有个好事者高道素想方设法把他们（五百罗汉）一一“落实”名字，并刻了一通《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石刻》，此后，此石刻不径而走，各地罗汉名号，皆沿用其名。此说与宗力，刘群所编《中国民间诸神》同出一辙，宗、刘并说《江阴军乾明院罗汉尊号碑》石刻刻于宋绍兴四年（1134）十二月，碑已不存，碑文收于《嘉兴续藏》第四十三函中。笔者曾在《中国文物报.1988年. 35期》载文，指出宜州白龙洞中的五百罗汉尊号碑刻于宋元符元年（1098），比《江阴军乾明院罗汉尊号碑》所刻年代（1134）还早三十六年，且碑刻保存完好，此碑应是全国最早的且保存完好的五百罗汉名号碑，故高道素所刻五百罗汉名号碑之说可以休矣！值得指出的是，宜州地处岭南西北一隅，文化落后，此碑应是受江浙崇拜罗汉之风而刊刻的。值得注意的是，此碑署有“桂林欧阳照书丹”，而白龙洞中的石窟造像风格与桂林宋刻浮雕佛像风格相近，两者联系起来，宜州佛教受桂林影响的看法似乎是可以成立的。
　　有趣的是，龙管普贤造像记的落款时间是“大宋元符元年八月秋日”，而《供养释迦如来住世十八尊者五百大阿罗汉碑》刻于“宋元符戊寅中元日”，中元是道家节日——七月十五日。在同一年中，在同一地点，七月刊刻五百罗汉名号碑，八月刊刻普贤造像。而另外两处造像：佛会图和一佛二菩萨图，从其刊刻的较佳位置来判断，应稍早于普贤造像。由此可以想见当时白龙洞崇祀佛教的热闹场面了。还有，在白龙洞口上方摩崖处有一碑刻，其额日：婺州双林寺善慧大士化迹应现图”，此碑有图二十九幅，每幅都有吊脚文字，内容似记述梁武萧衍（464—549）奉佛之事。此碑刻于宋绍圣四年（1097）。综上所述，可知在同一地点——白龙洞，1097年刊刻《婺州双林寺善慧大士化迹应现图》，1098年七月刊刻《供养释迦如来住世十八尊者五百大阿罗汉圣号碑》，八月刊刻善贤造像，足以窥见宜州佛教在宋代最为盛行之一斑。
　　其次，笔者想探讨佛教从什么地方、又经何路线传到宜州的。一、按一般说法，广西的佛教是由印度本土经南中国海直接传到梧州，再由梧州经西江流域传播于广西各地的。二、佛教由中原南下，经湖北、湖南传入广西。三、佛教由江浙一带，经江西，湖南，传到广西。根据以上的碑刻材料及分析，笔者窃以为佛教以第三条线路为主要传播途径进入宜州，当然其他二条线路也传入一些佛教，但较为次要，当以江浙线路为主要传播途径。如前所说，其一，白龙洞中五百罗汉名号碑应是受江浙崇拜罗汉之风而刊刻的。再看《婺州双林寺善慧大士化迹应现图》碑，更是知道此碑直接与浙江金华县（即古婺州）有联系。其二，白龙洞中的五百罗汉名号碑是桂林人欧阳照书丹，可知此碑有统一的版本，当然也包括《婺州双林寺善慧大士化迹应现图》，及石窟造像都有一个统一的版本，如是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宜州的佛教是从江浙地区，经桂林这个中转站，最后传入宜州地区的。
　　最后，笔者想根据地方文献及碑刻资料简单梳理出历代宜州佛教之概况。无论地方文献资料和碑刻，都无唐代宜州佛教的记载文字，我们只能从宋代说起，根据石窑造像和碑刻文字记载，从北宋后期的绍圣年间，即十一世纪九十年代起，佛教开始传入宜州。在白龙洞中有保民寺，在南山有广化寺。广化寺历宋、明两朝到了清朝还成为“宜阳八景之一——广化高瞻”。从黄庭坚在宜州所写日记“乙西家乘”得知，城东外还有“崇宁寺”。崇宁寺是黄庭坚经常造访之地，与寺中僧人多有交往。城西外有香社寺。宜州西南四十公里处有多灵山，上面寺庙为南汉时所建。明代宜州城西外有西竺寺，崇祯十一年（1638），大旅游家徐霞客游至宜州时，称西竺寺规模之大为“粤西所仅见”。清代南山的广化寺似乎还存在，可能后来被太平天国军队所毁，佛教在清代已呈衰落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