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福建佛教的发展

宋元福建佛教的发展
　　徐晓望
　　宋元时期，福建是国内佛教最发达的区域，福建寺院之多、僧众之多、佛教著作出版之多，都在国内名列前茅。
　　一、宋代福建佛教鼎盛
　　宋朝廷对佛教的矛盾政策。宋朝代周之际，正值周世宗严厉打击佛教之时，虽说宋太祖对佛教的政策较为缓和，但后周的政策无疑影响了宋朝廷的观念，所以，宋初对佛教的政策是较为严厉的。它的主要特征是以限制为主，防止寺院占据过多的劳动力，妨碍农业生产的发展。在这一政策指导下，北方佛教受到严格的控制。在宋朝统一全国之前，宋朝直辖的北方地区的僧人只有67403人，大约每年剃度1删左右的僧人。宋统一福建之后，太宗披阅泉州僧籍，见已度僧尼达数万人，待度者犹有四千人，不禁大吃一惊，于是，他重申朝廷限制佛教的政策。其具体措施有：(1)由官府僧录司掌管僧尼剃度的考试，只有能念诵经典300页者，才颁给度牒，官府严格控制度牒数量；(2)官府经常点检寺院僧尼，若有伪冒，严惩不贷。这些政策在北方早已实行，随着福建归属朝廷管辖，它也推行到福建境内，这表明五代福建僧尼受特别优待的历史结束了。不过，宋朝对佛教的限制是温和的，它不像后周用赤裸裸的行政命令打击拂教，而只是限制僧尼剃度数量。而其理由是：防止百姓冒充僧尼逃役。真正的高僧在宋代一直受到尊重，朝廷经常请高僧讲经，并给他们颁发尊号，所以，宋代佛教与官府一直相安无事。其次，由于朝廷控制了度牒颁发权，度牒成为奇货可居的东西，每道度牒价值数十贯钱，朝廷每每靠出售度牒来解决财政困难，这使朝廷限制佛教的政策大打折扣。总之，尽管官府尝试限制佛教的发展，实际上福建佛教的发展空间还是很大的。所以，宋代福建佛教极盛。
　　1．僧尼数量冠全国。福建僧尼多，与闽中的习俗有关。宋人说：“闽中地狭人稠，常产有限，生齿即繁，家有三丁，率一人、或二人舍俗人寺观。所以，近来出卖度牒，本路比他处率先办集。……契勘诸路出卖度牒，惟福建一路为多”。
　　北宋元丰年间，福州开元寺一次剃度僧人达3948人；绍兴元年，天宁寺两次度僧共达1298人。因而有人说：“福州多僧天下闻，缁衣在处如云屯”。百姓出家为僧的数量不亚于儒生，连真咏福州：“除却弦歌庠序外，家家同念佛经声”。据北宋天禧五年(1012年)的统计数字，其时，全国共有僧人40余万，其中，福建路为71080人，占总数的六分之一强，为诸省之最。形成对照的是，当时福建人口数仅为全国人口数的十五分之一!
　　2．寺院建造，盛况空前。五代时期福建已有许多寺院，人宋之后，“富民翁妪，倾施赀产以立院宇者亡限。庆历中通至一千六百二十五所，绍兴以来止一千五百二十三，今州籍县申犹一千五百四。”这些庙宇“雕绘藻饰，真侯王所居”。宋代文学家曾巩说，福州三山鼎峙，“其附山盖佛老子之宫以数十百，其瑰诡殊绝之状，盖已尽人力”。就现在保留的宋代佛教建筑遗迹看，以上诸人的说法皆有根据。例如：泉州开元寺的东西塔全用花岗石砌成，双塔分别高为48．24米、44．04米，雄伟壮观，为宇内一绝。
　　3．寺院富裕，天下无双。宋代福建寺院以资产雄厚著称于世。南宋有人说：“举漳州之产而七分之，民户居其一，而僧户居其六……上寺岁人以数万斛，其次亦余万斛，或数千斛，其下亦六七百斛或三五百斛，虽穷村至不之院亦登百斛，视民户极为富衍”。
　　以上文人的估测也许有些夸张。不过，实际数字虽不如传说的那么多，但也十分可观。据梁克家的《三山志》，当时福州民田为42633顷，僧田为7324顷，僧田的实际占有量为民田的五分之一强。可是，僧人的数量远低于民众。淳熙年间，福州民户共579177丁，而僧道与童行共计14615名，民田一顷要养活13．6人，而僧田一顷只要供养2位僧人，因此，福建僧徒的生活水平远高于百姓。其实，正由于福建寺院富裕，才吸引了许多人出家。《九朝通略》云：至道元年，太宗览泉州僧藉，一岁未度者僅近四千余。语近臣曰：古者一夫耕三人食，尚有受其馁者，近世一夫耕迨至十人食者，黎民安得不困!东南风俗惰游，固非乐为清净，但慵耕种，避徭役耳。
　　这话反映了官方的观点。其实，多子家庭以其中一个出家当和尚，是闽人的传统习俗，但他们出家后只能成为非正式的童行。因为福建童行数量多，希望转为正式和尚的人多，所以，朝廷每次兜售度牒，福建路总是最先办集。而且，福建寺院的富裕也使他们足以支持这一笔开销。
　　4．刻印经典，天下传播。宋代福州的东禅寺和开元寺相继刻成了二部巨大的藏经。东禅寺刻大藏经始于北宋元丰三年(1080年)，至崇宁二年(1103年)基本完工。寺僧将刻成的大藏经献给朝廷，皇帝赐名为《崇宁万寿大藏》，共479函。其后，该寺僧人继续刻经，至南宋淳熙三年(1176年)共完成595函，计1450部、6434卷。前后费时％年。东禅寺因此而闻名天下。在东禅寺的刺激下，福州首寺——开元寺也不甘落后，就在《崇宁万寿大藏》得赐名的那一年，该寺僧人也下决心开刻大藏经，由该寺的资助者们组织了一个刻经会，全力支持刻经。开元寺所刻大藏经名为《毗卢大藏》，开雕于北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年)，迨至乾道八年(1172年)基本刻成，历时60年。以后又陆续增刻部分，全书共有595函，计1451部、6132卷。这两部大典的刻成，反映了福建佛教的雄厚实力。
　　二、宋代福建佛教各宗派的衍变
　　宋代士大夫对佛教禅宗抱有浓厚的兴趣，这更进一步促进了禅宗的发展。我们说过：早在唐末五代，福建即为国内禅宗中心；宋代，禅宗在福建的势力更有扩展。以泉州开元寺来说，它原为四方各宗派僧侣的会集之地，除禅家之外，律宗、惟识宗等派别也很发达。但在宋代，开元寺已成为禅寺。与开元寺相似，福建各大寺几乎成了禅宗各派的一统天下。在禅宗内部，各支派在福建均有发展。
　　1．法眼宗。该宗的开创者文益为闽僧雪峰义存的三传弟子，与福建禅宗关系密切。在宋代，该宗名僧多有闽人。例如：江西洪州观音院的从显惮师、庐山归宗寺的广济大师都是著名人物。其中，广济大师行霖奉皇帝之命在京主持诸寺长老大会，对扩大法眼宗的影响起了重要作用。后来，他被朝廷赐封为“紫印法眼禅师”。
　　2．曹洞宗。福州普贤寺的善秀禅师为该宗名流之一，他对曹洞宗理论的探讨有独到之处。《五灯会元》一书记载了许多他的语录，在僧众中流传不衰，人们从这些语录中探讨曹洞宗的精髓。江西吉州青原寺的齐禅师亦为福建人，他的偈语：“说法无如这个亲，十方刹海一微尘，若能于此明真理，大地何曾见一人”。在僧侣中传诵一时。
　　3．云门宗。该宗的开创者云门文偃亦为雪峰义存的弟子，流派中多闽僧。其中著名者如：大觉禅师怀琏、净因寺的道臻、漳州崇福寺的倚遇，前二者常在京城说法，是皇室和士大夫的座上客，多次得到朝廷赏赐；倚遇则以机锋锐敏闻名于世，士大夫多喜与其交往。怀琏在理论上颇有建树，他主张儒、佛、道三教并重，得到欧阳修、王安石等名流的敬佩。实际上，在他的心中，佛教还是第一位的。例如，他推崇儒家赞赏的三皇、五帝、三王等先哲，但将他们的统治比喻春、夏、秋三季，认为随着“季节”更换，儒学已无法应付世道；所以，自秦汉以来，天下弊坏，于是，“我佛如来一推之以性命之理，教之以慈悲之行，冬也”。“天有四时循环，以生成万物，而圣人之教迭相扶持以化成天下，亦犹是而已矣。”
　　4．临济宗。宋代临济宗盛极一时，闽籍名僧中也以临济宗为多。早期有汝州广慧院元琏禅师、南岳芭蕉寺谷泉禅师、翠岩可真禅师，后期有东林常总、崇宁子琦、隆庆庆闲、保宁圆玑等，他们都是僧史上的著名人物，在《五灯会元》中有详细的记载。其中，常总得到过苏轼的赞誉，被僧侣奉为马祖再世，手下僧众常有700余人，“天下学者从风而靡，丛席之盛，近世所未有也”。值得注意的是：南宋时，从临济宗内发展而来的杨歧宗的中心转入闽中，泉州教忠寺的晦庵弥光禅师、福州西禅寺的懒庵鼎需禅师、东禅寺的蒙恩思岳禅师以及守净、道谦、宗演、法宝、遵璞、祖元等杨歧宗的四、五代弟子，都是闽籍僧人。可见杨歧宗在宋代影响是较大的。
　　宋代福建除了禅宗之外，其他尚有净土宗与密宗，尤其是华严宗在福建的影响不可忽略。在宋代初年流传着这样的一个传说：晚唐华严宗名僧元表在宁德支提山埋经，宋初被僧人发现。当时福州在杭州钱氏政权的控制下，僧人将这些经典献给钱王。于是，钱王派华严宗大师——了语，至支提山开创支提寺。从此，支提寺成为华严宗圣地之一，在国内与朝鲜享有盛名。此外北宋华严宗中兴教主——净源也是福建人，他长住江南报恩观音院，“四方宿学，推为义龙”，高丽王子削发为僧，航海至吴，拜他为师。净源对华严宗的振兴有很大的功劳。
　　三、元代福建佛教的发展
　　元朝统治者崇奉佛教，“自王公戚里百执事之臣，下逮黎庶，靡不稽首，向风奔走附集，以致其力”。以故，闽中佛教又进入一个高峰。
　　元统治者的佛教政策以及对闽中佛教的管理。元代统治者好做佛事，王公贵族经常给佛寺施舍钱财，朝廷遇到大事，也常常下令全国的寺院诵经祈祷，莆田的黄石重兴寺《吴国公看转大藏经功德记》碑记载，元吴国公亦黑迷失给“福建诸路一百大寺，各施中统钞一百定，年收息钞，轮月看转三乘圣教一藏。”其中三月，兴化路大广化寺、大华严寺；四月，兴化路龙华寺、光孝寺、囊山寺、能仁寺；八月兴化路水陆寺、昭福寺；九月，兴化路长兴寺等等。所以，佛教对元朝廷来说不是俗事，而是国家大事!为了加强对佛教的管理，元朝设立专管佛教的机构——宣政院，由喇嘛教大国师主管。宣政院下辖行宣政院、僧录司等与行政平行的各种机构。福建佛教长期属于江南行宣政院管辖。元末，元朝在江南的大部分领土失去，许多衙门迁到福建。江南行宣政院也迁到闽中。曾有人对福建有否设宣政院表示怀疑，但有史料表明，福建确有行宣政院。例如，《元史·顺帝纪十》记载：至元二十七年五月，“福建行宣政院以废寺钱粮由海道送京师。”此外，《泉州开元寺志》的“紫云开士传”也记载，由于释大圭佛学精湛，“宣政檄师主承天寺”，其中“宣政”，应就是元末福建行宣政院。
　　行宣政院之下，福建各州都设有专管僧人的僧录司。僧录司主管者或为对修学有一定修养的官员，或为著名僧人；但是，由于僧录司在民间名声不好，多数真正的僧人都不愿在僧录寺中当僧官。僧录寺僧官还有权参与州县对有关僧人的刑事判决，所以，他们的权力很大。由于元朝官方的扶持，加上佛教在民间还有相当基础，所以，元代福建佛教再度繁荣。许多宋季毁坏的寺院，重又修复。例如，福州的清泉寺荒废于宋末元初，“神宫销歇，其租斛不供食粥，寮舍不避风雨，僧行牢落，檀越芜秽，向之金碧，竟成瓦砾。”福州局势安定后，清泉寺很快重建。福州的文殊禅寺乃是“五代时闽王王氏创始也，当宋之季，有强宗据之以作室，寺遂废。”元初，文殊禅寺颓毁。至元甲午，“东谷禅师慧日慨然以起废为己责，遂度故址为寺。”经过几年的经营，他终于使文殊寺重又恢复了历史上的盛况。一叶落而知天下秋，文殊寺虽是一个小小的例子，但它说明元代佛寺的重兴。确实，据地方志的记载，元代福建废寺大批重建，再现唐宋福建佛寺极盛的状况。以漳州来说，万历《漳州府志》云：“漳州古称佛国，自唐以至于元，境内寺院至六百余所。”可见，元代是漳州寺院最盛期。除此之外，值得注意的是，元代一些大寺的发展，更是超出唐宋的规模。著名的宁德支提寺毁于黄华之乱，元世祖忽必烈知道后，下令澄鉴禅师主持重造。经过十五年的经营，规模宏大的寺院再现于支提山上。泉州开元寺为闽南最大的寺院之一，“历五代而至宋，旁创支院一百廿区，支离而不相属。至元乙酉(1285)，僧录刘鉴义白于福建行省平章伯颜，奏请合支院为一寺，赐额‘大开元万寿禅寺’，明年延僧玄恩主持，为第一世，禅风远播，衲子竞集。复得契祖继之，垂四十年，食常万指”。以十指为一人来算：开元寺在元代上有千名僧人，是为其历史上最昌盛时期。福建其他大寺的盛况亦不亚于开元寺，盖因福建寺院多有宏大的寺产，收入极丰。在宋代，福建寺院还要负担赋税，而元代这些赋税全免，寺院收入更多，所以，元代福建寺院之富更胜于宋代。元代，福建寺院主持了一些大型工程，福州著名的万寿桥即是元代名僧法助主持修建的。在建桥过程中，僧人上从皇帝那里得到拨款，下从老百姓募得数百万巨款，并领导民众完成了这一建设，他们的社会地位也就不言而喻了。其次，在僧人的倡导下，元代福建行省再次刊物《大藏经》数万卷，称为“延佑藏”。该藏共印100多套，分藏中国100多大寺。这些大工程都可反映元代福建佛教的实力。福建佛教之盛甚至超过了儒学，元代学者林弼感叹泉州人：“惟浮屠是崇。”从这位儒者的议论中，我们可看到元代佛教在闽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