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佛学

概念的厘定
　　佛教是由释迦牟尼开启的关于人们如何通过一定途径，以脱离生死苦海、求得解脱的言行教法。佛教作为一个成熟的宗教，它包括教主、教义、教规和教团组织，以及有关行持实践方法和仪轨制度等各项内容。佛学，从广义上讲就是对这些内容进行具体的研究和总体的分析。一般所说的佛学，以经、律、论三藏为核心，及历代学人对三藏经典的研究成果和心得。佛学的内容涵盖着教、理、行；果四个层面，通俗地讲即学理和实践两个方面。本文所说的佛学，特指历史上留存下来的有关这些内容的文字遗产和相应的文字研究，且以后者为主。
　　两种对佛教与佛学关系偏颇的认识
　　佛教与佛学，一方面各有其独立的系统，另一方面又相互影响、互为依赖地存在着。从总体上讲，佛教与佛学是完全相一致，而不是相排斥的。但事实上并非所有人都是这样认为的。无论是在佛教界或学术界，都有不少人视佛教与佛学为两码事，甚至于认为两者是相抵触、相妨碍的。当然，这种偏颇的认识，在佛教界和学术界各有其不同的表现，下面我将分别对之揭出。
　　在佛教界内部，有些教徒认为，佛教是要解决人们生死轮回的大问题，靠的是持戒践行，无关乎见闻学说。对佛教义理的阐说研究，纯属纸上谈兵。所谓说食不能充饥，望梅岂能止渴。有些信徒常喜欢借用“终日数人钱财，不识自家珍宝”这句话，来比喻那些致力阐扬佛学义理的人。他们认为，对佛教的信仰靠的是虔诚，何需借介于佛教义理的认识研究。惟有实实在在的持戒吃素，念佛修禅，才叫不空过人生。总之，这些信徒所持观点的基本点是把佛教与佛学拆离，认为对于信仰者来说，佛学研究无益于佛教践行，甚至可能是有碍于教徒的精勤修行的。
　　如果说上述观点表现的是一种站在佛教的立场上轻视佛学研究的现象的话，那么，下面叙述的一种观点，所表现的是从所谓佛学的立场上排斥佛教的现象。
　　在学术界，普遍认为，佛学研究无关乎信仰，如一落信仰，所谓的研究云云则全部失真。信仰归属于情感，而研究乃是理性的，如果佛学研究者一旦成为一个信教者，就难免使他的研究带有或多或少的感情色彩，失却了客观性。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学术研究需要的是科学精神，无所依傍，实事求是地发表个人的看法，而信仰者就缺乏这些基本特征。在他们看来，信仰是与知识根本对立的，知识是求真的基础，故而信仰是妨碍人们对真理的探索的。所以学术界一些佛学研究者，往往十分轻视信徒所写的那些对佛教义理有实在心得和真切体会的文章。他们自以为学术研究乃是纯文化，居于高层次的地位；而宗教信仰属于俗文化范畴，处于低层次，自然不屑一顾。
　　以上所举的两种观点，在对佛教与佛学的态度上虽然各有偏重，出于不同的立场，而表现出不同的特征。但是两者所存在的问题，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即都是把佛教与佛学对立起来，视为两个不能相容的矛盾对立体，互相轻视、排斥。下面笔者针对这两种观点所存在的问题分别作出具体的分析，阐明佛教与佛学的关系。
　　佛学研究是佛弟子宏道修法的需要
　　任何宗教都是以它独特的教义决定其性质特征的。教义是宗教的主要组成部分。与其它宗教相比，佛教的教义最为精致、渊博。佛教教义的范围通称为经、律、论三藏，三藏是佛学的基础，它既是佛学的基本内容，又是佛学研究的主要材料。
　　佛教兴起于二千多年前的印度。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佛教不但没有被历史的洪流所淹没，反而能广被世界，成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其功当推佛学的存在和佛学研究的促进。佛学是佛教慧命得以绵延流长的载体，如果没有佛学，今天某些轻视佛学研究的教徒们，恐伯也不会知道什么叫佛教，更不用说信奉佛教了。佛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其传播的主要途径在于文字的研究。先贤曾说：“夫为长老者，据佛祖之正位，则应绍佛祖之家业，作人天之师范，则应开人天之眼目。”(戒显禅师《禅门锻炼说》)根据佛教的精神，从化度众生的本怀来看，我们决不能否定佛学研究对继承佛陀事业所起的重要作用，我们不得不承认，文字是弘扬佛法的主要工具。
　　拿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史作透视，隋唐时期佛教各宗派的兴起，正是藉着该时代(从东晋南北朝开始)佛教义学研究的繁荣而促成。禅宗号称教外别传，不立文字。但一代祖师慧能，本也是闻诵《金刚经》而悟道，他自己不是也留下一部《坛经》供后人学习参考吗？且不立文字，乍看为一否定词。实则否定一切，正是为肯定一切。早期禅宗所倡说的不立文字，并不是否定文字典籍之能导人起信、资人参道的功用；其不立文字的提出，正是由于人们能借助于文字而起信、悟道。但究竟的理体，必待亲证而得。文字经论毕竟是悟理的一种辅助工具，禅宗大德深恐人们误把文字当般若，而执著于文字名相。所谓不立文字者，用意正在于此。历史的事实告鉴我们，正是后世某些禅宗门徒一味地强调不立文字，轻视经典，滥用“玄机”，而造成中唐以后佛教的一度衰弱。(当然，衰弱是由多种原因促成的。)
　　闻解而起信，藉教以悟宗。佛弟子从起信到践行都离不开佛学的启发和指导。觉悟成道不是靠死禅枯定而得。修行以明理为先，不明佛理，难得究竟。如仅凭一股子虔诚，盲目崇拜，迷于义理，到头来还是一事无成。(关于这个问题，读者可参阅拙撰《信佛是迷信吗?》一文，载《上海佛教》1988年第4期。)
　　当代大德印顺法师说：“凡宗教和哲学，都有其根本的立场，认识了这个立场，即不难把握其思想的重心。佛法以有情为中心、为根本的。如不从有情着眼，……则不能把握佛法的真义。” (印顺《佛法概论》第三章第一节)佛教要面对现实，面对人生。任何三位佛弟子，都应树立自度度人的思想。如果不深入研究佛法，暗于义理，自度尚且困难，更不用说完成由佛陀开创的神圣使命， 荷担传道、授业、解惑的重任了。如果佛弟子没有对佛教的精神有一番通盘的认识，没有超等的学养，又怎么能帮助人们去排除生活中的种种困惑、解决现实的人生问题、启导世人走向理想之境呢?
　　当然，有些教徒对佛学并非没有研究，但就是不愿把自己的心得体会公开于世，以资人参用。有的甚至还讥诮其他教徒在这方面的努力，认为这是文人习气的泛滥。这种态度不合佛陀的精神。本质上讲，持这种态度的教徒说明了他对佛教还缺乏正确的认识。
　　总之，无论是从个人的践行悟道角度出发，还是本着弘扬佛法的精神，佛教与佛学不能须臾离。
　　佛学研究应以佛教信仰为基础
　　佛教经论是佛菩萨觉悟后留下的言教，先贤的文章也大都是修行实践后的体验所得，无不是一种生命的自然流露。
　　作为佛学研究者，如没有切实的生命体验，不能窥测佛学的堂奥，把握不住佛学的精义。没有生命的体验为背景，所谓的研究云云，其结果常常会与佛家的本义相违悖。研究者苦思冥想，推度臆测。却终究是隔着一层，难以与佛教的精神相应、相契。
　　有些研究者，自以为不偏不倚，以求学术研究的纯客观。其实，任何学科，任何理论，都不存在所谓的纯客观。这一点，自然科学家也是承认的。佛家常言，说不得，一说即不是，就是这个意思。对于实存世界，无论你怎样解释、论证，都只是一个角度而已。苏东坡《题西林壁》中“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诗句正可说明这一事实。“客观”二字，只能是相对而言。当然，这并不是要否定学术研究的求实精神。但理想之建立，与理想的实施乃两回事。理想，你可以一辈子去追求它；趋近理想，并不等于理想的全部。
　　佛教主张，对于宇宙的实相，人生的真谛，必须通过实证去把握。所谓如是相、如是性、如是本末究竟。若一落文字诠说，就失却了其本来面目。生命的学问，出于人生的实践，与人的整个生命相贯通。一旦抛弃了生命体验的基础，使之变为纯知识论的理论研究，则失却了其本质意义，而无真实性，成为如康德所批判的一种研究“假对象”的“假学问”。佛学是一种人文学。人文学是人类生命活动的产物，如果脱离了生命实践的基础，人文学也就不成其为人文学了。
　　信仰不一定以知识为基础，但并不等于说一切信仰都与知识相对立。尤其是像佛教这样一个“世界宗教”，更是涵有深刻的理性内核。(关于“世界宗教”的特性，读者可参阅日本宗教学者阿部正雄《世界宗教的终极》，载《世界宗教资料》1987年第1期)一般来说，知识之求真，所求的是现象的“真”。而佛教所求索的，乃是存在的本质、人生之真谛。佛教不但不排斥知识，倒是要借用知识论作为方便，去求存在之实、生命之真的。那些只讲佛学而排斥佛教，自恃搞纯学术的人，且不说其对人文学认识的偏颇，就其种种执著的心态，本身不就是个人情感的表现吗？
　　世间一切学问的高低，全在于它对人类带来利益的大小而定。所谓“俗文化”“纯文化”的划分，乃是人为的概念分别，若执此来判定佛学与佛教的高低，显然是一种世俗的心理偏见。带着这种心理偏见去探索学问之理，也不可能做到客观求实。
　　佛教本是因人而立，佛学就是关于人生、关于生命的学问。佛学不是摆设在人生的外面供人研究、玩赏的。生命的学问须由生命去贯注而求得。生命贵相通，心佛众生本无差别，人类的生命与佛菩萨的心体是能相沟通的。佛学研究如果不把自己的生命投放进去，是不会有真知实解的；研究者如仅停留在知识层面， 而不进入到生命底层去体验，那他永远只能游离在佛家的殿堂之外，不能与佛菩萨的心体相契合、相构通。其研究的结果，也始终与佛教的本义格格不入，而所谓“客观”也者，也仅是一句空话。
　　我认为，一个出色的佛学研究者，应该是有实在的修行体验。惟有实在的体验，才能透视佛学的奥义，把握住佛教的真谛。而佛教的践行，是以信仰为动力的。没有真切的信仰，哪来实在的修行。所以佛学研究，须以信仰为基础。
　　结 语
　　现在我们可以做个简要的概括了。佛教是佛学的来源和基础，没有佛教的存在，就不会有佛学的出现；佛学是佛教实践的理论总结和概括，没有佛学的理论指导，佛教徒的实践修行就难以很好的开展。也就是说，信奉佛教要有佛学的指导，研究佛学应以佛教信仰为基础，两者皆不可有所偏废。
　　【摘自净慧主编《什么是佛法》［《法音》文库］，中国佛教协会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