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安避难行状考

道安避难行状考
　　方广锠
　　中华佛学学报第12期 (1999．7月出版 )
　　页145~174
　　中华佛学研究所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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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
　　道安的一生有很长时间在避难流浪中度过，各种史料对他避难行状的记载互有不同，甚至同一种史料的记载也自相矛盾。本文参考前人的研究成果，在设立道安行状之时空基本坐标的基础上，对道安避难流浪的行状进行新的考证，基本理清了道安的这一段历史。
　　
　　关键词：1.中国佛教　2.道安　3.避难行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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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二千年来的中国佛教史上，高僧大德灿若群星。其中，道安是一位真正的划时代的人物。道安用自己的一生，对佛教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以来的将近四百年的历史作了一个总结，并为佛教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开拓了道路。道安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佛教初传期的结束。而道安死后，鸠摩罗什到长安，则标志着中国佛教迅猛发展期的开始。因此，对道安的研究，历来是中国佛教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为学术界、佛教界所重视。
　　由于道安的一生有很长时间都在颠沛流浪中度过，各种史料对他生平的记载互有不同，甚至同一种史料的记载也自相矛盾。这给研究道安的历史与思想带来很大的困难。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道安避难流浪的行状作一番考证。
　　道安生活在西晋末年与东晋十六国时代，当时诸国分立，诸朝代各有年号。道安本人又先后在西晋、匈奴汉、后赵、冉魏、前燕、东晋、前秦等各国活动。为叙述方便，本文行文一般采用公元纪年，而视情况需要将各有关朝代纪年附注在其后的括号中。附注时，道安在哪个国家的范围内活动，则附注那个国家的纪年，并视需要加注其它国家的相关纪年。但在引用史料原文时，还是按照惯例将公元纪年括注在朝代纪年之后。至于月、日，因系中国农历，为避免换算之烦琐，一律采用中文数字，以示与公历的区别。
　　一
　　在此先将《高僧传》的有关记叙摘引如下。
　　《高僧传》卷5〈道安本传〉在记叙道安师从佛图澄并外出游方问道后，这样记载：
　　后避难濩泽。太阳[1][1]　竺法济、并州支昙讲[2][2]　《阴持入经》，安后从之受业。顷之，与同学竺法汰俱息飞龙山。沙门僧先、道护己在彼山，相见欣然。乃共披文属思，妙出神情。安后于太行恒山创立寺塔，改服从化者中分河北。时武邑太守卢歆闻安清秀，使沙门敏见苦邀之。安辞不获免，乃受情开讲。名实既符，道俗欣慕。
　　至年四十五，复还冀部[3][3]　，住受都寺。徒众数百，常宣法化。时石虎死，彭城王石遵墓袭嗣立。遣中使竺昌蒲请安入华林园，广修房舍。安以石氏之末，国运将危，乃西适牵口山。迄冉闵之乱，人情萧素，安乃谓其众曰：「今天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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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旱蝗，寇贼纵横。聚则不立，散则不可。」遂复率众入王屋女休山。顷之，复渡河依陆浑，山栖[4][4]　木食修学。俄而慕容俊[5][5]　逼陆浑，遂南投襄阳。[6][6]
　　为叙述方便起见，本文的考证主要围绕上述记叙进行。除《高僧传》外，《出三藏记集》、《世说新语》等典藉中也有一些关于道安避难的记载。关于这些资料，将随文引述评说。
　　二
　　在考证前，有必要对当时的形势先作一个简单的叙述。
　　349年（后赵建武十五年，东晋永和五年），石虎去世。石世嗣立。在石虎去世前后，石世的母系亲属及辅助者，为了石世能够掌握大权，谋杀了石虎儿子石斌；逼走了石虎的另一个儿子彭城王石遵。此时，石遵发兵邺都，废石世为谯王，后来又把石世杀了。石世才当了33天皇帝。
　　石遵当政，局势并没有平稳，兄弟间为了最高统治权继续相互残杀。先是石冲起兵，被石遵打败。石遵坑杀石冲士卒三万余人。其后石遵又为石鉴所杀，在位只有183天。但石鉴在位只有103天，350年（东晋永和六年）又被冉闵所杀。
　　冉闵，又名石闵，魏郡内黄（今河南北部，卫河上游）人。本来是汉族人。他的父亲冉瞻12岁时被石勒所虏。石勒令石虎将冉瞻收为养子，所以改姓石。石瞻骁猛善战，被封西华侯。生子石闵，自幼果锐，石虎待之如孙。在随石氏东征西讨的战争中，石闵建立了许多战功。石遵与石世争夺皇位，石闵出力不小，所以石遵曾经许愿说：「大事如成，我将立你为太子。」但石遵夺取皇位后，却立石斌的儿子石衍为太子，石闵因此怨望。后来与石遵的矛盾日益激化，便积极筹划，参与了废石遵、立石鉴的活动。但石鉴夺取政权后，担心石闵势力太大，不好控制，便派人暗杀石闵。事不成，又鼓励孙伏都等结羯士三千诛杀石闵，但反而被石闵所杀。后来，石闵杀石鉴，夺取了政权。
　　从石勒起，后赵一直采取羯汉分治的政策。数十万羯人进入中原地区，羯族的贵族骑在汉族及其它民族人民的头上，压榨、虐杀甚至公开劫掠汉族及其它民族的人民，对于这些暴行，后赵政权听之任之，毫不过问。因此，在后赵统治的三十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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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间，汉族及其它民族人民与羯人的民族矛盾十分尖锐激烈。石闵从石虎诸子中夺得政权后，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便谋图借助汉族的力量。为此，他舍掉石姓，恢复冉姓，公开宣布自己是汉人。他打开邺都大门，宣布：「凡是与我同心的人就住在城里，凡不与我同心的人随便你们到哪里去。」命令一下，城内羯人恐慌万分，纷纷出城，把城门堵得水泄不通。而百里内的汉人听到这个消息，纷纷搬往城里。冉闵由此认为羯人都不可信任，下令在境内大杀羯人。能够送一个胡人首级到风阳门者，文官进位三等，武职悉拜牙门。结果造成汉羯民族大仇杀。羯人不分贵贱男女老少，统统被杀，死者二十余万。史载，不少人只因为鼻子高一点、胡子多一点，就被当作羯人杀掉了。应该说，后赵政权推行民族压迫政策固然是一种犯罪行为，但冉闵为了一己的私利，煽动民族仇杀，对中华民族同样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
　　冉闵夺取政权后，于350年自称皇帝，建国号「大魏」，改元称「永兴」，仍然以邺都为首都。石虎的儿子石祗则在襄国即位称帝。冉闵派遣使者到东晋，希望东晋派兵，连手消灭石祗。但因为冉闵已经自己称帝，这是东晋所不能接受的，所以东晋没有理睬冉闵的要求。这以后，后赵残余势力石琨、石祗继续与冉闵征战，逐鹿中原。并引来鲜卑前燕慕容隽。冉闵虽然打败了后赵的残余势力，但自己也已经精疲力尽。352年（大魏永兴三年，前燕元玺元年，东晋永和八年），冉闵被前燕军队俘虏，大魏灭亡。由鲜卑族建立的前燕开始统治中原大地。
　　从349年石虎去世，到352年冉闵被俘。数年之间，中原大乱。史载：「羌胡相攻，无月不战。」哀叹：「人物歼矣，贼盗蜂起，司冀大饥，人相食。」「邺中饥，人相食。季龙时宫人被食略尽。」因战争、避难，引起当时诸民族大迁移，「青、雍、幽、荆州徙户及诸氐、羌、胡、蛮数百余万，各还本土。道路交错，相互掠杀，且饥疫死亡，其能达者，十有二三。诸夏纷乱，无复农者。」[7][7]　社会生活遭到极大破坏，整个社会陷入大动荡，人民遭受的苦难，真是罄竹难书。
　　鲜卑族在东汉末年开始兴起。原分三部，东部宇文氏、中部慕容氏、西部拓跋氏。慕容氏曹魏初年居辽西，魏晋之际迁于辽东北。337年称燕王。343年打败后赵石虎的进攻，迁都龙城（今辽宁朝阳）。后东破夫余与高句丽，并攻灭宇文氏，声势日盛，成为辽西地区唯一的武装势力，为其后入主中原奠定了基础。352年，燕王慕容隽趁冉闵精疲力尽之际，进一步南下攻略，执杀冉闵。并于当年正式即皇帝位，建元「元玺」。其后，前燕通过军事与政治手段进一步统一了中原。360年，慕容隽病死，其子慕容暐即位，改元「建熙」。
　　这时崛起的，与前燕、东晋鼎立的第三支力量是由原石虎部下氐族苻健建立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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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氐族原来居住在略阳临渭（今甘肃秦安县东南）一带。在西晋末年的混乱中，也发展成为一个较大的军事集团，由部落首领苻洪率领。333年，石虎徙关中豪杰及羌戎到关东，这支力量被安置在枋头（今河南浚县西南）。石虎死后，苻洪曾一度投降东晋。在冉闵挑起民族仇杀时，关陇流民相率西归，不少人路过枋头时归附苻洪，使得他的力量大增。苻洪后被石虎旧将麻秋毒死，其子苻健继承。苻健带领众人从枋头西归，关中的氐族人纷纷起事响应，于是占有关陇，于351年自称大秦天王，建元「皇始」。352年即皇帝位，国号「秦」。史称「前秦」。
　　除了上述三支主要力量外，当时还有一些潜在的势力。比如原为石虎手下的羌族首领姚弋仲，带领本族人马，在后赵败亡后也努力争取自成一统，因而一直在上述三种势力的夹缝中周旋，一度曾投降前秦以窥测机会。这股势力后终于趁前秦在淝水之战中失败的机会，成立了后秦王朝。
　　鉴于当时北方局势混乱，东晋也曾经有意出兵统一中国。但囿于封建正统观念，东晋王朝不可能与冉闵合作。慕容隽势力还没有壮大时，表面上拥护东晋，所以东晋坐视他消灭冉闵。但慕容隽一旦消灭冉闵，立即称帝，并力图拼凑150万大军消灭东晋与前秦，统一中国。使东晋大失所望。当时东晋内部殷浩与桓温矛盾甚深，都以北伐统一作为打击政敌的工具。因此，虽然也有北伐的举动，但没有多少实际效果。
　　此外，当时一些地方军阀，为了一己的利益，或结屯割据，或在上述三种政治势力间叛附无常。由此引发许多局部的战争。
　　所以，在这十几年中，各种政治势力相互斗争，互决雄雌，大大小小的战争连续不断，整个社会在激烈地动荡。道安正生活在争斗漩涡的中心──中原地区，自然只好四处颠沛流浪。
　　三
　　在正式考证道安这些年的行状之前，必须先落实在考证时需要涉及的几个基本事实的具体年代以及具体地点，以为考证的基本坐标。
　　先考察年代；
　　(一) 312年，道安出生。约335年后，即24岁后，至邺都，入中寺，初见佛图澄。
　　(二)348年，佛图澄逝世。时道安37岁。
　　(三) 349年，石虎逝世。同年石遵杀石世自立。同年石遵被石鉴所杀。所以石遵邀请道安入华林园也应该 在这一年，时道安38岁。
　　(四) 350年，冉闵杀石鉴。时道安39岁。
　　(五)352年，冉闵被前燕执杀，时道安41岁。
　　(六) 354年，慧远于太行恒山拜道安为师。时道安4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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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高僧传》卷6称；释慧远「年二十一，欲渡江东，就范宣子共契嘉道。值石虎己死，中原寇乱，南路阻塞，志不获从。时沙门释道安立寺于太行恒山，弘赞像法，声甚着闻。远遂往归之。一面尽敬，以为『真吾师也！』」[8][8]
　　又依据《高僧传》记载，慧远于416年（东晋义熙十二年）逝世，享年83岁。则慧远应该生于334年（后赵延熙二年、东晋咸和九年），故慧远21岁拜师时应为354年（前燕元玺三年、东晋永和十年、前秦皇始四年）。
　　(七)356年，道安复还冀部。时年45岁。
　　(八)360年，前燕慕容隽逝世。同年其子慕容暐即位改元「建熙」。时道安49岁。
　　(九)365年，前燕军队攻略河南南部。道安率众自陆浑来到襄阳。时年54岁。
　　按：在《世说新语》中也有道安因前燕军队的逼近而自陆浑逃奔襄阳的记载，如《世说新语》卷6注引《安和上传》云；
　　释道安者，……值石氏乱，于陆浑山木食修学。为慕容俊所逼，乃住襄阳。[9][9]
　　又如《世说新语》卷8注引车频《秦书》云：
　　释道安为慕容晋所掠，欲投襄阳。[10][10]
　　史料记载，364年，慕容暐派兵攻拔许昌、汝南、陈郡。此后又派兵攻打洛阳，东晋守将陈佑率众弃陆浑，接着又逃难新城。365年，前燕军队攻克洛阳，至此，尽取河南诸城垒。[11][11]　所以，365年道安因前燕军队的逼迫而逃奔襄阳这一点是可信的。
　　再考察地点：
　　(一)濩泽，在今山西阳城西。
　　(二)飞龙山，在今河北石家庄西南，亦即获鹿（今鹿泉）、元氏之间。
　　按：飞龙山，一名封龙山，《佛光大辞典》据《读史方舆纪要直隶真定府元氏县》，认为该山在今河北获鹿、元氏间。谓山势如卧龙欲飞举状，峰峦错列，林泉幽奇。历来为高士隐居之所。据说这里还留有道安隐居时居住的寺庙。[12][12]　宇井伯寿提到湖北麻城县北三十里有个飞龙山，但他又认为这个飞龙山距离王屋山太远，恐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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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道安隐居的地方。主张道安隐居的飞龙山应该在山西境内。[13][13]　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提出该山在今山西省北部浑源县西南，距今恒山不远。我认为还是《读史方舆纪要》所载较为正确。
　　《晋书》卷一百四，《石勒载记》记叙石勒309年攻略河北时称：石勒「进军常山，分遣诸将攻中山、博陵、高阳诸县，降之者数万人。王浚使其将祁弘帅鲜卑段务尘等十余万骑讨勒，大败勒于飞龙山，死者万余。」[14][14]　常山是道安的家乡，在今河北正定一带，中山为今河北定县，博陵为今河北安平，高阳为今河北高阳。王浚当时是幽洲（今北京）刺史，既然是王浚派遣大军讨伐石勒，则决战应该在石勒占领区一带进行。不可能在湖北麻城，也不会跑到山西浑源。《读史方舆记要》所述的地望比较合适。另外，《隋书》卷30，《地理志》「恒山郡」条载有：「石邑，旧县。后齐
　　改曰井陉，开皇六年改焉。十六年析置鹿泉县，大业初并入。有封龙山，抱犊山。」[15][15]
　　隋之石邑，即在今石家庄西南，亦即获鹿（今鹿泉）、元氏之间，与《读史方舆记要》所述正相吻合。
　　(三)太行山恒山，今河北阜平北部。
　　按：这里所讲的太行恒山，不是我们现在熟悉的位于山西北部浑源县附近的恒山，而是位于今河北阜平北部，因属太行山脉，故称。该恒山为我国古代五岳中的北岳，在《尚书．禹贡》中便有记载，因恒水而得名。虽然历代曾经因为避帝王之讳而改过不同的名称，但从汉代直至明代，我国祭祀恒山时，所祭祀的始终是这座山。只是到了清顺治中才改祀今山西浑源县附近的恒山。太行恒山在飞龙山北面约一百公里左右，不算很远。
　　(四)武邑，今河北武邑县。
　　(五)冀部，即邺都。
　　历史上无「冀部」这个地名。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主张：冀部，当指冀州治所。按：冀州在三国魏时治在信都（今河北冀县），晋移治房子（今河北高邑西南），石虎时改治邺。所以道安的「复还冀部」，应该是回到邺都。[16][16]　这儿的冀部应当指邺都，应该没有问题。除了《中国佛教史》的上述分析外，也可能是因字形相近而致误。
　　(六)牵口山，在邺都西北。
　　按：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册引《水经注．浊漳水篇》「白渠水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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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钦口山」，认为牵口山即该钦口山，在邺都西北。[17][17]　任继愈《中国佛教史》同意这一观点。其它研究著作末涉及这个地名。今亦采用这一说法。
　　(七)王屋女休山，在今山西阳城西南。
　　按：王屋山，在今山西阳城西南。至于女休山，各种不同版本的《高僧传》写法不同。《高丽藏》作「女休山」，《思溪藏》、《普宁藏》、《嘉兴藏》与金陵刻经处本作「女林山」，《赵城金藏》、《日本弘教藏》作「女山」，《可洪音义》则记作「女（牛＋木）山」。此外，《出三藏记集》作「女机山」。大抵为字型讹变所成。其中，女机山位于现河南宜阳西90里处，与王屋山方位不合。其余的几个均无查。所以，这个女休山到底在哪里，现在很难确指。我认为，它既然与王屋山连称，应该是属于王屋山中的一个地方，就好比「太行恒山」这样的称呼一样。名称的歧异与无查，说明这是王屋山中一个不起眼的小地方。
　　值得注意的是，濩泽在今山西阳城西，与王屋山相同。道安在濩泽期间写的经序称自己「潜遁晋山」，可见濩泽也属山地。也就是说，濩泽本身就应该是王屋山中的一个地名。该地在邺都西面约100公里左右。
　　王屋山地处晋南，在黄河北岸。陆浑在它南面100公里左右。道安从王屋山渡黄河到陆浑，地望正确。
　　(八)陆浑，在今河南西南部之嵩县。今有陆浑水厍。
　　(九)襄阳，今湖北襄樊。
　　(十)新野，今河南新野。
　　按：诸种记载称道安从陆浑到襄阳途中曾在新野分张徒众。新野在今河南新野，位于今河南嵩县与湖北襄樊之间。地望亦正确。
　　四
　　现在再来考察《高僧传》的上述记载。
　　按照《高僧传》上述记叙次序，则道安在师从佛图澄，游学问道的过程中曾经在濩泽避难；然后从濩泽来到飞龙山；接着来到太行恒山；在太行恒山期间曾经应邀到武邑讲经；45岁回邺都；受石遵请住华林园；石氏之末到牵口山；冉闵之乱到王屋女休山；然后渡黄河到陆浑；最后因前燕军队逼迫而到襄阳。
　　我们可以依据前面已经确定的时间坐标为上述道安行状列一张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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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一
　　事　　件
　　年　　代
　　道安岁数
　　1　道安初见佛图澄
　　2　避难濩泽
　　3　避居飞龙山
　　4　在太行恒山行道
　　5　武邑讲经
　　6　回邺都
　　7　入住华林园
　　8　到牵口山
　　9　冉闵之乱到王屋女休山
　　10　陆浑被逼
　　11　到达襄阳
　　约为335年以后
　　不清
　　不清
　　354年前后
　　应为354年～356年之间
　　356年
　　349年
　　349年
　　350年～352年
　　365年
　　365年
　　约24岁后
　　不清
　　不清
　　43岁前后
　　43岁～45岁之间
　　45岁
　　38岁
　　38岁
　　39岁～41岁
　　54岁
　　54岁
　　从表一可知，《高僧传》的上述记叙有如下几点错误：
　　第一、按照《高僧传》的说法，道安在师从佛图澄期间曾有一度在濩泽、飞龙山、太行恒山等地避难。但道安在飞龙山的具体时间，有《高僧传》中「释僧先」的本传作参考，可以肯定是佛图澄逝世以后的事；道安在太行恒山的具体时间，有慧远拜师为参照，也可以肯定是道安43岁时的事。从有关记载可以看出，道安在飞龙山与到太行恒山两件事前后相连，都发生在佛图澄逝世之后。但《高僧传》将它们误置在佛图澄逝世之前。
　　至于道安何时在濩泽避难，这个问题比较复杂。道安的确曾经在濩泽避过难，这有道安自己写的多篇经序为证。但《高僧传》将此事安排在道安师从佛图澄期间又是错误的。这种观点历来不为学术界与佛教界所认可。道安师从佛图澄期间，中原属石氏后赵统治，虽然战争不断，但由于有一个统一的强势政权，局势并未糜烂。由于局势相对平稳，客观上没有产生避难的需要。《高僧传》说他此时曾经避难，想必是与他的游学，或与此后的避难搞混淆了。
　　于是研究者只能另辟蹊径来解决这个问题。有的研究者认为道安避难濩泽等地，大约是他20岁受具足戒之后，24岁投师佛图澄之前，他的第一位老师允许他四出游学期间发生的事。[18][18]　然而，从各种数据可以知道，在濩泽期间，道安在社会上已经颇有声名，不少人慕名来投。在此期间，道安研究了好几部经典，撰写注疏，有好几篇经序流传至今。不能想象，一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能够有这样高的佛教义理水平与社会声望。所以，认为濩泽避难发生在师从佛图澄之前的观点在学术界很少有人信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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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学术界、佛教界的通行说法是此事发生在石氏之乱后，道安避难的初期。[19][19]　但这种说法毕竟只是推测，没有经过认真的考证，所以汤用彤先生曾公开表示怀疑。[20][20]　这个问题下面再讨论。
　　第二、从上表的年代排比可知，第7、8、9三项事件年代错位，应该前移到第1项与第4项之间。那么，它们与第2、3两项的次序应如何排定呢？如前所述，道安在飞龙山与到太行恒山是两个相连的事件，所以第7、8、9项应该排在第3项前面。这样就剩下一个本来就有疑问的濩泽了。
　　现在让我们按照上述思路排除《高僧传》中道安行状的年代错位，看看如何。为了简明起见，我们先把成问题的濩泽删略不列。
　　表二
　　事　　件
　　年　　代
　　道安岁数
　　1　道安初见佛图澄
　　2　入住华林园
　　3　到牵口山
　　4　冉闵之乱到王屋女休山
　　5　避居飞龙山
　　6　在太行恒山行道
　　7　武邑讲经
　　8　回邺都
　　9　陆浑被逼
　　10　到达襄阳
　　约为335年以后
　　349年
　　349年
　　350年～352年
　　不清
　　354年前后
　　应为354年～356年之间
　　356年
　　365年
　　365年
　　约24岁后
　　38岁
　　38岁
　　39岁～41岁
　　不清
　　43岁前后
　　43岁～45岁之间
　　45岁
　　54岁
　　54岁
　　重新排列后，表二在年代顺序及道安的年龄上是没有矛盾了，但出现一个新的问题：道安第二次离开邺都时，是经由哪条路线从邺都到陆浑，最后到襄阳的？如前所述，按照《高僧传》的原来记载，道安经由王屋女休山渡河到陆浑，这在地望上是正确的。但现在既然把王屋女休山移到前面，则道安是经由哪条路线到陆浑呢？另外，如前所述，王屋女休山与濩泽的地望相同。如果把王屋女休山条移到新的位置，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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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说道安避难之初还是到过濩泽。事实是否这样呢？
　　重新排列后，表二顺带出现的其它问题是：道安于356年回邺都后，是什么时候离开邺都的？从356到365年这九、十年中，他都在哪里生活？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我们再考察一下地理问题。
　　首先，依据前述已经考证清楚的地理坐标罗列《高僧传》所述道安行状的地理位置。
　　表三
　　事　　件
　　地　　点
　　今地点
　　1　道安初见佛图澄
　　2　避难濩泽
　　3　避居飞龙山
　　4　在太行恒山行道
　　5　武邑讲经
　　6　回邺都
　　7　入住华林园
　　8　到牵口山
　　9　冉闵之乱到王屋女休山
　　10　陆浑被逼
　　11　到达襄阳
　　邺都
　　濩泽
　　飞龙山
　　太行恒山
　　武邑
　　邺都
　　邺都
　　牵口山
　　王屋女休山
　　陆浑
　　襄阳
　　河北安阳一带
　　山西阳城西南
　　河北获鹿、元氏间
　　河北阜平北部
　　河北武邑
　　河北安阳一带
　　河北安阳一带
　　河北安阳西北
　　山西阳城西南
　　河南嵩县
　　湖北襄樊
　　表三值得注意的是：
　　第一、道安早期活动除避难濩泽外，均在河北。所以这个避难濩泽放在这里显得十分不自然。
　　第二、由于濩泽就在王屋山，也就是说，道安在这十余年中曾经两入王屋山。历史上似乎没有看到过有这样的记载，这实在有点蹊跷。
　　我们再仿照把表一改造成表二的同样方法，把表三改造成表四。
　　表四
　　事　　件
　　地　　点
　　今地点
　　1　道安初见佛图澄
　　2　入住华林园
　　3　到牵口山
　　4　冉闵之乱到王屋女休山
　　5　避居飞龙山
　　页156
　　6　在太行恒山行道
　　7　武邑讲经
　　8　回邺都
　　9　陆浑被逼
　　10　到达襄阳
　　邺都
　　邺都
　　牵口山
　　王屋女休山
　　飞龙山
　　太行恒山
　　武邑
　　邺都
　　陆浑
　　襄阳
　　河北安阳一带
　　河北安阳西北
　　约河北安阳
　　山西阳城西南
　　河北获鹿、元氏间
　　河北阜平北部
　　河北武邑
　　河北安阳一带
　　河南嵩县
　　湖北襄樊
　　由于濩泽与王屋山地望相同，按照表四现在的排法，表三的第一个问题仍然存在。由于把王屋女休山提前，表三中本来不成问题的从邺都到陆浑的路线，现在成了问题。如果说道安走的仍是从河北到山西南部这一条路线，则仍然是两入王屋山，与将表一改造为表二的情况一样。
　　五
　　综上所述，《高僧传》关于道安的行状的记叙有年代错位问题，还有一个可疑的濩泽问题。改正了年代错位以后，问题的症结就在濩泽及与濩泽相关的王屋女休山。
　　这里，汤用彤先生的一段话给了我极大的启发。他在叙述道安到王屋女休山时这样讲：
　　（王屋女休山）应在王屋附近。又按：濩泽与王屋甚近。《僧传》述安公自濩泽，北至飞龙山，最后又至王屋。事虽可能，但依地望言之，则似由濩泽至王屋为较合。今无确证，仅列石虎死事于前，余均依《僧传》所述次序。[21][21]
　　如前所述，汤用彤先生已经怀疑道安避难初期先到濩泽的说法。在这里，他又提出这样一种可能，即道安是从濩泽到王屋女休山，进而渡河到陆浑的。由于没有可靠的证据，汤先生只是提出这样一种可能性，以供参考。在他的著作中，他只是将《高僧传》中的明显年代错位加以改正，其它仍然按照《高僧传》的次序叙述。
　　那么，按照汤先生的提示，这里是否有这样的可能，即道安初期避难实际并没有到过濩泽。而是45岁重回邺都，再次外出避难时来到濩泽。这样，表二的遗留问题，表三、表四的问题就全部解决了。
　　表五
　　事　　件
　　年　　代
　　道安岁数
　　1　道安初见佛图澄
　　2　入住华林园
　　3　到牵口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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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冉闵之乱避居飞龙山
　　5　在太行恒山行道
　　6　武邑讲经
　　7　回邺都
　　8　避难到濩泽
　　9　到王屋女休山
　　10　陆浑被逼
　　11　到达襄阳
　　约为335年以后
　　349年
　　349年
　　350年～352年
　　354年前后
　　应为354年～356年之间
　　356年
　　不清
　　不清
　　365年
　　365年
　　约24岁后
　　38岁
　　38岁
　　39岁～41岁
　　43岁前后
　　43岁～45岁之间
　　45岁
　　不清
　　不清
　　54岁
　　54岁
　　表六
　　事　　件
　　地　　点
　　今地点
　　1　道安初见佛图澄
　　2　入住华林园
　　3　到牵口山
　　4　冉闵之乱避居飞龙山
　　5　在太行恒山行道
　　6　武邑讲经
　　7　回邺都
　　8　避难到濩泽
　　9　到王屋女休山
　　10　陆浑被逼
　　11　到达襄阳
　　邺都
　　邺都
　　牵口山
　　飞龙山
　　太行恒山
　　武邑
　　邺都
　　濩泽
　　王屋女休山
　　陆浑
　　襄阳
　　今河北安阳一带
　　同上
　　约今河北安阳
　　河北获鹿、元氏间
　　今河北阜平北部
　　今河北武邑
　　同上
　　今山西阳城西
　　今山西阳城西南
　　今河南嵩县
　　今湖北襄樊
　　表五、表六把到濩泽与到王屋女休山分做相连的两个事件，还有点屈从《高僧传》的记载，因为它们有可能本来就是同一件事情的两种不同表述法。亦即一以地命名，一以山命名，实际是一回事。
　　《高僧传》由慧皎所撰，慧皎生于497年，死于554年。在慧皎之前，僧佑（445～518）所撰的《出三藏记集》的道安本传中，在记叙道安投师佛图澄后，叙述了他注疏经典、编撰经录的事迹，然后这样说：
　　四方学士，竞往师之。受业弟子法汰、慧远等五百余人。及石氏之乱，乃谓其众曰：「今天灾旱蝗，寇贼纵横。聚则不立，散则不可。」遂率众入王屋女机山。顷之，复渡河依陆浑，山栖[22][22]　木食修学。俄而慕容俊逼陆浑，遂南投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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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23][23]
　　根本没有提到道安曾经在濩泽避难的事情，而只提及道安曾入王屋女休山。当然，僧佑的上述记叙，也没有提到飞龙山、太行恒山。他还把慧远之投师放在道安避难前叙述，同样存在着年代错位。文中又错将竺法汰当作是道安的弟子。由于当时道安颠沛流离，僧佑限于所得数据，记载有所误失，这是可以理解的。
　　那么，《高僧传》的记载可信度如何呢？从《高僧传》对将竺法汰错当成道安弟子提出批评可知，慧皎撰写《高僧传》时参考过《出三藏记集》。比较《高僧传》与《出三藏记集》对道安行状的叙述，可以肯定，慧皎是在僧佑的基础上，加上自己收集的若干新材料，撰写成《高僧传》中的道安本传。所以，《高僧传》承袭了《出三藏记集》对道安行状的年代错位。而慧皎增加的有关新资料，我们现在都可以找到出处。如濩泽出于「道安经序」；飞龙山出于「僧先传」；太行恒山出于「慧远传」。但由于慧皎没有能够解决《出三藏记集》中的年代错误，所以把新数据放错位置，以致乱上添乱。
　　说濩泽就是王屋女休山，除地望相同、道安无两入晋南的可能外，还可以竺僧辅的事迹为证。
　　竺僧辅，邺都人。道安在《地道经序》中提到，当道安在濩泽时，竺僧辅与支昙讲「冒险远至」，[24][24]　与道安一起研习经论。《高僧传》也中有竺僧辅的传记，称：
　　竺僧辅，邺人也。少持戒行，执志贞苦，学通诸论，兼善经法，道振伊洛，一都宗事。值西晋饥乱，辅与释道安等隐于濩泽，研精辩析，洞尽幽微。后息荆州上明寺，单蔬自节，礼忏翘勤，誓生兜率，仰瞻慈氏。时琅琊王忱为荆州剌史，籍辅贞素，请为戒师，一门宗奉。后未亡二日，忽云：「明日当去。」至于临终，妙香满室，梵晌相系。道俗奔波来数万。是日后分，无疾而化。春秋六十，因葬寺中，僧为起塔。[25][25]
　　文内说「值西晋饥乱」又是一个明显的时代错误，因为西晋败亡时道安只是一个4、5岁的孩子，因此对这句话可以置而不论。由于竺僧辅是邺都人，佛图澄长期在邺都活动，因此，竺僧辅很可能也是佛图澄的弟子，因而姓竺。道安原本也跟从姓竺，所以有的史籍称他为「竺道安」。或许正因为是师兄弟，所以竺僧辅「冒险远至」濩泽。《地道经序》的叙述清楚反映，竺僧辅不是随着道安一起从邺都来到濩泽的，而是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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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冒险远至」的。值得注意的是《高僧传》称他「誓生兜率，仰瞻慈氏」，并后到荆州上明寺。
　　我们知道，道安也信仰弥勒净土，在襄阳时，曾经与法遇等八人立誓要投生兜率天。因此，竺僧辅很可能就是八人中的一个。也就是说，竺僧辅从濩泽起，一直跟随道安，一起来到襄阳。
　　《高僧传》称竺僧辅在荆州上明寺时，王忱任刺史。东晋十六国时，荆州治所曾多次变动。根据《晋书》卷75「王忱传」，王忱于太元（376～396）中出为荆州刺史。治所在今湖北江陵。该荆州又称「上明」，此即「上明寺」命名的由来。王忱任荆州刺史已是苻坚拔襄阳之后的事。我们知道，后苻丕攻打囊阳，道安再次分张徒众，竺僧辅大概就是这时南下来到东晋荆州的新冶所。
　　按照上述分析，竺僧辅乃随着道安僧团，从濩泽来到襄阳。而《高僧传》、《出三藏记集》又称道安僧团是从王屋女休山迤逦到襄阳。由此证明濩泽实际就在王屋女休山。
　　六
　　下面，我们按照表五、表六的次序，考察道安在避难流浪的行状，并对其中若干问题作进一步的补充考证，从而使第五、第六两表更加细密完善。
　　如上所述，石虎死于349年，同年石遵杀石世自立为帝。这一年道安38岁。《高僧传》载；「时石虎死，彭城玉石遵墓袭嗣立，遣中使竺昌蒲请安入华林园，广修房舍。」[26][26]
　　华林园是石虎所建的皇家园林。据说当时有一个名叫吴进的僧人对石虎说：「胡运将衰，晋将复兴。宜苦役晋人以厌其气。」于是石虎「发近郡男女十六万，车十万乘，运土筑华林苑及长墙于邺北，广长数十里。」[27][27]　石遵请道安居住的就是这个华林苑。从这条数据可以说明，349年石遵执政时，道安正在邺都。石遵在位一共只有183天，就曾经派遣专人请道安入居华林园，并为他广修房舍，这说明石遵很重视道安。想必这时道安己因自己的道德、学识、人品而无可置疑地成为佛图澄弟子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新星。正因为这样，石遵才招请道安入居皇家的华林园。当年佛图澄曾经是后赵政权的军政顾问与精神领袖，石遵延招道安，毫无疑问是想让道安也担当这样的角色。
　　如前所述，《高僧传》在叙述石遵延请之前，有这样一段话：「至年四十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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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冀部，住受都寺。徒众数百，常宣法化。」[28][28]　从而产生年代错位。致误的原因，也许是把348年道安外出游方时，因得知佛图澄逝世而赶回邺都的事与356年道安45岁时再次回邺都的事搞混淆了。
　　道安虽然应邀入居华林园，但当时的后赵政权危机四伏，大乱在即，越是被统治者重视，便越是处于漩涡的中心。关于这一点，聪明如道安，当然看得清清楚楚。按照《高僧传》的说法，即道安在「石氏之末」，已看到「国运将危」。所以，道安进入华林园不久，很可能在石遵被杀之前，便带领部分师兄弟离开邺都，从此开始他长达十余年的隐居、流浪生涯。
　　按照《高僧传》记载，道安首先「西适牵口山」。《出三藏记集》没有提及这个地名，而说他直接到王屋女休山，这是不对的。
　　如前所述，牵口山，又名钦口山，在邺都西北，离邺都不远。从349年石氏之末到352年冉闵败亡，道安一直在这里居住，约有三、四个年头。道安开始避难，并没有走得很远，这是符合逻辑的。因为一开始，谁也不可能知道形势将怎样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常人的一般想法，都是暂时避避风，所以不会走得很远。从这个角度来考察道安避难初期即入濩泽说，即到王屋女休山说，可以发现它们均不甚合乎情理。留在离邺都不远的牵口山，或者还有经济方面的考虑。任何人都不可能吸风餐露过日子，只有衣、食、住、药四缘具足，才能安心行道。道安师从佛图澄后，已经以邺都为中心生活了十余年，不到万不得已，一般来说不会轻易离开这个地区。
　　但万不得已的日子终于来到。《高僧传》载：
　　迄冉闵之乱，人情萧素，安乃谓其众曰：「今天灾旱蝗，寇贼纵横。聚则不立，散则不可。」遂复率众入王屋女休山。[29][29]
　　《出三藏记集》的相应段落为：
　　及石氏之乱，乃谓其众曰：「今天灾旱蝗，寇贼纵横。聚则不立，散则不可。」遂率众入王屋女机山。[30][30]
　　两条数据都说道安此时即到王屋女休山，另外学术界传统认为道安此时到濩泽，这些观点都是错误的，上文已经考证过。有若干补充意见，下文再说。我的意见道安此时所到乃是飞龙山。但上面两条资料提到的道安不得不离开牵口山的背景原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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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萧素」、「天灾旱蝗」──是正确的，可以与正史数据相互印证。它还帮助我们确定了道安离开牵口山到飞龙山的确切时间。
　　《高僧传》所称：「迄冉闵之乱，人情萧素」，我认为它的背景很可能是指冉闵在进攻石祗时受到的一次重大损失。如前所述，道安停留在邺都附近的牵口山，一个重要的原因大约是经济问题。也就是说，道安在牵口山时期，想必得到当地世家大族的经济支持。而所谓「人情萧素」，很可能是这种经济支持的被撤消。根据《晋史》，冉闵即位不久，便大力招揽人才。他举行「饮至之礼，清定九流，准才授任。儒学后门多蒙显进，于是翕然，方之为魏、晋之初。」[31][31]　然后他举兵攻打石祗。但受到石琨、慕容隽、姚襄联军的合力攻击，大败逃奔。趁这个机会，本来就对冉闵煽动民族仇杀不满的：
　　降胡粟康特等执冉胤及左仆射刘琦等送于祗，尽杀之。司空石璞、尚书令徐机、车骑胡睦、侍中李綝、中书监卢谌、少府王郁、尚书刘钦、刘休等及诸将士死者千余万人。于是人物歼矣。[32][32]
　　一大批优秀人才惨遭杀害。在当时人心惶惶的情况下，大概无人有暇顾及道安教团。
　　这不免使道安教团感到「人情萧素」。
　　《出三藏记集》与《高僧传》所载道安说的「天灾旱蝗」也可以在《晋史》中找到依据。352年（永和八年），冉闵被前燕慕容隽所杀。是岁「蝗虫大起。五月不雨，至于十二月。」[33][33]　由此可以推知，道安率众离开牵口山的具体时间应该是352年末或353年初青黄不接之时，时道安41岁或42岁。
　　飞龙山，地望如前所述，在今河北石家庄西南，获鹿、元氏之间。为什么说他这时必然到飞龙山而不是到濩泽呢？
　　说他这时必然到飞龙山，理由有两条：
　　第一、道安率众离开牵口山的时间是352年末或353年初青黄不接之时，时道安41岁或42岁。慧远到太行恒山投师为354年，时道安年43岁。由于在慧远闻名而来以前，道安已经在太行恒山创立寺塔，所以道安应该在慧远到来之前，亦即353年，42时就已到达太行恒山。学术界公认，道安在飞龙山与僧先讨论格义之事，发生在他到太行恒山之前。既然他353年就已到达太行恒山，则他352年末或353年初离开牵口山后，只能直接到飞龙山，中间不可能再有到其它地方去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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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道安离开牵口山的主要原因是天灾旱蝗，生活无着。虽说「聚则不立」，但这里更重要的是「散则不可」。要能聚而不散，当务之急是要解决生活问题。道安少年时代认识的朋友僧先，此时正因避石氏之乱而在飞龙山修持。《高僧传》的「僧先传」称道安到飞龙山是「后复从之，相会欣喜，谓昔誓始从」，[34][34]　所谓「后复从之」，显然是指僧先已经在这里站住脚，道安前来投靠。所谓「昔誓始从」，则是指当初两人曾经相约「若俱长大，勿忘同游」，而今天僧先果然实践诺言，支持了正在困难中的道安。所以，有僧先在飞龙山，应该是道安迁移到飞龙山的重要原因。另外，打开地图便可以知道，飞龙山的位置离道安的家乡常山非常近。在道安时代，家族关系始终是人的最主要的社会关系之一。当人们遇到困难，希求家族的帮助可说是天经地义的事。这或者也是道安考虑的因素之一。
　　凡此种种，道安离开牵口山后，飞龙山显然是首选的地点。
　　说这时所到的地方肯定不是濩泽，理由也有二条：
　　第一、时间太短。
　　《高僧传》主张道安到飞龙山之前先避居濩泽。但可能也发现时间太仓促，不够用，便提出道安在濩泽停留的时间很短：「后避难潜于濩泽，……顷之，与同学竺法汰俱息飞龙山。」[35][35]　其实，道安在濩泽研习与注疏了多种经典，撰写了多篇经序，决不是「顷之」能够办到的。
　　第二、道安与道护两次见面的先后顺序。
　　道安在飞龙山除与沙门释僧先相遇外，还与沙门竺道护相见。僧先与道安，在两人的青年时代曾经在旅途中相遇，相互倾慕，约定「若俱长大，勿忘同游」。《高僧传》这样记载他们在飞龙山的再次相遇：「相会欣喜，谓昔誓始从。」[36][36]　但在同一篇文章中，《高僧传》这样记载道护与道安的相见：「又有沙门道护，亦冀州人，贞节有慧解，亦隐飞龙山，与安等相遇。」[37][37]　两相比较，一个是再次相遇，一个是初次见面，不是清清楚楚吗？然而就是这个道护，在濩泽与道安也有一段因缘，他曾特意从东垣界将自己得到《大十二门经》送到濩泽。道安《大十二门经序》这样记叙这件事：「比丘竺道护于东垣界贤者经中得之，送诣濩泽，乃得流布。得经之后，俄而其家遇火，护若不睹，为灰炭矣。」[38][38]　如果像传统所说，道安到濩泽在前，到飞龙山在后，则他与道护也是再次相见，何以《高僧传》的记载与僧先比较反差如此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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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事实的真相应该是，道安到飞龙山在前，到濩泽在后。正因为道护有在飞龙山与道安相识的因缘，对道安的学识、人品深有了解。所以后来在东垣界得到《大十二门经》，又得知道安正在濩泽，于是特意把该经送去，供道安研究。
　　综上所述，传统认为道安此时避难到濩泽的说法是错误的，此时所到实际为飞龙山。
　　与道安同行到飞龙山的竺法汰（320～387）也是中国佛教史上有名的僧人之一。他原为东莞（今山东莒县）人，也曾经投师佛图澄，故与道安是同学。据说他虽然没有道安那么博才善辩，但相貌堂堂，长相比道安强。他对道安的学识人品十分佩服，终生与道安保持着亲密的友谊。竺法汰是否与道安同在牵口山居住，史无明载。但根据各种史料，他随同道安共居飞龙山后，虽曾一度与僧先南游晋平，但基本上一直追随道安，直到道安在新野分张徒众，他才按照道安的吩咐到荆州、健康等地传教，但仍然与道安保持书信往还，请教学问，交流信息，介绍道侣。在佛学思想方面，他与道安也基本相同。因此，我认为，很可能从349年离开邺都起，竺法汰就一直与道安在一起。关于他，下文还要介绍。
　　前面已经提到，道安等人到飞龙山之前，「沙门僧先、道护已在彼山。相见欣然，乃共披文属思，妙出神情。」[39][39]　僧先是冀州(今河北冀县)人，他「性纯素，有贞操」，[40][40]　是一个很朴实方正的人。受具足戒之后，「励行精苦，学通经论。」[41][41]　《高僧传》并称他：「游想岩壑，得志禅慧。」[42][42]　可见在禅学方面颇有修养。这与中国北方佛教比较重视禅学这一总的倾向也是一致的。《高僧传．习禅篇》结尾曾专门提及一个叫僧光的沙门，称：
　　自遗教东移，禅道亦授。先是世高、法护译出禅经，僧光、昙猷等，并依教修心，终成胜业。故能内逾喜乐，外折妖祥，摒鬼魅于重岩，睹神僧于绝石。[43][43]
　　有的版本上述「僧光」作「僧先」。不知是否就是这个僧先，还是另有僧光，因字形相近而误作「僧先」。少年道安曾与少年僧先相遇，双方都留下深刻印象；十余年后，双方都学有所成，有缘再次见面，自然都十分欣喜。
　　道安在飞龙山期间主要是与竺法汰、僧先、竺道护等人一起研习佛教经典，探讨佛教理论。居留的时间不长，还不足一年。原因可能是与僧先在「格义」问题上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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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致，发生争执。《高僧传》载：道安与僧先、竺法汰、道护等在飞龙山共同研习经典：「披文属思，新悟尤多。安曰；先旧格义，于理多违。」[44][44]　明确提出格义这种方式不能准确解释佛教的教理。僧先当即不同意道安的这种看法，反驳说：「且当分析[45][45]　逍遥，何容是非先达！」[46][46]　「逍遥」应指庄子的《逍遥论》，这是当时佛教般若学者与玄学家清谈时经常涉及的题目，可见于《世说新语》的诸多记载。僧先的意思是要维护前辈的声誉，不能随便对前辈进行批评。僧先的这种态度，可能与他朴实方正的性格有关。但道安认为：「弘赞理教，宜令允惬。法鼓竞呜，何先何后！」[47][47]　意思是说，「传播佛教一定要把佛教的理论搞正确，不能谬种流传。在弘扬佛教正法这一方面，每个佛弟子都有责任争先恐后地去做，讲什么前辈、后辈呢？」反映出道安在学术问题上不迷信权威，敢于创新的良好品格。正是这种「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及「吾师道也」的精神，激励中国的知识分子一代又一代地为追求真理而奋发努力，使得中国文化得以不断地发扬光大。《高僧传》在记载道安与僧先的上述争论后，紧接着说：「先乃与汰等南游晋平，讲道弘化。后还襄阳，遇疾而卒。」[48][48]　似乎反映了在「格义」问题上，道安曾经与僧先、竺法汰产生严重的矛盾，以至僧先等人因为「道不同，不相为谋」而离开道安，南游晋平。竺法汰后来回到道安身边；僧先后来则来到襄阳，并在襄阳病逝。晋平，地望不详。汤用形先生认为或是「晋土」之误。我认为这完全可能。它可能是指东晋，也可能是指山西某地。如果是后一种，则「南游晋土」就可能是到山西南部的王屋山一带。或者竺法汰的这次南游晋土，埋下异日道安遁居濩泽的种子。
　　飞龙山争论的历史真相究竟如何，由于没有更多的数据，我们无法作进一步的考证。或许当时大家的确因为产生分歧而各奔东西，这说明道安宣传他的新观点时曾经遇到多么大的困难。不过由于竺法汰最终还是回到道安身边，也说明最后他还是赞同了道安的观点。但也有可能这只是一次正常的分道弘化，与关于格义的争论无关。《高僧传》载，道安等在飞龙山居住一段时间之后，大家商议：
　　「居靖离俗，每欲匡正大法，岂可独步山门，使法轮辍轸。宜各随力所被，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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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佛恩。」众佥曰善，遂各行化。[49][49]
　　就是说，当时的佛教僧人都有一种应该努力四出传播佛教的使命感，认为不应该长期停留在一处。于是道安等人按照这种思维模式离开飞龙山，分头行化。当然，具体到飞龙山的当时实际情况，也许这次的「遂各行化」正是解决矛盾的一种方式。
　　道安提出格义具有不能准确解释佛教原意，从而使学习者无法准确掌握佛教理论这样一个重大的缺陷。这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那么，道安用什么方法来纠正格义的这一不足呢？各种史料都没有正面记载这一问题。不过，《高僧传》中「慧远传」的一段记载为我们解开这个问题提供了一把钥匙。慧远「少为诸生，博综六经，尤善《老》、《庄》。」[50][50]　354年，他21岁时在太行恒山拜道安为师，24岁时已经能够独立讲经。有一次，慧远讲经时，座中有一听讲的来客就「实相」的问题向慧远提出疑问。无论慧远怎样反复解释，这个人不但不明白，反而似乎更加胡涂。于是慧远就援用《庄子》的理论来作比喻，这下听客豁然大悟。经过这件事情之后，「安公特听慧远不废俗书。」[51][51]　这说明道安发现了格义的缺陷后，最初采取的办法就是从此除了佛经之外，不准弟子们再读世俗的其它一切书籍，这当然是指中国传统的六经、《老》、《庄》之类。他以为这样一来，弟子们就可以不受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完全按照佛教经典来理解佛教。这种想法，实际上当然是不现实的。
　　道安等离开飞龙山后，来到太行恒山创立寺塔。
　　太行恒山位于今河北阜平北部，在飞龙山北面约一百公里左右。《高僧传》载，道安离开飞龙山，便到太行恒山「创立寺塔」。既然是创立寺塔，就不是一天、两天的工夫。而慧远于354年投师时，「沙门释道安立寺于太行恒山，弘赞像法，声甚着闻。远遂往归之。」[52][52]　亦即道安创立的寺塔已有相当规模且声名远扬。所以我认为道安离开飞龙山的当年，亦即353年便到太行恒山，时道安42岁。
　　这时的道安已经是一个成熟的佛教领袖了。他以太行恒山为依托，广泛进行传教活动。他的名声越来越大，不少人投入他的门下。其中有的如前述慧远，以俗人身份投入道安门下；也有的已经拜师出家，这时改而投入道安门下。比如《高僧传》说：庐山西林寺释慧永：「年十二出家，伏事沙门竺昙现为师。后又伏膺道安法师。」接着又说：「素与远（指慧远）共期，欲结宇罗浮之岫。远既为道安所留，永乃欲先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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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岭。」[53][53]　可见他投入道安门下的时间也在道安在太行恒山创立寺塔的时期。据说道安传教成果之大，「改服从化者，中分河北。」[54][54]　亦即河北地区的佛教僧人，有将近半数大都以他为师。《出三藏记集》则称：「四方学士，竞往师之。受业弟子法汰、慧远等五百余人。」[55][55]　如前所述，竺法汰是道安的师弟，但一直跟从道安。说竺法汰是道安的弟子，那是错误的。在当时的情况下，一个教团能够达到有五百余人的规模，应该说是相当可观的了。
　　在太行恒山时期，道安及其教团的生活与修习状况如何，《高僧传》的〈道安传〉中缺乏详细的记载。不过，我们可以从《高僧传》对慧远活动的记叙中了解到一些情况。
　　慧远本姓贾，是雁门娄烦（今山西崞县东部）人。他自幼好学，13岁时便跟从舅父游学许昌、洛阳。《高僧传》称他「博综六经，尤善《庄》、《老》。性度弘博，风览朗拔，虽宿儒英达，莫不服其深致。」[56][56] 如前所述，慧远21岁时来到太行恒山，与道安一见面，就大为敬服，认为自己真的找到了良师。但慧远并没有立刻出家，而是以白衣的身份，参与道安教团的一些活动。「后闻道安讲《波若经》，豁然而悟，乃叹曰：「儒道九流，皆糠秕耳。」便与弟慧持投簪落彩，委命受业。」[57][57]　《波若经》，即《般若经》。慧远本来对儒家经典、《老子》、《庄子》特别有研究，但听道安讲解《般若经》的理论后，认为儒家、道家都不能与佛教相比，才正式出家当了僧人。这说明道安的教团当时成分比较复杂，既有僧人，也有若干俗人。道安经常举行讲经活动，以此普及佛教知识，教育弟子。
　　《高僧传》接着说：
　　（慧远）既入乎道，厉然不群。常欲总摄纲维，以大法为己任。精思讽持，以夜续昼。贫旅无资，缊纩常阙。而昆弟恪恭，始终不懈。有沙门昙翼，每给以灯烛之费。安公闻而喜曰：「道士诚知人矣。」[58][58]
　　这个昙翼，也就是前述道安还在佛图澄门下就已经跟从道安出家的那个僧人。看来在道安教团中，成员的基本生活由集体负责解决，但个人的一些特殊需求仍由个人自行设法。可能因为这个昙翼在道安教团的时间较长，资格较老，执掌着教团的经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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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务，所以可以给新入门的慧远兄弟以若干照顾。
　　还应该指出的是，道安既然能够在这样的乱世中在太行恒山创立寺塔，一定得到有力外护的支持。可惜史籍失载，我们现在不知道这个、或这些外护是谁。
　　由于道安的名气越来越大，所以当时任武邑（今河北武邑县）太守的卢歆曾经派沙门敏见到太行恒山，苦苦地邀请道安到武邑为僧俗讲经。道安反复推辞，但终于推却不过卢歆的盛情，于是特意来到武邑。《高僧传》载，他的讲经「名实既符，道俗欣慕。」[59][59]　也就是说，慕名来听讲的僧俗人等，都觉得道安讲得实在好，不愧这么高的名气，都十分佩服。这大概是355年（前燕元玺四年）的事。
　　《高僧传》载：道安「至年四十五，复还冀部，住受都寺。徒众数百，常宣法化。」[60][60]　如前所述，文中「冀部」应为「邺都」。这时邺都已经被前燕作为首都。道安45岁，时为356年（前燕元玺五年）。已经是率领数百人大教团的著名佛教领袖。
　　前燕自从352年建立入主中原之后，经过几年征讨，中原地区大抵归前燕统治。从史书上看，354年、355年、356年基本没有大的战争。所以，想必此时中原地区有了相对稳定的政权，局面也相对平稳。于是道安回到有着佛图澄茔、寺院的邺都。后来道安71岁高龄，还曾特意从长安到邺都祭扫佛图澄的寺院，可见他对老师怀有深厚的感情。
　　前燕在成长的过程中不断吸收汉族的优秀文化，汉化的程度比较深。如《晋书》载：
　　隽雅好文籍，自初即位至末年，讲论不倦。览政之余，唯与侍臣错综义理。凡所著述四十余篇。[61][61]
　　这对于改变中原人民对前燕的态度应该起一定的作用。前燕统治初期，人民对鲜卑族统治者还有不少疑虑。例如355年初，慕容隽来到蓟州，幽燕一带的人民以为要将他们东迁，引起大恐慌，处处结屯自保。而356年大司马慕容恪进攻广固（今山东青州），因为政策得当，「齐人争运粮以馈燕军。」[62][62]　群众的这种态度，或者对道安也不无影响。
　　道安教团这次在邺都大约生活了四年左右。前面提到慧远24岁时曾与人论「实相义」，此年当357年，道安教团正在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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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道安并没有能够在邺都一直居住下去，不得不再次出走，颠沛流浪。道安这次是什么时候，又是因为什么原因再次离开邺都到濩泽？史书中没有任何记载，我们只能根据有关资料作一些猜测。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认为可能是在360年离开邺都，原因是因慕容隽之死引起的骚动。我认为这种分析是有道理的。
　　由于前燕实力的增强，慕容隽便企图征伐东晋，统一全国。358年，他下令全国每户仅留一丁，其它人全部征发当兵，拟拼凑150万大军。359年底，所征集的军队都集中到邺都。360年正月，慕容隽检阅军队，但随即逝世。此后其子慕容暐即位，改元「建熙」。这时，宫廷发生内讧，顾命大臣慕舆根因鼓动阴谋而被杀。史称：
　　是时新遭大丧，诛夷浪籍，内外汹惧。……（慕容隽）所征郡国兵，以燕朝多难，互相惊动，往往擅自散归。自邺以南，道路断塞。[63][63]
　　对于曾经经历过石虎死后天下大乱的道安来说，自然会担心是否会再次出现石虎死后的那种局面。更何况他这时率领着这么大的一个教团，要为这个教团的安全与前途负责。大概就在这一年，他带领教团再次离开邺都。
　　如前所述，道安这次来到了王屋女休山，具体地点大约就是濩泽，在邺都以西100多公里。之所以沥走到濩泽，或者与在飞龙山时期竺法汰南游晋土时曾经到过这里有关。
　　在濩泽期间，道安潜心研习经论，撰写了一些著作。我们至今可以从现存的若干篇章窥见道安当时的情况。
　　在道安于这段时间所写的经序中有两段感怀自己身世的话，对我们了解道安的生平与他隐居濩泽时的思想颇有帮助。在《地道经序》的末尾，他说：
　　予生不辰，值皇纲纽绝，玁狁滑夏，山左荡没。避难濩泽，师殒友折，周爰咨谋，顾靡所询。[64][64]
　　玁狁是当时汉族人对少数民族的蔑称。道安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我生下来就没有遇到好时候，恰巧碰到皇朝颠覆。少数民族横行，太行山以东都被他们统治。我们知道，道安生于312年，西晋王朝在316年覆灭。当道安避难濩泽时，太行山以东都为少数民族占领。道安的这段话正是对当时形势的简明概括。道安居住濩泽期间，在今河南、山西部分，前燕与东晋基本是以黄河为界。濩泽在黄河北岸，虽一度因河内郡（今河南沁阳）吕护的叛前燕附东晋（详下），也可能曾属东晋，但从总体来说，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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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前燕。但在前面提到的诸多经序中，道安多次使用「晋」这一国号，这表明道安仍奉东晋正朔的态度。在《阴持入经序》的末尾，他说；
　　安来近积罪，[65][65]　生逢百罹，戎狄孔棘，世乏圣导。潜遁晋山，孤居离众，幽处穷壑。[66][66]
　　意思与上面所述基本相同，把少数民族的统治称为「孔棘」，为这种统治给人民及自己造成的「百罹」，为自己不得不在山西的小山沟里避难而叹息。从上述文字，我们可以感受到道安那强烈的民族感情。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脱离他所生活的时代。道安出生于一个汉族的世家大族，从小接受儒家的正统教育。其后，他生活在东晋十六国这一民族动乱的时代，尤其生活在汉民族饱受少数民族压迫北方，亲眼目睹了种种民族压迫的事实，因此，尽管他已经出家，成为方外之人，但不能不受当时整个社会思潮的影响，从而表现出上述强烈的民族情绪。尤其在因民族动乱而造成自己不得不颠沛流离时，这种情绪会更加强烈，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现存道安的所有著作中，类似的情绪化的表述非常罕见，实际上，现在能够找到的也只有上面这一些。从实际行动看，尽管道安完全有条件像当时的其它僧人一样，离开北方，南下东晋，但道安并没有这样做，而是长期坚持在北方。后来实在因生活无着，才率众来到东晋的襄阳。到了襄阳以后，虽然东晋的统治者视他为至宝，予以种种优待，但道安自己却总是注意与统治者保持一定的距离，并没有直接在政治上表示效忠。当然，他采取这种态度与东晋的政治形势有关，这一点将在下文叙述。他的这种态度，对弟子慧远有着直接的影响。后来苻坚把道安迎到长安。虽然到长安并非出于道安的本意，但他也没有任何一点不合作表示。相反，我们可以从下文看到，他与苻秦统治者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相对而言，要比与东晋统治者的关系密切得多。在长安时期所写的经序，也都采用「秦」这一国号，不再奉晋正朔。凡此种种，说明道安虽然的确有一定的民族情绪，但我们不应该过高地估计与强调这种民族情绪在道安身上的作用。应该说，他基本上还是按照佛教要求的「众生平等」的信条行事。这种态度，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应该说是符合民族大融合的总形势的，也是有益于社会进步的。我们说，佛教在当时民族大融合的情况下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那么道安就是例证之一。如果我们把道安的这种态度与宋代僧人面对民族压迫，疾呼忠君报国的态度的加以比较研究，或者可以总结出某些规律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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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但这不属于本书拟论述的范围，在此从略。当然，道安努力与少数民族统治者搞好关系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使佛教能够更加顺利的传播，这一点也是不容忽视的。
　　道安在《地道经》的经序中还对「师殒友折，周爰咨谋，顾靡所询」表示十分的沉痛。这儿的「师」，应该指佛图澄。因为《地道经》是讲述佛教禅观的，而佛图澄在禅观方面有很深的造诣，所以道安在学习《地道经》时，自然会想到如果佛图澄还健在，自己可以在禅观方面得到更多的指导，从而为良师的殒落而无限痛惜。道安对佛图澄终身抱有深厚的感情。以继承佛图澄的事业自任。他在上述《地道经序》中还这样说：
　　先哲既逝，来圣未至，进退狼跋，咨嗟涕洟。故作章句，申己赤丹，冀诸神通，照我颙颙，必枉灵趾，烛谬正阙也。[67][67]
　　意思是说；老师佛图澄已经逝世，新的高僧还没有来到，我缺乏明师指点，实在进退狼狈，伤感流泪。我现在诚心诚意地希望老师能够降灵显神通，来匡正我的谬误。382年，道安以71岁高龄，还曾经特意到邺都拜省佛图澄的寺庙。384年十二月，也就是道安逝世前二个多月，他在《僧伽罗剎经序》中回顾384年一年来，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坚持翻译经典的过程时说：
　　此年出《中阿含》六十卷，《增一阿含》四十六卷。伐鼓击柝中，而出斯一百五卷。[68][68]　穷通不改其恬，讵非先师之故乎？[69][69]
　　表现出自己一生以佛图澄为榜样，一生作为对得起老师的宽慰心情。
　　有的研究者认为《地道经序》中提到的「师」是指道安早期的导师，亦即前述道安刚出家时，曾经让道安学习《辩意经》与《成具光明经》的那一位。但那位导师的情况史籍失载，是否也精通禅观，不得而知。从《地道经序》的具体内容及书写背景看，应该说该「师」指佛图澄更合情理。
　　序文中提到的「友」，不清楚具体指谁。但一定是一个有相当佛教造诣的优秀僧人，曾经与道安切磋学问，甚为相契。如前所述，当时战乱遍地，人命如草，在统治阶级为一己私利相互残杀中，许多一时之选的优秀人物无辜被牵连丧命，乃至史籍惊呼「人物歼矣」。因此，一批优秀佛教僧人由于种种原因而在这动荡的年代中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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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不会使人感到意外。
　　《高僧传》称道安等在濩泽的时间不长，「顷之」，便到飞龙山。《出三藏记集》也称道安等在王屋女休山的时间不长，「顷之，复渡河依陆浑」。实际上，从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出，道安在濩泽，或称王屋女休山地区停留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否则，他不可能完成这么多的工作。
　　那么，他是什么时候离开王屋女休山地区，渡过黄河，来到陆浑的呢？
　　道安离开邺都是想找一块安静、安全的地方，可以平平安安地生活、认认真真地修持。可是，在那国家分裂、混战的年代，这点最起码的要求却显得那样奢侈。
　　361年（前燕建熙二年、东晋升平五年）二、三月间，前燕河内太守吕护率士附降东晋，并欲引晋兵攻袭邺都。河内，在今河南沁阳，距道安隐居的王屋女休山只有几十公里。前燕慕容恪、皇甫真率兵六万前来讨伐。筑长围，将河内郡首府野王（今河南沁阳）团团围住。七、八月间，前燕攻破野王，吕护渡河奔东晋荥阳（今河南荥阳东北）。九、十月间，吕护又投降前燕。362年（前燕建熙三年、东晋隆和元年）二月，前燕吕护引军攻打东晋洛阳，河南南部一时成为前燕、东晋争斗的焦点。东晋甚至有过迁都洛阳的议论。七月，吕护中流矢死亡，燕军渡河退回野王。363年（前燕建熙四年、东晋兴宁元年）四月，前燕慕容忠攻荥阳，东晋荥阳太守逃到鲁阳（今河南鲁山）。如果说，上面的几场战争是前燕经略河南前哨战，那么，从364年（前燕建熙五年、东晋兴宁二年）起，前燕正式大举进攻河南。二月，前燕李洪开始略地河南，四月，前燕攻许昌、汝南、陈郡，东晋官员或死或逃。前燕徙上述三地万余户于幽州，遣镇南将军慕容尘屯许昌。这表明前燕决心拿下河南南部。七月，太宰慕容恪亲自领兵攻打洛阳。他先派人招降当地人士，「远近诸坞皆归之。」[70][70]　东晋洛阳守军先逃陆浑，又逃新城。365年（前燕建熙六年、东晋兴宁三年）三月，前燕攻克洛阳。河南南部全境归前燕。
　　从上述历史事件可知，道安到王屋女休山后，虽然他所处的濩泽没有战争，但几年来，战争始终在离他很近的地方残酷地进行着，而且前燕的势力越来越大，有马上席卷河南南部全境的趋势。想必在这种情况下，大约在364年左右，道安等离开王屋女休山，渡河南下，先来到陆浑。
　　道安在濩泽，交通不便，周围战争频仍，生活条件就十分艰苦。上述情况在道安于濩泽时期所写的几篇经序中也有反映。例如在《地道经序》中，他称支昙讲与竺僧辅是「冒险远至」，[71][71]　在《阴持入经序》中，他说自己「潜遁晋山，孤居离众，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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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穷壑。」称竺法济、支昙讲是「陟岨冒寇，重尔远集。」[72][72]　到陆浑，生活就更加困难了，以致到「山栖木食」的地步，就是没有地方住，没有饭吃。道安多年颠沛流离，但还没有这么狼狈过。这时，前燕的军队又攻克洛阳，即将席卷整个河南南部。客观形势促使道安下决心南投东晋。这大概是365年三月，洛阳陷落前后的事情。
　　365年三月，前燕慕容恪攻下洛阳，前燕势力席卷河南南部，在这前后，道安一行从陆浑出发，迤逦南行。他先南下来到南阳（今河南南阳），在这里停留了一段时间。在南阳时他收到东晋襄阳名士习凿齿于365年四月五日在囊阳写的一封邀请信，邀请他到襄阳去。想必这封信坚定了他南投东晋的决心。于是带领慧远等人，来到新野（今河南新野）。这也就是三国时刘备曾经屯兵的地方。在新野，道安在传教理论上作出一个重大决策──「依国主以传法」；随之在具体行动上也有一个重大的决定──分张徒众。《出三藏记集》是这样记叙这一事件的：
　　行至新野，复议曰：「今遭凶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又教化之体，宜令广布。」咸曰：「随法师教。」乃令法汰诣杨州，曰：「彼多君子，好尚风流。」法和入蜀：「山水可以修闲。」安与弟子慧远等五百余人渡河。[73][73]
　　《高僧传》记载全同，只是说道安与弟子慧远等四百余人渡河。大概在慧皎看来，道安教团一共五百余人，竺法汰、法和各自带走若干，不会再有五百余人。于是改为四百余人。
　　在新野分张徒众之后，道安带领慧远等弟子继续南下。据说他们渡过白河，一次夜里兼程赶路。正遇到雷雨，前不巴村，后不巴店，只好就着天上霍霍的闪电辨路前行。正在这时，看见前面有一户人家，门前有两棵乌柳，柳间悬挂着一个鸟兜，大约能装一斛麦子的样子。道安便大声喊起来：「林百升！林百升！」这家的主人果然叫林百升，出门一看，是些远道来的僧人。他一个也不认识，可这些僧人竟然能够叫出自己名字，很吃惊，以为是神人，便殷勤地招待他们。事后弟子们问道安，怎么知道这家主人叫林百升。道安回答：「两木为林，兜可容百升。所以他叫林百升。」
　　这个故事在《出三藏记集》与《高僧传》中都有记载。
　　不管道安本人是否真有神通，上述故事说明，当时的一些人在观念上认为世界上有神通，而道安是有神通的。
　　经过艰苦跋涉，道安一行终于来到襄阳，这时大概已经到了365年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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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在结束上述考证之前，我们依据上述研究，把道安在这段时间中颠沛流离的经历再表列如下。
　　表七
　　时间
　　道安年龄
　　事件
　　今地点
　　1　349年
　　38岁
　　应石遵请住华林园
　　河北安阳一带
　　2　349年
　　38岁
　　避石氏乱至牵口山
　　河北安阳西北
　　3　352年末或
　　353年初
　　41岁或42岁
　　避天灾到飞龙山
　　河北获鹿、元氏间
　　4　353年
　　42岁
　　分头行化到太行恒山
　　河北阜平北部
　　5　354年
　　43岁
　　慧远太行恒山投师
　　河北阜平北部
　　6　355年
　　44岁
　　应邀到武邑讲经
　　河北武邑
　　7　356年
　　45岁
　　回邺都
　　河北安阳一带
　　8　357年
　　46岁
　　慧远讲「实相」义
　　河北安阳一带
　　9　360年
　　49岁
　　避难到王屋女休山（濩泽）
　　山西阳城西南
　　10　364年
　　53岁
　　避难到陆浑
　　河南嵩县
　　11　365年三月
　　54岁
　　避难南到南阳
　　河南南阳
　　12　365年
　　54岁
　　南下到新野
　　河南新野
　　13　365年
　　54岁
　　分张徒众
　　河南新野
　　14　365年
　　54岁
　　南下抵襄阳
　　湖北襄樊
　　1998年4月修订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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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o-an’s Life as a Refugee: A Study
　　Fang Guangchang
　　Professor,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World Religion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ummary
　　Tao-an spent a long period of his lifetime as a refugee and wanderer. Historical records differ on the course of his journey and sometimes the same record contains contradictory data.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new verification of Tao-an’s track, based on the times and places established by earlier research.
　　Key words: 1. Chinese Buddhism 2. Tao-an 3. refugee's track
　　批注
　　--------------------------------------------------------------------------------
　　--------------------------------------------------------------------------------
　　[1][1] 「太阳」应为「大阳」之后，详见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有关叙述。
　　[2][2] 「支昙讲」，并州雁门人。「讲」下漏一动词。
　　[3][3] 「冀部」应为「邺都」之误。详见下文。
　　[4][4] 「栖」，原本无，据校记补。
　　[5][5] 「慕容俊」为「慕容隽」之误。以下引《世说新语笺疏》之「慕容俊」、「慕容晋」均为「慕容隽」之误，不一一指出。其实这时慕容隽己死，其儿子慕容暐在位。详见下文。
　　[6][6] 《高僧传》，中华书局，1992年10月，页179。
　　[7][7] 《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11月，页2795、页2797。
　　[8][8] 《高僧传》，中华书局，1992年10月，页211。
　　[9][9] 《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8月，页372。
　　[10][10] 《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8月，页481。
　　[11][11] 参见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11月，页159。
　　[12][12] 参见《佛光大辞典》，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本，页3775。
　　[13][13] 参见宇井伯寿《释道安研究》，岩波书店，1979年2月，页14。
　　[14][14] 《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11月，页2711。
　　[15][15] 《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8月，页856。
　　[16][16] 参见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卷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11月，页158。
　　[17][17] 参见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册，中华书局，1983年3月，页139。
　　[18][18] 参见宇井伯寿，《释道安研究》第一章第二节，岩波书店，1979年2月第二版，页6。
　　[19][19] 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卷2：「大约就在石遵被杀前后，道安预见到『国运将危』，离邺出走。不久沿邺之西南方向避难至濩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11月，页155。
　　中国佛教协会编：《中国佛教》册2：「佛图澄死后，石虎即皇帝位（335），内部变乱，道安就在这时离开河南到山西的濩泽去住。」知识出版社，1982年8月，页20。
　　[20][20]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册：「（道安）年三十七，石遵请入居华林园。其后避难，疑先居濩泽，后北往飞龙山。」中华书局，1983年3月，页139。
　　[21][21]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册，中华书局，1983年3月，页139～页140。
　　[22][22] 「栖」，原本无，据校记补。
　　[23][23] 《出三藏记集》，版本同前，页562。
　　[24][24] 《出三藏记集》，中华书局，1995年11月，页368。
　　[25][25] 《高僧传》，中华书局，1992年10月，页195～196。
　　[26][26] 《高僧传》，中华书局，1992年10月，页176。
　　[27][27] 《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11月，页2782。
　　[28][28] 《高僧传》，中华书局，1992年10月，页176。
　　[29][29] 《高僧传》，中华书局，1992年10月，页179。
　　[30][30] 《出三藏记集》，中华书局，1995年11月，页562。
　　[31][31] 《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11月，页2794。
　　[32][32] 《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11月，页2795。
　　[33][33] 《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11月，页2797。
　　[34][34] 《高僧传》，中华书局，1992年10月，页195。
　　[35][35] 《高僧传》，中华书局，1992年10月，页178。
　　[36][36] 《高僧传》，中华书局，1992年10月，页195。
　　[37][37] 《高僧传》，中华书局，1992年10月，页195。
　　[38][38] 《出三藏记集》，中华书局，1995年11月，页254。
　　[39][39] 《高僧传》，中华书局，1992年10月，页178。
　　[40][40] 《高僧传》，中华书局，1992年10月，页194。
　　[41][41] 《高僧传》，中华书局，1992年10月，页195。
　　[42][42] 《高僧传》，中华书局，1992年10月，页195。
　　[43][43] 《高僧传》，中华书局，1992年10月，页426。
　　[44][44] 《高僧传》，中华书局，1992年10月，页195。
　　[45][45] 「析」，底本作「折」，据校记所引《金陵》本改。参见《高僧传》，中华书局，1992年10月，页195。
　　[46][46] 《高僧传》，中华书局，1992年10月，页195。
　　[47][47] 《高僧传》，中华书局，1992年10月，页195。
　　[48][48] 《高僧传》，中华书局，1992年10月，页195。
　　[49][49] 《高僧传》，中华书局，1992年10月，页159。
　　[50][50] 《高僧传》，中华书局，1992年10月，页211。
　　[51][51] 《高僧传》，中华书局，1992年10月，页212。
　　[52][52] 《高僧传》，中华书局，1992年10月，页211。
　　[53][53] 《高僧传》，中华书局，1992年10月，页232。
　　[54][54] 《高僧传》，中华书局，1992年10月，页178。
　　[55][55] 《出三藏记集》，中华书局，1995年11月，页562。
　　[56][56] 《高僧传》，中华书局，1992年10月，页211。
　　[57][57] 《高僧传》，中华书局，1992年10月，页211。
　　[58][58] 《高僧传》，中华书局，1992年10月，页211。
　　[59][59] 《高僧传》，中华书局，1992年10月，页178。
　　[60][60] 《高僧传》，中华书局，1992年10月，页176。
　　[61][61] 《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11月，页2842。
　　[62][62] 《资治通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5月，页672上。
　　[63][63] 《资治通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5月，页676下。
　　[64][64] 《出三藏记集》，中华书局，1995年11月，页368。
　　[65][65] 「安来近积罪」，《高丽藏》、《思溪藏》、《嘉兴藏》作「安未近积罪」，则似乎道安在发牢骚；「我并没有做什么坏事，为什么要让我生在这样的乱世？」这不符合佛教高僧的思想。此据《碛珍藏》、《普宁藏》改。
　　[66][66] 《出三藏记集》，中华书局，1995年11月，页249。
　　[67][67] 《出三藏记集》，中华书局，1995年11月，页368。
　　[68][68] 据上文，应为「一百六」卷。
　　[69][69] 《出三藏记集》，中华书局，1995年11月，页374。
　　[70][70] 《资治通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5月，页679。
　　[71][71] 《出三藏记集》，中华书局，1995年11月，页368。
　　[72][72] 《出三藏记集》，中华书局，1995年11月，页249。
　　[73][73] 《出三藏记集》，中华书局，1995年11月，页5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