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大师年代之论定

玄奘大师年代之论定
　　印顺
　　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8册
　　页29-43
　　大乘文化出版社出版
　　1980年十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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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香林先生，承梁任公之说，撰「玄奘法师年代考」，
　　坚主奘公享年六十九岁，载于『香港佛教』一----三期。然
　　察其论证，未为平允。奘公为我国杰出之大师，有关中印文
　　化之交流者甚大，近人多所论述。因取而论正之，非敢与时
　　贤故为出入焉。
　　详叙奘公一代事迹者，不外三书﹕一、冥详所撰『大唐
　　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简称行状），最为先出。奘公卒于
　　麟德元年（公元六六四年）二月五日。三月十五日，敕京城
　　僧尼以幢盖送葬。四月十五日，葬于浐东白鹿原。『行状』
　　说及敕葬而未及葬事，有「舍命时经六十日，头发渐生」之
　　语，可断为四月初旬，临葬前所作。二、道宣撰『续高僧传
　　』卷四之「京大慈恩寺释玄奘传」（简称僧传）。道宣卒于
　　干封三年（公元六六七年），距奘公之卒仅三年。『僧传』
　　之写定，当即此二、三年内。三、『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简称慈恩传），沙门慧立本，释彦悰笺。慧立为奘公弟子
　　，传本五卷，未以传通。临终以付门人，又复散失，搜购乃
　　全。彦悰为之整理，垂拱四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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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日，为之序曰﹕「乃参犬羊于虎豹，糅瓦石以琳璆。错
　　综本文，笺为十卷」。是知今传间异慧立之旧。垂拱四年，
　　即四元六八八年，去奘公之卒，已二十四年矣。余如唐刘轲
　　所作『唐三藏大遍觉法师塔铭并序』（简称塔铭），撰于文
　　宗开成二年（公元八三七年）。『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一之
　　「僧玄奘传」（简称本传），虽或以唐臣所修国史为本，而
　　实成于后晋之世（公元九三六──九四六年）。文既后出，
　　义多因袭。论奘公之年代，应以前述三书为主。
　　奘公卒于麟德元年，享寿则有『行状』之六十三岁说，
　　『僧传』之六十五岁说，『慈恩传』（文隐而义显）及『塔
　　铭』之六十九岁说，究以何说为是﹖兹先检考三书，察其自
　　身之有否矛盾。一、『行状』有「今麟德元年，吾行年六十
　　有三，必卒于玉华」（宫）之说，据此，奘公应生于隋仁寿
　　二年（公元六○二年）。『行状』谓﹕「法师年二十有一，
　　以武德五年，于成都受具」。武德五年为公元六二二年，确
　　为二十一岁。又谓﹕「贞观三年（公元六二九年），将欲首
　　涂。……遂即行矣，时年二十九」。此则自相矛盾﹔盖如生
　　于仁寿二年，贞观三年应为二十八岁。然西游之年岁，各书
　　俱自相乖违，不应偏责。二、『僧传』有「行年六十五矣，
　　必卒玉华」之说，异于『行状』。然如麟德元年为六十五岁
　　，则应生于隋开皇二十年（公元六○○年）。武德五年，应
　　为二十三岁，而『僧传』仍谓﹕「武德五年，二十有一」。
　　贞观三年西游，应为三十岁，而『僧传』仍谓「年二十九」
　　。可知道宣之『僧传』，今本虽主六十五岁说，而于受具，
　　西游之年，并因袭『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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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宜其矛盾。三、『慈恩传』云﹕「今年六十有五，必
　　当卒命于此伽蓝」。此说同于『行状』、『僧传』，但系于
　　初译『般若经』时。显庆五年（公元六六○年）正月，初译
　　『般若』﹔如此时年已六十五，则卒年应为六十九，此即『
　　塔铭』六十九岁之所本。据此，奘公应生于隋开皇十六年（
　　公元五九六年）。『慈恩传』云﹕「法师年满二十（即二十
　　一），即以武德五年，于成都受具」。依六十九岁说，此年
　　实为二十七岁。又云﹕「贞观三年秋……遂即行矣，时年二
　　十六矣」。依六十九岁说，此年应为三十四岁。总察三书，
　　虽所说年代，俱不无自相刺谬之处，此或传写致误。『僧传
　　』与『慈恩传』，虽别主六十五、六十九说，而实沿袭『行
　　状』之说，宜其多所矛盾。
　　奘公享年，虽三说不同，然并本于奘公──「吾年六十X矣，
　　将卒于玉华」之传说。其中六十九岁，决非吾人所敢赞同，兹
　　列其说而后比论之。
　　『行状』﹕「麟德元年正月一日，玉华寺众及僧
　　等，请翻大宝积经。法师……谓弟子及翻经僧等﹕有
　　为之法，必归磨灭。泡幻之质，何得久停﹗今麟德元
　　年，吾行年六十有三，必卒于玉华。……徒众闻者，
　　无不惊泣。……正月三日，法师又告门人﹕吾恐无常
　　，欲往辞佛。……九日申时……曰﹕某必当死」。
　　『僧传』﹕「麟德元年，告翻经僧及门人曰﹕有
　　为之法，必归磨灭。泡幻形质，何得久停﹗行年六十
　　五矣，必卒玉华。……遂往辞佛。……正月九日，告
　　寺僧曰﹕某必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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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恩传』﹕「（显庆）五年春正月一日，起首
　　翻大般若经。……法师翻此经时，汲汲然恒虑无常，
　　谓诸僧曰﹕玄奘今年六十有五，必当卒命于此伽蓝。
　　……麟德元年春正月朔一日……请翻大宝积经。……
　　玄奘自量气力不复办此，死期已至，势非赊远。今欲
　　往兰芝等谷，礼辞俱胝佛像」。
　　『行状』与『僧传』所说相同，仅六十三与六十五之异
　　，此或传写之误，姑置不论。奘公卒于二月五日与正月一日
　　，相距不过月余，奘公宣称将卒于玉华，事固近情可信。『
　　慈恩传』系此语于初翻『般若经』时──显庆五年（公元六
　　○○）正月一日，下距奘公之卒，四年一月有余。四年以前
　　，奘公即宣称将卒于玉华，揆之常情，殆难取信﹗使无『行
　　状』与『僧传』，无异说以存疑或否定之，犹得以宗教修持
　　而通释之。今有『行状』、『僧传』之说，文既早出，义复
　　近情，乃觉『慈恩传』之失实。彦悰自谓﹕「参犬羊于虎豹
　　，糅瓦石于琳璆﹔错综其事」，盖有自知之明矣﹗罗氏主六
　　十九岁说，责『行状』「今麟德元年」之说为难信。麟德乃
　　上年十二月所诏改，奘公说此，究有何不可﹗退言之，使奘
　　公但言「行年六十三」，撰『行状』者加上「麟德元年」字
　　样，亦不足以证其谬。盖系此语于麟德元年，非『行状』私
　　说，亦『僧传』所同。乃罗氏必指此为「违异者一」，诚可
　　异也﹗
　　次从奘公出家、受具、西行之年代，以推论三说之孰为
　　允当。为推论便宜计，先论西行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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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奘公于贞观三年西游天竺，为从来所公认。贞观十八年
　　，奘公自于阗上表，即谓﹕「贞观三年四月，冒越宪章，私
　　往天竺」。二十年，请三藏圣教序表，亦谓﹕「奘以贞观三
　　年，私往天竺」。辨机『西域记』谓﹕「贞观三年，杖锡遵
　　路」。「贞观三年仲秋朔日，蹇裳遵路，杖锡西征」。道宣
　　『内典录』亦谓﹔「贞观三年，出观释化」。是并奘公在世
　　时之文记。此后『行状』、『僧传』、『慈恩传』等，更无
　　异说。然自梁任公考出﹕叶护可汗卒于贞观二年，而后奘公
　　于贞观元年西行，乃成不易之定论。
　　今略为叙述﹕奘公西去，曾晤见西突厥叶护可汗，并得
　　其助力。然『新唐书』 「薛延陀传」谓﹕「贞观二年，叶
　　护死，其国乱」。『新唐书』「突厥传」，亦谓叶护死后，
　　「乙毘钵罗肆叶护可汗，与俟毘可汗，分王其国，拏斗不解
　　，各遣使朝献」。『旧唐书』同。此与「太宗本纪」﹕「贞
　　观三年冬十一月丙午，西突厥，高昌，遣使朝贡」之说合。
　　贞观三年，叶护已卒。如奘公于三年西行（抵突厥应在四年
　　），则何能与叶护可汗相见﹖三年西行之说，悖于事实。『
　　高僧传』云﹕「会贞观三年，时遭霜俭，下敕道俗，逐丰四
　　出。（玄奘）幸因斯际，径往姑臧」。考之『唐书』﹕「贞
　　观元年八月……关东及河南陇右沿边诸郡，霜害秋稼」﹔三
　　年则并无霜俭之事。乃知『僧传』之三年，实为贞观元年之
　　误。元年秋西行，故得见叶护可汗，并得其助力也。
　　然则诸书何以悉云贞观三年西行，事殊费解。梁任公之
　　『历史研究法』，以为诸书为依据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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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蓝本，蓝本误而悉误。此为唯一合理之解说，盖古书多属
　　抄写，杂以行草，误读元年为三年，极为可能。罗君不取此
　　说而创为别解，以为﹕「贞观三年四月，冒越宪章，私往天
　　竺」，乃「指其西行已达北印之时间而言，非指其自长安出
　　发年月」。「玄奘或已不便明言，曾受高昌王与西突厥遣使
　　护送之事实」。然按之文记，决不如此。奘公见太宗奏对时
　　曰﹕「玄奘昔去之时，以再三表奏，但诚愿微薄，不蒙允许
　　。无任慕道之至，乃辄私行」。『行状』载﹕未出玉门关时
　　，有胡人忠告﹕「国家法，私向外国，罪名极重」。『慈恩
　　传』作﹕「王法不可忤」。『慈恩传』叙此极详﹕「时因国
　　政尚新，疆场末远，禁约百姓，不许出蕃。时李大亮为凉州
　　都督，既奉严敕，防禁特切」。「未发之间，凉州访牒又至
　　。云有僧玄奘，欲入西蕃，所在州县，应加候捉」。可知「
　　冒越宪章，私往天竺」，指私出玉门而言。且奘公奏表，于
　　「私往天竺」下，接云﹕「践 流沙之漫漫，陟雪岭之峨峨，
　　铁门巉险之涂，热海腾波之路。始自长安神邑，终于王舍新
　　城」。私往之说，明明若是，何得别解为「已达北印之时」
　　﹖然此实应为贞观元年，故三年之说，必为误写无疑。
　　旧传奘公于贞观三年西征，『行状』及『僧传』作二十
　　九岁﹔『慈恩传』作二十六岁，俱不符合。今考定为贞观元
　　年成行，依六十九岁说，时为三十二岁﹔依六十五岁说，时
　　为二十八岁﹔依六十三岁说，则为二十六岁。『慈恩传』之
　　二十六岁西行说，与『慈恩传』所持之六十九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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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相合﹔『慈恩传』究何所根据，而定为二十六岁﹖窃谓﹕
　　『行状』作六十三岁，此年适为二十六岁，殊可注意﹗向来
　　考证，三书所持之年龄，虽不相同，而武德五年，二十一岁
　　（二十岁满）受具说，『僧传』及『慈恩传』，并取『行状
　　』之说。而西行之年，『僧传』亦与『行状』同。可推见关
　　于西行之年岁，本为二十六岁，『慈恩传』乃据而书之。唯
　　『行状』及『僧传』之「六」字，已形误而传写为「九」，
　　致与六十三岁说不符耳。
　　关于奘公西行之年月，其自于阗上表，作「三年四月」
　　。『西域记』作﹕「三年仲秋朔日」﹔『慈恩传』慧立序作
　　﹕「三年秋八月」。今知三年乃元年之误﹔四月与八月（仲
　　秋）之歧说，应如何决定﹖今谓应是八月。其理由为﹕一、
　　『西域记』与『慈恩传』同，仲秋即八月，明文不应有误﹔
　　而四月之四，可能乃以八为草书四字而致误。二、『高僧传
　　』谓﹕奘公乘霜俭而西行，唐书固明记霜害谷稼为八月事。
　　三、考之奘公西去，通过凌山之时，亦应以八月成行为合。
　　兹据『慈恩传』所载奘公行迹而详叙之﹕『释迦方志』云﹕
　　「从京师西北行三千三百里，至瓜州」。以每日行百里计，
　　须时三十余日。而奘公在凉州，「停月余日」﹔至瓜州，又
　　「经月余日」。「月余日」，姑以三十五日计，则自长安起
　　行，至瓜州动身，道行及停留，共约一百零五日。据八月初
　　起行以为推算，瓜州动身时，为十一月中旬。次「从此（瓜
　　州）北行，五十余里……上置玉门关」。奘公当夜至关﹔第
　　二夜过第一烽﹔第三夜过第四烽。次行百余里（可二日程）
　　，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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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夜五日，滴水不沾喉」。夜半得水，「就草池一日停息
　　」﹔「更经两日，方出流沙到伊吾」。此一艰苦行程，约十
　　三、四日。是则奘公抵伊吾时，已十一月底矣。次「在伊吾
　　经十余日」，「经六日至高昌界」﹔「住十余日欲辞行」，
　　为高昌王苦留，乃「水浆不涉于口三日」﹔第四日，王意回
　　，「仍屈停一月，讲仁王经」。临行，奉表高昌王致谢。自
　　入伊吾，至别离高昌，约经七旬﹔则是时已贞观二年二月中
　　旬。次自高昌西行，七百余里至阿耆尼（见释迦方志），未
　　有停留，可八日程。次「西南行三百余里」﹔又「川行七百
　　里至屈支国」。时为三月初旬﹔与『慈恩传』之「时为凌山
　　雪路未开，不得进发，淹留六十余日」之情形相合。依『西
　　域记』，凌山固「山谷积雪，春夏含冻」，非盛夏不宜通行
　　者。奘公约于五月中旬离屈支。「西行二日」，逢贼﹔「又
　　前行六百里」，至跋禄迦国﹔再「西北行三百里」而至凌山
　　。五月下旬（或六月上旬），通过凌山雪道，甚为适合。若
　　奘公四月成行，则此时为正二月间，其不宜通过凌山，至为
　　显然。故奘公应为贞观元年八月，西往天竺。
　　论奘公出家之年，罗君之误说特多。彼谓﹕「考玄奘初
　　于洛阳被度为僧，慈恩传与塔铭，均谓在其年十三岁之年。
　　而行状则谓在大业之际，时年十五岁也。僧本传则谓其年在
　　十一岁时。若以玄奘本人所自述者言之，则以十三岁一说为
　　最得实」。然精读『行状』、『僧传』及『慈恩传』，乃知
　　罗君所说，悉是误会之谈，无一与实际相应。试对列诸文以
　　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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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状〕 〔僧 传〕 〔慈恩传〕
　　「爰以宿植，早厌樊笼」 「以奘少罹穷酷，携以将 「察法师堪传法教，因将
　　…… 之。日授精理，旁通巧论 诣道场，诵习经业」。
　　。年十一，诵维摩法华。
　　「大业之际，诏度僧尼。 「东都恒度，便预其次」 「俄而有敕，于洛阳度二
　　……由听落饰，止东都净 …… 七僧……得出家」。
　　土道场」。
　　「时寺有景法师讲涅槃经 「时涅槃摄论，轮驰相系 「时寺有景法师讲涅槃经
　　……又学严法师摄论…… 。……僧徒异其欣奉，美 ……又学严法师摄论……
　　升座覆述，抑扬剖畅，备 其风素……重其学功，私 升座覆述，抑扬剖畅，备
　　尽师宗。美闻芳声，从兹 开役务，时年十五。」 尽师宗。美闻芳声，从兹
　　发爽（矣〕，时年十五也 发爽，时年十三也。
　　。
　　察『行状』、『僧传』之「时年十五」，『慈恩传』之
　　「时年十三」，非指奘公得度为僧，乃于净土寺，研学『涅
　　盘』、「摄大乘论』，登座覆述，而为寺众推重之时。『涅
　　盘经』三十六卷（南本），梁译『摄大乘论』十五卷，并当
　　时有名之大经大论，文繁义富，年十五（或十三）而能备尽
　　师宗，诚非易事﹗修学经论，振誉寺僧，『行状』作十五岁
　　时，『僧传』亦同，罗君何得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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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分别﹖至『僧传』之「年十一」，指其兄携奘公之洛阳，
　　诵习『维摩』、『法华』，亦无十一岁出家之明文。故知罗
　　君所叙，出家有十五、十三、十一之三说，全属子虚。据此
　　而妄申取舍，自难确当。然据文以推论奘公出家之年，自以
　　十一岁为近之。『慈恩传』于将「诣道场，诵习经业」下，
　　接曰﹕「俄而有敕，于洛阳度二七僧」，乃得出家。『僧传
　　』于「年十一，诵维摩法华」下，接谓﹕「东都恒度，便预
　　其次」。曰「俄而」，曰「便」，可想见其即十一也。更考
　　之文记，奘公出家，年龄固甚幼小。如﹕一、永徽三年，奘
　　公安慈恩寺塔基发愿曰﹕「庆少得出家」。二、『内典录』
　　谓﹕「小得出家」。三、『行状』谓﹕「郑善果……谓人﹕
　　此子年龄虽幼，风骨甚奇」。四、『古今译经图记』谓﹕「
　　鸠车之龄落彩，竹马之齿通玄」。推论为十一岁出家，应无
　　不合之处。十五与十三岁，为修学经论振誉之时，不应视为
　　得度之年。『行状』与『僧传』之十五，『慈恩传』作十三
　　，不外传写之误。此如『行状』之「年六十三」，『僧传』
　　及『慈恩传』，传写为六十五。据武德五年为二十一岁论之
　　，亦是传写之误。三五互误，非关传闻之异。
　　奘公离高昌时，上高昌王表云﹕「宿因有庆，早预缁门
　　，负笈从师，年将二纪」。罗君推为「为考定玄奘年代之最
　　大关键」。然『行状』主行年六十三说，应生于仁寿二年（
　　公元六○二年）。十一岁出家，为大业八年（公元六一二）
　　，与「大业之际」合。依上来叙述，奘公离高昌上表时，为
　　贞观二年（公元六二八年）二月。出家至此，始末十七年，
　　与「年将二纪」之说，并无不合。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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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至未至，大抵十六、七年以上，即可称「年将二纪」也
　　。
　　『行状』之「法师年二十一，以武德五年，于成都受具
　　，坐夏学律」。『慈恩传』全同，但作「年满二十」﹔年满
　　二十，即中国习用之二十一岁。『僧传』亦同说「武德五年
　　，二十有一」。佛制﹕出家之称，通于沙弥，故七岁以上，
　　即可出家。受具，即受具足戒。受此具足戒已，名为比丘。
　　此则佛制以「年满二十」，即二十一岁，乃合法定之受具足
　　戒年龄。故奘公谨遵佛制，武德五年为二十一岁（行状说正
　　尔），于成都受具。坐夏，即安居。佛制比丘，夏三月安居
　　，不得远行游化，故亦称坐夏。比丘受具足戒已，遇安居期
　　，即应夏安居。此在今日，虽多数不知此事，然在印度及隋
　　、唐之际，固为教界所共知者。律说﹔「五年以前，专精戒
　　律」。此非谓不学经论，而是受具足戒已，五年内依止师长
　　，修学戒律，不得离依止师。故依佛制，受具以后，即应坐
　　夏学律。以此，『行状』及『慈恩传』所说，「年满二十，
　　即于武德五年，于成都受具坐夏学律」，深合佛制。罗君虽
　　长于史，然佛教中事，想未能深知。由于坚主六十九岁说，
　　觉与武德五年，二十一岁受具等不合，乃创为别解，曲说万
　　端。以为『唐书』「玄奘传」之「大业末出家」，「殆以受
　　具足之年为出家之年」﹔「而此大业十二年，则正为玄奘二
　　十一岁」。以为「受具足戒，与坐夏学律，本为不同之二事
　　」﹔「至武德五年，乃于成都坐夏学律。依其生于开皇十六
　　年推算，则是年实已二十七岁」。彼想象为大业末受具，武
　　德五年坐夏学律，不知受具即应坐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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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之佛制，其误一。以武德五年为二十七岁，遍与『行状』
　　、『僧传』及『慈恩传』之明文相违，其误二。解『唐书』
　　之出家为受具，反指『慈恩传』等之受具为误，臆解无稽，
　　其误三。实则武德五年，年二十一，为三书所公认。受具坐
　　夏学律，即是受具坐夏学律，不劳别解也。
　　『唐书』「玄奘传」，以奘公「大业末出家」，「年五
　　十六」，粱任公深致其不满之意。然「大业末」，应即『行
　　状』之「大业之际」。依『行状』，推知十一岁出家，为大
　　业八年。时当衰乱之末世，故曰「末」，何用定指为大业十
　　二年﹖例如「清末」，岂是局指宣统三年﹖「年五十六」，
　　罗君解说为僧腊，乃加以自己所定之十三岁出家，以之证成
　　生年六十九岁之正确。不知六十九岁说，实从误系「年六十
　　五」于显庆元年而来﹔十三岁出家，乃罗君误读『慈恩传』
　　而来﹔六十九岁说又不足取信，何用别解「年五十六」为僧
　　腊﹖予以为﹕「年五十六」，或是「年六十五」之传写致误
　　。否则，史书晚出，记载失实而已。
　　证为六十九岁说而似有可信者，为显庆二年（公元六五
　　七年）九月，表请入少林寺译经，中有「六十之年，飒然已
　　至」之句。如奘公卒年六十三，则显庆二年为五十六岁﹔若
　　卒年六十五，亦为五十八岁，并与「已至」之语不合。若卒
　　年为六十九岁，则显庆二年为六十二岁，乃能与「六十之年
　　，飒然已至」相合。然详考之，奘公自述，间亦自相违异。
　　显庆二年二月，奘公随帝至洛阳，因回乡省视先茔，乃表请
　　改葬父母。表有﹕「玄奘不夭，夙锺荼蓼。兼复时逢隋乱，
　　殡掩仓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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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月不居，已经四十余载」。若依六十九岁说，依罗君之
　　十三岁出家说（父母应先已去世），则父母去世，应为公元
　　六○七年（大业三年）。至显庆二年，已经五十一载，与「
　　四十余载」说不合。反之，如依年六十三说，十一岁出家为
　　大业八年（公元六一二）。『僧传』有（兄）「以奘少罹穷
　　酷，携以将之」之语，父母之丧，在出家之前，为出家之重
　　要原因。如父母亡于奘公十岁之年（公元六一一），则至显
　　庆二年为四十七年，与「四十余载」说合。即以年六十五计
　　，则显庆二年，去父母之丧为四十九年，亦尚可通。该年春
　　秋二表，显有乖违，如偏执「已至」之句，则与一切文记相
　　乖违，故应别求解说。以，古每写作目﹔已与以，古多通用
　　。故可解说为﹕「已至」乃「且至」之讹夺。如（六十之年
　　，飒然且至」，则行状之年六十有三说，无有不合者矣。
　　吾今独取『行状』所说，奘公享年六十有三者，理由为
　　﹕一、『行状』最先出。二、武德五年，为二十一岁﹔此与
　　六十三岁说相合。且此不特『行状』所说，亦『僧传』与『
　　慈恩传』所共说。三、奘公西行，应为贞观元年。『慈恩传
　　』作时年二十六，与『慈恩传』之六十九岁说不合，反与『
　　行状』六十三岁合。此应慧立作传，犹见及古说。至『行状
　　』与『僧传』作年二十九，悉与自说相乖，故决其本为二十
　　六，而误写为二十九。四、贞观二年，表谢高昌王，有「负
　　笈从师，年将二纪」之语。与『行状』相合，时出家已十七
　　年。五、显庆二年表奏改葬父母，谓父母之丧，「已经四十
　　余载」。亦与『行状』合，时去父母之丧，约四十七年。唯
　　一不合，为当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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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奏所说﹕「六十之年，飒然已至」。然如依此而信六十九岁
　　，不但与一切文献相乖，即与当年表奏之「已经四十余载」
　　亦不合。不应偏取片文只语，故应解「已至」为「且至」，
　　则『行状』所传之六十三岁说，一切均合。
　　『高僧传』虽大致可通，但多一不合，即「武德五年，
　　二十一岁」之说。故以『行状』之说为正﹔而以『僧传』之
　　六十五说，为六十三之误传也。
　　依『行状』所说，考定奘公之年代如下﹕
　　一、奘公生于隋仁寿二年。
　　二、奘公出家于隋大业八年，时年十一。
　　三、唐武德五年，奘公受具足戒，时年二十一。
　　四、贞观元年八月西行，时年二十六。
　　五、贞观二年，表谢高昌王。时年二十七，出家已十七
　　年。
　　六、贞观十八年，还抵于阗，表奏。时年四十五，西游
　　已十七年。
　　七、贞观十九年春，还至长安，时年四十六。
　　八、显庆二年，至洛阳，改葬父母，时年五十六。
　　九、显庆二年秋，表请入少林寺译经。
　　十、显庆五年，初译般若经于玉华宫，时年五十九。
　　十一、麟德元年二月，卒，时年六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