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唐密在大陆兴起的一些根据
近现代唐密在大陆兴起的一些根据
在中日近代佛教交流史中,两国留学僧的往来也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从现有史料看,近代来华留学日僧中似无特出者可记,然在中国留日僧中,却有不少对中国近代佛教发展颇有影响的人。又,在近代留日僧中,又以学密教为多,这是一个很鲜明的特点。
密教传来中国有两大支派,一支是由唐代开元三大士(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传入内地的密教,后人统称之为“唐密”。另一支也是在唐代,由莲花生传入西藏等地区的密教,后人统称之为“藏密”。传入内地的密教,在唐中期曾盛极一时,然至晚唐已露衰微端倪。到了宋代,虽尚有法贤、施护、法天、天息灾等一批译师继续译出大量密部经论,然在教理上已无多发明。元代宏传藏密,亦曾盛极一时。明清两代亦尝扶植藏传佛教(藏密),但主要是政治上的考虑,同时,其流传也主要在宫廷和贵族阶层,民间是不得随意传授真言密法的。因此,总起来说,唐密自元代以后,在中国内地基本上是中断了。民国以来,先是,广东潮安居士王弘愿于1918年译出日僧权田雷斧所著之《密宗纲要》,其后,权田雷斧又于1924年夏来华,在潮州为王弘愿等传法灌顶,于是密教在内地民间开始流行,大有重兴之势,因而吸引了一批学僧学习、宏扬密教的热情。其中,一部分学僧进藏专研藏密,一部分学僧则东渡日本求传唐密。
日本所传密法,都是在唐代由中国传去的,然由于传授师门之不同,到了日本又分为“东密”和“台密”两派。唐时日本空海(弘法)大师来华求学,传不空三藏门下高徒惠果之大法,回日后于高野山建立密宗道场,大弘密教,至今不绝,称为“东密”。而与空海同时来唐求学之最澄(传教)大师,则于天台山国清寺师事道邃大师习天台心法之同时,又从沙门顺晓受灌顶法,习密教,回日后最澄把天台教法密教化,创立了天台密教,一般称之为“台密”。或说空海所传惠果之密法为正统,而最澄所传之台密为旁传。因此,民国时期赴日学僧以学“东密”为主,兼亦有学“台密”者。
当时,学僧中赴日求学密法的很多,先后有大勇、持松、显荫、谈玄等法师。大勇法师于1919年依太虚法师出家,次年于金山寺受具足戒后,赴五台山顶礼文殊菩萨。1921年太虚在北京广济寺宣讲《法华经》,大勇也前来听讲。是时,恰有日僧觉随也在北京弘传密法,他有意邀请太虚大师去日本,以传授密法。然太虚大师无意于此,于是大勇即就此机缘而发愿东渡。大勇于1922年冬入日本高野山密宗大学,专修密法,经一年左右,授阿阇黎位,乃于1923年10月回国。大勇法师本想回国后闭关专修数年,不料才到上海,即为沪杭信徒恳请开坛传法,随即又为武汉信徒请为开坛。据云,仅三、四个月,大勇法师先后在上海、杭州、武汉等地开灌顶坛十余次,皈依及学法者达数百人之多。一时,中绝千年之久的唐密,顿显重兴之势。
持松法师是与大勇法师同时赴日,于高野山依金山穆昭修学密法的。他在得阿阇黎位后,于1924年春回国。先于上海传法,后于是年夏应邀至武汉主持洪山宝通寺,并开坛传法。是年秋,由湖北督军萧耀南发起于宝通寺做《仁王护国般若经》大法会七日,并举行结缘灌顶。在此七日法会中,每日来受法者有数百人,盛况空前。一时,洪山宝通寺,成了唐密重兴之主要道场。
显荫法师于1923年冬到达日本高野山的,与持松法师一样,依高野山天德寺穆昭阿阇黎修密法,受灌顶法。次年春回到上海,然仅过半年即因病圆寂了,年仅二十四岁。显荫法师天资聪明,慧解过人,可惜未能展其雄才,骤而英年早逝。
谈玄法师东渡学密,不仅受日密两部曼陀罗灌顶位,更重要的是他带回了两千余种密宗经典,以及不少密宗应用法物。这批密宗经典中,有不少是国内久已失传者,弥足珍贵。
大勇、持松在武汉传授密法的盛况,直接影响了武昌佛学院,当时佛学院内相当多的一批学僧都由此而归向密教。然而,东密的兴盛为时并不长久。1924—25年间,班禅、白晋仁、多杰尊者等在北京宏扬藏密,一时声势浩大。其时大勇也在北京,于是他依白晋仁学藏密,改宗藏密。从此,东密开始衰微。然即此一度东密之复兴,亦诚为近代中日佛教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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