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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妒的病理分析──心理分析与佛法十二因缘的比较 (下)

       

发布时间:2009年04月12日
来源:不详   作者:张大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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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妒的病理分析──心理分析与佛法十二因缘的比较 (下)
  /张大卿
  前文提到两种人。一种是放弃改造现实而代之以“转识” (重新发现内心世界)来适应现实,所谓“山河大地皆如来”,“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心净即国土净”。另一种是拚命巧取豪夺现实的果实,而不在乎结果真对心智与人格发展有利,所谓“有钱能使鬼推磨”。
  适应或逃避?
  这两种人都脱离现实。第一种人只知“适应”,当现实规定缠脚,他就缠脚;现实规定“沉默是金”,他就乖乖不讲话;现实规定戒严,他就想都不想“解严”;现实规定国民大会全面改选要“等”光复大陆,他就“等”光复大陆。有一天,现实变了,变得不用缠脚,变得有言论自由,变得不用等光复大陆,他会跟著剪了辫子,拿掉裹脚布,跟著也谈言论自由,也跟著国会全面改选,甚至还主张内阁制或总统制都要对选民负责。他的心有无限展延性,可长可短,可大可小,又超越长短、大小。把他关在黑牢,他可以练成无上瑜伽虹光身,把他放在旷野,他可以跑得比虎豹还快。黑牢也好、旷野也好,言论钳制也好、言论自由也好,一党专政也好,多党政治也好,他的“人性”都可以适应,他不曾适应不良,因为他不会反对也不会要求什么。在他眼中,只有不健康的人性,没有不健康的环境,因为“万法唯心造”。对治之道唯有“转识成智”,重新发现“自性”,不必批评现实,更不用改造现实,因为“自性”先于一切“现实”。
  第二种人很清楚现实的利与害,他并不想批评现实,也不想改造现实,他只想拥有更多现实的利,避开现实的害。他只在乎自己的利,不在乎对别人有没有害,也不在乎对生态的破坏。他只是要,一味地要,不在乎这样的“要”是否有助于自己人格与心智的成长。台湾对他有利,他住台湾;台湾对他不利,他离开台湾。台湾这块土地在他心中只有“工具价值”,台湾可以污染,建筑在台湾土地上的政治体制可以专制,只要他的钱财、家人可以自由出入台湾(指随时可以离开台湾,移民国外)。台湾的现实如果不符合他的“人性”,他离开,所谓“乱邦不居” ,再怎样,他也不会努力改造台湾的现实来配合他的需要。
  如果使用内在自由与外在自由的分类,我们曾发现,前一种人太强调内在自由,后一种人则太强调外在自由,两者都没有在现实与人性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前者只知“适应”,后者只知“逃避”,两者都既脱离现实,又脱离人性。适应也好,逃避也好,都是为了保护自我,前者否定内在需求,也否定了与内在需求相抵触的现实环境,干脆把现实环境看成“空幻不实”,免得自我陷入想要而要不到的“求不得苦”。
  希腊神话有一则说到宇宙之神的儿子丹特勒士 (Tantalus),因为泄滑天机被“罚站”在湖中,水刚好高到下巴,果树刚好低垂到眼前,口渴想喝水,水就退,饿了想吃果实,树就后退,看得到却吃不得而饱受痛苦,英文里就借用Tantalus这个字,把看得著得不著的难熬之受,称为tantalizing,我把这种只知适应而否定自我对现实需求的人,称为有“丹特勒士情结” (Tantalus Complex)。有这种“情结”,只好不断自我暗示自己“无所求”。
  “适应者”否定自我对现实的需求,“逃避者”割裂自我与现实的相关,后者规“现实”为“共业”,非“我”一个人造成,更非“我”一个人可以改变,“我”不需负任何责任。以台北交通乱为例,“逃避者”认为台北交通先“我”而乱,“我”没来台北之前,台北已经乱了,不是“我”来才乱,所以“我”拍拍屁股就脚底抹油溜之大吉,“我”不需负任何“业力”上的责任。“适应者”认为,人心乱所以台北交通乱,人心不乱则台北交不乱,对治之道,就是“明心见性”不谈交通乱兴不乱,因为越谈越乱。
  “适应者”否认现宵体制对心智发展有不利影,犹如相信一切心理疾病都与生理脑部出问题无关一样。“适应者”只相信心能变一切,却不太愿承认二切也能变心(如内分泌失调或外来辐射线能改变认知与情绪),这样单线道式的思考使他们的认知越趋极端,乃至出现有一种可以完全脱离认知与情绪的“心性”而与一般所说的“意识”分离开来。
  “适应者”为了摆脱现实世界的束缚,终于由否认现实世界,进而否认意识的经验世界,到达一个面对台北交通乱、空气污浊,照样也能进入“车声、喇叭、噪音,尽是广长舌”,“街色、挤撞、脏乱,无非清净身”的“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的“本来无事”境界。
  无意识与现实
  一昧适应或一味逃避,都是将意识与现实割裂,好像“意识”可以独立于“现实”之外存在,好像“我”可以独立于“众生” (生态)之外,好像“心”可以独立于“物”之外。
  事实上,无论从生态学、进化论、人种学等学理角度考察,或从十二因缘修证上观察,答案都是“意识”不能完全独立于“现实”之外,“我”不能完全独立于“众生” (生态)之外,“心”不能完全独立于“物”之外。
  因为人类并非先于宇宙存在,宇宙形成一开始,只是一片浑沌(原始阿含以空轮、风轮、水轮、金轮来描述),没有人类。有的只是一些非生命现象(如氮、氧、碳、氨、氦等元素与光、电、辐射线等)与生命现象(如有机分子兴胺基酸)间的变化,这个变化笼统地说,就是宇宙的形成。换句话说,宇宙一开始只有简单的生命,没有“我”也没有人类。意识需以神经系统为生理基础,神经系统又以精卵细胞的结合为基础,精卵细胞的结合又以无数生命基因与环境互动谓适为基础,基因的形成又以很多有机分子,氨基酸等兴环境互动为基础,总而言之,在“意识”形成之前,没有意识,只有植物式的生命现象。
  植物与动物的主要不同之一在前者没有“意识”而后者有(上文已述),因为有“意识”及不能像植物从土壤中无机物直接摄取养分,动物比植物复杂,生命的复制过程与个别差异,动物也远比植物为大。大体说来,动物不能只靠水、空气、阳光和土壤中的无机物存活,动物要“动”,要吃植物,甚至吃动物,才能存活。也就是说,有意识的动物要靠没有意识的植物,才可能生存,如果生命现象不先有无意识的土壤、细菌、植物等,动物就不可能形成,因为后者需要前者滋养。
  人类一开始停留在族群性动物阶段,这阶段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对同是人类的族类,大致上不会互相攻击,对其他动物则基于饮食的需要而有狩猎的行为,人类学家称之为“旧石器时代”,那个时代的人类以天为屋顶,以地为床,取之于自然,没有那一棵果树或那一只动物属于某个人,页正是所谓“见者有份”,“财富”就是大地,这样的“财富”只供人们驰骋戏耍,不供人们携带,现代人储存和累积“个人财富” (私有制)对他们来说,简直是难以想像的愚蠢。
  他们少欲知足而不觉匮乏,这个以采集和狩猎为主的原始人生存状态,法国人类学家Marshall Sahlins称之为“原初丰裕社会” (the original affluent society),这个相当和平、充裕、知足。喜乐、光明的社会,就是佛经中所暗喻的“光音天”世间,年代大约在一万五千年或二万五千年前。
  “新石器时代”大致开展于一万年前,那时候的人类开始种植、耕牧的行为;有了蓄积的需求,“私有制”于是形成。从此,财富、男女的私有与贪妒得到了体制上强有力的肯定,人类开始为了土地(佛经术语是“地肥”),在同一族类之间你争我夺,不再顾及同一族类的感情,大地不再是“见者有份”;强者主宰,弱者听命,大多数人的温饱完全取决于极少数人的分配;各种以贪妒为本质的“家庭制”、“部落制”、“国家制”逐渐在不知不觉的无意识中形成。
  所谓“无意识”在此可解释为“始料未及”或“个人意识能力之外”;人不可能完全知道别人在想什么,因为不能完全预期,加上无数个别差异在一代一代的社会文化演变与环境适应中形成,我们不妨把这些“始料不及”的个别差异累积,统称为“无意识”,这个“无意识”,很类似瑞士心理学家楷容(Carl Jung)说的“集体无意识” (Collective unconsciousness)无意识,我们姑且采取“个体无意识”与“集体无意识”的两分法,以前者代表个体意识的内在来源,以后者代表个体意识的外在来源,我们把这两个内外来源视为十二因缘的“行”,所谓“行缘识”。容楷的“集体无意识”强调宗教行为,我所强调的“集体无意识”则除宗教行为外,还包括各种带有意识型态(Ideology)的政治和经济行为。
  把“意识”从“行” (无意识)中独立出来,将使意识失去滋润的根源,从而自我孤立也自我破坏。因为“无意识”所代表的不仅是个体意识能力所不及的基因变换,还有个人在思考之前的一切脑神经冲动(再重覆前文之例:人常在没有想讲某句话或某个字之前,那些字句已经脱口而出),还有无数幼时的好恶冲突(这点弗洛伊德特别强调)没有完成的满足(“业力”没有成熟),以及个别差异蕴积而成的社会文化倒过来影响个体。我们如果不去理解这些“无意识”在“意识”上而烙印的 “行”与“业”,我们的“意识”将永远“自我迷失”,永远无法自我认识,永远只能自生自灭,如动物般“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如“国家制”否定“个人先于国家”、否定“个人基本人权先于一切政治规定和社会契约”。这样下去,人类将无法停止暴力与动乱,也无法如实知见人性因缘。“人性”就个体意识言,一定是后于一切无意识的因缘而生。无意识代表一切现实世界,意识代表个人经验世界,意识虽不可能触及一切无意识,但意识可以藉著修“行”与求知,了解“无意识”的枢纽。传统佛教所说的“转识”不宜理解为直接把“第八识上的革命,这个革命要从修五欲开始。
  如实面对现实
  修五欲不是断除五欲,断除五欲就无法如实知见五欲,在未知见、未如实体会五欲之前就盲目的说要断五欲,轨犹如没见过美女的小和尚一开始就接受“女人是吃人的老虎”一样地荒唐。就算小和尚避开了老虎,所避开的只不过是严重曲解后的“女人”。
  “阿赖耶”在原始教义(如《增一阿含经》)的真正意涵是众生爱、乐、欣、喜的五欲黏著。个体意识对五欲的黏著就此生此世来说,是因为在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我们没有受到很好的教育引导(包括集体无意识的大多不良暗示),使我们忽视很多更好的选择而宁愿停滞在眼前现有的境界。离开黏著(离执)的要领是重新面对五欲,如实消受、苦受、乐受,如实“明触”,然后才真能“于法选择、分别、推求、觉知、黠慧、开觉、观察” (引文多次出现于《杂阿含经》)。“于法选择”的“法”非指佛经中的各种法门,而是面对人生的各种欲望、遭遇,要抉择自己真正追求,真正能满足的事业。只有“满足”,才能超越,这是“业力”的特色。五欲没有真正满足,内心深处将永远有一种被剥夺的不满紧张,套句李清照的“一翦梅”,那种现象真的是:
  花自飘零水自流,
  一种相思,
  两处闲愁,
  此情无计可消除,
  才下眉头,
  却上心头。
  (压抑不但消耗心熊而且造成不当的替置与适应应:displacement and maladaptive coping)。
  没有如实地面对个体无意识所追求的自我尊严,没有如实地面对集体无意识所强加的“国家主义”、“家庭本位主义”,自我只好坠入“无意识”深渊而萎缩退却。提早“看破红尘”,表面上不与任何人互相冲突,实际行动上却根本缺乏气魄面对权力、金钱与俊男美女的诱惑与挑战。“自我”没有完成,“业力”将无从“瓜熟蒂落”。“美人关”、“钱财关”、“权力关”是人生必经之路,只有实实在在面对,才能了解“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业力转换。自己跟自己捉迷藏,倒不如实实在在与异性交往、与钱财交往、与人权、统治权的冲突交往,再好好捡视,甚至“止观”自己的身心反应,这样才不致掉进自己的文字游戏中自我陶醉。
  否认或逃避对现实的需求,把自己关起来“破三关 (初关、重关、牢关的“佛性”捉迷藏)充其景可以做点自囚的生理、心理实验,摘不好则可能把本来可以明明白白的五欲“触受”,弄成不明不白的“无明触受”,偏偏却又以为己经“桶底脱落”打破无意识的无明,就太冤枉此生了。
  要转第八阿赖耶识,首先要转“六识”:面对“五欲”,以单纯的“意识”触受,不加入“善恶”判断,如实知见对苦受、乐受的趋避;其次,在趋避中观察现实对自我的“限制”与自我向“限制”挑战引来的“危险”;再其次,面对“限制”与“危险”,观察自我是否不断突显自己的重要性以获取对某些资源的特权(名誉、社会地位、权力、财力等不平等现象),以资警戒。
  观察不平等现象,是传统佛教转“第七识”为“平等性智”的关键,这时候,再重新观察自我原来的立足点是不是早已有不平等现象(如身材、相貌、天资等),能深观一切不平等现象而发心尽有生之年(佛教术语是“尽形寿”)弥补差别待遇,就是证入“平等性智”。如果只是在心态上认为每个人的“人格” (佛教术语是“佛性”)平等,人人皆可修证,则与“平等性智”还有一大段距离。
  传统佛教讲的“第七识”,指的是自我的优越意识,转“第七识”为“平等性智”后,自我将会“尽形寿”打破一切政治体制所形塑的不平等,另外面对家产与父母遗传上的优越条件,自我会设法以社会福利或慈善事业弥补,策略上以鼓励教育和不鼓励懒惰(如等待救济)为基本考虑。有了“平等性智”,自我还是如实面对五欲和自己想从事的专业(生产业和服务业),观察不满、紧张的生起与消失,仔细地体会生起与消失间“滞留”的时间,体会“滞留”的情结如何在增进生产力、提高服务品质的实际生活中变成“畅流”的感情。不要怕不满、紧张的升起,真正需要提醒的是自己有没有注意到不满、紧张的生起与转折。“怕”使人对现实盲目趋避,如“逃避者”;“怕”使人否认对现实的需求,如“适应者”。
  表面上看起来,“适应者”可以调整认知而避开对现实的需求,好像比“逃避者”一直寻寻觅觅,少了很多“贪妒”,其实只是在“业力”上转换形成,实质没什么改变。“适应者”对现实需求标榜“不趋不避”,但实际上多采取“远离”,因为他很怕自己受不了冲突压力,禁不起诱惑牵绊。可是,他虽然远离,内心深处却无法摆脱一种被剥夺的不满、紧张,只好寻求自我的某种肯定来补偿他“自愿”放弃(即接受“剥夺”)所作的“牺牲”。他的“自我”,因为“不趋不避”而活动力减弱;改造现实(集体无意识)的器识与气魄未曾充分发展;“阿赖耶” (五欲执著)则因为缺乏“明触”而萎缩;他的路没走过,业力因尚未得到净化,“业障”依然。
  改造或创造现实
  “阿赖耶” (alaya)这个东西就是弗洛伊德强调的生命本能(libido),特别是追求舒服的冲动。生命本能在没有适当满足和体会之前,本能冲动会因为内在压抑(不管是现实压力或自我设限)而造成“自我”紧张不舒服,对治之道应是改造或创造现实(机会)使本能冲动获得合理释放。这时候,如果硬说一切本能冲动都是“虚幻不实”并突出唯有心性脱离本能冲动,并看破身心内外的“实在感”,才能得“大自在”的“知见”来“升华”自己,结果将很可能使自己不但不能享受五欲,而且仇视五欲,连带在知见上否认众生需要五欲满足,并轻视“欲界”众生,乃至轻视贫富不均与政治霸权所带来的生产力衰退与生态环境破坏,治安恶化。轻视也好,仇视也好,我们都看不到“适应者”肯为周遭的人们争取最基本的“欲界”人权。
  相对于“适应者”对阿赖耶(生命本能)蔑视式的抗拒,“逃避者”对阿赖耶表现为对特殊出路和特殊对象的执著(adhesiveness),佛法四谛中的苦谛有一大部份是在讲这一类执著。形式上,“逃避者”好像会追求并享受五欲,但他却“追求”远多于“享受”,因为“第七识”未转,他一宣以为得天独厚,天赋异禀,在施与爱上喜欢予取予求的自在操弄(manipulation),他无法平等地享受五欲,优越意识使他把别人的存在视为有没有操弄的价值(the power to give or withdraw),他没有发展将心比心的能力,无法尊重别人的主体性价值,他只是追求五欲,突出自我,却因为一直与无意识(现实)脱离,他内心深处没有真正满足,他的业力一直无法完成,苦受、乐受依然不明不白,对“欲界”人权不大关心,他的冷漠困住了满足的可能。
  不一味逃避,也不一味适应,如实知见一切不平等现象,“行同体悲”,明明白白触受五欲,实实在在追求自我价值(促成“欲界”人权的落实),一步一步面对习气,年久月深,“意识”与“无意识”通流无滞,“转识”就水到渠成,贪妒也化解于无形中。
  (1990.4.《新雨月刊》第3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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