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信仰经纬社会——读《信仰、革命与权力秩序》

以信仰经纬社会——读《信仰、革命与权力秩序》
　　何蓉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
　　中国人的宗教信仰一向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论题。以西方式的观点来看，中国人的宗教信仰不啻为一个流变不居的万神殿，供奉着名目众多、不可思议的尊主；又像是围绕着神人之间的交易的闹剧，充斥着甜言蜜语的许诺、得过且过的蒙骗。由此种观点来看，无疑会产生中国人无宗教的论调。
　　《信仰、革命与权力秩序》(李向平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则突破了表象、感慨与迷惑，承继了自韦伯、杨庆堃等社会学经典研究的思想路线，揭示出一个复杂的文化传统中，宗教与政治之间纠缠纽结、互利共生的格局。
　　“天命信仰”及其“受命”与“革命”的双重变异，可说是这本书的核心概念。从书中的论述来看，天命信仰的意义，是将现世当作神圣，以人际关系、角色关系来决定人神关系。这就意味着，人伦秩序本身即是一种神圣，从而使得履行现世的角色、职责并将其代代相传成为最终的目标，举凡祖先崇拜、家族维系等现象，均由此产生。
　　这一论断印证了韦伯所谓的儒教理性主义认可现世、服从社会秩序的特征，并从机制的意义上加深了我们对于这一现象背后的因果关系的了解，部分地解释了中国社会中传统性的取向和稳定性的特征，是本书的一个不容忽视的贡献。
　　但是，如果事情到此为止，中国就将纯然是一个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社会，世代继替，有迁延而无变革，而这显然不能解释中国历史中的“变”的因素。李向平先生所关注的“变”，是史不绝书的“革命”，它同样源自天命信仰。因为在这一信仰格局之下，天人关系不会变革，但天意的受命主体却是可以改变的，换言之，天意出自民心，君若不君，则民可以不民；天意改变之时，地上的王权就会易手，此即革命；革命出自民心，革命便是正当的。而正当的权力，就是信仰的基因。
　　由是观之，与西方的先知或上帝相比，天并不明言立法，更不会独断地拣选他的子民。这种随时而变又不可言说的特征，增加了世人行动与选择的难度。对于每一生命个体来说，天意不可知，因此，生命中的每一个变化都可能是某种“感应”或“迹象”，他需要判别，需要领会，甚至动用巫术性质的技术手段，以便检验、预测甚至改变天意。
　　而本书的论述集中于一个更加宏观的层次，即对于一个政治共同体而言，天命如何显示其自身？如何继替？李向平先生指出，商周之继提出的“以德配天”显然是一个重要的演进，判断天命之归属就在于受命者即君主的“德”，君主有德则天下归一。它引起了政治实践中道德的泛化，德者受命，不德者革其命。于是乎，国家权力转而“以道德化的形式发挥了规训与惩罚的功能”(39页)。
　　至此，本书已经勾勒出一个宗教与政治藤蔓丛生的交汇地带。信仰、道德、权力构成了某种相当新颖而颇有解释力的因果链条，由此或可形成对国家的起源与演变、权力的发生学及中国宗教－信仰体系独特模式等问题的新解释。从本书的论题来看，尤其重要的是，这一套论述中包含着对于中国社会中的变革及其方式、机制的探讨与反省。
　　具体来说，王权乃是基于天意人心的，但宗教反过来以权力为神圣，二者捆绑在一起的后果，产生了一种亦柔亦刚、公私整合的信仰－权力结构。对于这种基于神圣权力的系统而言，冲突即灾难，改变即灭绝。由于权力以道德的神圣和纯粹为旗帜，要么全部，要么全不，社会发生变化的方式只能是革命，无从妥协，排除了讨价还价的可能性，但除了天下易手的激烈争斗，无法再造成制度上的根本变化。这便形成了对中国古代王朝更迭而无质变的一种解释，更形成了对于社会系统中任何冲突、矛盾的恐惧，基于此，历代均采纳了平息欲念的道德压制、无孔不入的全面控制和以和谐共处为根本目标的思路。在这一格局下，宗教与政治、权力与信仰密密地相互嵌入，互为利用，却都没有建立起自身独具的自主性，表面上，盛衰强弱，热闹非凡，内里却始终摆脱不了彼此寄生的软弱本质。
　　在这个意义上，《信仰、革命与权力秩序》又是基于历史记述的一次深刻的文化反思与批判，挖掘出了一些习见的概念背后的深刻的意蕴。例如，儒教之为宗教，是以对权力的崇拜为特征的；革命是在道德旗帜之下的权力欲求与信仰重建；道德作为合法性基础所导致的政治的伪善与不稳定性，等等，无不令人回味再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