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的中国宗教界

建国初期的中国宗教界
　　中国宗教界是建国初期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
　　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竭力促成西藏和平解放。1951年4月27日，班禅及堪布会议厅官员45人，自西宁抵达北京，协商和平解放西藏问题。《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协议》签订后，1952年3、4月间，西藏拉萨发生了由西藏地方政府两个代理司伦鲁康娃和洛桑扎西等人策动的反对和平协议的伪人民会议事件。他们包围中央代表驻地和阿沛?阿旺晋美的住宅。班禅大师得悉后甚为愤慨，于4月15日致电达赖喇嘛，严厉谴责这一事件，请达赖喇嘛“以大智大勇之精神，大慈大悲之佛光”，将这种活动“妥善处理，而安民心”。班禅大师表示“誓以至诚”，“为全部彻底实现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而奋斗到底”。之后，达赖喇嘛出布告解散了伪人民会议，并撤销了鲁康娃和洛桑扎西两人的代理司伦职务。
　　在西藏和平解放的过程中，经过各方面的工作，达赖最终也转变了态度，同意和平解决西藏问题。1951年1月，达赖喇嘛致信中央，表达了谋求和平的愿望。2月27日，达赖又致函中央，称西藏地方政府决定派出和谈代表团赴京进行谈判，首席代表为阿沛?阿旺晋美，代表为凯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土登列门、桑颇?登增顿珠。1950年5月9日，喜饶嘉措对达赖喇嘛暨摄政和西藏僧俗各界发表广播讲话，指出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解放西藏的各路解放军行将出发，告诫僧俗人民不要听信英、美帝国主义侵略者挑拨离间，并敦促西藏当局派遣代表赴京进行和平谈判。可以说，没有宗教界人士的支持，没有宗教界人士的配合，就没有西藏的和平解放。
　　二、积极参加抗美援朝运动。1950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的文章《基督教徒要抗美援朝》，文章说，从抗美方面说，我们做基督教徒的，要本着耶稣与邪恶势力决不妥协的精神，反对美国及其侵略的、破坏和平的行为；从援朝方面说，中国的基督教徒也有许多可做的事情，无论哪一种基督教徒都不能不配合政府的工作，都应当支援朝鲜人民军和中国的志愿军。同日，上海基督教人士举行抗美援朝爱国行动大会，成立了“上海基督教团体抗美援朝委员会”。大会最后通过了“上海基督教抗美援朝爱国行动大会宣言”及向毛泽东、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致敬电。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广大天主教徒、基督教徒结合“三自”革新运动的开展，一面举行抗美援朝爱国运动示威大游行，愤怒声讨美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一面开展捐款、捐物活动。
　　广大穆斯林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也表现出了高度的政治热情。1950年11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马坚的文章《美帝国主义是伊斯兰教的死敌》，号召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族父老兄弟姊妹们，赶快行动起来，贡献所有的力量，抵抗美国的侵略，保卫宗教，保卫祖国，保卫世界和平。甘肃临夏是穆斯林聚居的多民族地区，有中国的“麦加”之称，这里的回、东乡、撒拉、保安等族穆斯林积极响应国家发出的增加生产、例行节约、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号召和抗美援朝总会关于订立爱国公约、捐献各种武器和优待烈军属的三大号召，参加签订爱国公约与和平签名、慰问志愿军、捐献飞机大炮等活动。新疆穆斯林和其他民族人民一起成立了各族人民保卫世界和平组织和新疆自治区抗美援朝分会，抗美援朝运动进一步普及到各城镇、农村及大部分游牧区。许多穆斯林妇女拿出自己的金银首饰捐献。到1951年10月，新疆各族人民捐献的爱国款达500多万元人民币，超额完成了30架飞机、6门大炮的捐献计划。北京、上海、天津、沈阳、西安、武汉、郑州、济南等地回民集中的地方，也都举行了盛大的示威游行或集会。
　　佛教界人士也积极参加了抗美援朝运动。1950年9月23日，北京市佛教界人士巨赞、李济深、法尊、周叔迦、计晋美、圣泉等发表宣言，强烈谴责美帝国主义者武装侵略台湾、朝鲜，破坏世界和平的罪恶行为。1951年2月2日，北京市佛教界人士3000人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举行了抗美援朝示威反对美国武装日本爱国示威游行大会。大会通过决议，成立“北京市佛教界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通过了向中国人民志愿军、向朝鲜人民军的致敬电和《北京市佛教界抗美援朝反对武装日本爱国示威游行大会宣言》。大会还订立了五项爱国公约。会后，2000多人举行了爱国示威游行。各地也纷纷成立相应的组织，并在全国范围内发起捐献“佛教号”、“喇嘛号”飞机运动，支援抗美援朝。
　　三、积极参加生产建设。新中国成立后，许多教会为实现自养，举办了小型工厂、作坊、商店、诊所等。1949年12月27日，上海佛教徒，为了响应政府号召，领导教徒生产，于玉佛寺举行座谈会，有圆瑛、赵赴初等人出席，提出佛教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团结、弘法、生产等问题。贵阳中华基督教会的一些中国教牧人员，在贵阳解放前夕，就已认识到只有靠生产劳动才能自救。建国后，在教友们的支持和协助下，办起了“敬一肥皂厂”、“织袜厂”、“缝纫组”、“大华油布厂”，教牧人员边从事教会工作，边进行生产，从而割断了外资津贴，实现了“自养”。又如，1953年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开始后，南宁市的回民在市委、市政府的帮助下，在清真寺组织回民兴办了一个合作性生产组织?D?D南宁回民洗衣制鞋组，有阿訇及一部分回民妇女参加生产。有些教职人员在搞好教会工作的同时，还利用自己的专长，兼任学校教员、从事行医、财会等工作，服务社会。
　　四、广泛开展国际交流。1952年8月，在中央人民政府的多方帮助下，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筹委会组织了建国后的中国穆斯林第一个朝觐团，经香港、印度，飞抵巴基斯坦的首都卡拉奇，希望在那里取得进入沙特阿拉伯王国的签证。由于当时台湾与沙特王国有正式外交关系，他们从中作梗，造谣我朝觐团为新中国派出的间谍，虽经我驻巴大使韩念龙的努力和巴外交部的斡旋，等待近一月之久后，朝觐团仍未能获取签证。朝觐团虽未实现朝觐的愿望，但在巴受到了当地穆斯林的热烈欢迎，其在巴的活动也引起了新闻界的关注和重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来，在周恩来总理的斡旋下，沙特阿拉伯政府同意为中国朝觐团办理入境签证。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得悉此讯后，即着手再次组团事宜，并于1955、1956年，分别派出了20人、37人组成的朝觐团。朝觐团抵达麦加后，在认真完成朝觐功课的同时，还利用一切机会介绍新中国穆斯林的生活情况，宣传新中国的宗教政策，揭露西方敌对势力制造的谣言，是我国穆斯林的两次成功的民间外交活动。
　　对于佛教的国际交流活动，我党同样给予了积极的支持。1951年，赵朴初代表中国佛教界将一尊象征慈悲和平的铜像，通过日本佛教界的代表，赠送给日本佛教界，在日本引起强烈反响。不久，日本佛教界友好人士大谷莹润、菅原惠庆等领导的“中国在日殉难烈士慰灵实行委员会”派代表团飘洋过海，送还中国在日殉难烈士遗骨。这两件事开始了新中国佛教界与日本佛教界的友好往来，打开了中日民间友好交流的大门，受到周恩来总理的高度赞扬。
　　1952年10月2日，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亚非国家的26位宗教界代表出席了大会。会前，佛教界著名人士纷纷发表文章表示热烈拥护。圆瑛法师、喜饶嘉措大师、赵朴初居士等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参加了会议。这一时期，在保卫世界和平的运动中，中国佛教徒还参加了保卫世界和平的签名运动，能海法师当选世界人民和平大会中国代表团佛教代表，抵达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出席维也纳的世界人民和平大会。1955年8月，赵朴初赴日本参加了“禁止原子弹、氢弹大会”，受到日本佛教界热情友好的接待，这也是新中国佛教界第一次访问日本。这一时期，中国佛教界还开展了其他一些国际往来。1955年4月，以喜饶嘉措大师为首的中国佛教代表团应缅甸总理吴努的邀请赴缅访问；同年10月，周恩来接见了到访的缅甸佛教代表团；1956年5月，中国佛教代表团应邀去印度参加了释迦牟尼涅2500周年纪念活动；同年11月，中国佛教会应尼泊尔佛教复兴会的邀请，组织了中国佛教代表团前往加德满都参加第四届世界佛教徒联谊会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