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阐释学

凯利·詹姆斯·克拉克 著
　　吴万伟 译
　　作者简介：凯利·詹姆斯·克拉克（Kelly James Clark），加尔文学院哲学教授。最近的著作《哲学101关键词及其对神学的重要性》（WJK Press）。
　　为什么评论从来不是确定性的？
　　直到西方现代史的后期，或者在东方更晚的时候，哲学和神学思想的主要表达方式还是评论性的。在中世纪评论传统下，观点被表达出来是作为对普遍接受的传统的解释和扩展。和当代学术界尊重创新、蔑视传统的众多学者相反，中世纪的评论家普遍地把自己看作一系列权威文本的盟友。比创造一个理论体系更重要的是理解这些文本，阐释学是最基本的工具，创建体系是第二位的。阐释的途径不仅被看作理解经典文本的手段，而且是了解现实的工具。
　　在中国以及受到中国文化影响的地区，儒家阐释学的传统是最广泛的。西方普遍认为孔子的《论语》是儒家（孔子生活在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年）最初的或者唯一的来源。但是孔子本人宣称他是体现在前朝黄金时代的儒家（学者、君子和领袖）身上的古代道德和社会传统的传播者。这些朝代包括夏（大约公元前2100-1700年）、商（公元前1700-1027年）和特别是周（孔子称赞的西周（公元前1027-771年）所有这些日期都是笼统的说法，因为这些朝代可能有交叉重叠的政体，并不像传统认为的那样具体）。著名的朝代领袖受到称赞，比如夏朝时传说中的尧、舜、禹，以及历史人物周文王、周武王。儒家学说（儒学）因此是在孔子之前就存在的。在这些朝代和他们的朝代领袖里，传统是得到确认的，理想是真实的。我们了解到这些道德君子是在所谓的《五经》（《易经》,《春秋》,《书经》,《诗经》,《礼记》）很少有现在的学术证据支持传统的信念，即孔子是《五经》的作者、编辑或编纂者。（孔子把古代纪录、诗歌和文献的大杂烩转变成为具有权威性的经典。）
　　只是到了宋朝（汉朝时把儒家定为经典一千多年后），《四书》（《论语》、《孟子》、《中庸》、《大学》）才被承认为儒家经典，在此之前，只有《五经》。后来，《四书》的地位又高于《五经》。《四书》和《五经》的关系最终成为像圣经的《新约全书》和《旧约全书》的关系一样，结果也类似：新的超越了旧的。我敢说在美国讲授的少数中国和东亚哲学课程甚至在中国本土的课程会布置任何经书作业。
　　把孔子看作传统的传播者让孔子成为第一个伟大的儒家评论家，《论语》成为关于经典的伟大评论著作。实际上，十八世纪的中国学者认为《论语》归纳了经书的意义。如果这是对的，我们和最初的传统相去甚远（尧、舜、禹、周文王、周武王）最初的文献（其中许多是建立在更原始的口头传诵的传统上）、编辑的修订、以及像《论语》中孔子那样的评论。
　　我们可能再添加一个偏离传统的移动，《论语》并不是孔子所作，而是他的弟子和追随者在从二十年到四百年不等的时间段内编纂而成的。因此，这些作家不可避免地添加他们自己的观点和和风格在孔子最初的观点上（对比第十章中关于礼的冗长和详细的指导和第一章到第四章非常简练的风格）。最后，即便把作者的问题放在一边，《论语》很难理解，所以我们需要评论家来解释孔子对于儒学的评论。
　　在汉朝（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汉武帝时期（大约公元前136年），儒家学说成为国家的官方意识形态，中国所有的未来统治者都需要学习儒学和考试（柏拉图式的道德教育）直到一九一二年中国王朝时代的结束。这是学者董仲舒（公元前179年-104年）解释的儒学，所以我们离经典又远了一步。虽然科举制度整个中国历史上涨涨落落，在原则上，它试图通过给统治者灌输仁的美德（仁有时候被翻译成“慈善”）和体现在相互关系上的同情的感情（相反的金科玉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让社会更加人性化。它还追求建立在忠孝基础上的和谐的、等级差别的社会，即孩子孝顺父母，父母关爱孩子。在家庭中学到的孝敬父母、尊敬兄长将从家庭扩展到社会，表现出对他人的尊重和爱护，最终扩展到世界各地。圣君的权利来自上天的委托（奉天承运），但如果君王不能满足臣民的需要，这个委托可以被撤消，王朝可以被推翻。
　　这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但这个传统有很多层的内容，有些可能最初都存在的，有些可能是隐含的意义，被评论者发挥和强调出来的，有些似乎最初在那里但被评论者删除或者忽略了的，有些可能原来根本就没有，完全是评论者添加上去的。每个评论者似乎都有让人好奇的偏好，要让孔子的观点正好和他自己拥有的观点一模一样。但是二十世纪（受到实证主义的磨练，有神论的警惕（尤其是基督教传教士）和本质主义的嘲笑），明显的传统主义者，等级的、有神论的、本质主义的儒家传统作为实用主义者和存在主义者得到主要的汉学家充满热情地认可。但是在每个解释里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孔子仍然是让人着迷的人物，在整个亚洲（以及那些希望了解亚洲的人）不管什么样的评论家，都必须做出他们的估算。
　　这些话题在本文评论的三本大师级的著作中都有讨论，这些书代表了由历史学家率领后来被哲学家和宗教学家跟进的汉学研究最近的精彩著作大爆发。梅约翰（John Makeham）和丹尼尔·伽德纳（Daniel Gardner）是历史学家。梅约翰的里程碑式的著作《“述”者与“作”者：〈论语〉的注释研究》是这三本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有深刻洞察力地探讨千年来的古代评论。伽德纳的《朱熹读解〈论语〉:经典、评述与古典传统》的宝贵贡献在于帮助我们明白朱熹这个或许是中国最伟大和最系统的哲学家和先师孔子的关系。万白安（Bryan Van Norden）编辑的著作《孔子和论语》是试图理解孔子的当代著名哲学家（也是评论者）的论文集，这些文章大概可以分为两类：对孔子传统的理解和修正派的理解。
　　早期的评论假设孔子经典是内在连贯一致的，合起来足够指导所有人的生活。评论家假设在文本的明显多样化的表面下有单一的模式（一条线）。汉朝对于“经”（被翻译成经典）这个词的词源学解释是把文章写在竹片上的竹片串在一起的线，形象地暗示了把意义连在一起的线索。但是经典的众多文体抗拒单一的阐释学。单单在《五经》中，我们就发现历史、史前史、后历史重构、官方文件、法律、神学、诗歌、占卜、道德说教、传说、形而上学思考、社会批评、国家管理、宗教、风俗、迷信等。虽然明显差异、零碎、经过了漫长的时间形成，整个宝库被看作是全面、统一、和谐的整体，用一本书来解释另一本书。经典被看作扎根于孔子的思想和世界的本质，如果整体上来看，它包含最重要的道德、社会、世界和历史原则。
　　但是内在的一致性产生了问题。比如，考虑儒家的核心美德“仁”和非常著名地描述的“礼”之间的关系。（一般被翻译为“礼仪”，但它的意义显然更宽泛比我们理解的礼仪更少宗教色彩，“礼”包括普遍的礼节和宗教仪式，所以最好被翻译成“propriety”）在《论语》中我们发现两个显然矛盾的对这个关系的理解：1）礼产生仁，2）礼是仁的一部分。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前者显示仁是关于一个人的内在道德态度和感情的，而后者认为不过是外在的礼仪活动而已。存在矛盾的篇章似乎明显支持一方的观点，有的支持另一方的观点。这个问题的典型解决方式是评论者的意识，他总体上信任《论语》，这个总体信任给予优先权给那些支持一个人更喜欢的观点的文本，而相反的文本被按这样的思路把责任推脱掉。有些融合论者试图融合这些明显差异的观点在一个高度巧妙的，常常技术性的理解上。很难想象非常坦率、不投机的孔子本人会喜欢这样的解释。
　　汉朝时代最早的评论家似乎更关心对文本的注释和解释，而后来宋朝和明朝的评论家更感兴趣的是他们看到的经典中包含的深刻道德和形而上学意义和原则。早期的评论家常常简单地解释词或者短语的意思，目的是让读者抓住文章的意义。三世纪的《论语集解》编纂者这么担心个人偏见，以至于他们不愿意“随意地决定文中的含义”。他们相信自己像孔子一样，是传统的传播者，把他们看作经典含义的编辑者而不是经典的解释者。
　　他们的哲学著作是重要的，也是必要的，原因如下：首先，经典的最初记载可能差别很大。中国的语言到了秦始皇统治时才统一，（中国（China）就是模仿（chin）的发音来的，秦始皇统一中国在位公元前221-210年）是在经典出现后很久了。第二，文本丢失或者破碎了。最初解释这些词语意思的文化不再存在了（也没有方便的途径接触这样的文化）。但是尽管《论语集解》的编辑没有装饰美化，我们仍然应该怀疑：他们在评论的时候是有高度选择性的，他们可能修改了他们不喜欢的文本，他们有一种敬畏的倾向来理解神圣的孔子，虽然有文本上相反的证据，把孔子当作不可能犯错误的圣人。
　　后来的评论往往更关心系统性，要揭示全面、权威的文本内在的智慧超级结构。中国中世纪早期看到了佛教传入的广泛影响。让人并不觉得惊讶的是为了抗衡佛教的影响，有些评论家可能按照佛教的原则来理解儒家，或者让儒学有更丰富的形而上学基础。作为对儒学衰落佛教兴起的反应，宋朝的理学遵循孟子的儒学，完全地思辨和形而上学。当代评论家似乎可以分为两类：试图忠实于孔孟最初的教导的保守派，即使他们似乎显得过时；挑选自己喜欢的一些内容的自由派（比如人道、同情）然后按照这些主体建立一派“儒学”。
　　经典的作者往往被看作圣人，而评论的作者地位就没有这么高了。实际上，有人怀疑评论根本就没有必要。在宋朝改革的时候，有些人相信经典对于聪明的读者来说是非常清楚明白的，根本不需要帮助就可以确定其中的含义。
　　但是如果经典不够清楚明白，解释就是不可避免的。随着一层又一层的解释，我们越来越深地进入复杂的阐释学中，依赖于解释的原则，这些原则不能直接从文本本身得到证实。每个评论者必须采取哲学假设，而这样的假设势必影响他们对于文本的解释。
　　一个常见的但是可能引起争议的阐释学原则是发现作者的意图。但是说到四书和五经，我们很少知道作者是谁。每个文本都是众多作者的产物，往往是不确定的，跨越巨大的时间和空间的间隔。传统上说评论家试图绕开这个问题，把作者认定为孔子（作为说话者、作者、编辑、编纂者、甚至是作者的父亲或者祖父）但是这已经不再经得起推敲了。即使我们可以确定作者是谁，作者的意图也是难以确定的。因为我们没有不依赖文本的，第一人称的心理条件接触作者的意图，我们只能解释作者说的话，而不是作者的意图。（我们常常说或者暗示我们并不相信的意思）。一旦话已经说出来，或者文章写出来，它就有了与作者意图无关的独立的生命。
　　第二个常见的阐释学原则是在它的社会政治背景下解释文章的意义。但是考虑到比如《论语》部分内容的写作日期的巨大困难，试图按照篇章的社会政治背景解释意义肯定是高度主观性的。比如如果把它看作孔子本人生活的时代春秋时期，或者他的学生的时代战国时期，和四百年后汉朝初期的儒家时代对比，文本的意义可能相差很大。
　　到这个时候，基督徒读者可能觉得阐释学的鞋子确实穿着很舒服。儒家和基督教传统的平行关系是非常明显的。《书经》相当于《摩西五经》（Pentateuch）历史书，《诗经》相当于《诗篇》（Psalms）和《雅歌》（the Song of Solomon），《礼记》相当于《利未记》（Leviticus）（在基督教圣经里没有对应占卜和玄妙的《易经》的内容）。《论语》在体裁和权威性上相当于《福音书》（the Gospels）；《孟子》和《大学》和《中庸》相当于《保罗书信》（Pauline epistles）（孟子把儒学系统化的努力对于儒家传统的影响和论语一样大，正如有人指出的保罗的书信比福音书给予基督教的内容更多）。像儒家经典地位一样，《圣经》也是一本书，体裁不同，变化多样，涉及的年代久远，有些失传的史前时代，它是由众多作者，编纂，编辑而成，但是它的阐释者都认为它是和谐的充分的。关于基督教经典的争论都认为或者沉淀原则上的分歧。有人试图超越通过诉诸圣经的睿智来解释的需要。(对于真理的聪明观点被拒绝给予反对他们的人。)
　　这里就出现了评论传统的问题：经典文献往往变化多，模糊不清，没有沉思默想。它们是在古代文化中用古代语言写成，让理解和翻译变得非常困难。猜测者和系统化者，也就是哲学家和神学家必须依靠破坏他们猜测和系统的文本工作，也就是说，文本有多种不同的解释，没有任何一种解释能够得到证据（不管是文本还是其他证据）的支持。像儒家学者一样，基督教学者同样共享一些核心的价值。在这个共同的核心价值之外，文本要求很多的人类判断，关于神学议题的不同意见看来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比如婴儿洗礼还是成年洗礼，加尔文主义还是亚米念主义（Arminianism）（预定论还是自由意志论,经典神论还是开放神论等。）但是评论家，不管是儒家还是神学家，都坚持他们已经发现了（或者即将发现）难以描述的线索，即他们圣经的中心意义，这个意义曾经清楚说明（或者即将说明）多彩的、丰富神韵的文本的其他部分的意义。
　　本文评论的三本书：
　　· John Makeham, Transmitters and Creators: Chinese Commentators and Commentaries on the Analects (Harvard Univ. Press, 2004).
　　· Bryan Van Norden, ed., Confucius and the Analects (Oxford Univ. Press, 2002).
　　· Daniel Gardner, Zhu Xis Reading of the Analects (Columbia Univ. Press, 2003).
　　（译自：“Confucian Hermeneutics ”by Kelly James Clark
　　http://www.christianitytoday.com/bc/2006/005/5.3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