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光大师的为学

印光大师的为学[1]
　　恒毓（博士）[2]
　　《世界弘明哲学季刊》编委会主席
　　电子信箱：hy@whpq.org
　　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中国佛教一贯注重四弘誓愿，强调学无止境，主张精进不已。印光大师作为佛门的一代宗师，法门无量誓愿学的“学”字在他的身上体现得相当充分。
　　具体说来，印光大师的为学，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加以认识：其一，为学的内容；其二，为学的精神。
　　印光大师为学的内容，如果用“博大精深”这一成语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印光大师为学的博大处。
　　众所周知，净土宗是一句“阿弥陀佛”打天下，用不著讲究什么高深的学问，做到了也就行了。然而，印光大师的上百万字的作品告诉我们，他很有学问，而且，决不是一般的学问。就内容而言，他的作品对教育、社会、家庭、史地、医学、儒家和佛教各宗派等等都有相当广泛的涉及。其中，涉及教育的，有《〈十三经读本〉序》、《复宝静法师书》、《复尘空法师书》、《家庭教育为天下太平之根本发隐》等；涉及社会问题的，有《〈欲海回狂〉普劝受持流通序》、《〈寿康宝鉴〉序》、《不可录敦伦理序》、《〈安士全书〉题辞》、《福州佛学图书馆缘起》等等；涉及家庭问题的，有《家庭教育为天下太平之根本发隐》、《复尘空法师书》、《复宝静法师书》、《福州佛学图书馆缘起》等等；涉及史地问题的，有《普陀山志》、《清凉山志》、《峨眉山志》、《九华山志》等等；涉及医学的，有《学医发隐──民二十七年为弟子朱清泰说》、《相医要义》、《复秉初和尚书》、《致谛闲法师问疾书》、《寿康宝鉴》等等；涉及儒家的，有《如来随机利生浅近论》、《竭诚方获实益论》、《净土决疑论》、《宗教不宜混滥论──因讲经者每喜谈宗而发》、《佛教以孝为本论》、《“人”字发隐──民二十七年为一弟子说》、《复念佛居士书》、《与丁福保居士书》、《〈释教三字经〉序》、《〈净土释疑〉序》、《〈佛遗教经解〉刊布流通序》、《重刻〈明宋文宪公护法录〉序》、《张慧炳往生西方决疑论》、《〈儒释一贯〉序》、《〈四书藕益解〉重刻序》、《〈十三经读本〉序》、《吉林哈尔滨创建极乐寺疏》、《福州佛学图书馆缘起》以及一些对联等等。至于佛教的，印光大师的所有作品其实都是在阐述他的净土思想，只是用的形式不同罢了。可见，就其内容的涵盖面而言，不可谓不广。
　　与此同时，由于印光大师的大部分作品都是以书信或有关书刊的序跋等形式而产生的，且以传教的方式通过各种大众传媒进行传播，仅印光大师经手印赠的书刊就有数百万部之多，因此，就其内容的影响面来说，也不可谓不宽。
　　对于任何一种学问，我们一般的感觉是：涉猎的问题越多，其深度也就越是有限。那么，印光大师对如此众多领域都有述及，其探讨问题的深度如何呢？换句话说，印光大师对问题的阐述是不是也是浮光掠影式的呢？
　　当我们认真地拜读了印光大师的《文钞》之后，我们就没有任何理由来怀疑印光大师看问题的深度了。为什么呢？因为印光大师所涉及的问题虽然很多，但它们都被印光大师巧妙地组成了一个体系，一个有著明确主题、方向与解决办法的有机的体系。也就是说，印光大师所阐述的所有问题，归根结底，其实都只是一个问题，即做人与成佛。在印光大师看来，教育的、社会的、家庭的、史地的、医学的、儒家的、佛教宗派的等等一切的问题其实都是人的问题，是如何做人、如何修养自己所产生的问题。在《与丁福保居士书》[3]中，印光大师说：
　　至于学佛一事，原须克尽人道方可趣向，若于孝、弟、忠、信、礼、义、廉、耻等事一不实践，虽终日奉佛，佛岂祐之哉！良以佛教该世、出世间一切诸法，故于父言慈、于子言孝，各令尽其人道之分，然后修出世之法。譬如，欲修万丈高楼，必先坚筑地基、开通水道，则万丈高楼方可增修，且可永久不坏，若或地基不坚，必至未成而坏。语云：选忠臣于孝子之门。学佛者亦复如是。昔白居易问鸟窠禅师曰：“如何是佛法大意？”师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欲学佛法，先须克己慎独，事事皆从心地中真实做出，若此人者，乃可谓“真佛弟子”。若其心好恶，欲借佛法以免罪业者，何异先服毒药、后服良药？欲其身轻体健、年延寿永者，其可得乎？
　　这里，印光大师为什么会有“须克尽人道方可趣向”学佛的看法呢？原来，印光大师认为，人之所以能够与天地并称“三才”，是因为人有四种德能[4]，所谓：仁慈恻隐，自利利他，故名为“人”；忍劳忍苦，担当柱地撑天之事，故名为“人”；力任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之八德，俾无所欠缺，故名为“人”；尽儒教伦常之道以敦伦，尽佛教心性之道以证心，故名为“人”。天地只有得到了人的“参赞、继开之德能”，天地之德能才有可能“圆满充足，竖穷三际，横遍十方”；而如果没有这些德能，“则天地之德能犹有所憾”。所以，要学佛，必须先把人给做好，如果连人都做不好，家庭问题、社会问题等等必然随之而来，从而最终成为历史问题。
　　必须看到，儒家也好，佛教也罢，其根本处都是在于解决人的现实问题，不同的只是重点与方法问题，即印光大师所谓的“其发挥虽有权实浅深、方便究竟之不同，而其所宗之理体、所修之工夫，其大端固无二致也”[5]。因此，印光大师认为，教育问题能否解决是一切问题能否得以解决的关键所在。
　　要解决教育问题，我们绝大多数人都往往将注意力转向学校，以为一定得有多好的办学条件才行。学校教育的重要性，印光大师并不否认，但值得注意的是，印光大师将教育的重点由学校转移到了家庭。他认为，只有做好了家庭教育，尤其是母教，使人人都有一个良好的人之初的环境，教育问题、家庭问题、社会问题、成圣成佛问题等等才有可能彻底解决。
　　在《家庭教育为天下太平之根本发隐》一文中，印光大师这样慨叹道：“世乱极矣！人各望治，不知其本，望亦徒劳。其本所在，急宜知之。家庭母教乃是贤才蔚起、天下太平之根本，不于此讲求，治何可得乎！”[6]只有把母教做好了，作为根本问题的教育问题才能得以解决。
　　既然如此，那么，母教怎么做呢？
　　印光大师认为，要做好母教：首先，要做好胎教；其次，要做好幼教；再次，要做好圣贤教育。印光大师说：
　　母教，第一是胎教，胎教乃教于禀质之初。凡女人受孕之后，务必居心、动念、行事唯诚唯谨，一举一动不失于正，尤宜永断腥荤，日常念佛。令胎儿禀受母之正气，则其生时必安乐无苦，所生儿女必相貌端严、性情慈善、天姿聪明。及至初开知识，即为彼说做人之道理，如孝、弟、忠、信、礼、义、廉、耻等及三世因果之罪福、六道轮回之转变，俾彼心中常常有所恐怖、有所冀慕，再令念佛、念观世音，以期增福增寿、免灾免难。不许说谎话、说是非、打人骂人，不许遭践字纸、遭践五谷、遭践一切东西，不许乱吃食物，不许与同里群儿聚戏。稍长，即令熟读《太上感应篇》、《文昌阴骘文》、《关帝觉世经》，俾知有所师法、有所禁戒。一一为其略说大意，以为后来读书受益之前导。幼时如是，愈读书愈贤善，不患不到圣贤地位光宗耀祖也──否则，任性憍惯，养成败类，纵有天姿，亦不知读书为学圣贤，则读的书愈多愈坏。[7]
　　通过印光大师的这些论述，我们可以深深感受到印光大师对于教育实质的深刻洞悉和把握。而这，又恰恰是他能够成为佛教宗师所不可缺少的一种素质。
　　然而，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印光大师的学问和涵养不是生来就有的，也不是念佛念来的，而是他一点一滴积累和思考的结果。
　　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8]由于自幼就深受韩愈、二程、朱熹等辟佛的毒害，印光大师通过认真思考，发现了他们的不是，尔后，便毅然决然地洗心革面，痛改前非。出家之后，他先后参访过不少地方，也常住过不少地方，诸如北京红螺山资福寺、北京龙泉寺、北京圆广寺、普陀山法雨寺、上海太平寺、苏州报国寺、苏州灵岩山寺等等。其中，对印光大师最有决定意义的，当是他在资福寺和法雨寺的那段时期。
　　印光大师是在清光绪十二年十月进红螺山资福寺的，虽然最初只是念佛而已，但由于“沐彻祖之遗泽而净业大进”[9]。第二年，在朝礼五台山归来之后，一连三年，除了日常念佛而外，便是用心研读大乘经典。通过刻苦的钻研，他基本上达到了“深入经藏，妙契佛心，迳路修行，理事无碍”的境地。[10]
　　至于当时的印光大师能够无碍到什么程度，我们可以透过印光大师的文章略知一、二。在《净土决疑论》中，印光大师曾如此写道：
　　一日，有一上座，久参禅宗，兼通教理，眼空四海，誓证一乘，效善财以遍参知识，至螺山以叩关余舍。时，余适以《弥陀要解》“文深理奥，不便童蒙”，欲搜辑台教，逐条著钞，俾初学之士易于进步。非敢效古德之宏阐道妙，聊以作后进之入胜因缘。喜彼之来，即赠《要解》一本，且告以著钞之意。[11]
　　虽然此事未必是实，但从中可以知道，当时的印光大师很可能已经达到了“逐条著钞”的水平，而且，还是用天台宗的方法。这可不是容易的事，因为天台宗的方法是不好把握的，对文字功底的要求也相当高。显然，这里透露的是印光大师的自信。
　　这还不算，由于那个上座当时说了一大通外行的话，诸如“不亿藕益大师以千古希有之学识不即直指人心、宏扬止观，反著斯解，以为愚夫愚妇之护身符，俾举世缁素‘守一法以弃万行，取蹄涔以舍巨海，同入迷途，永背觉路，断灭佛种’，罪过弥天矣。欲报佛恩者，当即毁灭令尽，又何堪著钞以助其流通耶”[12]等等，印光大师便用自己所掌握的教理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通。印光大师心平气和地对他说：
　　汝以藕益此解为罪过薮者，但知其末流而不知其本源，是逐块之痴犬，非择乳之鹅王也。须知：其过实不在于藕益此解，在于释迦、弥陀及十方诸佛与净土三经及《华严》、《法华》诸大乘经、文殊、普贤、马鸣、龙树、智者、善导、清凉、永明等诸大菩萨、祖师也。汝若能为大法王正治其罪，庶汝之所言举世奉行矣──否则即是：山野愚民，妄称皇帝，自制法律，背叛王章，不旋踵而灭门诛族矣。汝作是说，谤佛、谤法、谤僧，当即生陷阿鼻地狱，永劫受苦，了无出期。恃宿世之微福，造穷劫之苦报，三世诸佛名为“可怜悯者”，即汝是也。[13]
　　印光大师的这一反驳是那么肯定，那么不折不扣！
　　当然，如果根据印光大师《复马契西居士书（九）》的说法[14]，为《弥陀要解》著钞当是清代道光末年红螺山慕莲法师的作为，同印光大师无关，而《净土决疑论》则是借慕莲法师的口气而作的，言外之意，《净土决疑论》所写的上座“至螺山以叩关余舍”之事也当是慕莲法师的经历而不是印光大师自己的。信中这样说：“《便蒙钞》乃道光末年红螺山慕莲法师所著，《净土决疑论》特借彼口气而作发起。”不过，该信接著又补充说：“民国三年，狄楚青致书令作论，以凑《佛学丛报》材料。光先概不用‘印光’之名，故借彼名，于题下标云‘红螺山慕莲法师遗稿，云水僧释常惭钞寄’。及与孟由寄，则标云‘借红螺慕莲法师口气’。及蔚如排印，两种标语全删去，故致汝疑光曾著有此书也。”无疑，此信所透露的信息是：虽然印光大师没有著过《便蒙钞》，《净土决疑论》则完全是印光大师的作品，因为他不愿出名，才以慕莲法师的名义发表该文。我们知道，道光末年，印光大师还没有出生，他住红螺山是差不多四十年之后的事，自然，他有可能推崇慕莲法师而效仿之，但是这并不说明论中的事情是慕莲法师的。这是因为：印光大师只是说借其口气[15]而不是借其经历；而且，论中所流露的思想和所用的口气事实上倒是同印光大师《文钞》的多数文章完全吻合。因此，即使“逐条著钞”之事完全是假托或假设，也必有其生活的原型为感发之因。这个原型既然是以红螺山为地点，印光大师又确实被认为是在那里的三年修学使之妙契佛心、理事无碍，则印光大师必有类似之经历，要不，其论是不可能有如此系统而深入之思想的。
　　后来，在普陀山法雨寺的三十年期间，印光大师曾经“于珠宝殿侧闭关两期六载，而学行倍进”[16]。经过此间的不懈努力，印光大师的学问终于做成了。在他五十二岁的时候，高鹤年居士在《上海佛学丛报》上发表了他的几篇文章，从而开创了他以文传道的新时期。
　　在我们今天看来，印光大师的上千件作品，诸如书信、题辞、对联、偈颂、像赞、序跋、论文等等，无一不在展示他那渊博的学识、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刻的见解。印光大师，不论是著书立说还是书信往还，或者是题辞答对，都无一例外地于字里行间透露出丝丝清凉与圣洁的气息，总能令人阅之而肃然起敬。而这，也许是我们今天所缺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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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文曾发表于《香港佛教》1999年第12期，此次出版时，作者对其作了部分改动。
　　[2] 作者恒毓（Hengyucius），《世界弘明哲学季刊》编委会主席，哲学教授，中国南京大学哲学博士。长期以来，作者一直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佛、道、儒思想体系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体系的方法论探讨，除了有《般若琐谈》、《金刚经悬解》、《现代佛学文库?印光卷》、《普贤行愿品指归》和《佛道儒心性论比较研究》等近百万字的专著之外，在海内外还有数十篇相关论文发表，并多次在国际佛学论文比赛中获奖。电子信箱：hy@whpq.org
　　[3] 《增广印光法师文钞?卷二?书》第16页（苏州灵岩山寺版）
　　[4] 《印光法师文钞续编?卷下》第211～212页《“人”字发隐──民二十七年为一弟子说》（苏州灵岩山寺版）
　　[5] 《增广印光法师文钞?卷三?序》第70～71页《〈儒释一贯〉序》（苏州灵岩山寺版）
　　[6] 《印光法师文钞续编?卷下》第204～206页《家庭教育为天下太平之根本发隐》（苏州灵岩山寺版）
　　[7] 《印光法师文钞续编?卷下》第204～206页《家庭教育为天下太平之根本发隐》（苏州灵岩山寺版）
　　[8] 《论语?为政第二》
　　[9] 《印光法师文钞三编?卷四》第1131页～1143页《中兴净宗印光大师行业记》（莆田广化寺版）
　　[10] 《印光法师文钞三编?卷四》第1131页～1143页《中兴净宗印光大师行业记》（莆田广化寺版）
　　[11] 《增广印光法师文钞?卷二?论》第1～8页（苏州灵岩山寺版）
　　[12] 《增广印光法师文钞?卷二?论》第1～8页（苏州灵岩山寺版）
　　[13] 《增广印光法师文钞?卷二?论》第1～8页（苏州灵岩山寺版）
　　[14] 《增广印光法师文钞?卷二》第33～35页（苏州灵岩山寺版）
　　[15] 即长者的口气。
　　[16] 《印光法师文钞三编?卷四》第1131页～1143页《中兴净宗印光大师行业记》（莆田广化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