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赵朴初先生的佛教史观杨国平论赵朴初先生的佛教史观

论赵朴初先生的佛教史观杨国平论赵朴初先生的佛教史观
　　杨国平
　　摘 要：赵朴初先生在《佛教常识答问》等著作中，对佛教史现有一系统明了的阐发：佛教的创立、传播及发展与印度的社会经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是中国社会经济文化演进的必然产物，同时也促进了中国文化哲学的发展；质之传统，鉴于现实，“人间佛教”是佛教发展的趋势，具有极大的优越性。而贯穿于赵朴初先生佛教史观的主题则是人，是思想文化。
　　关键词：赵朴初；佛教史观；人间佛教
　　中图分类号：B9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176(2006)02—034—06
　　赵朴初先生(1907-2000)是著名的佛教思想家，一生弘法几十年，是中国佛教近现代沧桑变迁的历史见证人，对中国佛教的历史与现状都有清醒、深刻而且具有远见的认识。赵朴初先生认为，“任何宗教和思想都是历史的产物，能了解一些当时社会的情况，是有助于对佛教的了解的。”[1]‘”’’基于这——指导思想，赵朴初先生在《佛教常识答问》等佛学著作中，系统阐发了佛教在印度的创立、佛教僧团的发展、佛教在印度的传播等问题；同时，赵朴初先生还对佛教在中国的流传演变也做了客观公正的描述。在对中国佛教传统与现实的基本情况有一了然认识的基础上，赵朴初先生提出了“人间佛教”的理念。可以说，赵朴初先生“人间佛教”思想的提出，是结合中国佛教历史与现实进行深入思考的产物，具有深厚的历史根基和巨大的现实意义。
　　(一)
　　佛教由释迦牟尼创立。赵朴初先生首先指出：被尊为佛的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不是神”，而是一个有名有姓的人。”[1]（P2）佛的意思是“觉”和“智”，了解一切法，能够自觉觉他，具有最高的、圆满的智慧和功行。佛是对释迦牟尼的尊称，但是，“佛教认为过去有人成佛，未来也有人成佛，一切人都有得到觉悟的可能性，所以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有佛性者，皆可成佛’。””，（P2）作为一个人的释迦佛，他生活在约公元前六世纪的印度，学习过文学、哲学、算学等，有广博的知识，精于骑射，文行武备，大有建立一番功业的希望；而且善于沉思，对世事感触尤甚，他思考的中心问题是“如何摆脱世界的苦痛”，[1]（P4）因此他出家了，历六年之久，多方寻求解脱的方法。最终通过“思维”，[1]（P6）找到了解脱之道，获得了彻底的觉悟。这里的“思维”一词，说明了在赵朴初先生看来，释迦创立的佛教是实践与思维创造相结合的产物，包含理性精神，具有思想性，因此，佛教是宗教也是思想，这是非常明显的事实。
　　赵朴初先生进一步指出：任何思想都是历史的产物。也就是说，佛教的创立不仅仅是释迦个人“思维”的成果，同时也是整个社会经济、文化运动的反映。这说明了宗教、思想产生的一般规律：它们是社会历史运动的产物，不是抽象的空中楼阁。具体说来，在公元前六世纪的印度，作为文明中心的婆罗门文化开始衰落，东南面新兴的国家，生产力得到了发展，具有新思想的萌芽，在种族问题上矛盾很多。这集中体现在“种姓制度”上，新兴的国家由于受到婆罗门文化的影响，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种姓制度；而且由于新兴国家里土著人的比例较大，雅利安人与非雅利安人混居的情况比较复杂，所以种姓矛盾重重，“种族矛盾还反映着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所带来的矛盾”。[1](P16)因此，释迦创立的“四姓平等”之说，不仅“反映了当时那些新兴国家的人民对种姓制度的不满”[1]（P16）也是在新的生产力条件下新的社会问题的反映。可以认为，佛教的创立离不开既定的社会背景，它是新兴国家的新兴文化影响下的结果。如果没有新兴思想的萌芽，佛教能否产生还是一个问题。在这些新兴国家，生产力的发展所带来的文化问题，造成思想界类似于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局面，佛教只是属于反婆罗门教思想的九十六种派别之一。但是，新的思想的产生既具有新的时代性，反映着新时代思想文化的特征，也是在批判继承以往思想文化基础上产生的，佛教作为一种思想体系正是如此。赵朴初先生同时指出：佛教既“批判婆罗门教义，同时也反对非婆罗门教的各种教派”，也“接受了它们的某些思想”并给予了“另——种解释”。[1]（P21）接受”即是继承，“另一种解释”即是在批判基础上的扬弃与提升。这是赵朴初先生站在历史的角度，从思想文化发展的规律人手，对佛教的产生所做出的判断：佛教是宗教，同时也是一种基于社会思想文化运动的思想体系，具有思想产生的一般规律；佛教是由生活在特定时代的人创立的，是对社会、对人生的思考，是智慧和觉悟，是指导人们观察世事，思考人生的价值参照。佛教并不神秘，它只是由人创立的关于人生问题的一种思想。
　　佛教在印度的发展、衰落也印证了这一点。赵朴初先生指出，印度佛教在其1600多年的历史中，具有不同的阶段，这是依“学说的思想发展来看的”。[1]（P72）这就是说，佛教的发展是一种思想运动的过程，有自身的轨迹可寻，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同时也受历史环境因素的影响。在原始佛教那里，因为各方弘化的原因，渐渐形成各自的传承系统，“受到各地环境的影响而具有各自的特色”。[1]（P74）结集也是“教团内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1]（P75）赵朴初先生认为，上座部注重于内心的修持，大众部注重于广学博闻，致力于弘法传教，接引群众，这是两种不同的精神，由此导致了佛教内部的分裂。
　　由于阿育王的弘法，佛教开始走向世界。阿育王弘扬佛教，是因为“当时恒河流域的新兴国家中新兴地主们和商人们对领主割据势力的冲突”。[1]（P80）领主割据势力阻碍着农业的兴建与商业贸易的畅通，佛教因为反对神权，反对种姓制度，主张众生平等而受到人们的欢迎；从政治角度看，佛教的慈悲安忍也有利于国内的统一和国际关系的发展。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赵朴初先生在论及佛教的传播时，持一历史的观点：并不是某一个具有伟大作为的帝王意图弘扬佛教，佛教就能得到发展；佛教的传播与发展是由历史决定的，阿育王只是起到促进的作用，而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在阿育王逝世之后不到五十年的时间里，印度佛教由于婆罗门国师的当权而“一时陷入黑暗的时代”。[1]（P82）前述论及，种姓问题代表着由于新的生产力所产生的新的思想文化问题。因此佛教在印度的命运决定于作为社会发展基础的生产力，决定于由此而导致的新的思想文化矛盾，它在阿育王以后所遭遇的厄运决不是因为“婆罗门国师”这一表面的原因。
　　北朝佛教在有着“阿育王第二”之称的迦腻色迦王时期得到护持，王朝的强大造成了与大众部有关和有部对立的大乘思想的兴盛。马鸣产生于其时，这是一个大乘学说酝酿而趋于成熟的时期；龙树则是稍后的大兴大乘佛教的一位大师。龙树之后，由于笈多王朝统一了五印度，发展了海外贸易，这时印度的文化学术也呈现着灿烂的光彩，艺术与文学都有很高的成就，各种宗教学说都很兴盛，佛教也有了重要的建树。一旦这一强大的王朝衰落，佛教也随之衰败；当戒日王重新统一印度后，“佛教始稍稍复兴”，[1]（P91）成就了那烂陀寺佛教讲习的风气。
　　赵朴初先生指出，由于王朝的更替，佛教也不断地受到种种障碍，因此佛教采取了一些“方便”的教化手段。佛教受到婆罗门教的刺激，“双方在互相排斥中的互相影响，便成为自然的趋势”。婆罗门教的学者吸收佛教的理论来发展它的神学，密宗也因此时节因缘；吸收了婆罗门教的许多思想而兴盛。在佛教的创立时，赵朴初先生已经指出，佛教和婆罗门教之间也是互相影响的。这表明宗教作为一种思想运动，各种宗教之间也是在斗争与统一的过程中实现各自的发展的。
　　宗教是社会历史文化的产物，一定的社会基础是它赖以存在的根本。从七世纪开始，异教徒攻人印度，随着他们侵略势力的步步进逼，佛教上师们星散避难，学府被毁，渐渐衰败，终至于十二世纪佛教在印度本土绝迹。总之，在赵朴初先生看来，佛教在印度的产生、发展及其传播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印度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历史。佛教自产生之日起，即与当时的各种思想文化有着诸多关联，佛教作为一种超人间的信仰，它的根据在人间，是人对一定时代进行思考的产物，是关于人生的具体学说。
　　(二)
　　公元一世纪左右，东汉明帝遣使西域求法，印度僧人译出《四十二章经》，佛教传人中国。经过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以及与中国本土的儒道文化融合，佛教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就是“中国佛教”。中国佛教对中国思想文化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作为一个佛教的信仰者，赵朴初先生能够坚持佛教是宗教也是思想文化的主张，认为它在中国历史中的运动不是抽象的，而是与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密切相关。他指出：“中国佛教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延续时间最久，传布范围最广，影响深远，包罗万象的思想运动和文化运动。”[2]赵朴初先生明确提出了佛教是思想、是文化的观点，作为思想与文化，其运动发展具有思想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这也正如赵朴初先生所说的，中国的佛教是在“不断吸收西域和印度新兴学说和学派的成果并和民族传统文化结合而进行创造性的发展”[2]基础上逐渐形成的，有汉语、藏语、巴利语三个大系，而汉藏两系佛教都具有“结合本民族文化的传统加以丰富发展的特点”。[2]这一特点表现在：学派和宗派的繁荣；信仰、行持上完全奉行大乘教义；历代王朝对佛教的扶持与保护，帝王给予高僧们的政治地位等方面。而其中最突出的是：“佛教在中国与其他的教派、学派(如儒学、道教)的关系在发展过程中可以说是相互渗透，互相促进的。”在这里，赵朴初先生认为，中国佛教之所以成为中国的佛教，其最主要的原因则是在于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是和儒、道两家的发展休戚与共的。三者在发展演进的过程当中，“互相渗透，互相促进”，这一观点已为学界普遍接受，也符合中国佛教历史发展的规律。
　　佛教在中国的广泛流行，是在公元四世纪东晋释道安时开始的。嗣后，法显的西行求法，鸠摩罗什大规模地系统地翻译佛典，佛教在中国发展成蔚然之势。经过高僧们的发扬，一代代法师的努力，终于出现了中国化的佛教宗派。赵朴初先生认为，这是“随着大量经论的传来，印度佛教各部派思想与我国民族文化相接触，经过长期的吸收与消化，获得了创造性的发展”[1]（P111）的结果。赵朴初先生认为，天台宗的“一心三观”与“三谛圆融”思想，是“中国独创的大乘思想”；[1]（P115）禅宗则“高标‘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的法印，使佛法与人生打成一片”，体现出一种“积极人世的态度”。[2]赵朴初先生同时还指出，中国隋唐时期的几大宗派都“力求使佛教思想和民族优秀传统进行有机的结合，使佛教思想精神能体现在人们的日常身心活动和社会实践中”。这是佛教中国化过程中与中国固有文化交融的结果，这是中国和印度及其他民族共同的宝贵遗产，也是中华民族文化传统赖以不坠之所在，是佛教先辈们辛勤努力所做出的历史业绩。赵朴初先生认为，若能禀承这一精神，佛教在今后的事业中会“继续起着新的积极作用”。[1]（P134）
　　上述思想只是说明了佛教在中国化的过程当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收与创造，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佛教在中国化的同时也是对传统文化深刻影响的过程，文化的发展是互动的。赵朴初先生指出，佛教各宗派的学说，经过长期的发扬，“对中国思想界起了不可磨灭的影响”。[1](P129)他举例说，宋明理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华严宗、禅宗和另一部分佛教理论的刺激和影响而产生的，这是思想界公认的历史事实”。[3]，晚清思想界的一些民主思想启蒙运动者如谭嗣同等人都采取了佛教的部分教理作为他们的思想武器。佛教还对中国的文化艺术发生过积极作用，三藏十二部经本身就是优秀的文学作品，佛教为中国文学也带来了许多新的意境、新的文体、新的命题等等。佛教在中国造像建塔艺术方面的影响更是有目共睹，它们是“我国伟大的文化遗产”。[1]（P131）因此，赵朴初先生倡言“要研究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4]（P31）认为“研究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文化史离不开对佛教的研究”。[4]（P32）大乘佛教的精神“也鼓舞了历代的许多政治家、改革家、文化人为了祖国的进步和富强而勇于献身”。[1]（P34）这是中国大乘佛教对：中国社会进步最直接的推动之功，赵朴初先生特地提出并对此进行表彰，表现了他关注现实，关注祖国的兴旺与繁荣的精神，这使得他的佛教史观具有强烈的现实性与时代感。
　　从上可知，赵朴初先生在论述佛教中国化的历程时所着重的是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佛教吸收了儒、道二教的思想养分，从而创造出了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佛教宗派，这些佛教宗派的精神则在于融会诸学，自成一家，发展了以往各学说的理论，并推进了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人生的精神，成就了取得巨大成功的禅宗，这与太虚大师“中国佛教的特质在禅”之说相一致。同时佛教也对中国的儒道哲学，对文学艺术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对中华民族的进步起到了直接的积极的推动作用，具有浓郁的人文精神，是祖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赵朴初先生论述宗教的历史旨在借鉴历史，弘扬佛教的优良传统，回应当下的中国佛教状况，服务于现实。体现在赵朴初先生的著述中，即是“人间佛教”的理念与实践。
　　(三)
　　“人间佛教”理论由太虚大师倡导。太虚大师通过判教，抉择经论，认为现代佛教为“依人乘行果趣进修大乘行的末法时期”，所以现代佛教应“确定是在人乘行果，以实现我所说的人生佛教原理”。[5]（P46）这就是“依人乘正法，先修成完善的人格，保持人乘的业报”，然后再“进趣大乘行——即菩萨行大弘佛教”。[5]（P46）对佛法做了人世化的论证，并在《怎样建设人间佛教》、《人生佛教》等著作中，系统阐述了建设人间佛教的出发点、具体方法以及目标：个人由奉行五戒十善开始，渐而四摄六度，信解行证而成佛果；同时每个人还要服务社会，以人格去影响社会，净化社会，建设人间净土的目标，并力图使佛教“趋于世界性”。由于佛教界对太虚人间佛教理论及改革实践评价过低，太虚人间佛教的运动以失败而告终，但是他的理论建构具有开创性并成为海内外的共识，也初步开通了教制改革的道路。在大陆，赵朴初先生与巨赞、茗山、正果等大德则是人间佛教事业的坚定支持者。赵朴初先生早年在上海进入中国佛教会工作，就结识了太虚，并受其器重。赵朴初先生也很敬仰太虚法师一生的佛教事业，认同并服膺于太虚大师的人间佛教理论。1947年3月7日，即太虚圆寂前10天，特在玉佛寺召见赵朴初，“以所著《人生佛教》一书见赠，勉余今后努力护法”。[6]其事在四十年之后再次忆起，可见太虚法师对赵朴初：先生人间佛教思想的影响。从1953年至1966年，中国佛教协会实际上由赵朴初先生主持工作。在此期间，他一直尽力护法，。从未放弃过人间佛教的理念，这正是对佛教思想历程的接续。赵朴初先生在其所著的《佛教常识答问》中所说的“前人名之为人间佛教”[1]（P134）中的“前人”指的就是太虚大师。从更深层次的角度看，赵朴初先生是直接的继承了太虚大师的佛教理念，而且也是在深刻理解了佛教史基础上才提出来的。赵朴初先生对人间佛教所做的贡献，正如论者评价的那样：“如果没有赵朴初、李子宽在极困难的境遇下尽力护法，大陆、台湾的佛教有今天吗?……历史证明：提倡人间佛教，不管在过去、当前、未来，对转变现代知识界、社会上的佛教观感，引导民俗佛教趋向正知、正见、正信都具有决定性意义。”[7]（P204）
　　赵朴初先生指出，当今时代中国佛教“在我们所信奉的教义中应提出人间佛教思想”。[8]他认为，人间佛教并不是现代才有的，而是佛陀利生济世精神的体现，早在《增一阿含经》中，佛就说“我生于人间，长于人间，于人间成佛”。龙树也在《大智度论》中提出：“一切资生事业悉是佛道。”瑜伽宗的祖师弥勒和无著在《瑜伽论》和《大庄严经论》中提出菩萨若不学习“五明”就不能证得一切智等等，这一切无不是人世的光辉思想。中国佛教继承和发扬了人I司佛教是原始佛教本来具有的思想，不过在中国大乘佛教中得到充分的发展和体现罢了。赵朴初先生总结佛教的历史发展过程进而指出人间佛教“这个思想运动已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历程”，[2]以禅宗为代表的中国古代佛教，“在中国大地上吸收中国文化的营养，沿着人间佛教的方向发展，取得了极其巨大的成功”。[9]而且这一精神以汹涌澎湃之势席卷东亚，在各个不同语言的民族和国家中都结出令人称慕的丰盛果实。
　　太虚大师认为，现代人间的思想生活，在于现实的人生化，证据的科学化，组织的群众化；在中国则表现为“纵承国族五千年文化之精华，而横吸现代普遍世界之文化”的“三民主义之文化”，[5]（P228）这也是他所倡议的人生佛学的目标。而赵朴初先生则依于当代中国文化的特征，“把佛教的教义圆融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之中；圆融于维护民族和国家的尊严，捍卫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伟大事业之中；圆融于促进中国佛教界与世界各国佛教界友好交往的伟大事业之中”，[10]充分发挥了人间佛教的优越性。
　　赵朴初先生直接继承了太虚大师的“五乘法”判教理论，认为人间佛教的主要内容是世人能够做到也应该做到的人天二乘的世间法，是五戒、十善。这也不是说人间佛教仅仅就是世间法，而只是在强调将成佛的基础建立在成人上，他说：“假使人人能依照五戒十善的准则行事，那么人民就会和平康乐，社会就会安定团结，国家就会繁荣昌盛，这样就会出现一种和平安乐的世界，一种具有高度精神文明的世界。这就是人间佛教所要达到的目的。”[1]（P136）赵朴初先生要求人们依据大乘佛教人人都能成佛的理论，首先做个好人，做一个清白的人，“要在做好人的基础上才能成佛”。成佛也绝不是成就个人的功德，更主要的内容则是学菩萨行，认识历史潮流是“迅猛前进的滚滚洪流，谁也阻挡不了，谁也把握不住”。因此必须“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庄严国土，利乐有情，自度度人”，因为有利他才能自利。[1]（P137）赵朴初先生认为，尽管中国佛教自身也存在不少的缺点和困难，同时也要克服历史所给予的污染，任重道远，前途并非一帆风顺，但是只要佛教徒积极发扬佛教的优良传统，从自身努力√匝应人间佛教的历史潮流，将佛法致力于人生问题，致力于国家的兴旺、人类的和平与进步，则“佛教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1]（P139）
　　质言之，赵朴初先生钓佛教史观，上承佛陀之教，具有深沉的历史载负；下应众生之愿，对现实充满了关怀之情。基于这一佛教史观所提出的“人间佛教”理念可以说是荷担人天，普施六道。赵朴初先生的人间佛教思想，结合传统与现实，在新的条件下充分发扬了大乘菩萨的精神，实现了利乐有情的教化。先生早在1938年起即以佛教为职志，一生大愿，全在“人间佛教”，一世大行，全在“庄严国土”。茗山法师赞赵朴初先生的伟业曰：“爱国爱教，社会适应，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其大愿大行是“菩萨化身”。[11]文革后中国佛教的顺利恢复，多有赖于他的推动之功，也已经开拓了中国佛教的新局面。我们也深信，继续发扬赵朴初先生人间佛教的理论与实践，中国佛教必然会取得更大的发展，对国家民族、对世界文明都会产生积极影响。
　　参考文献：
　　[1]赵朴初．佛教常识答问[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
　　[2]赵朴初．中国佛教的过去和现在——在泰国国际佛教学术交流会上发表的论文[C]．
　　[3]赵朴初序言．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佛教[J]北京：东方出版中,1980．
　　[4]朱洪、熊旌旗主编．赵朴初研究文集[M]．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1．
　　[5]黄夏年主编．太虚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6]赵朴初．挽太虚·补注[J]
　　[7]陈兵、邓子美．二十世纪中国佛教[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
　　[8]赵朴初．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㈠]．
　　[9]赵朴初．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J]．文史知识，1980．10．
　　[10]人民日报社．赵朴初同志生平．[N]
　　[11]茗山．在赵朴初会长示寂回向法会上的致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