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虚大师“教理革命”的现代价值

太虚大师“教理革命”的现代价值
　　《郑州大学学报》编辑部 辛世俊
　　在中国近代佛教史上，太虚大师是一位伟大的佛学家、改革家，他提出的三大革命，即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拉开了中国佛教现代化的序幕。尤其是以“人生佛教”为标志的“教理革命”，在当时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正是这一革命，促使佛教反省、改革，走上了适应社会发展的现代化的道路。在纪念太虚大师圆寂60周年的日子里，我们重温大师“教理革命”的思想，感到仍然具有智慧的光芒，仍然是佛教应对现代化挑战的思想武器。
　　一、“以人为本”是佛教现代化的基本立场
　　佛教是“以人为本”的宗教，这是佛教不同于其他宗教的根本特点。释迦牟尼在人间成佛，在人间说法，其目的是为了人的解脱。他既不承认创造世界的神，也不关心与人的解脱无关的抽象的形而上学的思辨。
　　但是，佛陀的这一思想在中国佛教中，尤其是在宋代以来的佛教中被遮蔽了，人们只关心死的问题、鬼的问题，不关心生的问题、人的问题。太虚大师在《我的佛教改进运动史略》一文中指出：
　　我认为：今后佛教，应多注意生的问题，不应专向死后的问题上探讨。过去佛教，曾被帝王以鬼神祸福作愚民的工具，今后则应该用为研究宇宙人生真相，以指导世界人类的向上发达而进步。总之，佛教的教理，是应该有适合现阶段思潮的新形态，不能执死方以医变症。
　　在《人生佛学的说明》演讲稿中，太虚大师进一步指出人生佛学的第一义：
　　佛法虽普为一切有情类，而以适应现代之文化故，当以“人类”为中心而施设契时机之佛学；佛法虽无间生死存亡，而以适应现代之现实的人生化故；当以“求人类生存发达”为中心而施设契时机之佛学；是为人生佛学之第一义。……故人生佛学者，当暂置“天”、“鬼”等于不论。且从“人生”求其完成以至于发达为超人生、超超人生，洗除一切近于“天教”、“鬼教”等迷信，依现代的人生化、群众化、科学化为基，于其基础上建设趋向无上正遍觉之圆渐的大乘佛学。
　　印顺导师在《佛在人间——人间佛教绪言》中指出太虚大师提出人生佛教之初衷：
　　中国的佛教末流，一向重视于——一死，二鬼，引出无边流弊。(虚)大师为了纠正他，所以主张不重死而重生，不重鬼而重人。以人生对治死鬼的佛教，所以以人生为名。
　　印顺导师是继承太虚大师思想，并倡导“人间佛教”的思想大家。他在《印度之佛教》(自序)中指出：
　　释尊之为教，有十方世界而祥此土，立三世而重现在，志度一切有情而特以人为本。
　　坚持太虚大师提出的“以人为本”的人生佛教思想，对面向现代化的佛教来说，具有重要的启示：
　　第一，现代化的核心是人。因为现代化的目的是发展，而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佛教要现代化，也不能偏离社会现代化的宗旨。对佛教来说，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作为佛法教育的根本客体，佛教当然要普度众生，但度人还是最根本的。若泛论度一切众生，却不关心人，那是本末倒置，忘了佛出人间的意义；佛多次告诫我们：人身难得!得人身难!唯人能学佛，唯人能开悟度众生。所以，人生佛教的要义，是以关怀服务人为优先，在现时代，佛教首先应该为大多数人服务，特别是应为弱势群体服务。
　　第二，现代化应当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人为本，不仅是重视人，关心人，爱护人，还要解决以人的什么为本?笔者认为，以人为本的本，不仅是以人物质生活需要为本，还要以人的生存和幸福为本，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本。佛教现代化的目的是为了什么?这是必须明确的问题。在社会现代化的浪潮中，佛教的现代化不能只是注重物质化，而忽视了人的精神需求和心灵的安顿。佛教关心人，主要精力应放在精神的层面。如何在物质主义盛行的今天，关注人的精神问题，是佛教弘法的根本。在这方面，佛教具有独特的优势。佛法的根本是消除人的痛苦，给人以智慧，如果撇开了安顿人心这个根本，佛教的现代化就会迷失方向。
　　二、“以出世的精神做人世的事业”是佛教
　　现代化应坚持的基本原则
　　就社会层面或社会民众来说，对佛教往往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诉求：一方面认为，佛教(尤其是出家人)就应该远处山林，潜心修行，不食人间烟火，如果你关心社会太多，就有人指责你“六根不净”，“凡心未泯”，不像出家人或信佛的。另一方面，你要是真的在深山老林，关起门来潜心修行，不问世事，就又有人会说你冷漠无情，不问民间疾苦，脱离社会。这说明出世与入世的关系是宗教必须处理的基本关系，也是佛教现代化要解决的一个出的矛盾。太虚大师的“教理革命”，较好地解决了这个矛盾，这就是他提出的“以出世的精神，做人世韵事业”。这一命题的涵义非常丰富：
　　首先，佛教必须坚持“出世的精神”。
　　什么是佛教的“出世精神”?我认为应该是体现佛教信仰的基本精神，这种精神是其他意识形态不具有，而佛教具有的精神，这一精神是佛教的根本特色，没有这一特色，佛教就不是佛教了。也就是说，出世的精神对佛教来说，不是可有可无的、外在的东西，它是佛教的核心和灵魂。如果佛教过于迁就世俗的客观环境，忽略了自己的神圣性，随着外在现实利益而留转不定，就会被世俗的东西所主宰，从而丧失其自身的宗教主体性品格。
　　坚持出世的精神，对中国现代佛教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在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佛教遇到了特殊的发展机遇，也遇到了世俗化的强烈的冲击，一些地方出现了戒律不严、道风不正的问题；出现了追逐利益、唯营利为目的问题。过度的世俗化影响了佛教的形象，引起了一些人的非议。
　　其次，佛教必须坚持做人世的事业。
　　所谓人世，就是在坚持出世精神的前提下，对应世俗社会的生存法则。宗教的出世性与宗教的世俗性原本就不是对立的。
　　佛教的人世，就是要以其信仰、价值与精神活动来协助人们建立起生活的秩序，佛教也在追求社会大众的生存利益与公共福祉，必然存在着行为依据与规范建构。佛教团体同样也是社会的一分子，承担起与社会互动过程中的转化性实现。世俗性规范既是佛教团体参与社会的道德责任，也是必然要经历的社会化过程，当社会也面临到自我生存的解组与冲突时，佛教团体更应该扮演着火车头的角色，引领民众来共同对应时代的挑战，更不可以随波逐流，利用混乱的环境来壮大自己的势力。这种世俗性的规范不是靠政权机构来为佛教团体量身定作，是属于佛教团体自身的创意运动。所谓创意运动，就是不断地随着时代变迁去调整自身对应性的规范，这种规范不是僵化的条文或教条，是随着世俗环境动态发展而成的，且以积极性的创造来满足新时代的人文需求。
　　出世是佛教的信仰，而这种信仰必须落实于生活，把信仰的原则贯彻到日常生活中去。如果没有出世，b，就不是佛教信徒，和世俗的人一模一样了。假若只有出世心，而不做人世的事情，那佛教信仰就真的成为“空”的，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了。所以，太虚大师提倡以出世心，做人世事。也就是说，佛教的善心、慈悲心要在生活中才能体现，离开生活，离开众生，什么是“诸善奉行?”什么是“诸恶莫作”?都无从谈起了。换句话说，学佛、信佛不是要你变成一个无所事事的闲人，而是让你成为一个富有智慧的人；不是让你成为一个穷人，而是让你成为一个富有的人；不是让你回避矛盾，而是让你用佛法的智慧去解决纠纷；不是让你脱离世间，而是要你“出污泥而不染”。既在污泥中，而又能够不染，这就需要佛教的“定力”，需要佛教的智慧。如果没有出世的心，没有佛教的智慧，而只是一味地躲避，不敢人世，那怎么在人间成佛呢? 、
　　再次，落实“人间佛教”的基本要求必须正确处理出世与人世的辩证关系。
　　出世的精神和人世的事业是佛教在21世纪必须坚持的两种基本的特性。脱离人世的出世性，佛教就会走向象牙塔，成为少数人自我欣赏的东西；脱离出世的人世性，佛教就会被世俗的流弊所淹没，失去其存在的底蕴和基础。无论哪种情况，到头来，只有一个结局：失去信教群众，最终走向衰亡。
　　怎么把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使中国佛教在21世纪继续发展?20世纪中国佛教发展的轨迹已经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启示：这就是继续走太虚大师提出的人间佛教的道路。人间佛教既包涵了出世性内容，又包涵了人世性的内容，实现了出世性与人世性的完美结合。
　　人们说中国佛教改革开放以来发展很快。原因是什么?笔者认为，除了外部环境的变化以外，佛教内部的创新与变革起了重要的作用。这就是高举了“人间佛教”的旗帜，在社会参与、社会关怀、社会服务方面作出了突出成就，赢得了普遍的好评。实践使我们认识到：佛教如果不解决现代人的问题，不与时俱进，就如同大人穿他幼年的衣服，终究是会被淘汰的。
　　我国佛教发展的实践证明：出世性人世性是佛教发展的内在张力，不能机械地强调某一极，也不能主观任性地偏向某一极。中国历史上并不存在西方式的神权政治，恰恰相反，在政权高于教权的情况下，佛教高度世俗化了。但中国佛教世俗化的代价，引就是国民‘高度的实用主义，缺乏超越感情的文化心理积淀。因此，汉传地区搬掉儒教的大山以后，所面临的是让佛教“神圣化”，这才有可能加强佛教教团建设，提高信仰素质，从而才能改变我们国民的素质，提升我们的文化。佛教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站在超然独立的位置上，看到中国的文化需要超然感，佛教需要“神圣化”。坚守自己的家园，用自己的研究成果提供各界参考，能帮助我们这个社会有序化，帮助佛教宏大起来。佛教也是如此，无为而无不为，不沦人到世俗社会之中，又不回避世俗的问题。对民众最困惑的问题，要作正面回答。对重大事件要表态，要发出自己的声音。比如环境、计划生育、器官捐赠、人的临终关怀、卖假货、说假话等各种问题，佛教都要表态，从佛法的角度给世人以参考，引导世人向上。
　　但是，“人间佛教”，不能仅仅看到“人间”两个字，还要看到“佛教”，如果只是一味地强调人间，那就和其他社会团体没有什么区别了。用农民的话来说，就是不要“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家的地。”我们要张扬佛教自己的东西。就像市场经济的竞争一样，做到“人无我有”，现出个性，才能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有些佛教界和学术界人士避开佛教的信仰层面和政教关系等敏感问题，推出“佛教是一种文化”的口号，这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具有重要的意义，但仅仅在佛教的文化层圈中做文章，久而久之，就可能模糊了佛教的宗教品格。这是很危险的。
　　佛教的社会价值在于它的出世性，如果它不能给人们提供独特的精神食粮，满足人们对超越性的精神需求(心灵的救渡)，就必然会与大众疏远。从表面上，从暂时性来看，一些佛教寺庙为世俗事务所累，可能会出现“繁荣”的景象，但不可能“持续发展”。现在，一些教内的和教外的人士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并对佛教的过于“世俗化”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看来，太虚大师提出的出世与人世的关系问题，仍然是中国佛教在21世纪发展中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一个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的永恒的课题。无论向哪个方向倾斜，都可能使佛教偏离正确的方向。
　　三、“人圆佛成”是佛教现代化的根本目标
　　成佛是佛教徒最根本的追求，佛教世俗化也好，现代化也好，都不能偏离这一目标。但怎么成佛?在太虚大师看来，不能离开做人，做人是成佛的基础。
　　太虚大师说：
　　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圆即佛成，是名真现实。
　　大意是说，做人以成佛为终极目标，以佛为榜样。要成佛必须从人格的修养开始，使自己的人格来一个根本性的改变。当自己的人格完善了，那时也就是成佛的时候。这才是佛教的现实处，这才是人间佛教的究竟处。太虚大师在《人生佛教之目的》一文中指出：
　　今倡人生佛教，旨在从现实人生为基础，改善之，净化之，以实践人乘行果，而圆解佛法真理，引发大菩提心，学修菩萨胜行，而隐摄大乘二乘在菩萨中，直达法界圆明之极果。即人即菩萨而进而至于成佛，是人生佛教之不共行果也。
　　从来修道的人，往往只重视佛法，把世间法看得很轻，以为不值得理它，以为出世就是要远离世法。于是，日常动用就不在人事上练心，不顾做人的道理。其实，这并不符合佛教的要求。佛教认为，人道是成道的基础，人格是佛格的基础。做人的基础不牢固，人格尚不够，如何能成就比人更圆满的佛呢?所以，尽人道正是成佛的资粮，要成佛先需尽人道。六祖所说的“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是说要修道成佛，做人的道理必须首先弄清楚。人格都不够，成佛就是一句空话，这样一来，就把佛法和世间法、人格和成佛有机地联系起来了。
　　佛教是一种道德的、实践的宗教，它虽然有高深的哲理，但却非常重视道德行为的实践。没有一个脱离众生的、孤立的佛可成。佛陀的人格力量，是在度化众生中实现的。同样，也没有一个脱离众生的孤立的菩萨，菩萨就是以众生为福田，在艰苦卓绝的普度众生的实践中，圆满了自性的功德。
　　既然圆满人格是成佛的基础，那么，我们怎么才能圆满人格呢?结合当今的社会现实，笔者认为，以下四点最为重要：
　　第一，圆满人格就是要追求真实的人格，做一个诚实的人。
　　儒家对人的要求讲究信。所谓仁、义、礼、智、信，信是五常之一。在《论语》中，“信”字出现了38处。主要是作为一个道德规范来使用的，其含义主要有：言说真实无妄，重承诺。如“与朋友交，言而有信”，信就是要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说到做到；做事认真、严谨、一丝不苟，既不自欺，也不欺人。如“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民无信不立”。有时，还指统治者必须有信。如“上好信，则民莫敢用情”，“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可见，在儒家看来，信是重要的美德。不讲诚信的人，无以在社会上立足。
　　佛法不离世间法，诚信是人类的美德，是做人的基本规范，也是佛法对众生的基本要求。人格的真实是一个信佛者的基本形象。如果一个人信了佛教，但却把佛法与自己的行动割裂开来，佛法是佛法，我是我，说的一套，做的又一套，与佛法相脱节，个人不仅不能从佛法中获得真正的妙用，而且会影响佛教在社会上形象。
　　第二，圆满人格就是要追求善良的人格，做一个具有慈悲心的人。
　　“诸恶莫作，诸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行善是佛教人生观的基本要求。一个人的能力可能不很强，但如果有一颗善良的心，能够想着他人，为他人服务，就是一个善良的人。我们应该善用其心，善待一切。一切从善出发，以善心、善念对待所有的人，就能感化所有的人。古人云：“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善行不在于大小，而在于性质。只要有善心，与人为善并没有固定的模式，修桥铺路为善，救济穷人为善，施舍布施为善，只要怀有一颗慈悲心，时时可以行善，处处可以行善。佛教的具体要求是十善，认为十善业是世间幸福的基础。因为，在佛教看来，行十善业的人可得到好的果报，行十恶业的得到不好的国报。
　　第三，圆满人格就是要追求完整的人格，做一个全面发展的人。
　　什么是人生?什么是生活?这些表面上看起来非常简单的问题，其实并不是很好回答的。如有人认为，所谓人生，就是吃吃喝喝；所谓生活，就是物质生活；所谓提高生活水平，就是提高物质生活水平。这种看法和佛教的人生观是不相符的。佛教认为，人不仅有物质需要，物质生活，而且更重要的是精神生活。要提高生活的品质，不仅要使物质生活的丰富，而且还要使精神生活的提高。不仅如此，佛教更强调人信仰生活，它把觉悟人生看得比任何物质享受都重要。简单的物质生活，充实的精神生活，是佛陀留下来的传统。佛陀在世的时候，规定出家人三衣一钵，就是三件衣服一个钵盂，晚上睡觉也不在屋子里，而是大树下面或在山洞里。佛教认为，物质条件优裕了，容易产生贪心，不利于修行。在佛教看来，物质富裕而精神贫困，就不是完整的人格。
　　事实上，人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绝不只是追求物质生活的享受，人是精神的存在，人要追求精神的满足。提高生活的品质包括物质生活的丰富，精神生活的丰富。物质富裕而精神贫困，就不是完整的人格。观察每一个贪污腐败的官员，在一开始大都是从贪图小利开始的。“河北第一秘”李真说他第一次收礼是做秘书时，有一个市级干部到省里汇报问题，李真背着他的上司收了一条中华烟和刮胡刀。从此一发而不可收，逐步发展到有计划、有目的地贪污受贿。李真的忏悔是：人可以没有金钱，但不能没有信念，丧失信念，就要毁灭一生。人一旦丧失信念，就像一头疯狂的野兽，不是掉进深谷，自取灭亡，就是被猎人打死。
　　第四，圆满人格就是追求崇高的人格，做一个有利于社会发展的人。
　　佛教所提倡的人生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觉悟人生，一个是奉献人生。佛法的根本精神通过这八个字表现出来。觉悟人生是奉献人生的基础和前提。觉悟人生就是完善、提高和优化人的自身的素质，就是不断提高自觉、觉他、觉行圆满，不断和谐自他关系，使人际关系在祥和的氛围中，不断净化和改造。奉献人生是觉悟人生的归宿。奉献人生就是大慈大悲，普度众生，就是善用其心，善待一切，诸恶莫作，诸善奉行。
　　在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崇高”二字不怎么提了，因为人们的伦理底线一再被突破，为官者的官德，为商者的商德，为学者的学德，为公民者的民德，都出现了需要守卫的伦理底线问题。一些人简直到了是非不分，美丑不辨，荣辱颠倒的地步。而这恰恰说明需要崇高道德的引导。崇高人格并不是脱离社会之外的不可捉摸的东西，而是一个真实的、完整的人格。我们都是平凡的人，从事着平凡的工作、普通的工作，但能够把平凡的工作做好，就是不平凡；把最简单的工作做好，就是不简单。
　　一个社会没有了对崇高的追求·，必定使庸俗低级的情绪蔓延，人们就失去了奋斗的目标，社会风气就直线下滑，成为一个道德败坏、人格扭曲的世界。马丁·路德金说过：“造成我们时代最大的罪恶的是大多数人的袖手旁观，而不只是少数人的残暴。”当人们不再把崇高当作一回事的时候，低俗之风必然在社会上弥漫。有人竟然公开喊出：我是流氓，我怕谁!古人云：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难道我们不应该深刻反思古人的教诲吗?
　　面对社会道德人格的普遍下降，我们不能怨天尤人，更不能把责任推向社会或这别人，而是应该从自身做起，拒绝平庸，追求崇高，拒绝空谈，从自身做起，只有我们所有的人都能自觉地坚守我们的道德底线，提升我们的道德境界，我们才有理由享受社会的和谐、融洽和安宁。
　　太虚大师的“人圆佛成”的思想，把成佛与生活、成佛与现实人生紧密联系起来了。成佛不在生活之外，成佛亦不在做人之外，成佛就是生活之中，在做人的过程之中。如果我们只追求成佛的结果，而忽视了做人的过程，这个果是得不到的。可见，我们对太虚大师的最好的纪念，就是要在现实的生活中，把“人”字写大，写好，真正把人生佛教的思想落实在日常生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