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虚法师与近代上海佛教的振兴

太虚法师与近代上海佛教的振兴
　　华东师范大学 吴 平
　　上海近代佛教所处的历史时期是从1911年辛亥革命至1949年。这一历史时期，是自秦汉以来中国社会发生变化最激烈、最深刻的时期，是中国从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急剧过渡和转变的时期，也是外敌的侵略造成社会动荡不安的时期。佛教在社会变革与文化冲突之下经受了猛烈的冲击和严峻的考验，通过对自身不断地进行调整与改革，终于在新的社会环境下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
　　近代上海汇集了一批著名的高僧，如太虚、月霞、谛闲、印光、宗仰、应慈、圆瑛、兴慈、持松等人。他们有的研究佛学，著书立说，讲经弘法；有的创立佛教团体，推动佛教发展；有的从事佛教教育事业，培养造就青年僧人；有的广结善缘，乐善好施；有的促进国际佛教文化交流，祈祷世界和平；有的是开山祖师；有的修建扩建寺庙建筑，这些著名的高僧都为上海近代佛教的振兴乃至中国佛教的振兴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这些著名高僧中，最具创新能力的是太虚法师。
　　太虚(1889—1947)俗姓吕，本名淦森，法名唯心，别号悲华，崇德(今浙江桐乡)人。光绪三十年(1904)于苏州平望小九华寺出家，同年依宁波天童寺寄禅和尚受具足戒。宣统元年(1909)随寄禅参加江苏省僧教育会，又于南京金陵刻经处祗洹精舍从杨文会学佛经。1912年与仁山等人创立中国佛教协进会，后该会并人位于上海的中华佛教总会，太虚被推选为会刊《佛教月报》总编辑。此后三十余年来，太虚法师与上海佛教结下了殊胜因缘，主要分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首先在上海提出创新的佛学理论
　　1913年2月2日，上海佛教界于静安寺举行八指头陀追悼会。太虚法师为了化悲愤为力量，在追悼会上提出佛教宜“三种革命”说，力主除旧布新，引起了佛教界的震惊。所谓三种革命是：(一)组织革命：即制度革命。因为佛教传人中国后，按照封建宗法制度，在佛教内部建立了剃度制度和传法制度，给佛教带来了师徒相互攀缘、帮派林立、等级森严等不良后果。太虚法师对此深恶痛绝，提出废除剃度制度和传法制度，主张创办佛教大学，从学僧中选拔品学兼优的人才，主持寺庙。(二)财产革命，即经济革命。佛教财产，原为佛教公有，任何人不得侵占。因此太虚法师提出废除财产寺庙所有制，主张寺庙财产为佛教公有，用来兴办教育、培养僧才和社会慈善事业。(三)教理革命，即思想革命。太虚法师认为今后的佛教，应多注意现生的问题，不应专门探讨死后的问题。因此他提出剔除佛教思想中的神教、鬼教、巫教等迷信成分，主张建立人生佛教，并提出了“如果发愿成佛，先须立志做人”，“人成即佛成，完成在人格”的著名论点。
　　这“三种革命”乃思想、制度、经济并重，指出了佛教革新的关键所在，引起了守旧僧人的激烈反对。太虚法师毫不气馁，仍旧将“三种革命”作为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积极倡导佛教应当多面向现实人生，持续不懈地进行佛教教义的革新。“三种革命”说是太虚法师为适应时代发展而创立的新型佛教理论，是佛教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重要标志，为近代佛教的复兴运动指明了方向。
　　太虚法师的“三种革命”说，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次从教制、教产、教理提出全面的改革。这种改革显然受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思想的深刻影响，太虚法师曾经把佛教的“三种革命”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相比拟，认为教理革命就是民权主义，组织革命就是民族主义，财产革命就是民生主义。不过这只是形式上的比拟，太虚法师的“三种革命”说是建立在佛教思想基础上的理论，与三民主义还是有本质上的不同。
　　人间佛教的思想，在太虚法师提出佛教“三种革命”时就已经有所萌芽，后又在20年代科学与人生观的大讨论中深获启发。1928年5月，太虚，法师应上海俭德储蓄会邀请，演讲人生佛学，其主要内容有四：(一)佛法既然主张普度一切有情，应适应现代文化，当以人类为中心，建立契合时机之佛学，一变过去神本鬼本之佛教为人本之佛教。(二)佛法既然主张生命无始无终，应着眼解决现代社会人生问题，当以求人类社会发达为中心，建立契合时机之佛学，是为人生佛教的第一要义。(三)佛法虽有个人解脱的小乘佛教，然应适应现代社会的群体，当以大智大悲开展群众运动为中心，建立契合时机之佛学，是为人生佛教的第二要义。(四)大乘佛法虽以一切有情者皆能成佛为究竟圆满法，然大乘有圆渐与圆顿之别，为适应重实验、重秩序、重证据的现代科学，当以圆渐的大乘佛教为中心，建立契合时机之佛学，是为人生佛教的第三要义。
　　这篇演讲，奠定了人间佛教的思想基础，以后太虚法师虽发表过多篇这一类的文章，但都离不开这三个要义。这表明太虚法师最早是在上海提倡人间佛教。
　　1934年1月，太虚法师发表《怎样来建设人间佛教》，表明人间佛教的思想已趋成熟。他对什么是人间佛教作了这样的说明：“人间佛教，是表明并非教人离开人类去做神做鬼、或皆出家到寺院山林里去做和尚的佛教，乃是以佛教的道理来改良社会，使人类进步，把世界改善的佛教。”也就是要佛教革除专言死后或鬼神之事、远离社会人生的弊病，在现实社会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太虚法师提倡的人间佛教思想，其目的在于驱除鬼神迷信，使佛教贴近现实、贴近人生，为现实人生服务，真正体现了大乘佛教救世度人的基本精神，是近代佛教振兴的理论基础，因而在20世纪40年代风行一时。人间佛教的思想符合世界各大宗教适应现代潮流的改革趋势，也容易得到僧俗各界人士的理解与支持。太虚法师以后的中国佛教可以称得上是逐步走上了“人间佛教”的道路，从而开始了新的历史进程。
　　二、创立佛学团体
　　佛学团体的纷纷涌现是近代上海佛教引人注目的新景象。这些佛学团体均以佛教修行、佛学研究、出版佛教典籍及刊物、举办社会慈善事业等为重点，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对近代上海佛教的振兴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太虚法师在上海创立的佛学团体主要有以下三个：
　　1．觉社
　　1918年秋，太虚法师在上海与蒋作宾、章太炎、王一亭、刘仁航等人创立觉社，发起佛化觉世运动，主编《觉社丛书》，宣讲佛学，实践修行，成为中国最早的一家佛学机构。同年11月，觉社组织佛学大演讲，章太炎应邀作了《建立名言唯识》的演讲。在觉社的影响下，各地讲经传法风气渐开，各种形式的现代佛教教育机构、研究会社、修行团体不断涌现，佛教文化也出现了初步振兴的景象。1919年底，太虚法师赴杭州弘法，结束了在上海的觉社活动。觉社是太虚法师与在家居士合作成功的一个范例。
　　2．中华佛化教育社
　　1926年2月，太虚法师应刘仁宣等人之请，约熊希龄、章太炎、王一亭、丁福保等人发起成立中华佛化教育社，以提倡佛化教育、改善人心、消灭战争为宗旨。太虚法师任社长，胡瑞霖、吴壁华任副社长，王一亭任董事长，刘仁宣任总务主任，丁福保等人任评议员，新址设在塘山路。4月，该社编辑的《心灯》旬刊出版。
　　7月24日，中华佛化教育社在功德林召开新闻招待会，由刘仁宣报告社务工作，近期主要有以下八项：1、发行佛教教育新闻杂志及其他刊物；2、编译各种佛化教科书；3、提倡各寺院设立佛化学校；4、提倡各学校开佛学专科或增授佛化学科；5、组织化装宣传团巡游各地；6、提倡各省区、各名山设立佛化图书馆；7、派遣专员赴各国考察教育现状以资改良；8、收罗保存佛教历史古迹等物。目前已在上海、苏州、杭州各办了一所学校，《海潮音》也移交该社，佛化图书馆正在筹办之中，其余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之中。
　　9月2日，“中华佛化教育社”召开干部会议，决定加入全国佛教停战和平会。又由于曾任该社评议员的东南大学教授唐大圆来沪，故由董事章太炎、史量才出面开会欢迎唐大圆，并请他演讲佛化教育要旨。
　　太虚法师自东南亚弘法归来后，“中华佛化教育社”约集上海新闻界戈公振等人，由太虚法师发表有关东南亚弘法的谈话。此后，太虚法师大力开展社务工作，于11月9日召开干部会议，决定组织佛教演讲团先赴南京宣传佛法，选举团长2人，团员5人，并印行印刷品。此外，将日本佛教视察团所赠东亚佛教大会的纪录片，赴各地放映。1927年1月9日，日本人石井澄来沪视察佛教，在“中华佛化教育社”访问太虚法师。
　　1927年2月，“中华佛化教育社”社址迁至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法苑后，积极进行佛化教育新运动，颇有成效。已在虹口圆通寺设佛化教育讲习所，在闸北观音堂、虹口雪窦寺等处设宣讲所，在法藏寺设佛化教育社电影宣传团，在龙华寺设难民收容所。
　　1927年4月，随着法苑的结束，“中华佛化教育社”的社务活动也就停止了。
　　3．法苑
　　1927年2月2日，法苑宣告成立。这是一所为改良寺院经忏法事、革新僧制、面向社会人生而创立的新型佛学团体，也是中外信佛人士的集合场所，章太炎经常到法苑与丁福保、王一亭等人聚会。法苑的创立仍以经济目的为主。太虚法师想在经济上有一个稳定的基础，做为新僧运动的支持，故根据《整理僧伽制度论》，对于社会通俗的婚庆悼亡，经忏习俗等，均依佛教仪式予以改良和扩大。例如，其法事范围包括：佛式的婴儿汤饼仪、儿童入学仪、男女结婚仪、庆祝生辰仪、追荐丧亡仪、庆祝冥寿仪等，也就是将佛事扩大到小儿满月、周岁、成人结婚、祝寿，各种人生喜庆的佛化仪式，此外对于非纯正的佛教经忏均应废除。法苑下设六部：教务方面，设研究部、宣讲部、图书部；法务方面，除办理上列法事的法事部外，另设修持部；事务方面，设蔬食部。法苑除经忏佛事的经济目的外，实际上在进行太虚法师所推动的佛化教育工作，其运作情形，太虚法师在《自传》中曾提到：“日常在苑中布施医药，设备蔬食，流通经书，并随时举行讲经会、演说会、念佛七会、祈祷和平会等，哄传全市，影响甚弘。特殊者、为张歆海借大华饭店举行结婚，由蒋维乔介绍请我为主婚；而王森甫之续娶，则来苑完全依照苑定佛式婚仪举行，申、新各报皆争载其事。”佛化婚礼受到了守旧僧人的攻击，加上国民革命军进入上海，法苑的经忏佛事减少，太虚法师又受请住持南普陀寺，兼闽南佛学院院长，无暇他顾，只得匆匆结束法苑的事务。
　　太虚法师一直设想将佛教超荐度亡的习俗风尚，予以扶正，使其走向正规化、正常化。因为经营佛教法事，一方面是僧人生活所依赖的一项收人来源，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革新后的佛教法事来纠正民间的迷信信仰，宣扬正信的佛教理念。在太虚法师看来，经忏已经形成专业化了，既然不能废除，还不如将其与佛教各宗并立，另设立专宗，一来可以专修其事、二来不至于与佛教各宗混淆，妨碍专修，且对寺院经济也是一大相助。法苑就是太虚法师这项创新构想的具体实践。
　　三、创办佛教杂志
　　上海是近代中国佛教报纸杂志的发源地，也是佛教报纸杂志出版最多的地区，这与佛教各宗派在上海同兴并存、佛门高僧和著名居士云集上海是分不开的。上海佛教报纸杂志的繁荣，充分反映了近代上海地区佛教文化事业的兴盛。现将太虚法师在上海创办的佛教报纸杂志按创刊先后顺序分述如下：
　　1．佛教月报《佛教月报》为中华佛教总会会刊，于1913年4月在上海创刊，编辑部设在上海清凉寺。太虚法师任总编辑，清海任经理。主要内容有论说、学理、要闻、史传、专件、艺林、丛录等。太虚法师在该刊发表过《致私篇》、《宇宙真相》、《无神论》、《幻住室随笔》等文章，阐述他的佛教改革主张。太虚法师在《无神论》一文中，提出了无神论宣言和宗教消亡的问题。无神论宣言的主要论点是：“无神即无造物主，亦无灵魂，而一切皆以无为究竟也。”太虚法师后又根据这一思想，提出人生佛教。他主张佛教以人类为中心，破除以迷信鬼神为本的宗教，反对离开现实人生而侈谈来世和超度亡灵，在中国近代佛教史上独树一帜。《佛教月刊》出至第四期，因经费困难而停刊。
　　2．觉社丛书《觉社丛书》于1918年10月在上海创刊(为觉社社刊，季刊)，太虚法师任主编。其宗旨是：“内铸佛学真义，外融新学思潮，倡导整理僧制，轨正谬说邪论，护持大教，鼓吹僧学，以期建立人间佛教，觉导群伦。”主要内容有宗论、释义、评议、小说、文辞、诗歌、答问、录事、雅言等。太虚法师著名的《整理僧伽制度论》即发表在该刊上。他在此文中指出：“中国佛教到了近代，依然承袭丛林古制，僧众热衷于赶经忏、超度亡灵，品质低劣，思想僵化。那些护法的居士们，除了造庙修塔、求感应、祈保佑外，没有什么作为。这样老态龙钟的佛教，怎能立足于现代社会?”太虚法师有鉴于此，提倡革新。其中最突出的是主张政教分立，由僧伽建立自己统一的僧团。此文在社会上影响很大，日本学者还将此文译成日文出版。1919年10月，《觉社丛书》出至第5期停刊。1920年1月，改名为《海潮音》月刊，延续至今。
　　3．心灯旬刊《，b灯》旬刊为中华佛化教育社社刊，1926年4月创刊。太虚任主编，悦安任编辑。1927年3月停刊，共出31期。
　　4．佛教日报《佛教日报》于1935年4月10日在上海创刊，上海佛教日报社出版。太虚任社长，范古农任总编辑，初由邓慧载主其事，后改由胡厚甫主持。该报为随顺时代、适应形势而宣扬佛化，其宗旨为指导世俗人士认识佛教，警策佛门弟子修行，宣传各宗教义，联络佛教团体，促进佛教教育，消融新旧意见，主张万善同归。主要内容有新闻、社会消息、专件、评论、格言、人范、文苑等。1936年7月起，登载有关“中国佛教会”问题讨论文章。1937年8月23日起，因抗日战争兴起，改为四日合刊一张。同年12月28日停刊。
　　5．觉群周报《觉群周报》于1946年7月15日创刊于上海玉佛寺，太虚法师任社长，福善为编辑部主任，止方为发行部主任。这是抗战胜利后太虚法师在上海创办的一家佛教刊物。《觉群周报》登载的政治评论多，主要宣传太虚法师的佛教“问政而不干治”的主张。有“一周人世”专谈国内外政治新闻，“一周佛教”报道国内外佛教动态。每逢周一出版，16开本。自1947年8月起，改为月刊。1947年12月停刊，共出57期。《觉群周报》办到后来与一般佛教刊物没有多少区别，可见议政亦非易事。
　　6．佛教公论《佛教公论》于1947年在上海创刊，由太虚主办，出至第五期后停刊。
　　以上这些佛教报纸杂志的历史尽管有长有短，但对宣传太虚法师的佛教改革主张，促进近代上海佛教的振兴，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些报纸杂志还保存了大量的佛教史料，对研究近代上海佛教的发展，有着重要的资料价值。
　　四、形式多样的讲经弘法活动
　　太虚法师在主持觉社时，开始定期宣讲唯识宗论典。1919年2月20日，觉社讲习部借尚贤堂，请太虚法师宣讲《唯识二十论》。4月1日，太虚法师在觉社开讲《观无量寿经》、《因明人正理论》。此后，太虚法师不断地应邀在上海进行讲经弘法活动。
　　太虚法师先后在尚贤堂、法租界第二特区监狱、集云精舍、佛慈药厂、三昧寺、玉佛寺演讲，其中与世界佛教居士林的关系最为密切。1920年，王与楫在上海佛教居士林设唯识专科。1922年，上海佛教居士林改名为世界佛教居士林后，唯识专科也改名为唯识研究学会，请太虚法师为导师，李荣祥、王少湖、孙志钧、满智为指导员。每逢星期日上午，由太虚法师开讲《法相唯识学》，下午由学员随意向导师或指导员咨询。1924年8月24日、25日，太虚法师应邀至世界佛教居士林演讲《众生法》、《佛法不异世间法》。1928年，世界佛教居士林成立佛学研究会，以研究佛所说法以为修行之津筏为宗旨，聘请太虚、持松、兴慈、常惺、唐大圆、聂云台、王少湖、张纯一为指导员。研究学科有《人楞伽经》、《解深密经》、《大乘起信论》、《五蕴百法论》、《八识规矩颂贯珠解》、《唯识方便谈》6种。1929年5月5日，太虚法师出席世界佛教居士林的欢迎会，演讲《寰游之动机与感想》。
　　自1933年起，世界佛教居士林的宣讲佛法分通常演讲与特别演讲两种。通常演讲为请深明教理的法师于每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演讲。特别演讲为随缘恭请诸大法师、诸大居士莅林演讲经论。同年5月6日，太虚法师前来开讲《八大人觉经》，八日圆满。太虚法师的演讲活动，提高了在家居士的佛学修养。
　　1926年11月，太虚法师在上海尚贤堂演讲《佛法应如何普及近世》。太虚法师在《自传》中回忆道“上海尚贤堂的李佳白，向有各宗教联合的组织，延请各教名人讲演。此时闻我回沪，亲到佛化教育社邀我到尚贤堂居住，每星期开各宗教联合会，欢迎讲演，我因在尚贤堂住了三五日，作了一次讲演。……因这一日看见报载我讲演，来听讲的也不少，内中即有原籍昆明、生长朝鲜、时在上海为药商的玉观彬，观彬对耶、回、佛教都有相当研究，听我讲后大感动，决心皈依佛教。次日专诚叩谒，即请我为授三皈，作佛弟子，法名慧观，对我的信心非常忠实，后来帮助我作了许多佛事。”玉慧观皈依太虚法师后，努力钻研佛法，依法修行，成为虔诚的佛教徒。1927年2月，玉慧观资助太虚法师在上海建立法苑。1928年元月，太虚法师至上海，约请玉慧观与日本佛教徒山田谦吉等，举办了一次中日佛教徒联络餐叙，希望他们协助创办“环球佛教图书馆”。1930年，玉慧观与友人在上海创办佛慈药厂，应用科学方法改良国药。药厂设有门市部，附设诊疗所，以惠病者。玉慧观与上海的居士过从甚密，常在一起讨论佛学，并在经费上大力支持《海潮音》杂志。
　　上海佛学书局自1933年3月起，首倡在上海永生电台播送佛经，此后又请高僧、居士播讲佛学，同年3月12日，请太虚法师播讲《佛法大意》。5月7日，又请太虚法师播讲《佛教与救国》。当时日军占领榆关，侵略热河，国难日深，太虚法师以佛教精神号召僧众和全国人民同心协力，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由于无线电广播不受时间、场地限制，也不受气候影响，因而覆盖面广，听者众多，从而在大范围内传播了佛法，扩大了佛教的影响。
　　1936年5月，由太虚、圆瑛、王一亭、屈映光、朱子桥、江味农、范古农、关纲之、简玉阶、赵朴初等229位上海佛教界人士和14个佛教团体联合发起，在上海佛教净业社内启建了规模盛大的丙子息灾法会，同时成立了由163人组成的理事会，设有常务理事70人，王一亭任理事长，朱子桥、屈映光任副理事长。丙子息灾法会以挽回人心、潜消劫运为宗旨，由五位法师主持其事，其中荣增堪布任藏密主座，修大威德息灾大法；觉拔堪布修大威德五部大法；持松任东密主座，修尊胜佛顶法；常惺开讲《华严经·行愿品》；能海开讲《菩提道次第论》。丙子息灾法会讲经三座，修法五坛，每日参加的僧俗二众甚多，称得上是上海近代佛教发展史上盛况空前的一次大法会。
　　五，积极开展国际佛教文化交流活动
　　近代上海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中心，佛教文化也不例外。上海佛教的对外交流始于20世纪初，大多以参访、游学、考察、留学等形式出现。自20世纪20—30年代开始，这种交流的形式逐渐多样化。总之，上海佛教界与各国佛教界的互访、交流，共同研讨，提高了佛学研究的水平，对近代上海佛教的振兴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由于鸦片战争后的中国佛教界与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佛教界同样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如何适应形势的发展，对佛教进行自我调整，同样是中日两国佛教界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近代上海佛教界与日本佛教界的佛教文化交流除了僧人之间的交流外，又注入了新的内容。
　　1917年，太虚赴日参访，对日本国内佛教组织和管理进行实地考察，认为日本之所行与他在《整理僧伽制度论》中拟订的各种计划“不谋而合”，更坚定了他革新僧制的志向。
　　大规模国际佛教会议的召开，是近代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形成高潮的标志。1925年11月1日，东亚佛教大会在东京召开，中方派出以太虚法师为团长的27人代表团，来自上海的代表有持松、王一亭、李荣祥、王季眉等。双方就“东亚佛教徒互相提携，向全球传播佛教，使佛陀的慈光普照整个人类”达成共识，并具体商讨了交换学人、开展教育、编纂佛书等一系列计划。
　　太虚法师在日本各地的欢迎会上作了30多场演讲，大声疾呼：“谋中日亲善即所以发扬佛教真义、救世界混乱。”他强调两国佛教徒不论在学术思想或道义上，都应追踪两国先民及高僧所建立的传统道路，谋求两国的永久和平。他这种观点深受日本朝野上下的推重。
　　1917年，太虚法师访日回国途中应马来西亚槟城光栋法师恳请，在槟城观音台开讲大乘经典。这次弘法活动对槟城佛教徒触动很大，增强了他们的佛教信仰和对佛学的兴趣，促使当地僧俗成立了槟城佛学研究会。
　　1926年9月，太虚法师赴新加坡弘法，听讲者达4000余人。华侨黄福美等人听讲后，皈依佛教，筹建了新加坡佛教会。1928年8月，太虚法师赴欧洲弘法，中途在新加坡停留，赴中华佛教会演说。太虚法师的弘法推动了新加坡佛教的发展。
　　近代基督教对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渗透，向佛教提出了尖锐的挑战，激发了佛教徒自强图新的精神。为了适应东西文化互相融汇的大趋势，太虚法师决心向欧美各国传播佛法。
　　太虚法师一直有将中国佛教推向世界、以佛法净化世界的宏愿。自1925年起，太虚法师就准备赴欧美各国演讲佛学，经过几年的酝酿、准备，终于在1928年得以成行。当年8月10日，上海各界名流及佛教界人士在沧州别墅举行欢送宴会。到会者有黄炎培、胡适、王云五、刘海粟、周瘦鹃、聂云台、蒋维乔、李经纬、狄楚青、常惺、持松及中外各报记者等70余人。蔡元培、张君劢、胡适、王正廷等人为太虚法师写介绍信给他们的欧美朋友，以便太虚法师届时能与这些外国友人进行会晤。
　　8月11日，太虚法师偕翻译郑太朴、赵寿人，乘外轮从上海出发，途经香港、西贡、新加坡、科伦坡、苏伊士运河。，进人地中海，航行月余。于9月14日抵达法国马塞，次日早晨到达巴黎，从此正式开始了这次对法、英、比、德、美的访问。在法国，太虚法师访问文化团体、会晤各界名流、与法国学者商定在巴黎筹组“世界佛学苑”，在法、中、英、德、美等国设通讯处，以期联合有识之士，共同推进世界佛化运动。
　　9月21日，太虚法师在巴黎大学东方研究中心大礼堂，向各地赶来的学者教授及各界人士3000多人作了首场演讲。他从佛学的认识论讲到修持实践、从佛学净化人的心灵讲到现实人生的态度、又从佛学的广为传播讲到全球开展佛教运动，太虚法师共讲了三十多个小时，赢得了阵阵掌声，会场情绪十分热烈。最后他郑重指出：“昌明佛学，陶铸文化，增进人生之福慧，达成世界之安乐，这就是我们在全球掀起佛教运动的根本目的。”散会后，许多人久久不愿离去，要求签名留念并提问。著名汉学家伯希和说：“大师的首场讲演就轰动了巴黎大学，这是不多见的。”此后太虚在巴黎作了多次讲演，其内容为：《西来讲佛学之意趣》、《佛学之源流及其新运动》、《佛法与科学哲学及宗教之异同》、《有情与流转之进化》、《佛学一脔》、《佛法与美》、《中国禅宗》等，这些演讲词由巴黎佛学会编为《讲演集》(英文)出版。
　　10月23日，太虚法师至伦敦，通过蔡元培的介绍，得与大哲学家罗素亲切会晤，畅谈佛学与哲学问题。太虚法师还在东方文字学校演讲《佛法之过去现在及将来》，在摩诃菩提会伦敦分会演讲《小乘与大乘之关系》，在伦敦佛教会演讲《佛学联合研究之必要》。11月6日，太虚法师至比利时访问。
　　11月16日，太虚法师抵达德国访问，除了广泛会晤名流、学者并进行访问、讲演外，还时常与中国留学生晤谈。
　　1929年2月22日，太虚法师抵达美国，访问了纽约、华盛顿、芝加哥、旧金山等城市。由江亢虎夫人陪同参观国会图书馆，并在该馆会堂讲演。演讲结束之后，回答了该馆东方部主任恒慕义的问题。太虚法师还应邀至摩诃菩提会纽约分会、哥伦比亚大学、西北大学、东渐禅窟、灵智学会演讲。
　　1929年4月29日清晨，太虚法师抵达上海，受到了王一亭、墨禅等人的欢迎。他这次欧美之行，历时七个多月，促进了佛教在欧美各国的流传。太虚法师是近代第一位赴欧美弘法的中国僧人。
　　太虚法师回到上海后，感到国际佛教吱化交流未能圆满进行，深以为憾，认为如果能先在上海联合各国佛教徒，以佛教之和平旨趣，谋亲善之工作，作推诚无猜之意见交换，尤为时代所殷望。为了推进世界佛教化运动，1937年3月1日，太虚法师、王一亭、胡厚甫、邵如馨与英国、美国、日本、印度在沪的佛教徒克乃生夫妇、克伦比乔赛夫、清水董三、久烟文雄、小笠原彰真、成田芳髓等，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觉林内聚会，经过讨论，决定在上海筹备佛教徒国际和平会，公推胡厚甫、邵如馨负责筹备。筹备处设在白尔路(今自忠路)集仁医院内。此事后因抗战爆发而搁浅。
　　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一直受到中外文化交流的推动。近代佛教之所以能得到振兴，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中外文化交流畅通的环境。太虚法师频繁地对外交流，促进了近代上海佛教的振兴。
　　近代上海是当时中国的佛教中心之一，全国性的佛教组织设在上海，佛门高僧、著名居士也大多云集上海，使得上海能够集中全国佛教界的精英来进行佛教文化的研究，促进了佛教文化事业的发展。在这种背景之下，太虚法师的对外交流的影响并不局限于某一地区，而是对整个中国佛教的振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纵观太虚法师与近代上海佛教的因缘，可看出太虚法师的弘法活动推动了近代上海佛教的振兴。用现在的话来说，太虚法师是一个创新型人才。佛教只有创新，才有其生命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太虚法师的创新，近代上海佛教就不免黯然失色。他最早在上海提出创新的佛学理论，上海又是他的佛学理论的实践基地。太虚法师的理论与实践丰富了中国佛教的内容，为中国佛教注入了新鲜的血液，给中国佛教带来了活力，至今仍有其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