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虚与净慈寺住持案及有关问题考论

太虚与净慈寺住持案及有关问题考论
　　浙江工商大学 王仲尧
　　太虚大师任杭州净慈寺住持，由此引起的风波以及前后时期的相关活动内容，是其伟大生涯中一个重要阶段。本文作者根据自己学习中些许心得体会，撰就此文，一瓣心香，敬献大师座下。不当之处，请方家指正。
　　一、出任净慈寺住持之时空背景
　　太虚大师出任杭州千年名刹净慈寺住持，是年33岁。正式日期，是在1921年(民国十年)三月二十三日。当年九月十日，时浙江省公署发布文告撤销大师是职。前后约历时半年不到一点。
　　此前约年余(1919年底)，大师弟子大慈购得西湖南山之净梵院，大师乃商决将原在上海出版的《觉书》季刊移至杭州编辑，改为《海潮音》月刊，并于年末离沪居杭。翌年初(1920年)《海潮音》正式创刊。差不多同时，大师被杭州佛教界推举并报浙江省公署批准，出任国内重刹杭州灵隐寺住持。三月，又任杭州弥勒院、大佛寺住持。四月，大师因弥勒院与大佛寺宋时原即兜率寺，兹将二寺合并，改名兜率寺。
　　大师出掌净慈方丈之前，该寺住持名曰鸿定。鸿定因经营不善，致使净寺负债亏欠甚巨，加之持身不正，遭受非议，无法继续维持。于是由时任净慈副寺的如惺及正在本寺闭关的因原等人出面介绍相邀，请在中国佛教界开始崭露头角的太虚继任法席。
　　1921年前后，正值大师一生佛教改革生涯最活跃、亦最重要时期之一。印顺《太虚法师年谱》(下简称《年谱》)记载，是年新春，大师为实现佛教复兴理想，提出“僧自治说”：“欲实行僧自治，须摈绝挠乱之他力(官府之摧残，地方痞劣之欺压)；尤应去除本身腐败之点，力自整顿而振兴之!”认为“从来为佛教徒者，大多只知以‘享受福乐’或‘静定理性’为果。……无论重理解，或重证悟到如何圆妙，都只空理，不成事实，至近乃更厉行。一般知识阶级中，或认佛法为达到本体的哲学，或则但认一句禅谜，或则但守一句佛名，或则但以佛的经书、形像、数珠、木鱼、蒲团等项为佛事。而不悟盈人间世无一非佛法，无一非佛事”!乃大声疾呼，曰：“吾人学佛，须从吾人能实行之佛的因行上去普遍修习。尽吾人的能力，专从事利益人群，便是修习佛的因行。要之，凡吾人群中一切正当之事，皆佛之因行，皆当勇猛精进去修去为。废弃不干，便是断绝佛种”!印顺曰：“大师言之若是，其剀切沉痛，而学佛者，则终于念佛念咒，了生了死而已!大师以为：‘佛的因行，以敬信三宝，报酬四恩为本，随时代方国之不同而有种种差别’。‘在自由的共产主义下’，则以从事农矿、劳工、医药、教化、艺术为成佛之因行。‘在和平的全民主义下’，则加为警察、律师、官吏议员、商贾等。”从中足见大愿悲行，思想高远，见识非凡。注意大师此论此思之提出，正其出主净慈法席之际，则又可知，与其人寺后即大力整顿改革与道风建设非为无关。
　　杭州佛教界提出请大师入主净慈法席之议后，经过不到一个月磋商准备，大师即到寺上任。
　　出任净慈寺住持，对于大师而言，是乎一个机会到来了。印顺评曰：“大师久欲凭借禅林以实施理想之改建，为佛教树新模。”实际上大师亦如是言：“我如此费事的接主净慈寺，原抱有先从此处整理成一模范僧寺的奢望，故与一般人以做方丈为达到收获名利的目的者大异其趣。”大师直言不讳曰：“我接管此寺的动机，是深想以此为实行着手改革僧制的根据地。”接任净慈法席伊始，似乎一切尚称顺利。大师《自传》载：
　　进院时，由慧明法师代宣法卷，邑绅汪曼锋及诸山住持等到寺证明，担负移交债务一万五千数百元。在进院时付还者四五千元，系由奘老及大慈等代为挪借而来，其余转改存据有常住陆续清还。库房请如惺为监院，智信为副寺，组织各属职办理，所有常住收支悉归库房，我但督察监查；客堂请玉皇为知众，因原等为知客、纠察、书记，一切皆称顺利。
　　然而时隔不久，却因所任净慈住持之位，骤然引发一场大风波，几可谓朝野惊动。上至总‘统徐世昌，下至浙江军政长官省长沈金鉴、浙江第一师师长潘国纲、第二师师长张载阳、杭县县长王王吉檀，政府部门则上至(北平)平政院(行政院)，下至浙江省长公署、杭县公署，社会各界则北京、上海、浙江数地，士绅名流、新闻界、佛教界多所涉及。近代史上，大概亦属绝无仅有。
　　二、风起于青萍之末
　　大师莅净慈寺任后，即着手寺务兴革，其中尤重在戒律整顿、道风建设方面，主要措施，是“取缔鸦片酒肉；修济公殿；严饰佛像；陈列佛学书报以公众阅；改禅堂为角虎堂，以继永明禅净双修之风。且筹办永明学舍，以作育弘法僧才；设佛教慈儿院，以教育小沙弥。次第推行，百废俱兴”。”
　　戒律严整，是佛门高尚其事之风赖以千万年不堕之根基。近年来，本人国内外各地参学，在各种宗教活动及学术活动机会中，常看到有些历史悠久的大宗教曾经有过的英风不再，如影随形的即是后世弟子种种非戒不规。而身着僧服的佛教四众弟子，多持身严正，行为谨肃，英姿挺拔，给人勃勃生机、日新又新之感。太虚大师当时深切认识此问题，曰：“民国十年春初，我接管净慈寺，这是杭州有名的古刹。虽是一个丛林，但内里情形非常腐败。我接管此寺‘的动机，是深想以此为实行着手改革僧制的根据地。在初到的数月间，即竭力着手内部的整理，费了不少力，才稍有点头绪。”而大师着手进行“净慈寺之兴革”，处理的事务，清静佛门，首先要做的却是在寺内“取缔鸦片酒肉”。当时寺中吸鸦片的有五人，其中包括原住持鸿定，大师安排他们“皆使搬(离)永明塔院或寺外他处住，限期戒除；如不能戒除的，遣单出寺。”同时，“先各处寮口多有私造荤腥的小灶”，亦饬令“尽皆拆除”，“禁止寺僧私营饮食。”并在全寺进行清洁卫生，大殿佛像装金庄严，寺内所有单位部门皆加整顿，分派专人，司理其事，俾所有寺务管理，俟日走上正规。大师并为“标提净慈寺开祖永明寿师的禅净双修宗旨”，人寺伊始，即着手筹办永明学舍，“置黑板桌几等”，争取当年秋季，得以开学。
　　千年古刹，于是道风复振，法誉再隆。净慈寺原有巨额债务，很快清偿掉三四成，春夏间香火经忏复旺，“几将追从灵隐而并驾齐驱”。
　　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这些措施，对原先的既得利益者大有得罪。如前住持鸿定，退院后因特殊身份，净慈尚安排寺内“小洋房三间”供他居住，但条件是必须戒除吸食鸦片恶习。结果因其最终“烟瘾未除”(鸿定尝戒烟未能成功)，被“大师拒其回寺”。在他人调唆下，鸿定去向当地军政长官哭诉告状。接下去事端接连发生，先是有人在杭州小报载文对大师进行攻击，这些“破坏名誉的诬蔑文字”复被杭州白衣寺住持慧安纠集部分人等(在杭“诸山住持”)曲加利用，上文浙江省公署诬告，一时“魔势张甚”。
　　是年八月，大师应北京有关团体邀请，离杭北上，赴京讲学。九至十月，大师在京期间，浙江省公署发布文告，撤销大师杭州四寺(实为三寺即净慈、灵隐、兜率)住持。大师闻知后表示不服，乃在北京向平政院提出上诉，要求撤销，结果不了了之。旋即引发北京及上海、杭州等地风波。笔者曾在浙江图书馆古籍部等处费力检索旧日报刊，了解媒体反映，虽因馆藏资料不全结果并不理想，但毕竟可见社会反响之蛛迹。从印顺《年谱》中保留的有关材料可略知当时情况，兹摭其要者引如下(上文已见或涉及法系内容等与本文主题无关者除外)：
　　关于净慈寺纠纷，腐僧、土劣、恶吏相勾结，现存大师当时所拟答辩可以概见一二：
　　三、寺院产业，每有由人施入者；然一经施入，即属寺产，此为常例。前年因合并弥勒院、大佛寺，复兜率寺之古称。遂将县公署判属于弥勒院之宣姓房地，认为宣金弥所施(以弥勒院登记书上，本载明为宣金弥户而又属弥勒院者)，与弥勒院、大佛寺户者，俱合为兜率寺户，以便管业而已。其实此房地属弥勒院，系太虚闻之僧众绅众，据情呈报。倒谓太虚朦蔽官绅，实属违背!若官断为宣姓，太虚无争也。
　　四、在镇江，为创办佛教协进会，此系团体行为波及者；且事在十年前。在宁波，系由鄞县某乡自治委员，准县谕推举住持归源庵。因前住持及债户与乡人等有纠葛，控诉郑县知事于会稽道(即今钱塘道尹张鼎铭)，自退另换。无论其事与住持净慈无干也，即其事亦何犯教规?
　　八、龚少轩，乃钱塘门外一流氓，杭州人多知之。不过有人买使作无聊言耳!
　　可知风波骤起，所涉司F止一端。如从上述第三条得知此案涉及寺院房产经济问题，然大师态度坦诚，光明磊落，略不必言。从第八条可知，此案尚有地方流氓势力掺杂其中无端捏控。从第四条可知，此案中还有人旧事重提，涉及约十年前之金山寺风波；
　　三、金山寺风波、普陀岛闭关与净慈寺住持案
　　大师乃学佛开“悟之菩萨，得不思议”佛智慧，非常理可测知，亦非吾辈可学而得。然而佛曰天下地上，唯我独尊，据佛教导，应发智心，学然后得。故不揣管窥蠡测，做些分析。
　　印顺评曰：“(大师之思、之言、之行)或不免奇突之感。实则大师虽(为)适应(佛教改革)而为政治活动，仍本诸(西方寺)悟解之心境。其风格似魏晋玄学之率真；社会思想近老氏重道之无治，而浪漫精神过之。”印顺此语，乃有所指而发。民国初年，大师曾广泛研究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各种国际流行新主张，以出家人身份并参加过一些政党组织活动。注意印顺言论，用“不免奇突之感”、“如魏晋玄学之率真”、“近老氏重道之无治”、“浪漫精神则过之”等语，形容并说明大师当时所作所为、言行特征。据上引文及原上下文意，概言之，印顺概括大师早期活动中的人格及行为特征是：言行奇突，风格率真、思想无为、精神浪漫。依笔者浅薄认识，其正如孔子之评述老聃，似神龙见首不见尾；又如《山海经》对雄踞西北中华屋脊之昆仑山西王母描写：“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昆仑”，磅礴廖远，其玄妙迤逦之势、气象万千之中，“投物辄然有人，虎齿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似源于现实抬头所见，实脱胎于想象无间，却如孩童清澈明净眼里世界，更接近佛经清净一念中之本来面目。
　　金山寺风波发生于1911年。时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大师在镇江金山寺组织佛教协进会，着手改革佛教。金山寺召开成立大会时，大师任主席，提出“人间佛教，走上社会”新思想，得到一些法师和青年僧人支持。此后大师以金山江天禅寺为基地搞起改革，演出一场声势浩大故事。大师将大雄宝殿、禅堂、斋堂等改为现代社会名称，庙内各殿房贴上写有大礼堂、接待室、办公室、教室、食堂等纸条，引起有些法师坚决反对，他们向镇江其他寺庙呼吁，在本城各寺支持下向大师及追随者群起围攻，全寺大乱。事后大师与仁山到江苏省政府告状，镇江市把领头闹事者抓进监狱关押。金山寺乱成一团，监院荫屏冒雨连夜赶到上海，在哈同花园找到金山寺老方丈宗仰，投跪不起，请其出面解救。此事最后经革命军总司令黄兴干预才告平息。大师的改革因时机不成熟，刚拉开序幕便告失败。
　　佛教是历史悠久、传统积淀深厚的大宗教，自有一定之规、不易之道。金山寺改革遭强烈反击而失败，大师遭此打击，一时陷于极不利境况中，几成人皆避之唯恐不及的激进分子。金山寺惨痛失败，是否给予大师新的改革构想?金山寺风波后三年，大师赴普陀闭关，三年间，深刻思考之主题为何?金山寺改革是否因对传统佛教组织之认识不清而做出错误判断所导致?原先构想的革新理论是否存在重大漏洞?初期的激进改革未达到实际结果，与思想理论不成系统固然有关，而理论与实践之隔阂肯定也相关。大师面临发展的重大瓶颈，必须有所突破，在这种处境下，他选择到普陀山闭关。
　　普陀闭关时间是从1914至1917年，其间主要是进行思考写作。从初期改革遭挫，闭关反思深造，集成了关于佛教革新的基本思想体系，如认为中国传统佛教八宗平等，各有殊胜，应平等并弘。出家僧伽的集团生活应严密修整，使其适应时势，成为合理的现代组织。在家佛教徒则依大乘菩萨精神组织“佛教正信会”，以社会道德为基本实行五戒十善之人间道德，改良社会、政治、文化、教育、风俗、习惯，以平易近人的道德规范而使人人都可学佛，将佛教普及人间。有学者认为太虚《志行自述》中说“志在整兴佛教僧(住持僧)会(正信会)，行在瑜伽菩萨戒本”，斯志斯行，决定于普陀闭关期间，从此持之不渝。大师普陀闭关期间写的《整理僧伽制度论》是一个新起点。普陀山潜修，是自第一线暂时撤退，进行全面反省重整。大师曰：“辛亥革命成功，中国既成立了共和立宪的国家，僧伽制度也不得不依据佛制加以适时的改变，使成为今此中国社会需要的佛教僧寺”。这是作《整理僧伽制度论》之契机。《整理僧伽制度论》作为新起点，具有重大意义，作为新的思想指标，熔铸过去的理论和经验，于是为再出发的依据，重铸未来的事业与理想。
　　中国自清末佛教改革运动发展以来，居士佛教专业化，较之出家僧侣，更取得较多的令人注目的成就，许多一流知识分子如章太炎、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都对佛学发扬有过巨大贡献。大师既为出家僧人，根据佛制，僧宝又为住持佛法的主体，所以其僧伽改造理论“一方面想对在家佛徒作极普泛的大联系，一方面致力于提高僧伽地位”，而“住持佛教僧伽，要经过一个严格的长期训练，养成高尚、优美、完善的德学，以佛法为修学实习的中心；旁参以近代的思想学说，准备作宏扬佛法的僧伽，真正代表佛教的精神去救世救人”。这是《整理僧伽制度论》核心，即提高僧人之品格、学养和能力。这成为大师佛教改革和复兴纲领。
　　然而，距金山寺风波后约十年，又距普陀闭关后约四年，1921年春，大师毅然决定，再次“出世”，接任净慈寺住持职，试图重薪拉开改革大幕。是年三月大师作《拟修改管理寺庙条例私议》，五月二十日，北洋政府“修正管理寺庙条例二十四条公布”，大师又作《拟修改管理寺庙条例意见书(并附草案)》共计三十九条，强调要求“确定寺庙财产之所有权属于寺庙自身(第十五条)”等。印顺认为，“此虽犹未尽大师之本意，而实寓整顿维持之意”。从所有方面综合而论，出任净慈寺住持，大师实图此为改革僧制度之根据地，更加深入地再次实践其理论构想，结果却因旧势力反扑而迅速地再次遭受失败。
　　大师推动中国佛教改革之尝试，再次无可挽回地遭受挫败。以大师之大勇之力、大悲之智、大精进之心，可能看清，在中国，这条激进道路暂时绝无走通可能。
　　四，净慈住持案风波之平息与现代佛学院之兴办
　　1922年1月，湖北武昌“李隐尘、陈元白等鉴于大师住持净慈之叠生故障，主纯凭理想，新创养成佛教人才之学校”。于是因缘，“大师乃提出佛学院计划；柬邀武汉政商各界集议其事，决进行筹备”。认识到过于理想化的僧制改革方案，既然在中国暂属根本行不通之事，即断然放弃。从此开始，大师主要注意力即放在兴办佛学院方面，全力投身于任重道远的佛教教育事业，所有活动，多与此直接或间接相关。
　　净慈寺住持案从风波骤起至平息，前后经历，加之些许余波事务处理，约花掉大师一年时间。此一事件，却不期然地成为大师佛教改革生涯一个重大转折。而从历史角度看，正是从武昌佛学院兴办开始，近现代中国佛教事业如柳暗花明，豁然开朗。
　　武昌为辛亥革命首义之城。辛亥革命后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工商业得到很大发展，武汉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经济、文化大都市之一。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迫切需要现代民族宗教支撑。大师倡导的佛教革新，以积极的人间关怀和现实理性精神，引起武汉先进人物共鸣。武昌佛学院在以实践大师人间佛教理念及佛教革新思想的基础上兴办，佛学院“课程参取日本佛教大学，而管理参取丛林规制，学生在家出家兼收。第一期是造就师范人才，毕业后，出家的实行整理僧伽制度，分赴各地去做改进僧寺及办理僧教育的工作。在家的依着人乘正法论去组织佛教正信会，推动佛教到人间去”。大师认为，武昌佛学院之前，国内曾有过的佛教学校如弘法社及华严大学，不过是“讲经法师的养成所”，而武昌佛学院之宗旨根本不同，在于造就改进整个佛教的现代僧材。他对武昌佛学院期望极高：“这就是改进佛教理论底进一步的实施，也就是改进僧制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关键。”筹办武昌佛学院各项事宜进展很快，是年“三月十三日，开佛学院筹备会于(武昌)归元寺。得李隐尘、王森甫、胡子笏、汤铸新、皮剑农、陈元白、萧止因、熊云程、萧觉天、赵子中、孙自平、王韵香，及长沙佛教正信会周可均等卅余人，自认为创办人。”五月，“得武昌黎邵平(少屏)宅为院舍”。一切顺利，五月四日佛诞日，大师于汉口佛教会受院董会隆重礼聘为武昌佛学院院长，并立即着手组织进行招生事宜。
　　此前大师交卸净慈寺住持过程中，“以外得陈性白、倪谱香，内得奘老、玉皇等助，得以和平交卸了事。大师并约大觉、玉皇、智信，共至武院(武昌佛学院)助理事务”。也就是说，原先在杭州净慈寺作为僧制改革主要助手的一班人马，基本上全部转到了武昌佛学院。印顺说：“大师之建僧运动，发轫于此。中国佛教界始有佛学院之名。”认为与此前依据一寺为根据地之僧制改革相比，现在开始依托于佛学院的僧才培养，才是真正的“建僧”即建立现代僧伽事业。
　　1922年武昌佛学院的兴办，开创了多项第一。标志着中国佛教教育从传统师徒衣钵相传惯例，发展到现代学院教育体系，不仅在中国佛教教育史上，而且在中国现当代教育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佛教教育目标不再是培养本宗本派讲经法师，而是经“严格的长期训练、养成高尚优美完善的德学，以佛法为修学实习的中心，旁参以近代的思想学说”，培养一批改革僧制的现代人才。武昌佛学院课程有佛学、文史、哲学、生物学、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等等，具有现代科学内容，佛学课程有性、相、台、贤、禅、律、净、密等，体现八宗平等精神。学院有严格管理体制，制定通则、佛堂规则、自修室规则、寝室与饭食规约、告假规约等。上文提到，当初大师甫进净慈，万机当理之际，即先为“标提净慈寺开祖永明寿师的禅净双修宗旨”，“以作育弘法僧才”，筹办永明学舍，“置黑板桌几等”，拟争取当年秋季开学，并“设佛教慈儿院，以教育小沙弥”。可知对佛教教育事业早蕴于心。
　　武昌佛学院成功兴办，是大师佛教改革生涯之一大成功。此后，如1924年成立的武昌佛学院女众院，是我国近代第一所佛教女众教育机构，使女子佛教信众开始走上平等接受佛学教育之路，亦意义非凡。又如1926年大师在上海成立全亚佛化教育社，1927年任职闽南佛学院，1932年在普陀山建立南海佛学院等。一些佛教界先进人物亦前仆后继，发扬光大，如1942年震华创办的上海佛学院。现代佛学院成为佛教改革实践和推广制度及文化的平台，人间佛教理念通过一代一代毕业生传播到社会各界，并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中国佛教发展的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就这样开始了。
　　其中闽南佛学院或可着重一提。1927年太虚受聘任南普陀寺方丈兼闽南佛学院院长，上任后对闽院大加整顿。首先是完善学院机构，建立符合现代教学需要的制度体系，管理机构设院长、副院长、教．务主任、训育主任、事务主任，又设监学、会计、庶务、交际、书记、图书管理员等职。所有教学与管理工作人员，“他们随师太虚多年，对僧伽教育有丰富的经验，是大师佛教改革的积极推行者，其教学课程以人间佛教理论为主”。为培养能“根据佛学真理，适应现代社会”的僧才，闽院课程设置除佛学外，国文课程有语体文、文言文、文法、文字学、文学史；外文有日文及英文；数学有算术、珠算、代数、几何、三角；历史有本国史及世界史、中国及印度教史、自由史观、僧伽制度沿革史；地理有本国及世界地理、佛教行化地域形势；哲学、宗教方面有中国哲学大要、西洋及印度哲学大要、人生哲学、世界各种宗教大要、心理学、伦理学等；教育方面有教育原理、教授法、佛教研究法、寺院管理法、佛教教育各论；艺术方面，有书法、音乐、图画、梵曲、建筑、雕刻；此外，还开设体育、劳动和行持等课。课程品种丰富，门类繁多，但时间安排实在太紧，致使学僧感到困难。1929年，院方接纳弘一大师建议，对课程体系进行改革，此后学僧的学习效果就有了进步。大师任职闽南佛学院，自然而然将此地作为人间佛教改革实践基地，所有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无二不围绕此目标进行。不过大师是一个传奇性天才，因学佛得悟而才情纵横，于佛学、哲学、艺术等几无不通，但未受过正规现代学校教育，设计现代教育之课程体系或非所长。弘一大师留学日本时，日本正经历明治维新以后的“全盘西化”时代，社会各领域对西方先进思想和方法无不大力引进为我所用。弘一对于现代教育理念、教学体系、教学方法乃至教务程序，皆曾亲历，比较熟悉，也属自然。于是在共同思想基础上，怀着共同理想，重新设计课程体系，不但体现新的佛教教育理念，亦方便教学实践需要。在此基础上，1930年夏闽院成立研究部，称闽南佛学院第二院，第一届学僧十人。同年秋还增设留学团，学习英文，准备留学。
　　现代佛学院创办以来，培养出一批学修并重的人才，住持三宝，悲智双运，续佛慧命，毕业生遍布海内外。纵观当代中国佛教之缤纷色彩，多是这些大德放射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