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与创新：不断调整发展的中国佛教

继承与创新：不断调整发展的中国佛教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佛教的发展走上新的历程。在数十年的岁月里，“法运都随国运转”，佛教的发展与中国社会的曲折发展息息相关，中国佛教的命运是与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连在一起的。
　　当代僧伽制度的锻造
　　中国佛教若要全面振兴并获得持久旺盛的生命力，充分发挥在现代社会中应有的化世导俗作用，体现构建精神家园的固有价值，必须树立正知正见之法幢，发扬古德应时契机、大胆改革的传统，回溯以戒为师的精神，面向未来，因应时代，在僧团信仰建设、教制建设方面稳步推进，实现从观念更新至制度创新的现代转型。中国佛教未来的前途命运其实就掌握在佛教四众弟子手中，尤其是出家僧众，作为弘扬正法、住持佛教的主体，始终是决定佛教未来命运的关键。所以，培养清净道念，建设和合僧团才是佛教生命力之所在。
　　1980年，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全国代表会议召开，中国佛教建设工作刚走上正常轨道，便为中国佛学院的学僧传授了比丘戒，这是“文革”后第一次传戒，意义重大。1989年，发布《汉传佛教寺庙管理试行办法》和《汉传佛教寺庙共住规约通则》。并在第六届全国代表大会强调佛教界必须把注意力和工作重点转移到加强佛教自身建设、提高四众素质上来。加强佛教自身建设，就是加强信仰建设、道风建设、教制建设、人才建设、组织建设。信仰建设是核心，道风建设是根本，人才建设是关键，教制建设是基础，组织建设是保证。
　　1994年度中国佛教协会传授三坛大戒试点工作在江西省永修县云居山真如寺举行，戒期1个月，这是中国汉传佛教首次传戒试点。自此，汉传佛教寺院传戒工作纳入中国佛教协会统一管理。1996年10月1日至1997年1月16日，中国佛教协会暨莆田广化寺联合在该寺举行了规范传戒，戒期108天，影响甚大，对传戒活动规范化起到了示范作用。
　　2000年9月15日，中国佛教协会颁布了经国家宗教事务局批转的《全国汉传佛教寺院传授三坛大戒管理办法》、《全国汉传佛教寺院住持任职退职的规定》、《全国汉传佛教实行度牒僧藉制度的办法》等3个文件。2006年2月25日，又对《汉传佛教寺庙共住规约通则》进行了修改。可以说，从新中国成立初至新世纪，中国佛教协会一直致力于自身建设，在50多年的风雨岁月中为培养戒行清静的僧众与建设道风纯正的寺院不懈努力着。
　　文化与人才队伍建设
　　重视文化的建设与弘扬是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1951年，南京支那内学院更名为“中国内学院”。1952年，上海佛教界成立金陵刻经处护持委员会，1953年12月1日，北京三时学会成立研究室，1955年，佛教界就出版了《现代佛学》月刊。1956年，中国佛教协会受周恩来总理委托，承担中国佛教百科全书的编纂工作。1980年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成立。1981年1月30日，中国佛教协会会刊《法音》杂志创刊号出版。1987年4月23日，成立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1992年，中国佛教协会佛教文化教育基金委员会成立，同年创办了《佛教文化》杂志，随后全国各地所办佛教期刊如雨后春笋般地应运而生，到目前已有数十种之多。各地佛教协会和寺院纷纷创办佛学研究所、博物馆、图书馆，建立电子数据库、开设佛教网站，佛教学术研究和弘法工作取得新进展。中国佛教界还积极组织、参与各种国际国内学术讨论会。通过这些会议推动了佛教学术研究事业的发展，促进了政、教、学三界的相互理解。
　　佛教教育问题，关涉到中国佛教能否健康发展，人才的培养是关系到中国佛教命运和走向的头等大事，也是中国佛教事业建设与发展中最为迫切与最为重要的任务。早在中国佛教协会筹备之时，教内就有许多有识之士提出要创办中国佛学院的设想。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之后，这一设想被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1956年9月28日，在北京法源寺隆重举行开学典礼，宣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国佛学院正式成立。1989年8月28日，中国佛学院举行首届研究生毕业典礼，标志着中国佛教教育事业又跃上一个新的台阶。据《中国佛教协会第七届理事会佛教教育和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报告》统计，全国佛学院已升至40余所，从1980年至2005年的25年中，各级佛学院已经培养了7000多名合格人才，其中研究生150余名，本科生800多名，大专生2000多名，中专生4200多名。出国留学人员公派有60余名，有几位已经取得博士学位回国效力。在毕业生中，许多已经担任了各级佛教协会、各级佛学院和各寺院的重要领导职务，成为当代中国佛教事业的中坚力量。”在他们中间涌现了一大批爱国爱教、懂管理、能力强、道心坚固的优秀人才，提高了我国僧众的整体素质，为我国佛教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可以说，佛教教育事业的恢复与发展，为中国佛教事业的振兴与繁荣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发展汉传佛教教育事业的同时，藏传佛教、上座部佛教的教育体系也逐渐建立。1987年9月1日，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在北京西黄寺正式成立，1992年，一所培养上座部佛教僧才的巴利语系佛学院在云南西双版纳成立。云南佛学院也于2004年12月11日在安宁市创办，号称是“全球唯一汉、藏、巴利语三大语系齐全的佛学院”。到现在，全国已形成了一个初、中、高三级既互相衔接又各有侧重的、三大语系俱全的佛教教育网络。
　　藏语系佛教教育方面也取得很大成绩。2005年10月18日，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首届高级学衔班11名学员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他们从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院长嘉木样活佛手上接过了象征学识和荣誉的“拓然巴”高级学衔证书。这标志着藏传佛教高级学衔制度的成功确立，也标志着藏传佛教僧才培育工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迈出了新步伐。
　　回报社会 服务人群
　　中国佛教以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为号召，以大乘菩萨行来弘法利生，更以“人间佛教”的宗旨来回报社会，服务人群。所以从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以来，慈善公益事业一直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而开展的。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公益事业主要体现在赈灾济困、植树造林以及出钱出力支持抗美援朝等方面。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寺院基本建设的初步完成，本着慈悲喜舍的精神，积极从事慈善事业，全国各地佛协与规模较大的寺院纷纷成立慈善功德基金会，从小至大，在每一次的救灾济贫工作中都能听到佛教慈悲的声音。
　　全国各省市佛教协会、各大寺院的一系列善举，有力地实践了中国佛教协会倡导的“人间佛教”精神，向社会各界展示了中国佛教的慈悲济世的襟怀与风貌，为佛教界赢得了良好的声誉，事实证明慈善事业是佛教工作的一大特色，是弘法利生的一个窗口，感染与动员了更多的善心人士参与到公益事业之中，是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重要体现。
　　佛教具有鲜明的国际性，同时在港、澳、台同胞中和旅居海外的侨胞中，受到广泛信奉和尊重，有很深的群众基础和影响。发挥佛教的独特优势，为促进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可以说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佛教在推动社会和谐、民族团结、国家统一、世界和平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发挥了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运用佛教这一纽带较好地联系和推动了与东南亚国家的友好往来，并一直致力于与日本佛教界的友好交往。中日两国佛教徒为了促进友好往来，于1963、1964年隆重举行纪念鉴真大师圆寂1200周年活动，增进了两国人民的友谊，为推动两国邦交正常化起了积极作用。1980年，日本国宝鉴真像回国巡展，掀起中日友好新的高潮。1993年，赵朴初会长在中日韩三国佛教领导人参加的盛会上提出：中日韩三国佛教界的友好交流自古至今已形成一条“黄金纽带”，这引起与会的日本、韩国佛教界的共鸣，他们提议召开三国佛教首脑会议，以进一步推进三国友好关系的发展。1995年，三国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北京宣言》，后来1996年在韩国、1997年在日本举行的会议上，分别通过了《汉城宣言》、《京都宣言》。“黄金纽带”的构想，也引起三国领导人的高度重视。2004年10月，第七次中韩日三国佛教友好交流会议在北京隆重举行，取得了重要成果。会议以“黄金纽带”的新构想为主题，全面总结了三国友好交流会议创办十年来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和基本经验，并由海峡两岸四地佛教界高僧提出适时在中国举办“世界佛教论坛”的倡议，得到与会代表的一致赞同和积极响应，获得中央政府的支持。为加强与韩国佛教界的交流，2005年9月，佛指舍利赴韩国供奉40天。
　　与香港、澳门、台湾三地佛教界的友好往来既是同根同源的血脉亲情所致，也是促进和平统一，维护世界和平的需要。1993年，香港天坛大佛举行开光大典，其间也凝聚了大陆同胞的心血与功德。1999年5月21日至29日，佛牙舍利赴香港供信众游客瞻礼、膜拜。2002年2月23日，法门寺佛指舍利由西安启程赴台湾地区供奉37天，前来佛指舍利座前瞻礼朝拜的信众有400余万人次，沿途迎奉的群众也有数十万人，引起巨大反响，产生了良好的影响。这不但加强了两岸佛教界的沟通，也使得许多台湾民众对祖国大陆有了新的认识和了解。2004年5月26日，佛指舍利抵达香港，展出10天里，吸引了近100万名香港市民及海内外信众诚心瞻礼，盛况空前。
　　当然，如果单纯从社会结构方面来看待佛教在国际、海外友好交往中的联谊功能，或者强调宗教在旅游观光中的经济功能，应该说都是佛教功能的功利性外延。其实佛教深层的核心所在是其信仰问题，这才是佛教功能的主体性价值。站在佛教主体性地位来说，它所要完成的是“化世导俗”的使命，而对于普通信仰群体来说，他们所解决的是对终极关怀的情感诉求，他们所追求的是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作为一种信仰方式，佛教已渗入到现代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影响着人们的言谈举止、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以至从人们日常生活实态中无时不感受到佛教的影子。
　　中国佛教一路走来，走的就是一条与社会相适应的阳光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