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信仰对劳动观的塑造

　　宗教信仰对劳动观的塑造

　　张志鹏

　　劳动既是劳动者赖以谋生的手段，也是有利于他人的创造财富的一种方式。劳动力供给不仅受到生育率和人口总量的影响，而且还受到人们劳动态度的制约。在劳动观的形成中，各大宗教的教义和规范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是由于宗教信仰一方面确立了劳动的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解答了人们从事劳动的意义和目的。

　　实际上，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各个宗教的劳动观都发生了或多或少的改变，逐步适应了现代社会日益增加的劳动需要。基督教一开始就赋予了工作和劳动以尊严，因为据说耶稣成长在一个木匠的家里，圣保罗则学会了帐篷制作的手艺。对此，一些历史学家甚至认为这一现象导致了奴隶制度的削弱。但是到了中世纪早期，劳动被视为上帝对人类的一种惩罚，是被人瞧不起的，一直到11世纪欧洲的宗教改革后，这种观念才改变。宗教改革之后，工作不仅被视为讨悦上帝的方式，更被认为是一种侍奉上帝的天职。一个法国教士在讲坛上公然宣称：“不劳动者不得食！”劳动也从之前的一种受惩罚、受屈辱和毫无结果而演变为光荣的、不可缺少的和能发财致富的行为。渐渐地，“强烈的劳动意识已成了基督教徒的本性”，“基督徒做何种工作没有分别，只要他所做的是为了荣耀上帝”。这也许为劳动寻找到了更深层面的意义。因为，有意义、有目标的劳动才会是理性的和积极进取的。

　　佛教对于生产劳动的态度也是逐步演变的。早期佛教认为劳动杀生、生产求利，都不利于修行。经济学家舒马赫就曾针对这种劳动观点，在《小的就是美的》一书中提出“佛教经济学”一说，认为在佛教徒的看法中，劳动至少有3重功能：使人获得利用和发展才能的机会；使人通过与其他人共同参加一项任务克服自私自利的思想；生产生存所必需的商品与劳务用品。其后，禅宗对印度佛教的劳动观也进行了根本改造，确立了自食其力，一日不做、一日不食的原则。劳动创造财富的思想由此得到了极大的尊重，劳动不仅不再是修行的障碍，反而成为修行的重要方式，所谓“担水劈柴，皆是妙道”已经成为禅门的格言。

　　研究者还分析了禅宗社会伦理对日本劳动观的影响，认为一代宗僧铃木正三的“劳动即佛行”的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重塑了日本人劳动观的精神内核，为劳动奠定了宗教信仰的基础，确立了日本资本主义的经济伦理精神。日本人认为勤奋的劳动具有宗教的神圣性，每天的世俗劳动不再平凡、卑下，在洒扫耕作、经营店铺这些普通人进行的普通工作中，到处都闪耀着佛性的熠熠光辉。在这一劳动观的影响下，日本人普遍认为“劳动带来陶醉，工作就是快乐”，劳动即一切，劳动即人生，劳动即生命。他们在工作劳动中兢兢业业、发奋图强，甚至被西方人称为“不可思议的劳动癖”和“劳动中毒”。

　　最近，刘吉·圭索等学者的实证研究表明，信教的人更容易相信贫穷的人是因为他们懒惰和缺乏意志，而不是因为社会对这些人不公。总的来说，信教的人更容易赞同市场。这似乎表明宗教信仰越来越肯定劳动的价值，有利于增加劳动力的供给。

　　长期以来，中国人的吃苦耐劳是世界公认的，这被视为是儒家思想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积极入世精神的实际体现。然而，儒家的劳动观也包含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等理念，被批评为不利于促进劳动供给和经济发展。可见，现代的儒家劳动观还需要进一步去芜存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