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信仰与权力的起源——李向平著《王权与神权——周代政治与宗教研究》提要

　　中国信仰与权力的起源——李向平著《王权与神权——周代政治与宗教研究》提要

　　成富磊

　　本书系作者博士论文，是以周代为研究中心，综论先秦政治与宗教问题的专著。以中国政治与宗教关系作为核心论题，作者认为有关中国政治与政治文化的诸多问题，不得不从宗教神权的研究入手，方能体味到某些深刻微妙的意义。这是由中国古代特殊的政治与宗教关系所致。这种政教关系，并非是以往研究中所认为的简单的“君权神授”或“政教合一”。以此理论视角为起点，作者提出了许多有创建性的观点。

　　不同于商代以上帝崇拜为核心的一元论宗教观，作者认为周代宗教按照天、地、人三界的分定，形成了以天神、人鬼与地祗为三大主干的宗教体系。本质上，这是一种主神教，即以某神为主要崇拜对象，但又同时奉祀其它诸神；并在每一体系上都沉积、蕴藏着丰富、深刻的神权与王权的意义。

　　周以小邦灭掉大邑商，周王朝统治者为了解决自己统治的合法性问题，找到了宗教作为自己政权合理化、永恒化的论证。而天神崇拜，就是经过统治者选择、取舍而获得的周代王权的主要依据之一。尽管周人喜欢声称“有命自天”、“受命而王”、王为“天子”等等观念，但作者认为周人绝对没有要把天神创造、崇拜为自然与人间最至高无上权威之意；而且天神崇拜也没能完成其人格化过程，从而取得可以凌驾于周王之上的独立地位。相反，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天地、天神与天命在周代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恰恰是在周天子政权神权化的过程中而非其独立设定与体现的；与此同时，神权也在政权神权化过程中被世俗化、政权化了。在这种王权与神权的纠葛中，周天子达到了在实质上的以神权为王权服务的目的。伴随这个过程，在中国传统中有突出地位的道德，成了配天受命的依据；而在现实王权的操控下，实际历史往往演变成了凡周天子必有德，有德者必有天命的逻辑。作者认为，这也形成了与殷商王朝不同的周人的天下观。在这个宗教性与政权性兼而有之的天下观的关照下，一个整体的周代国家结构就围绕着周天子的王权建立起来了。周代宗教中最有可能向至上神、人格神演变的天帝，途经周天子政治意图的干扰和阻碍，不能如愿以偿。这是中国宗教在与世俗政治较量中一次最富有决定性意义的失败。

　　围绕天命与天神信仰，周人宣扬以“德”配天，从而使王权高于神权；但这还不够，与之相配合，周人以自己的先祖作为“有德者”而配天，就使王权高于神权的努力落实在周代王朝具体的历史过程中了，所以，在周王朝建立伊始，除讲的多的是“天命”的东西之外，更实在、更具体、周人也更信赖的则是对于祖宗神的崇拜。与周人的祖神崇拜密切相关的，就是周代的宗法制度。周代的宗法分封制以祖神为中心划分权力等次，虽然在神权意义上表现为以祖神为核心，但在世俗政治领域里却表现为以“宗子”为中心。这样，周代的政权又披上了一层神权化外衣，神权也进一步的落实在政权的展现之中。这样，作者认为，作为宗教中的各类祭典与仪式的“礼”，实际就成了政权统治的某种形式。

　　如果说周代前两大神祗系统有更多政治意义的话，那么社神崇拜就与周代王权的经济基础有更大联系；但其中体现的王权与神权关系对我们理解周代政治仍然意义重大。在天为五帝，在地有五神。五帝可因五土之神而设，周天子以“兆五帝于四郊”，是为了表明五土之神是自己才能有权祭祀，他人不得觊觎。在宗教神权系统中，如同在世俗社会中一样，土地也是必须设有神官之职来管辖之的。这又是政权与神权混杂的深化。这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只有天子能祭天地、祭五帝，诸侯就只能行方祀、望祭。这就说明诸侯虽能祭山川在其领地者，但作为周天子的臣僚，也只能以周王之臣的身份来祭奉神的世界中的五帝之臣，并只能在其领地之中施祭。如此，作者认为，周代国家政权的神权化过程，大都是凭藉这社神来完成的，换言之，也就是以社神的政权化作为主要内容的。

　　综合以上分别所论周代的三大神祗系统，作者认为，周代宗教神权始终处于王权的控制、支配与利用之下，处在政权化、伦理化的过程中；而没有能使自己发展为独立、自觉的宗教，从而形成自主于王权之外的宗教力量。另外，周代的国家政权又欲以神权来为自己的统治稳定服务，而不得不在世俗政治的领域中实行它们的神权化过程，最终导致了周代社会政治与宗教关系的很独特的形态与内容。它们二者既合且分；既寓政于教，却又使前者高过、强于后者。

　　这具体表现在周代宗教神职阶层所处的社会地位与作用上。不同于西方的独立的教会组织，周代的宗教神职阶层，几乎都在周王朝的政权机构中任有一官半职，也在日常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他们亦政亦教的功能与影响。作者认为，一方面，这是将政治与宗教的东西混淆在一块；另一方面，这种情况改变不了其只是作为“社稷之常隶”而存在的社会地位与作用。与此隶属关系相应，周代的宗教神权被分为几个等次，而这也并非其神权强化的过程。恰恰相反，这是一个宗教神权被封建领主等级制逐层政权化的结果。

　　作者认为，周代的政治经济制度及与此相应的宗教神权等次设置，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或设想，那就是要强调、突出高坐在这圆锥形宗法封建制尖顶上的周天子王权。周天子不仅掌握着周王朝的所有大权，而且也主宰着周代宗教的三大神权。在此权力模式中，王权是独立的变项，而神权则是从属的变项。此模式的中心意图并不在于简单的政教分合，而是在于把王权神化，把神权王权化。这基本奠定了其后两千多年“王权政治”的基本模式。作为这种模式的一个体现就是，在春秋战国时代，伴随着周天子王权的式微，三大神祗系统都出现动摇与变异。

　　（该书原由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