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儒释道的“中”观看中国人文精神

　　儒道释三教“中”的比较

　　儒佛释三家，是相通的、相连的、互补的、一体的，如同一个有机整体，缺一不可。虽然儒道两家是关于现世的生的立身的哲学，佛教是关于来世的死的身后的哲学，儒家是积极的向前的人世的哲学，而佛道两家是消极的向后的出世的哲学；儒佛两家是更加整体的群体的社会化哲学，道家是更加自我的个体化的哲学等等，但是三者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的伦理道德、人文精神和价值取向。而且这在中庸、守中、中道方面都有所体现。

　　尽管由于儒道佛三家在语言逻辑的表述上有不小的差别，但分别作为三家的方法论则是相同的。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孔夫子的中庸之道，反对“过犹不及”，反对极端化、绝对化，具有辩证法思想；而佛家的中道义，以之反对有无两边的“边见”，以中为胜，同样是反对极端化、绝对化，二者则是相同的。从这一基本点来说，既然儒佛两家所坚持的中道是方法论中的重大原则问题；而道家则在认可对立统一的逻辑基础上，用“无为”的守中作为最终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那么将儒道佛三家思想沟通起来，也就是非常自然的、顺理成章的，而不是牵强附会的。

　　如果作更进一步的考察，就会看出儒家的中庸之道、道家的守中精神和佛家的中道义在根本上又是不同的。儒家的中庸是道德理想，也是一种精神动力。《中庸》明确指出：“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这里的君子与小人的对立在于是否“择乎中庸”。“过犹不及”的思想，要求人们追求“和而不流”、“中立不倚”的境界，以免“小人而无忌惮”的“反中庸”现象。中庸之道要求人们按照一定的道德原则和规范，自觉地调节个人的思想感情和言论行动，使之不偏颇，无过无不及，严格保持在儒家规定的道德规范所许可的范围之内。而道家的“守中”精神则是一种世界生成观和方法论的统一。非阴非阳的“中”是世间万物的起源，和“道”是同一概念。相信万物都有其自身的“道”，而这个“道”在面对大自然和人是统一的，人与自然没有对立矛盾，则在方法论上不需要特别强制人的本性。所以，只要“守中”就是符合“道”的发展，“无为”就是“守中”的最好方法。佛家的中道义是对世界本体论的模糊回答，即有即空，非有非空。世界起源是“有”，其属性是“空”。这种极度辨证的观点就要求其方法论上也一样，既重视佛法真谛的存在，又破除俗世一切假象（是空）。儒家讲入世，肯定现实世界和一切事物的存在，也因此承认事物的质的稳定性。道家讲出世，虽然肯定现实世界和一切事物的存在，但夸大了其不确定性、变幻特点，否认最终认识事物，把握其发展规律的可能性。因此，走向了“无为”的守中；这种“以不变应万变”的方法也使发现客观规律变成没有必要的。而佛家讲出世，讲空、寂，虽然不是“顽空绝虚”，但现实世界和一切事物都是虚幻地存在的，而且在变动不居中是 “无自性”的。因此，既然一切事物不是真实的存在，那么其质的稳定性，即使短暂的、相对的稳定性也是不存在的。儒道佛三家既然存在这一根本性的差异，中庸之道、守中精神与中道义也就存在根本性的不同。

　　儒道佛三教“中”思想一致性的深层原因

　　如前所述，儒家的中庸之道、道家的守中精神和佛家的中道义三者在本体论上并不一致，但是在方法论上，却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这种殊途同归的现象并不是无法接受的悖论，而是由中国人的国民性格决定的。

　　儒家、道家是中国土生土长的理论体系，而佛教作为外来文化，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碰撞交融中，不断加强了中国的特色，形成了“中国佛教”。小乘佛教中的许多观点，由于不符合中国人的精神状态与人生观，而逐渐没落；大乘佛教兴起，“中道”的观点则与中国人特有的适中、随意、不精确的性格有内在的一致性，所以不断发展壮大。

　　关于本体论认识的不同，并不影响中国人对儒佛道三家的信奉。因为在中国人的国民性格中，向来对与日常生活无直接关系的世界本源漠不关心。对世界本体的认识，只是哲学方面的形而上学，而与中国人的现世生活关系不大。儒家的“子不语”就是中国人对不可直接感知的事物毫不关心的最好体现。又如道家的“知其雄，守其雌”（《老子·28章》）、“一阴一阳之谓道”（《系辞传》），诸如此类的表述若是落在非华夏民族的文化中，则其极可能只是一种哲学认知，而对于华夏民族而言，则它全然就是这个民族的文化及国民性格的本身，是切身实际生活的体现。所以，儒释道本体论上的不同，丝毫不影响中国人的世界观，而中国人更看重的是方法论上的意义。

　　然而，对于方法论，中国人则很感兴趣。因为这直接关系到现世生活的处世方法。儒家讲究中庸之道，是为了内圣外王，成就现世的事业，成为读书人走上仕途的不二法门。道家的“守中”精神，就是避免现世纷扰，达到内心的洒脱，这是中国人骨子里的精神情感。道家在中国民间社会与医术、方术、气功和各种养生方法相结合，成为上到达官贵人下到普通百姓都略知一二的大众知识。即使佛教的中道观，也不仅是原来的死后成佛，它在中国人理解中，更像禅宗的当下成佛，就地成佛，把现世与来世、入世与出世联结起来。而且，儒家的中庸之道、道家的守中精神和佛家的中道义，在具体操作上，也很符合中国人的追求简单、随意的原则。任何激进的偏执都是与中国人的适中性格相悖的；而“中”的观点，对于中国人来说，则是最简单的。人们不用麻烦地探索，不用费力思考，只要把或左或右，或激进或保守的想法折中一下，就可以达到适中的境界。而且，这也是中国人的不追求精确性的表现，所谓的折中，并不是精确地计算出的“五五平分”的折中；而是不准确的、随意的折中，只要不左不右，不前不后就是合适的折中。三教的“中”观都不是机械的中间，而是模糊的“中”。这一点就是古人一直推崇的“中”，所以说，“多闻数穷，不若守于中”（《老子·5章》），“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尚书·大禹谟》）。可以说，中国古代文明的高度发达，恰恰是因为这种模糊的“中”，使中华文明可以兼容并包，为我所用；并不在本体论的形而上学方面纠缠不前，不会在种种矛盾怪圈里喋喋不休，而是坚守“中”观之道，把众多解说为我所用，吃到肚子里，融入整个中华文明的血液中，进而使其成为整个民族共同的精神格调。

　　总之，中国人的国民性格决定了儒家的中庸之道、道家的守中精神和佛家的中道义三者在中国的发展壮大，也就决定了三者的一致性。反过来，此三者也正是中国人精神的反映，继续促进中国人精神的理论化发展，从而达到了双向的互融发展。因此，我们通过分析三者的一致性，也就可以更加理解中国人的精神性格，为今后的中国学术理论发展打下一个理解的基础。（信息来源：《长沙大学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