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环境与中国本土宗教之流衍

　　中国环境与中国本土宗教之流衍

　　陈强

　　宗教的发展有赖天时、地利与人和，地理环境作为一种外因常常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名山因其灵秀成为绝佳的静修之所：都邑因其形胜成为理想的传道之地：地域风俗决定了不同宗派的文化特色；交通路线制约着外来宗教的传播流布。本文将以时间为经探讨地理环境对于儒教、道教以及汉传佛教的影响。

　　作为儒教源头的上古国家宗教从诞生伊始即与山岳崇拜密不可分。 “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1《尚书尧典》亦载帝舜在即位之初便巡守四岳：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十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岳。五岳之中中岳嵩山与东岳泰山最为重要，祭祀嵩山表明定天保而为华夏正统，祭祀泰山则表明平定四夷而得天命。在夏商周三代嵩山的地位似较泰山为高，秦以后则泰山的地位高于嵩山。泰山封禅是王者功成治定、告成功于天的大礼——始皇帝一统天下后即上泰山，刻石以颂秦德。而司马迁之父亦因不得与从事汉家之封发愤而卒2。作为国家宗教之载体的经学也以地域划分流派。比如今文《诗经》分为三家：齐人辕固所传称为齐《诗》，带有齐地的文化特色，鲁人申培所传称为鲁《诗》，带有鲁地的文化特色，燕人韩婴所传为《韩诗》，带有燕赵地区的文化特色。三种今文《诗》皆已亡佚只存《韩诗外传》。 《春秋》学也有齐鲁之分， 《公羊》属于齐学，风格较为放恣：《谷梁》属于鲁学，风格较为平实。像公羊家喜言谶纬就带有明显的地域文化的烙印。近世经学之乾嘉学派有吴派、皖派之分。惠栋为首的吴派厌憎义理，好博尊闻，如同屠酤记账。戴震为首的皖派由字以通辞，由辞以明道——从小学人手阐述经义。而庄存与为首的常州学派着眼经典的微言大义，不以文字训诂为尚，终与吴皖两派鼎足而三。广东的康有为则使今文学走出学术的象牙塔，成为干预政治的思想武器。他著有《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表面上尊孔子为教主，实则自己代圣立言——其激进的主张最终引发血腥的戊戌事变。吴、皖、常州学派发源于长江下游的鱼米之乡，民性温和保守，学派风格亦较温和保守。广东则为中西交通之地，外贸繁荣，所以粤人尚变，每每标新立异。

　　道教将天下名山分为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七十二福地——十大洞天是上天派群仙治理的洞府，三十六小洞天也是上仙治理的洞府，七十二福地则是上天派真人治理的山、洞、坛、溪。道家认为林木幽深、风景秀丽之所即是群仙聚居之处，利于隐居修炼——而与周围环境浑然一体的道观建筑则体现了道家返朴归真、师法自然的思想。职是之故，这些洞天福地不少成为道教宗派的发祥地。天师道的创始人张陵最早修道于四川鹤鸣山，造作符书若干，道教传说鹤鸣九天必有仙人下界。得道后张天师就上了青城山，并在那里收徒传道——“青城天下幽”，在十大洞天中名列第五。天师道“置二十四治，三十六靖庐，内外道士二千四百人”3。其传教区域以巴蜀为主，远至洛阳，凡人道者均应缴纳五斗米，所以也称五斗米道。张陵之孙张鲁曾割据汉中，自号师君，以神道教化百姓，还设立义舍，为流民提供米肉4。后来张鲁投降曹操——天师道亦随其内迁传人中原。第四代天师张盛从青城山迁往号称第三十二福地的龙虎山——全山有山峰九十九座，秀岩二十四处——从此龙虎山就成了天师道的传教中心。嗣汉天师府为天师居处，现存建筑多为乾隆至同治时期的遗物，其中万法宗坛是历代天师祀神祭祖的地方。元代江南道教各派皆归龙虎山管辖，到了明代，天师府更成了朝廷管理全国道教事务的官署衙门。与龙虎山齐名的茅山原名地肺山或句曲山，因汉时三茅真君在此修行得道改名茅山——号称第一福地、第八洞天、第三十二小洞天。上清派第九代宗师陶弘景曾隐居茅山修道，遂创茅山宗——茅山宗后来人才辈出，成为隋唐时期影响最大的道教派别。茅山原来道观极多，现在仅存九霄万福宫和天符万宁宫。天师与茅山两派皆为符篆派，金元时期兴起于北方的全真道则属内丹派——不尚符篆而重修炼，以全真见性、苦己利人为宗。始祖王重阳曾在终南山“活死人墓”中修炼内丹，倡道关中而应者寥寥：后东游胶东得七大弟子，在他们的辅佐下全真道风行华北。全真七子以长春子邱处机最为显赫——他创立龙门派，又西行万里，结交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由此奠定了全真道在元代的全盛。北京的白云观是该派第一丛林——内有邱祖殿，葬有长春子的遗骨，每逢其生日都要举行隆重的宗教活动。全真道在元代传人江南，以武当山为中心融合张伯端一系，形成全真南宗。武当山原名太和山，传说真武大帝在此得道成仙，故改名武当。明成祖曾耗巨资在武当大兴土木，形成庞大的道教建筑群。现存六宫二观一殿(金殿)，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汉明帝夜梦金人，遣使求法天竺，遂迎请高僧摄摩腾、竺法兰来洛阳翻译《四十二章经》，并建白马寺以纪念白马驮经——这是佛法传播汉地之始。从此都城洛阳就成为佛教的中心。汉末开始佛经的翻译，早期译者最有名的是安世高和支娄迦谶。两人皆于汉桓帝在位期间抵达洛阳，从事译经活动——前者系统介绍部派佛教上座部的思想，后者则重点翻译早期的大乘经。支娄迦谶简称支谶，翻译的经典以《道行般若经》最重要。曹魏时代的朱士行常在洛阳讲授此经，感觉译者理解有误，遂西行求法，在大乘经典集中的于阗寻到《放光般若经》的梵本，派人送回洛阳。西域高僧佛图澄也在西晋永嘉年间前往洛阳讲授佛法，受学的门徒几及一万——释道安、竺法雅皆为其弟子。北魏后期迁都洛阳，大兴土木，南印高僧菩提达摩航海来华，北行至魏——见到洛阳永宁寺宝塔的精美，自言年已一百五十岁，游历各国皆不曾见5。达摩以禅法教人，成为中国禅宗初祖。北印高僧菩提留支则在北魏永平年间携带大量梵本来到洛阳，住在规模宏大的永宁寺中。留支在那里主持佛典的翻译，系统介绍印度有宗一系的学说。继洛阳之后长安也成为佛教传法的中心。东晋太元四年，前秦攻占襄阳，得到高僧道安，请他住在长安的五重寺。道安在长安七八年，除了主持道场讲说，最主要的就是组织翻译事业。当时有“学不师安，义不中难”的谚语，可见他为社会推重的情形。在道安之后，鸠摩罗什也来到长安，在逍遥园西明阁主持译经。他在外国译师中最能精通中土语文，又具文学天才——所出经论三百余卷主要是般若经类和龙树一系的大乘学说，对后世佛学影响深远。罗什门人三千，僧肇为其高弟，号称解空第一。他是长安本地人，少年以佣书为业——爱好老庄，但以为《道德经》于玄远之道还未尽善，遂依止佛法，出家为僧。僧肇曾作《般若无知论》，罗什大加赞赏，说“吾解不谢子，辞当相挹。”唐代的玄奘大师也从长安西行求法，在印度那烂陀寺学习多年，回国后又在长安弘福寺译经，为时十九年——先后译出经纶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其弟子窥基以他译述的有宗理论为依托，成立隋唐佛教的重要支派——慈恩宗。另一高僧义净和玄奘经历相似，在印度那烂陀寺留学归来后也在长安主持译经，他的译述以律部为主。与义净同时的贤首则是长安的康居侨民，他学宗《华严》，多有著述，成为华严宗的实际创始人。贤首年轻时就主持武则天的家庙太原寺，与她交情非浅，因此常为武后讲解佛法妙义。而密宗大师善无畏、金刚智、不空则在开元年间到长安弘法，系统翻译印度密宗典籍，时称“开元三大士”。

　　南方最重要的佛教中心是六朝都城金陵。皇帝菩萨梁武帝曾在这里四次舍身同泰寺。印度高僧达摩和真谛都由海路来华，到达金陵。达摩和皇帝菩萨一言不合就渡江人魏。真谛则和梁武帝较为投缘，后者对他深加敬礼，使住宝云殿——才要从事翻译就发生了侯景之乱。真谛是西印度人，学识渊博，尤精大乘之学——他的翻译以有宗学说为主，与罗什、玄奘、义净并列四大译经家。而传述空宗学说的则有僧朗师弟。梁初僧朗于金陵郊外摄山栖霞精舍弘扬三论，人称“摄岭师”。弟子僧诠则别称“山中师”——座下诠公四友6皆一时之选。其中法朗的弟子吉藏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成为三论宗的集大成者。吉藏的祖上是安息侨民，后迁居建康。幼年时父亲带他去见大翻译家真谛，真谛为其取名吉藏。陈末隋兵进攻建康，社会扰乱，吉藏前往各寺收集文疏，藏在三间堂内——由于涉猎广泛，他在著述中繁征博引。吉藏辩才无碍，一向恃才傲物，唯独对智 惺惺相惜——后者曾在金陵瓦官寺开讲《法华经》，吉藏一见倾心，从他的学说中吸取了丰富的资粮。智顗所创天台宗以天台国清寺为中心。天台山绵延数百里，千峰竞秀，人文景观更是美不胜收。国清寺建于隋开皇年间，已有一千五百余年的历史——为中国佛教的四大名刹之一。唐代最澄等九十多日僧来山求法，使天台宗东渐日本。庐山也是佛教的一大胜地。东晋名僧慧远曾隐居庐山三十余年，影不出山，迹不入市，经行送客皆以虎溪为界。慧远曾作《沙门不敬王者论》，在佛教史上影响深远。桓玄裁汰僧人，独以庐山为道德所居，视为例外。东晋元兴元年慧远与彭城刘遗民、雁门周续之、新蔡毕颖之、南阳宗炳等一百二十三人结白莲社——他们在庐山般若台精舍阿弥陀佛像前建斋立誓，共期往生西方。慧远有感于江东佛典未备，曾派弟子西行求经。罽宾高僧僧伽提婆从长安来到庐山，应慧远之请译出《阿毗昙心论》和《三法度论》。佛驮跋陀罗也南下来到庐山，译出《修行方便禅经》。而高僧道生亦在庐山精舍开讲《涅磐经》，最后于讲座端坐而逝。广州作为海上交通枢纽也是佛教传播的中心。菩提达摩、求那跋陀罗泛海来华，首先抵达广州；而义净、不空西行求法，亦由广州扬帆出海。禅宗六祖慧能得到衣钵之后隐遁广东，某日在广州法性寺见二僧辩论风动幡动，脱口而出“仁者心动”。两个月后便在寺中菩提树下说般若波罗蜜法，为大众开示禅宗法门。法性寺即今光孝寺，寺中尚有风幡堂、菩提树、六祖殿等遗迹。

　　不同于儒道二教，佛教作为起源于印度的宗教深受彼时交通路线的制约与影响。玄奘西行求法走的是陆上丝绸之路，由长安经河西走廊抵达高昌，再越过葱岭经克什米尔到达中印的那烂陀寺。义净求法则走海上丝绸之路，从广州泛海南行，经苏门答腊登陆东印度。随着天竺佛教的衰落，中国逐渐取代印度成为佛教的传法中心。鉴真历经五次挫折，最后由扬州取道九洲西南的益救岛抵达日本难波(今大阪)——日本佛教史上正规传戒由此开始。求法传法皆须超凡的热诚与毅力，取道海路的还要仰仗季风与造船工艺等外在条件。

　　《世界宗教文化》200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