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虚法师的文化世界化与佛教世界化思想探讨

　　太虚法师的文化世界化与佛教世界化思想探讨

　　王荣国

　　近代中国是中西文化广泛接触与交融的时期，长期以来，学界普遍关注西方文化输入东方特别是中国及其所造成的影响，而对这一时期东方文化乃至中国文化向外输出则缺乏应有的关注。“全球化”问题是近年来学界关注的问题，“文化全球化”是其中必涉的话题。事实上，文化的全球化是一个历史过程，早在近代中国国门被迫打开之后就已悄然出现，随着历史进入20世纪日趋明显。本文拟探讨太虚法师的文化世界化与佛教世界化思想，试图从一个侧面揭示近代中国佛教全球化的思考。

　　近代科学的发达，促进交通与通讯工具的进步，使各国家、各民族之间交流变得快速便捷，世界各地区之间的空间距离缩短，彼此之间的联系空前密切，促进了各民族之间、各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在太虚法师看来，世界各民族、国家之间频繁的交流既要求文化世界化，也为文化世界化提供了前提条件。他说：“现今世界交通，数月可环游地球，电信相传，片刻互达，于任何一市场，无不为各国家、各民族、各宗教、各阶级之人类所群集，实已有超脱各国家、各民族、各宗教、各阶级，而搏合为一全人类之倾向。在此倾向上，盖已具有融化各国家、各民族、各宗教、各阶级种种文化之特长，而鼓铸为世界全人类文化之基础。”就是说，历史发展到20世纪，由于交通、通讯等方面的发达，世界上各个国家与民族被连结为一个整体，再也不能孤立存在。与此相应，其文化(包括宗教)也因相互之间的交流而融合，“鼓铸为世界全人类文化之基础”。说明太虚法师敏锐地意识到因交通、通讯的发达，必然导致世界性文化出现。

　　太虚法师认为，虽然人类文化千差万别，但都以宗教为集中点。基于此，他将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归纳成“三大线索”，亦即“三大系列”：其一，欧、美、澳洲各民族的文化。欧、美、澳洲各民族表面上所流行的大致是科学和工业的文化，但其骨子里还是二千年来的基督文化，如风俗习惯等以基督教的成分居多，基督教是欧美澳洲各民族文化的“总线索”；其二，红海两岸，即亚西和非洲各民族的文化，近今虽有一部分大起变动，然对于旧有文化不能一时完全毁灭，可以作研究这一区域各民族文化总线索的是伊斯兰文化；其三，亚洲各民族文化是以佛教文化为总线索，即从事佛学的研究可以得到研究亚南、亚东各民族文化的总线索。应该说，太虚法师这一见解有其独到之处，至今仍能引起文化研究者深思。

　　基于上述归纳，太虚法师提出，要将世界上“各种民族文化生活上相异点和相同点明白的揭示出来，使世人由共同了知而互相了解。进一步将这三大系的文化熔冶在一炉，使之铸成全人类瑰玮灿烂的新文化。”这里所说的熔冶世界三大系统的文化实现文化世界化，只能从宗教人手，因为在太虚法师的思想中，宗教是文化的“集中点”、文化的核心。必须指出，太虚法师视宗教为文化的“集中点”，亦即文化核心，宗教全球化是鼓铸全人类文化的基础，揭示了文化世界化与宗教世界化的一致性。

　　文化是人类生活区别于动物生活的特征，具有将人类变成文明的人类、野蛮生活改善为文明生活的使命。因不同的时代所面临的社会问题不同，文化也随着时代与社会的变化而变迁。这是太虚法师对文化的总体看法。

　　由于科学的发达促进物质生活日益丰富，激发人的欲望，导致全人类道德的沦丧。这是当时知识界流行的一种看法，也是太虚法师的看法。他指出：科学进步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物质利益。但随着人们生活日益丰富，人们的欲望也随之高涨，与此相反，人类却失去故有的“道德中心”。“利用科学的知识与工具，尽量的向着大自然界去谋发展——所谓征服自然。故人类的力量愈形膨胀扩大，以欲望增高与力量扩大而引起的冲突，演成为有史以来所未有的严重形势。，，由于缺乏道德作重心，于是各人发展个己一切的本能，以谋个己生活欲望的满足。出现攫取掠夺他人的所有，从而“人与人之间，就起了互相冲突，互相残杀——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阶级与阶级，各尽量的暴露他利己之兽性私欲，争斗残杀的空气，紧张地充满在地球上。”“耍救济这祸患”必须依靠道德，这种道德“仅就某人种、某民族一部分是不够的”，“是指全人类而言”的。。显然，在太虚法师的思想中，要重铸新的世界文化，应该从重铸道德开始。而佛学对于道德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换言之，佛教文化对于建构全人类的道德乃至世界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在太虚法师看来，20世纪的人类正面临原子弹的威胁，要将原子能由应用于战争以威胁人类转化为应用于民生日用，只有依靠佛教的感化力量。他说，原子能发展的前途如何很难预料。原子能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在其应用。“如果原子能用于战争，不但破坏了物质建设，并且冲毁了人类道德心理的堤堰。”山更可怕的是，如果“再来一次原子战争将使人类世界整个儿毁灭!”要避免这种毁灭人类的事件出现，“需要宗教家崇高的道德”并“负起责任来共谋人类的幸福，国际的安定。”他又说，我们“期望原子能供用之于交通器具方面的力量使他扩大，领导人类走向幸福而繁荣的世界。……在应用方面要有适宜的配合，这只有向佛教学理去探求。”就是说，以佛教的学理引导对原子能的利用向民生日用方面发展。太虚法师呼吁：“今日世界的形势，欲永远防止战争，这正需要各种宗教家一致联起来，共同努力，发大善心，运大智慧，以慈悲博爱的精神来挽救浩劫，控制原子能的运用。”就是说，原子能可以用于制造战争武器，也可以用于民生日用。用于前者将会毁灭人类，用于后者将造福人类。佛教家乃至宗教家应该联合一致，“以慈悲博爱的精神来挽救浩劫，控制原子能的运用”，使原子能的应用向利益人生的方面发展。

　　由于科学的发达，枪炮等害人杀人的器械也相继出现并威胁着人类。太虚法师说，香港自开放以来，成“为西方生存竞争、物质文明输入中国之大门户”，固然使人民的“生活丰富”，但西方的“枪炮、轮船、火车及种种害人杀人之具，，也从香港输入中国，不仅如此，由于交通的发达也输向东方其他国家，使“东方民族受种种迫害，得种种不安宁而痛苦的结果。”

　　太虚法师指出，“近世纪世界之混乱”不安的根源何在呢?他说：造成当今世界不安的根源全在贪、瞠、痴、慢。要除去“种种不安宁之痛苦”，只有依靠“东方固有的最高尚、最和平的道德文化”。。太虚法师所谓东方最和平、最高尚的“道德文化”是指以佛学为核心的东方文化。他又说，“若无至高无上之佛学为之指导，则永无澄本清源之日。”1923年以来，“学潮澎湃，国人咸惕然兴起，始研究实学，考求真理，乃克知佛学为一簇崭全新之救世大法，不限于古代，不局于东土，尤不拘于出家之僧尼，而确有遍及现代世界各国永久不替之可能性，与现在世界上各色之人众皆具有密切之关系焉。显然，太虚法师将佛教文化视为与全人类有密切关系的“救世大法”。

　　在太虚法师看来，作为人类文化“集中点”的宗教所具有的社会功能在于：其一，宗教能集中社会人群思想与信仰。太虚法师说：“宗教是适合某区域、某时代人们心理上普遍的需要而产生。”因此，宗教“有一重要的意义就是集中现在(即当时)使社会人们的思想和信仰集中在一个目标上”；其二，宗教具有凝聚人群的巨大力量。在太虚法师看来，“个人与个人之间为着生活上关系，使之有适宜组织成为社会的结合，要算宗教的力量最为伟大。”“在各种宗教产生时，都能把当时人们信仰精神结合起来，成为共同一致的行动。”这里所说的“宗教”当然包括佛教。因此，太虚法师认为，只有发挥佛教上述两方面的功能，将全世界的人凝聚起来，依靠“佛法慈悲利他”精神，才能做到“自利”与“他利”兼具，起维护世界和平的作用。其见解不无道理!

　　三

　　佛教何以能够成为重建20世纪人类道德标准呢?

　　在太虚法师看来，社会的构成与宇宙的构成都是由“诸法众缘生”，由于“诸法众缘生”决定了人类“利他兼利，害他兼害”。他认为，佛教的宇宙观毫无神秘的意味，因为佛教既否定“印度神造世界的宗教”，也否定宇宙起源于“特定不变的本体”。宇宙万有无论大小都是由众缘互相和合，“谁也不能灭谁的，因为消灭其他，同时就是消灭自己。宇宙是万有众缘所集成，故万有的本身，也即是依万有为众缘所集成故。佛教把这宇宙观运用在人生的道德方面，就成为：‘利他成为兼利，害他则成兼害’。”因为“我们所以求自己的利益，而个己并没有离开其他的群众，就是自己生活的来源。倘若害他，那就是断绝自己生活的来源。反之，为群众谋利益，也就是培养自己的来源。因为其他的群众就是构成我的或我们的国家社会众缘的元素，所以有我的个己存在。同时，因我的个己，也为构成其他国家社会群众众缘的元素，所以有其他群众的存住。由这众缘成故的关系，利害得失既不能独享，也不能独免。万有构成的宇宙和人群组成的社会，其原理是一样的——所渭诸法众缘生。”就是说，宇宙间的事物都是由众缘和合而成，彼此相互依存，“利他兼利，害他兼害”的佛教人生道德观是这一宇宙观的体现，因此佛教宇宙观可以成为重建人类道德的依据。

　　科学与民主被视为近代西方文化的两大要素，发展科学与民主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能否适应这一趋势成了当时判断一种文化是否有生命力与价值的准绳。在太虚法师看来，科学与佛教之间存在同一性。他说：一方面，“科学所发明的，不出于因果律的范围。功利主义的科学是佛法中因果之一部门；佛说因有十，果有五。科学是物质现象的一种，他是变动的；而佛教的教理是不变的。故说佛法是理智的，是现在的将来的原子理论。”另一方面，世界各宗教中“于科学生活中最适宜的唯有佛教。……因为佛教教义通得过科学的，因为佛法是理智的。”他说：近来欧美人甚至说“佛教是科学的宗教”。就是说，佛教能够适应科学与民主潮流并造福于人类。

　　在太虚法师看来，传统佛教自他兼利的“菩萨行”可以作为当代的道德楷模。他认为：古代的“宗教道德”与“道学道德”之所以被科学推翻，主要是因为前者不是建筑在人类自身之上，而是建筑在神权基础之上；后者仅凭某种思想，没有形成全人类共同的坚强的信仰信念。只有佛教才能作为“今后人类道德的标准”。因为“从佛学的宇宙观，演成一贯的人生观，即可以重建今世全人类所需要之道德标准的根据。”他说，佛教之道德方式有三种：“一、佛教道德的基本形式是自他相对的，一面是自身，一面就是其他的；一个人、一个团体、全人类乃至全宇宙，在他方面不能离开个己的自身，同于个己不能离其他的全体一样。二、以不害他为消极的道德。三、以能利他为积极的道德。后两者，是从明白了前者自与他的真相出发的行为，就是佛教中所谓菩萨行。”他认为，现代世界缺乏的是“自他兼利的菩萨行的人”，而佛教中所指的菩萨并非指泥塑木雕的偶像，“是称谓一种有改造宇宙、改善人生的伟大思想的人。”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发这样大心，那么我们每个人都是菩萨了。显然，在太虚法师的思想中，大乘佛教的“菩萨行”是人类道德的楷模，每个人都能依佛法修行而成了“菩萨”，人类就能永久太平并不断进步。

　　太虚法师正是基于以上理由，确信佛教能够世界化而成为重建20世纪人类道德标准。必须指出，他所要推向世界的佛教不是“旧佛教”而是变革了的“新佛教”，即“清算往昔因袭退婴的旧佛教之弊，而助长其澎湃之新佛教的形态”。为此，他一方面“讨究世界之思潮动向与夫现下之政治、经济、外交于其外”，另一方面“谋刷新佛教之教理、制度、事业等于其内”，致力于佛教变革。

　　四

　　文化世界化与佛教世界化在太虚法师的思想中是一回事。在太虚法师看来，要建立世界性的文化，各民族之间必须平等对话。他说：“民族与彼民族之间，因文化生活的不同，不能互相谅解，易引起彼此互相异视、互相排拒。如我们视外国人为洋鬼子；反之，外国人对于我们中国人，自然也是这样。这唯一的原因就是各民族文化生活不同的缘故。”他又说：“所谓世界文化之进展，与夫国际之亲善，实发生于国民相互之精神的融合。”可见太虚法师是基于佛教的平等观而主张各民族文化要平等对话，才能推广文化世界化。

　　太虚法师认为，东西方宗教都有将自身“过去优良的文化承继过来，同时向着将来新的园地去开展新的文化”的能力，而佛教则不尽然，“唯有佛教文化，有融摄东西新旧文化，铸为全世界文化之可能”。佛教是东方文化的代表，推行佛教文化的世界化，达到熔铸世界文化之目的，不只是东方人士的使命，东西方人士必须携手并进。1923年，庐山召开世界佛教联合会，太虚法师希望这次会议“若得中西人土共资探讨，以为佛教传布世界之媒介，何幸如之!”不过，太虚法师更强调东方人士在推行佛教世界化中的积极作用。他指出，中国佛教徒应该将欧洲佛教的发展引向正确的轨道。因为“欧洲的佛教尚在萌芽时代，各依其国情民性及所见的方面，大有偏执一端的趋势，此则应以能综合佛教大成，且超于欧洲一切利害关系之上的中国佛教徒导之使人于佛法真正轨道!”为了推行佛教的世界化，太虚法师试图创办“世界佛学院”，以“昌明佛学，陶铸文化”，达到“增进人生之福慧，造成世界之安乐”之目的。太虚法师于1926年在厦门南普陀寺讲演时说：厦门是与香港并称的中国两大门户之一，只有将中国“最高尚、最和平的道德文化”通过厦门这个大门输出，“照破西方的黑暗，方奏神效”。厦门有这方面的优势，“南普陀之闽南佛学院，为近时国内各佛学院中之比较良好者，地方信士亦有从之研究者，若能将此佛学精神发扬以渐达南洋，则可普及世界。”太虚法师于1928年在星洲中华佛教会讲演时说：“东方民族本多信佛，但以无组织，而不能有伟大能力表现”，星洲各界人士信仰佛教的热情一向很高，现又创办了印度与中华两个佛教会，这是值得关注的。他指出：“星洲为南洋之中心，亦为东西洋往来之枢纽”，“希望能由此有组织之佛团，发展为全南洋之佛教组织，渐至联络东西洋而为全球之佛教组织，而发挥佛教之光辉于世界。”

　　在推行佛教世界化中，太虚法师深感“各国联合共进之必要”。他指出：“宏宣佛化于世界，实为今日唯一之大事；而能负此宏伟之责任者，厥为中、日两国之佛教徒，深愿中、日国民，于此有共同之觉悟，而中、日两国佛教徒，于此能奋发有为也!”他在上海召开的一次中日佛徒联谊会上说：“东西各国，惟日本能保存各国输入之佛学，又能融贯西洋哲学之所长。深望中、日两国从事于佛化之共作，俾成为东方最高之文．化。”他还与日本居土玉慧观、山田谦吉等创办“寰球图书馆”并呼吁“中外诸君协力扶助”!试图通过这一图书馆的设立“萃集东西各国之佛教图书，为世界佛理之新结集”。日本欲将取自中国的庚子赔款用于对华文化事业，而中国人士则认为，此种举动有文化侵略之嫌疑。太虚法师认为：“日本应改变‘办对华文化事业’之观念，建立‘联华庚子赔款’之标帜，联华则为平等联合，而非以此番主张对付彼方之不平等手段，共兴佛化，宏布世界，则全世界国民皆弭息争战而享和平幸福。”就是说，日本应该将庚子赔款用于“共兴佛化，宏布世界”，使全世界人民“皆弭息争战而享和平幸福”，这既不会引起中国人民的反感，又有益于世界和平。后来，他在科仑坡非的雅兰开僧学院讲演时说：“希望中国与锡兰以后多多来往，共同将世界佛教推进!”事实上，太虚法师不仅努力促进亚洲各国的佛教徒携手推进佛教世界化，还亲自前往欧洲英、法、德等弘法。过去中国人赴欧美是向欧美人学习，“而太虚今乃去教欧美视为创举。”太虚法师在欧美各国所到之处，通过讲演佛法、商办“世界佛学院”、接受欧美人为皈依弟子等途径推进佛教世界化。法国的康斯坦·龙兹伯里小姐就是1928年太虚法师在欧洲弘法期间皈依的，并成为其后法国传布佛教的中坚力量。

　　总之，太虚法师的文化世界化与佛教世界化的思想与实践虽然受当时中国知识界“西方文明破产论”的影响，试图以“东方的药”治“西方的病”，但其世界化思想本身及其为此所作的努力值得肯定，因为佛教不仅仅是东方世界的精神财富，也是全人类的精神财富，对于西方社会也有裨益。太虚法师敏锐地意识到，由于交通、通讯的发达，使世界各国、各民族之间的空间距离缩小，联系空前密切，必然出现世界性文化。认为文化世界化与宗教世界化的一致性，佛教徒必须契理的前提下契机，向西方各国弘法，以期对构建人类新的道德标准，乃至全人类文化做出贡献。可以说这是佛教在近代中国“早期全球化”的尝试，对当前佛教全球化的思考仍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