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中日文化交流盛况与日本佛教特殊需求

　　钱文忠:唐朝中日文化交流盛况与日本佛教特殊需求

　　来源: 文汇报

　　鉴真大师在日本备受尊崇，为日本佛教做出了巨大贡献。鉴真大师还将唐朝的建筑、雕塑艺术传到日本，特别是后者，形成了日本雕塑史上重要的“唐招提寺派”。在传播汉语言文学乃至书法方面，鉴真大师等用唐音说法，这对日语中始终保存唐音是发挥了重大作用的。另外，鉴真大师对日本医药学也有重大贡献。

　　我们完全可以说，鉴真大师和弟子的影响遍及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没有鉴真大师，根本就无法想象日本文化会是什么一个样子。

　　我今天的题目是“鉴真东渡”，讲坛的所在地正是设在大明寺的鉴真图书馆。众所周知，鉴真和扬州以及大明寺有着怎样的因缘。扬州是鉴真的出生地和弘法地，大明寺则是鉴真长时间驻锡的本寺，这里更是鉴真东渡的始发地——此时此刻，我仿佛看见鉴真大师的慈悲目光，穿越了一千多年的历史，正在凝望着我们。

　　“鉴真东渡”是一个备受中日学术界关注的题目，长久以来，有许多优秀学者投身其中，发表了大量论著。大致可以说，在没有重要的新材料出现的情况下，“鉴真东渡”已经题无剩义了。我想，我所能够做的，是一种就“鉴真东渡”这个题目而言，似乎还没有学者做过的尝试：在严格纯粹的学术论述和自由庞杂的演义传说之间，以前者为基础，寻找一种平实、可靠、有趣的大众讲述方式，尽量全面地向非专业的人们展示“鉴真东渡”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的骇浪和波涛。我希望能够通过“复原”，争取达到“复活”的目的。

　　一、东渡前的鉴真与扬州以及唐朝佛教的特殊阶段

　　鉴真俗姓淳于，这并不是一个很普遍的姓氏。扬州人，具体说，是江阳县人。

　　江阳在南唐被废，大致就是今天扬州市区的一部分和江都的一部分。有关鉴真的家族和出身，能够确知的是，鉴真的父亲曾经从大云寺智满禅师受戒，是一位修禅的居士。这一点，在赞宁《宋高僧传》和很重要的日本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中都有明确记载。后者的文字是这样的：“其父先就扬州大云寺智满禅师受戒，学禅门。”

　　鉴真出生在哪一年呢？在这一点上，略有争议：一说是唐武则天垂拱三年（687），一说是四年（688）。至于卒年，记载一致，中国方面说是唐代宗广德元年（763），日本方面说是天平宝字七年。鉴真大师是在日本圆寂的，所以，使用日本年号是比较恰当的。在俗世，我们的鉴真大师享寿76年或77年。在一千二百多年前，这是长寿了。鉴真的生命历程，可以非常清晰地被分为三段：56岁前，在大唐生活、学习、弘扬佛法；56岁到66岁，六次东渡，历经艰辛，终获成功；66岁到77岁，弘法日本，照耀扶桑。

　　唐天宝二载（743）冬，也就是鉴真大师56岁那年，着手东渡；天宝十二年（日本天平胜宝五年）冬成功东渡，到达日本。在这十年里，鉴真大师过的只能是颠沛流离的生活；而在此前的56年里，应该说，鉴真大师在大唐的生活是平稳顺畅的。

　　首先，这56年跨越了武则天、中宗李显、睿宗李旦、玄宗李隆基，从政治上看，正是盛唐“贞观之治”经由武周革命，迎来“开元盛世”并刚刚开始走向天宝衰变的时期。

　　初唐至中唐的百余年里，佛教发展到了令人瞩目的高峰。就佛教而论，中国本土化基本完成，形成了明显带有中国特点的教义学说和宗派。佛教领域的中外交流极度频繁，中西之间，陆海之上，汉胡梵僧，仆仆于道，不绝于途；中国佛教由输入为主，到渐渐发展出一种由内到外的、由于成熟而生的巨大张力，日益走向对外输出。寺院、僧徒数量庞大，佛经翻译和研究成果斐然。这方面的情况，大家可以参看汤用彤先生的《隋唐佛教史稿》。任继愈先生则在《汉唐佛教思想论集》里明确指出：“佛教已成为隋唐社会的上层建筑，它的政治作用不下于儒教，影响的广泛甚至在儒教之上。”

　　鉴真大师生命前56年，扬州又怎样呢？北宋沈括在《梦溪笔谈》里的一句话，直截了当：“扬州在唐时最为富盛。”唐时的扬州是黄河以南首屈一指的政治、经济、文化、南北交通、东西贸易的中心，整座城市高度繁荣，达到了城市生命史上最为耀眼的时期。

　　有两点必须予以特别强调。一、扬州的佛教极其兴盛，乃是当时的佛教中心之一，著名寺院林立。日僧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里就讲“扬州有四十余寺”，其实远不止此数。和鉴真大师关系密切的大云寺、大明寺，毫无疑问名列其中。

　　另一点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唐朝的扬州非常国际化、非常开放。当时，有数以千万计的外国人定居在扬州，有的是累世居住。

　　鉴真大师的研究者郝润华教授在《鉴真评传》里有一段话说得非常有见地：“鉴真生活在这样一个繁华的、发达的、国际化的大都市，从小就受到外来文化的熏陶，所以他才具有开放的、兼容并包的独特气质和雅量，才会摆脱个人的狭小圈子，毅然走出国门，将从西方世界引入的佛教继续传向东方的邻国。更何况佛教普渡众生的宗旨早已在他心中生根开花，这当然与他从小受扬州佛教文化的熏陶和培养不无关系。”

　　武则天长安二年（702），鉴真大师十四岁，据《唐大和上东征传》的记载：“随父入寺，见佛像感动心，因请父求出家。父奇其志，许焉。”鉴真大师就智满大师出家，住扬州最大的寺院大云寺。当然，起先还是一个沙弥。

　　鉴真大师当然不是满足于扬州安逸生活的凡人，景龙元年（707），他离开扬州到东都洛阳求学。次年，从洛阳来到西京长安，并于三月二十八日从高僧弘景大师（634-712）受具足戒，正式成为一名比丘。鉴真大师的“三师七证”的姓名至今都还保存着。

　　在将近七年的时间里，鉴真大师在唐朝的首都广为游历，精进求学，历炙名师，打下了坚实而雄厚的佛学基础。唐玄宗开元元年（713），鉴真大师回到故乡扬州。一直到天宝二年应日本遣唐学问僧荣叡、普照的邀请，发愿东渡，鉴真大师基本上都在扬州附近弘法授戒，从事各种佛教活动。

　　在日本学问僧来扬州请求东渡前，鉴真大师起码在扬州附近江淮一带，早就已经是佛教界的顶尖大德了。

　　二、唐朝中日文化交流盛况与日本佛教的特殊需求

　　中日两国隔海相望，两国之间文化交流历史之长、影响之深之广，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极其罕见。中日文化交流在唐朝达到高峰，有关中外论著汗牛充栋。我在这里只能着重介绍一下最基本的情况，我的依据主要是周一良先生主编的《中外文化交流史》中由夏应元教授撰写的《相互影响两千年的中日文化交流》。

　　总的来讲，唐代中日文化交流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日本积极主动全面地学习和移植唐朝文化。决定其社会面貌和历史进程的核心环节，比如统治机构、赋役制度、法制法令等等，这一切都是以向唐朝学习为基础的。二、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日本从唐朝全面学习、全面移植，深深影响了日本文化和精神。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需要特别留意的至少有两个方面。

　　首先当然是“遣唐使”。当时，不定期地派遣遣唐使成了日本的国策。从630年第一次派遣，到834年最后一次派遣（正式决定停派是894年），一共派出十九次，实际到达十五次。从701年第六次遣唐使起，就完全以学习唐朝的文物制度为目的。另外，唐中宗至唐玄宗的五十年间，派出的四次遣唐使规模最大，超过五百人的有三次，都是在开元、天宝年间入唐。这正是鉴真大师所活跃的年代。

　　其次当然是“学问僧”。来唐的学问僧的人数远远超过世俗的留学生，他们的目的毫无疑问是学习和传播唐朝的佛教。后期的情况又有所发展，占优势的是“请益僧”或“还学僧”，他们是在某些领域已经有所成就的人物，到唐朝一两年，是带着明确的疑难问题来的。这就反映了日本在学习唐朝的过程中取得了明显进步。

　　日本大化革新以后，佛教受到了以天皇为首的日本统治阶层的信仰，发生了从氏族佛教到国家佛教的巨大变化。这期间自然会出现很多问题，而其中特别严重的，就是日本和唐朝一样，只要取得僧籍，就能免去赋役，这当然会诱导人们为了生活考虑而选择出家为僧了。麻烦在于，日本没有诸如“三师七证”之类由国家控制的授戒制度。日本的僧人至多接受三聚净戒，只需要一位戒师即可。更多的干脆是自誓自戒。日本社会对这样的私度、自度也完全承认。国家就完全没有手段来控制僧人的数量了，长久以往，必然对日本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影响。

　　所以，日本的有道高僧，如元兴寺隆尊才提出向大唐寻求戒师。为了佛教宗派的完善，为了提高僧人的素质，为了增加佛教镇护国家的效力，为了国家能够有效地控制佛教，日本朝廷接受了这个建议。

　　实际上，在鉴真之前，也确实已经有唐朝的戒师东渡了，但是，情况似乎并不理想，不能满足日本佛教界的期盼。

　　上面所讲的是日本佛教的特殊需求。鉴真大师之所以接受日本邀请东渡，还有其他考虑。

　　作为一名高僧，鉴真大师是满怀普渡众生的慈悲胸怀的。他内心深处，也一直期盼着能够有机缘将玄奘法师等高僧从印度求回的佛教戒律传播开去。

　　机缘有正有反，有主动有被动。我们上面讲的都是正的、主动的机缘。那么，难道这个时候还出现了反的、被动的机缘吗？

　　确实出现了。公元712年，唐玄宗李隆基即位，他面临的是武周佛教势力急剧膨胀的局面，出于不难理解的多种考虑，他利用道教，一方面制衡佛教，一方面打击武周势力。道教受到推崇，空前发展，佛教相形见绌，这一切怎么可能让虔诚的鉴真大师无动于衷呢？我前面提到的郝润华教授再一次发表了精辟论断：“我们可以循着鉴真成长的足迹看到他的这一心态：在武则天崇佛抑道时期，鉴真在扬州出家；在律宗得势的中宗、睿宗时期，鉴真游学两京；在玄宗崇道抑佛时期，鉴真六次东渡，终成正果。”

　　机缘凑合了。

　　三、惊天地泣鬼神的六次东渡

　　日本学问僧荣叡、普照来到大唐已经十年了。他们也曾经请到过大唐的律师，但是情况并不尽如人意。

　　天宝元年（742）十月，荣叡、普照带着其他几位日本学问僧和应聘东渡日本的几位唐朝僧人来到扬州，希望能够邀请早已功成名就且已年过半百的鉴真大师东渡扶桑，传律授戒。

　　从史料上看，鉴真大师丝毫没有自重身价，更没有作态作秀，几乎没有什么犹豫，就答应了日本学问僧的请求，发愿东渡扶桑。

　　这当然不是一件小事，有点波折也很正常。鉴真大师问众弟子：

　　“在我的法众中，还有谁接受远方的邀请，去日本传法呢？”

　　岂料，底下鸦雀无声，居然没有人应答。过了一会，弟子祥彦说道：

　　“日本太远了，很难留住性命。沧海茫茫，一百个人中也未必有一个人能够到达。人身难得，中国难生，进修未备，道果未到，所以大家才不说话不接口啊。”

　　鉴真大师的回答是什么呢？掷地有声的十七个字：

　　“是为法事也！何惜生命？诸人不去，我即去耳！”

　　在鉴真大师的感召下，立刻有二十几个弟子发愿随喜。这就是发生在大明寺的真实一幕。

　　在鉴真大师的率领下，大家集中一切精力准备东渡。天宝二载春，约请了大量的僧人、工匠、水手，预备了大量的佛像、佛经、食物、药物以及其他物资，专门打造了船只，第一次东渡准备完毕。但是，就在出发前，高丽僧如海竟然向扬州官员诬告日本学问僧和海盗有勾结。官府扣押一切，后来事情搞清楚了，荣叡等虽然被释放，但是，第一次东渡也就只能作罢了。

　　同年十二月，鉴真大师率领荣叡、普照等85人，携带大量物品，乘船从扬州出发，向东启航。船到长江浏河口附近遇见飓风，船只触礁，困在荒滩。第二次东渡失败了。

　　次年天宝三载（744），鉴真大师等修理好船只，重新准备一切，从浏河口起航。风向不对，被吹到今天浙江下屿山附近，停留一个月后再次出发，又遇见逆风，船只触礁破碎。第三次东渡又失败了。

　　同年冬十二月，鉴真派弟子带着细软到今天的福州买船办货。然后前往今天浙江温州一带，准备再次东渡。然而，鉴真大师的几名弟子，以曾经担任过栖霞寺住持、后来也是一代名僧的灵祐为首，出于各种考虑，当然从史料上看，主要还是出于不愿意看见师傅冒巨大风险的善意，联名呈文，希望通过官府干预截留鉴真大师。鉴真大师被押回扬州，受到监视。第四次东渡，也以失败告终。

　　天宝七载（748）春天，荣叡、普照又绕道潜来扬州，马上来到鉴真大师当时居住的崇福寺。他们小心地问鉴真大师，是否还有东渡的打算。鉴真大师坚持初衷，毫不犹豫再次着手准备。就在这一年的六月二十七日，鉴真大师居然又率领弟子们，从崇福寺出发，到扬州新河上船起航了。更想不到的是，这第五次东渡竟然会是“一生辛苦，何剧于此”！（《唐大和上东征传》）

　　船行到狼山，又遇见大风，辗转到了定海的小洋山。一个月后，风向不错，船行到了舟山附近。停留一段时间等风后，又向着今天普陀山南出发。而就是这一段航程，让鉴真大师一行备经苦难。同年十月十三日，他们竟然航行到了海南岛南端，遇见了当时还存在着的吃人部落。

　　日本学问僧荣叡终究没有能够看到鉴真大师成功东渡，就在这次途中圆寂了。另一位学问僧普照又为了寻求再次出航的机会，告辞前往明州。临别时，鉴真大师握住普照的手说道：“为传戒律，发愿过海，遂不至日本国，本愿不遂！”这第五次东渡，耗费了三年。鉴真大师只能再次长途跋涉，回到扬州。

　　到了天宝十一载（752）冬，著名的藤原清河、吉备真备率领第十次遣唐使来到长安。次年，他们和已经在中国居留了三十六年、并已在唐朝做官的阿倍仲麻吕（晁衡）一同经扬州回国。十月十五日，他们来到扬州延光寺拜见闻名已久的鉴真大师。

　　《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载了这次会面，透露了非常重要的信息：首先，唐玄宗打算派道士到日本传教，而日本君王却兴趣不大；其次，鉴真大师东渡并没有因为日本官方的正式邀请而得到唐玄宗的批准；第三，这次情况略微好一点，不用鉴真大师再准备船和行装了。

　　鉴真大师的决心依然坚定。他不顾年老体衰，不顾官府的禁令和监视，和前五次一样，马上着手准备。从史料上看，这次带的东西不如第二、第五次那么多了。即便如此，其中依然有非常珍贵的物品，比如如来肉舍利三千粒、王右军真迹（行书）一帖、小王（献之）真迹（行书）三帖。其他值得注意的还有玄奘《西域记》，甚至还有“天竺革履”二量。随行的人员来自唐朝各地，当时应该都在跟从大师学习。

　　天宝十二载（753）十一月十五日，鉴真大师搭乘日本遣唐使船，从苏州黄泗浦出发，扬帆东去。五天以后，鉴真大师乘坐的第二艘船顺利抵达冲绳。由于风的关系，这四艘船并没有同时到达同地。

　　假如说要以鉴真大师到达日本本岛的日子作为东渡成功的标志，那么就是天宝十二载十二月二十日。鉴真大师就在这一天登上了日本本岛的土地（今天的阿多郡秋妻屋浦）。

　　惊天地、泣鬼神的鉴真东渡终于成功，距离鉴真大师发愿已经十二年了。

　　四、岁月无法湮灭的辉煌贡献

　　天宝十二载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鉴真大师抵达今天日本的福冈，在此略为停留，稍加调整。次年（754）二月初一抵达今天日本的大坂，受到了包括先前已经在日本的中国僧人在内的民众的欢迎。初三到河内国，前来欢迎的有日本的重要官员和重要僧人，鉴真大师之前被迎请去日本传戒的道睿法师也派弟子前来欢迎来自故国的高僧。初四，鉴真大师抵达日本当时的首都奈良。

　　日本朝野对鉴真大师是非常尊重的。天平胜宝八年（756）五月二十四日，天皇朝廷任命鉴真大师和少僧都良辩为大僧都。诏书褒奖鉴真大师为“玄徒之领袖”。紧接着，朝廷又决定将过去供奉圣武天皇的米盐，转供鉴真大师和法荣大师。天平宝字四年（760），又授鉴真大师最高僧位传灯大法师。这是有天皇敕授的。

　　总之，鉴真大师在日本备受尊崇，为日本佛教做出了巨大贡献。鉴真大师还将唐朝的建筑、雕塑艺术传到日本，特别是后者，形成了日本雕塑史上重要的“唐招提寺派”。在传播汉语言文学乃至书法方面，鉴真大师等用唐音说法，这对日语中始终保存唐音是发挥了重大作用的。

　　另外，鉴真大师对日本医药学也有重大贡献。鉴真大师本人就是一位名医，东渡时又带去了许多药物。日本正仓院至今保存着唐朝传去的六十多种中药材，应该就由鉴真大师带去的。鉴真大师和弟子法荣曾经治愈过圣武天皇的病，并将一整套医药手段传授给日本。日本人对有些药物不能分辨，根据淳仁天皇的旨意，视力极差或者已经失明的鉴真大师“一一以鼻别之，一无错失。”日本一直承认，很多药方就是鉴真大师带到日本的，二三百年前，日本药店的药袋上都印着鉴真大师的头像。唐招提寺则至今也是如此。

　　我们完全可以说，鉴真大师和弟子的影响遍及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没有鉴真大师，根本就无法想象日本文化会是什么一个样子。

　　天平宝字七年（唐广德元年，763）五月六日，到日本已经十年了的鉴真大师宁静不紊地安排好一切，在自己建造的唐招提寺里圆寂了。在最后时候，弟子为他写真做像，这就是保存至今的干漆夹纻鉴真坐像。这是日本雕塑史上最早的按照真实人物塑造的雕像，直到今天，依然供奉在奈良唐招提寺的开山堂里，每逢六月六日向世人开放，备受尊崇。

　　鉴真大师圆寂的消息，却要等到十四年后的大历十二年（日本宝龟八年，777），才由日本来使到扬州龙兴寺报丧。扬州僧人举行了三天的隆重法事，哀悼这位从扬州走出去的伟大僧人。

　　一千多年过去了，历史已经证明，鉴真大师的贡献是岁月无法湮灭的。

　　（本次讲演参考了郝润华教授的《鉴真评传》，谨致谢意。）

　　讲演者小传

　　钱文忠

　　1966年6月出生，籍贯江苏无锡。1984年，考入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梵文巴利文专业，师从季羡林先生。大学一年级起，开始撰写并发表学术论文，获“季羡林东方学奖学金”一等奖。1980年代中期，留学德国汉堡大学印度与西藏历史文化学系。1996年，入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任教。现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国文化书院导师，华东师范大学东方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电影学院客座教授，季羡林研究所副所长，北京大学《儒藏》精华编编纂委员会委员。著作有《瓦釜集》、《末那皈依》、《季门立雪》、《天竺与佛陀》、《国故新知》、《人文桃花源》、《玄奘西游记》、《巴利文讲稿》，译作有《绘画与表演》（合译）、《唐代密宗》、《道、学、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