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的西安佛教

　　新中国成立后的西安佛教

　　西安这座具有悠久历史和深厚的中华文化积淀的名城，自古以来就和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古印度佛教传人中国、中国佛教宗派的形成，以及佛教向东北亚和东南亚的传播，无不和西安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古长安被世人赞誉为“佛教第二策源地”，应该说是毫不夸张的。

　　西安佛教经过汉、魏、隋、唐近千年的盛衰演变，一直处于中国佛教的中心地位。只是到唐末五代，战乱不断，加上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东移，才失去她的显赫地位。在民国时期，虽然有杨虎城、邵力子、程潜、朱子桥等国民党要人的努力，如捐资修庙、兴办佛学院、成立佛化社、出版佛教刊物，但由于国民党统治的日趋反动腐朽，西安佛教仍然气息奄奄，毫无转机。到西安解放前夕，寺庙有的长期驻扎国民党军队有的成了养马场，著名的长安八大寺，除兴教寺外，全都被拆毁。当时长安一带有一首民谣说“第七分校，整天拆庙。不要砖瓦，只要木料”，就是现实的写照。这些寺庙的僧人，因为无处安身，生活没有着落，只好沿街乞讨，露宿街头。

　　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了，西安佛教从此走上了一条光明的道路，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解放初期，西安佛教界人士受国民党反动宣传的影响，对党和人民政府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持怀疑态度，有人说共产党是无神论者，无神论就是不让人信教，怎么会让你“信仰自由”有的人隐瞒僧人身份，躲起来观望等待。经过政府干部的耐心宣传解释，组织他们学时事政策，思想开始稳定下来。后来，政府拿出一年救济款，解决了衣食无着的僧人的生活问题，使他们安定下来。1954年，国务院和省、市政府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拨专款修葺了卧龙寺、兴教寺，更换了大雁塔盘梯，加固了大雁塔塔基，维修并油漆彩绘大大兴善寺各主要殿堂。当年12月至第二年4月，兴教寺方丈妙阔法师，在西安几个寺院领众问诵全本《大方广佛华严经》《妙法莲华经》《大般涅槃经》，在佛教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党和政府坚决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大量事实和备寺庙宗教生活及佛事活动的正常进行，深刻地教育了僧人，打消了他们的顾虑，正如卧龙寺方丈朗照法师说的那样：“事实说明我们佛教不但有过去，有现在，也有未来。”“我原来的疑虑如烘炉边的雪片，顷刻消化了。这就把心放下了。”

　　党和政府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大大激发了佛教界的爱国热情，他们由衷地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西安佛教界人士，参加了“斯德哥尔摩和平宣言”签名运动，参加了“反对美帝国主义武装目本”游行示威。在支援抗美援朝、认购建设公债、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各项活动中，都不甘落后，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朗照法师还作为西安佛教界的代表，参加西安人民赴朝鲜慰问团，到朝鲜前线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1953年，全市僧人第一次行使自己的公民权利，参加了人民代表的选举。朗照、关符清、圣莲等六人被选为省、市、区人民代表。1955年，朗照、路禾父、俞嗣如、康寄遥等四位，还被推举为西安市政协第一届委员会委员。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僧人的生活问题，政府有关部门，从1954年开始，着力帮助各寺庙组织僧人从事生产劳动：对有土地和劳动力的，给予低息贷款，帮助购买大牲畜、农具，搞农业生产；对罔极寺、西五台尼僧，支持帮助她们买缝纫机、搞手工业生产。对失去劳动能力的僧人，采取救济办法。其计拨救济款5000多万元(旧币)。1956年，几个有土地的寺庙，成立了西安佛教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社)，慧雨任社主任，当年年底，合作社共收获粮食61400多斤，实现了口粮自给。参加农业社的僧人，平均分到现金100元左右，最高的达到250元，多数人穿上了新僧装换了新被，个别的还买了自行车。1957年，佛教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入雁塔区张家村生产合作社(大社)，1958年改为永宁公社。

　　随着生产的提高和生活的改善，各寺庙的宗教生活也更加正常。除早晚课诵、佛事经忏如法进行外，1957年12月，卧龙寺举行了西安解砍后首次传戒大法会，受戒的500多人。

　　但是，和世间一切事物的发展规律一样，佛教自1957年夏季之后，也经历了一番曲折和复杂的过程。由于党和政府的宗教政策和宗教工作受到“左”的干扰，西安佛教界也受到冲击，1958年末和1959年，先后进行了“交心”运动和教制改革，批判斗争了一些不该批斗的上层人士，合并了一批寺庙，使一些僧尼喇嘛还了俗。这一次冲击时间不长，党和政府就采取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西安市也调整了对佛教的具体政策，召开“神仙会”，放手让宗教界中、上层人士“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会后认真贯彻调整政策，恢复了一些寺庙，吸收被迫还俗的僧人回到寺庙，恢复宗教生活和宗教活动。对寺庙农业生产的指标做了调整，并允许年老体弱僧人不参加劳动，专心修持。1962年至1963年，西安市佛教寺庙恢复到4l座，常住僧尼174人，这样，逐步改善了佛教界与党和政府的关系。自1958年开始筹备的西安佛教界的团体——西安佛教协会，也于1962年10月27日至11月6日召开了第一届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代表42名，选举产生了西安佛教协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18名，常务理事9名，法师朗照当选会长，关符清、慈云当选为副会长，大昶(许力工)为秘书长。其后两年，西安佛教协会积极开展了各项工作，佛教事业的建设和发展有了新的进步。1964年7月，在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西安佛教界还积极筹备并参加了国际性的“纪念玄奘法师圆寂1300周年法会”，来自日本，印度、缅甸、泰国等国的佛教界朋友参加了这次盛会。

　　客观事物的发展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正当经过调整，党的宗教政策得到恢复和落实，人们祈盼着国家长治久安，佛教四众安心奉佛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长达十年的一场大灾难中，西安佛教遭到了极其惨烈的大破坏：

　　粉碎“四人帮”后，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西安市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拨乱反正，落实宗教政策，在平反冤假错案、改正错划右派、恢复寺庙、收回佛教房产和原属寺庙的土地使用权、安排僧众生活等多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到1985年前，大兴善寺、大慈恩寺、卧龙寺、兴教寺、香积寺、草堂寺、广仁寺、净业寺等八座国务院确定的全国重点佛寺全部开放，并归还僧人管理使用，国务院和陕西省西安市还拨专款300多万元维修寺院。据1994年年末统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市共维修殿宇65座，僧房228间；新修法堂、寮舍、斋堂322间。现在全市共有佛教寺庙80多座，僧尼、喇嘛300多名，在家二众30000多人，各大寺院的僧团组织和民主管理组织，逐步建立起来，寺院清规戒律也建立和严格执行起来。长安县兴教寺1984年11月7日升座方丈(常明法师)，1987年传授三坛大戒，受戒比丘、比丘尼300名，受菩萨戒200名。1985年10月，大兴善寺开坛传戒，受戒比反、比丘尼300多人，受菩萨戒1200多人。1989年9月14日，慧雨升座为大兴善寺方丈。1990年5月，绩洞升座为长安香积寺方丈。当年9月香积寺开坛传戒，受戒的出家二众寺庙、佛像、宗教用品、佛事活动统统被看作“四旧”而加以横扫；僧尼喇嘛被看作“牛鬼蛇神”而被赶出寺庙。西安的大多数寺庙有的被全部占用，有的由文物部门接管，有的改作他用。寺庙里的佛像被砸，经书被烧，法器庄严被洗劫，面目全非。据不完全统计，西安卧龙寺、大兴善寺、大慈思寺、广仁寺，长安县兴教寺、香积寺等寺院，被拆毁的殿堂320间，被毁佛像350尊，被烧经书10万多卷(册)，丢失的法器650多件，宗教生活和佛事活动被勒令停止。

　　与此同时，各寺庙都按佛教仪轨恢复了正常的宗教活动：每天早晚上殿念诵，一日三餐一律过堂，重大宗教节日举行纪念活动，焰口、打七等佛事活动正常进行。僧人们普遍反映“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真正落到了实处”。为了绍隆佛种，续佛慧命，西安佛教协会还先后举办过三期培训班，参加培训的有60多名年轻僧人，并选送了12名僧尼到全国著名的佛教院校学习深造，为佛教事业培养了一批接班人。

　　随着宗教政策的逐步落实，寺院组织人事制度的健全和人才的增加，寺院的经济也有了较快的发展。自1984年以来，全市佛教界先办起了服务部、经像流通处、停车场、缝纫社等13个经济实体，从而增加了收入，改善了僧人的生活。伙食质量、住房条件、卫生设施、衣着等各方面比过去大为改善。不少寺庙还解决了洗澡、理发问题，有的还按月给僧人发放单钱，现在各寺院不仅寺容寺貌焕然一新，而且僧人的精神面貌也大不一样，身体素质也有明显提高。

　　在党和政府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感召下，僧人的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觉悟空前提高。几年来，僧人们在佛教协会的帮助和寺庙的组织下，学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学习《邓小平文选》，开展了爱国主义教育，坚定了爱党爱国的信念，为国家为社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1986年以来，先后为南方水灾受灾群众、蓝田县灾区、残疾人事业、黑河引水工程和希望工程捐钱50000多元、衣物200多件。还出现了不少好善乐施、利益人群的先进事迹。西安市佛教协会，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了组织和工作，1984年召开了第二届代表会议，1994年召开了第三届代表会议，现任会长许力工，副会长常明、王龙义、绩洞、如诚、界明，秘书长增勤。经过改选，西安市佛教协会已初步形成了一个健全团结的领导班子和年轻的工作班子，在协助党和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联系团结佛教四众等方面，开展了不少工作，发挥了桥梁和纽带作用。

　　近几年来，西安佛教界与世界佛教界的友好交往也日益频繁，日本、印度、泰国、斯里兰卡、新加坡等国家首脑、僧王等都曾来西安著名寺院参观访问，大慈恩寺(大雁塔)已成为陕西省及西安市对外交往的窗口。日本佛教真言宗、净土宗、日莲宗、法相宗都曾多次组团，到西安大兴善寺、香积寺、草堂寺、大慈恩寺、青龙寺等寺院参拜祖庭或纪念为中日佛教交往做出杰出贡献的高僧大德。日本佛教徒还自愿捐款建设青龙寺惠果、空海纪念堂，修建草堂寺鸠摩罗什纪念堂、兴教寺卧佛殿，日本真言宗佛弟子捐赠了地藏菩萨立像(安奉在大兴善寺)，日本佛教界人士与西安佛教界在兴教寺建立了“中日永远友好”纪念碑。同时，西安佛教界知名人士许力工、常明、宽宗、绩洞、如诚、源慧等，还应邀访问了日本、印度、泰国、加拿大、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为弘扬佛法，加深与各国佛教界的友谊，促进世界和平做出了贡献。

　　当前，西安佛教界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深入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认真贯彻国务院1994年144号和145号令，加强自身建设，坚持爱国爱教，为我国的经济建设，为改革开放，为社会稳定而积极工作，争取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