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文化—佛教文化—佛教传入及其发展演变

　　巴蜀文化—佛教文化—佛教传入及其发展演变

　　大约在东汉时期，佛教传入巴蜀地区，但其影响甚微。自晋代以后，一些高僧从中原和江南地区相继入蜀，弘扬佛法。南北朝时期，凉州、敦煌乃至西域的僧人亦相继入蜀，从而从而使佛教在四川的影响逐渐扩大。此时，巴蜀佛教主要集中在今川西北高原和以成都为中心的地区。

　　四川藏区的佛教传入，主要由东、西两向传入，东向传入不晚于公元5世纪，而西向传入大约在公元790年前后，以西藏僧人白诺扎那来四川藏区传教为历史标志。此后，由于吐蕃达磨靠普信奉苯教，压制佛教，致使西藏佛教徒向东邻的四川、青海藏区转移，不少西藏僧人逃亡到康巴地区（包括今甘孜州部分地区）。11世纪后半期，印度佛教大师念智弥到康巴地区传法，其弟子赛尊长期在康巴藏区传法，使原西康地区成为一个讲授藏语系佛教的中心，为藏语系佛教的形成、传播和发展起了先导和积聚的作用。

　　隋、唐、宋三代是巴蜀汉地佛教辉煌发展的时期。隋唐时期，蜀地高僧辈出，据记载，益州高僧有28人，其中，智炫、道一、宗密、知玄占有重要地位。隋唐时期，佛教已逐渐中国化，并发展为若干新兴的学派，相继形成不同的佛教宗派，其中对四川佛教影响较大的宗派有禅宗、净土和密宗。

　　禅宗，是中国佛教最大的一个宗派，四川是禅宗最兴盛的地区之一。唐代禅宗初期10大禅派中至少有5派与四川有关。四川最著名的禅师首推道一和宣鉴。他们的弟子在晚唐、五代陆续形成沩仰、临济、曹洞、云门、法眼等禅宗的5大派别，其中，伪仰、临济、曹洞、云门4宗在四川都有不少著名人物。

　　净土宗，是以称念阿弥陀佛名号，求往西方极乐世界为目的的一个宗派。在四川净土宗流传久远，影响普遍。

　　密宗，又称真言宗。修行者自观为佛，“三密相应”，即身结印，口诵咒，意作观，还必须依师灌顶密授。密宗在中国有唐密和藏密两个发展阶段。唐末至南宋之间，唐密在四川都有较大规模的传播。藏密在四川汉族地区传播是近现代逐渐发展起来的。

　　两宋时期，四川地方官府对佛教实行保护与扶助政策，因此四川佛教呈现兴盛局面，成为势力最大的宗教。据记载，宋真宗天禧（1017年—1021年）时，四川有僧尼506万人，占全国僧尼总数的11.1%。佛教寺院几乎遍及全川，其中，成都昭觉寺、正法寺、圣寿寺，峨眉山普贤寺、华藏寺、乾明寺，乐山凌云寺，云顶山大中祥符寺，灌县迎祥寺、马祖寺是当时著名的佛教寺院。两宋时期四川佛教文化艺术相当发达，971年张从信受政府派遣到成都雕《大藏经》，至983年完成，共13万版，这是我国佛教史上第一部官刻藏经，通称《开宝藏经》。《开宝藏经》雕刻完成，不仅是四川佛教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佛教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两宋时期，四川地区出现了一批文化造诣很高的僧侣，如峨眉山继业三藏，蜀僧惟风、怀古，潼川府天宁则禅师等。外地僧人到川讲学和四川僧人外出求学和讲学者甚多，这对于传播佛教文化起了积极作用。

　　元代由于皇帝崇尚喇嘛教，加之四川高僧大批东下，因此，汉地佛教较之两宋时期地位和影响有所下降。元代，四川流行的佛教仍然是禅宗为主。金堂县云顶寺是当时川西著名的禅宗寺院。而在今西昌地区，受云南佛教的影响，信奉的是密宗。此外，由佛教派生出来的白莲教，在下层人民群众中有很大影响。

　　明代由于多数君王崇信佛教，受其影响，各地藩王也往往信崇佛教，四川佛教也十分兴盛，佛院、佛寺不仅数量多，而且建造规模大，建筑得富丽堂皇。其中，昭觉寺、金像寺、净居寺、净因寺、金沙寺，是当时著名的佛教丛林。明代佛教的传布，仍以禅宗最盛。禅宗五家中，明代传布的属临济、曹洞两派，在四川地区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首推大竹破山海明（1597~1666年），其次则为资阳弘妨潭吉（1599~1638年），此外，四川汉地著名僧人还有明悟、永慈、绍琪、月潭、智中、通天、无穷、大智、鉴随等人。

　　清代四川佛教仍然呈现兴盛局面。四川现在寺庙大多是在康乾时期所建。但是，由于四川汉区佛教保守封闭，暮气很重，制约了自身的发展。

　　元世祖忽必烈因政治统治需要，封吐蕃僧八思巴为国师，吐蕃佛教地位最高。吐蕃佛教，通称喇嘛教，自从它和吐蕃等地原有原始宗教笨教（俗称黑教）融合斗争以来，到元代，喇嘛教形成了萨迦（俗称花教）、噶举（俗称白教）、宁玛（俗称红教）、噶当等宗教派别。四川藏区是喇嘛教各教派活动的主要区域之一。明初，青海人宗喀巴改革宁玛派，创立格鲁派，该派僧众皆衣黄冠，俗称黄教，在四川藏区日渐流行。1159年，宁玛派著名大师巴德谢喜在今白玉县建立了四川藏区第一座宁玛派寺院呷拖寺。1410年，宗喀巴的弟子查古·阿旺扎格巴在今阿坝县建立了四川藏区第一座格鲁派寺庙亚哥寺，此后陆续兴起108座。1580年，三世达赖到今甘孜地区创建了第1座格鲁派寺院春青科尔寺。1662年，五世达赖派其弟子霍尔·昂旺彭措在甘孜地区发展格鲁派，先后建立了更莎寺、大金寺、甘孜寺、扎龚寺、灵雀寺等13座大寺院，为格鲁派在四川藏区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到乾隆年间，清政府两次对大小金川用兵，用武力摧毁了苯教和支持苯教的嘉绒土司，并改苯教寺院为格鲁派寺院。格鲁派在清代已经在四川藏区占有了统治地位，从此成为四川藏区200余年间势力最大的教派

　　在清代藏传佛教流传过程中，德格第42世土司丹巴泽仁创修德格印经院，是藏传佛教传播中的一件大事。德格印经院设在德格更庆寺内。丹巴泽仁主持刻制了藏文《大藏经》中的《甘珠尔》部分，他的次子彭措丹巴又主持刻完《大藏经》的《丹珠尔》部分。德格印经院为我国目前保存完好的藏文印经中心，共藏有各种经版二、三十万块，保存有各种佛教经典译著、传记、天文、历史、医学、辞书文法、诗词音韵、音乐、美术、雕刻、工艺、技术等藏族文献资料，具有宝贵的文化艺术价值。

　　中国藏区历来有宗教参与世俗事务和政治的传统。政教互相渗透，互相利用，形成政教合一制度。在格鲁派传入四川藏区之前，基本上是苯教控制政治大权。乾隆以后，格鲁派确立在四川藏区藏传佛教各派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格鲁派寺院与土司结合，实行政教合一，统治着四川藏区人民。藏传佛教寺庙既是当地宗教活动中心，又是当地政治、经济中心。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汉族地区的佛教也推动了政治依靠，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为其自身的存在和发展，不得不对自身进行改造，开始走上联合的道路。四川地区成立了“中华佛教协会四川支部”，各县也相应成立支部，各地组建居士团体，同时创立佛学院，创办佛学刊物。佛教界人士同袁世凯政权、四川地方军阀、国民党政府展开斗争。抗日战争时期，四川佛学界广泛开展了抗日救亡的法事活动。国民党统治后期，由于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社会动荡，四川佛教随之冷清下来，四川佛教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衰败和黯淡景象。

　　解放后，人民政府在开展各项政治、经济改革中，对宗教制也进行了改革，废除了寺庙的封建特权，寺庙占有的生产资料分配给农民耕种，农村中的僧尼分得土地，组织城镇中的宗教职业者从事各项手工业生产，组织佛教徒参加反帝爱国、抗美援朝等各项爱国教育运动，在各级政府领导下组织佛教徒学习、参观，从而使广大佛教界人士和信徒爱国主义热情空前高涨，社会主义思想觉悟有较大提高，寺庙管理和宗教活动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1955年12月，四川人民代表大会颁布了四川藏区进行民主改革运动的决议。在民主改革初期，对藏传佛教寺庙的活佛、喇嘛等宗教上层人士，采取团结教育的方针。对寺庙的民主改革，只限于土地、债务、商业资本3个方面。1956年，由于西藏上层反动分子的煽动和支持，四川藏区不少大寺庙参与了武装叛乱。叛乱被平定以后，开展了“反叛乱，反抢劫，反破坏，反封建特教和封建剥削”运动，同时对寺庙封建压迫和封建剥削制度进行改革。藏区寺庙的民主改革，废除了藏区封建压迫剥削制废，除了宗教的一切封建特权，废除了寺庙的封建管理制度，为藏区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50年代以后，汉区信佛群众减少，僧尼人数大幅度下降，藏区寺庙和僧尼人数也有所减少。到1958年，汉区有寺庙345座，僧尼10100人，藏区有寺庙36座，僧人14000余人。1960年以前，汉区佛教人士被选拔进各级人大、政协、政府机关工作的597人，其中全国人大代表1人，政协委员1人，省人大代表1人，政协委员1人。藏区佛教界人士作为宗教界人士也各级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其中阿旺嘉措担任了甘孜州副州长，卓仓藏担任了阿坝州人委副秘书长。同时，有2人担任全国佛教协会副会长，2人担任副秘书长，19人担任理事。

　　1962年9月，四川省佛教协会成立。佛协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团结教育广大佛教信徒的桥梁和纽带。1966年“文化大革命”以前，人民政府着力保护佛教寺庙，拨款维修寺庙，到1966年全省有寺庙847座。“文化大革命”中，寺庙被强占毁坏，佛教经像和用品被查抄砸毁，信教群众被强迫放弃信仰，僧尼被强迫还俗，相当部分宗教界人士成为专政对象受到迫害，各级佛协被停止活动。粉碎“四人帮”以后，1978年四川佛教界开始全面落实政策。1980年后，四川省佛教协会和各地佛教协会先后恢复和建立，1982年，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总是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重申了坚决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端正了宗教工作的方向。从1983年开始，寺庙逐步交由僧人管理。1985年，政府批准开放佛教活动场所713处（汉区85处，藏区628处）。80年代以来，四川各地佛教寺庙普遍开展了各种正常的佛事活动，信教群众建立了正常的宗教生活。按照佛协的规章制度和佛教仪轨，开展了各种佛事活动。到1998年底，全省佛教寺院989处，其中汉传佛教寺院280处，藏传佛教寺院709处。

　　由于落实了中国共产党在宗教方面的基本政策，四川佛教界人士被选拔进各地人大、政协和政府机关工作的人数增加，截止1997年，四川省佛教界有1人任全国政协委员，6人为省政协委员，1人为省人大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