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和平占领沙州城的宗教因素

　　吐蕃和平占领沙州城的宗教因素

　　[摘要]吐蕃围困沙州期间，双方军力对比悬殊，为了和平占领沙州这一善国神乡，吐蕃一方围而不攻。为了促其早日投诚，吐蕃放还前期虏掠的沙州周边地区的守军和僧尼(可能包括莫高窟等地的僧尼在内)。在军事威慑和攻心政策下，沙州军民以“毋徙佗境”为条件，出降吐蕃。占领沙州后，吐蕃统治者立即在沙州实施了强有力的兴佛举措，建寺度僧，抄写佛经，开窟造像，在不到70年的时间里，使沙州成为了一个名符其实的善乡佛国。通过综合分析，笔者认为是沙州当时的宗教地位和吐蕃的兴佛政策挽救了沙州，使其免遭生灵涂炭之灾。

　　[关键词]敦煌；佛教；吐蕃；军事；唐朝

　　唐德宗贞元二年(786)，沙州军民在外无援兵、内无粮草的艰难境地下，向吐蕃投诚，至此，围城十年之后，吐蕃和平占领沙州。《新唐书·吐蕃传》对此有专门记载：

　　粮械皆竭，登城而呼曰：“苟毋徙佗境，请以城降。”绮心儿许诺，于是出降。自攻城至是凡十一年。

　　这位围城的吐蕃将领“绮心儿”，就是吐蕃占领沙州后的首任行政长官尚绮心儿。有关沙州城的陷蕃年代，学界颇有争议；然而，在强大的吐蕃军队兵临城下、交战双方力量对比悬殊的态势下，沙州守军仍能坚持十年的具体原由却论述不多。笔者认为是沙州的宗教地位救了沙州军民，吐蕃朝野的崇佛思想使得沙州城池得以保全。下面就此谈点看法。

　　一、双方实力分析

　　公元8世纪，崛起中的吐蕃势力迅速扩张，整个青藏高原成为其领地。安史之乱成为唐朝由盛转衰的分水岭，为了平息叛乱，唐军东撤，吐蕃趁机向西推进。广德二年(764)，吐蕃攻占河西重镇、河西节度使治所凉州，唐河西节度使杨志烈西奔甘州，永泰元年(765)为沙陀所杀，河西节度一时无主。郭子仪请遣使巡抚河西，唐朝遂命杨休明继任节度使。大历元年(766)，河西节度使杨休明徙镇沙州；再往西走，就是干旱少雨、风沙肆虐的大碛，要到达人口更少、军资更加匮乏、当时还在唐朝控制下的伊、西、庭等州，节度使已是回天无力了。大敌当前，仅靠所部人马显然难以与强大的吐蕃军队抗衡，唯一的办法就是求援。约在大历二年，杨休明即前往安西(镇西)征调兵马，准备凭借四镇留守军健与河西诸军残部，为保卫沙州与吐蕃军队作最后的决战。不料伊西庭留后周逸在危亡混乱之际，假突厥之手，杀害杨休明于长泉。大战在即，主帅遇害。观察处置使周鼎和行军司马宋衡临时执掌了沙州军政。

　　攻陷凉州后，吐蕃以凉州为据点，一路西进，于永泰二年(766)，又连克甘、肃州，大历十一年(776)，吐蕃攻陷瓜州，并于当年八、九月间包围了沙州城。吐蕃大军兵临城下，依靠从河西退回的残兵败将，坚守沙州是不切合实际的，而求救于伊、西、庭等州的希望已彻底破灭，求救于回鹘成了最后的指望了。然而大难临头，本族尚且自相残杀，外族就更没什么希望了，再说，当时的回鹘自身难保，更不愿与强大的吐蕃为敌，惹火烧身。

　　大战在即，固守无望；两度求援，均告失败，靠自身固守又毫无把握。守将周鼎决定弃城东奔，可是遭到了沙州军民的一致反对。行军司马宋衡决定率家室东奔，得到了围城吐蕃军队的首肯，《颜鲁公宋广平碑》侧记文字记载：“吐蕃素闻太尉名德，曰：‘唐天子，我之舅也。衡之父，旧贤相也，落魄于此，其可留乎?’遂赠以驰马送还，大历十二年十一月以二百骑尽室护归。”危难关头，守城副将不顾沙州军民死活，自己却临阵脱逃，而这一举措，肯定是得到了周鼎的同意，于是周鼎民心尽失，最终招来杀身之祸，都知兵马使阎朝“执鼎而缢杀之，自领州事”。

　　围城一方又是怎样一番情景呢?吐蕃人秉性强悍，民风尚武，以力为雄。吐蕃军队军纪严肃，素以勇猛善战著称；在战场上赏罚分明。《贤者喜宴》所记载的六标志(phyagrgyadrug)中有一项为“勇者的标志为虎皮袍(dpavaags kyi phyagrgyastagslag)”。另“六褒贬”(rkyendrug)中这前二项为“勇者褒以豹及虎(皮)，懦夫贬以狐尾”(dpavbavi rkyen du gung dang stag sngarmavi rkyen duwa2hu)。在“六勇饰”(dpav mtshan drug)中，记载勇者的等级，以虎豹皮的尺寸大小，来决定其地位的高低，依序为：虎皮裤(stagsmad)、虎皮上衣(stagstod)、虎皮小披肩(zar chung)、虎皮大披肩(zarchen)、整块虎皮制的外套(smgslag)、整块豹皮制的长袍(gongra”等六级。亦即吐蕃以虎豹皮饰旌扬勇者，以狐尾贬责怯懦。

　　敦煌莫高窟吐蕃时期洞窟中所绘赞普卫士皆穿虎豹衣，是对文献记载的有力印证。莫高窟第133、159、237、360、369等洞窟东壁维摩诘帐下方各国王子群像中，吐蕃赞普形象绘在最前方，时代特征明显。

　　唐蕃长庆会盟之唐方代表刘元鼎，在其所著《使吐蕃经见纪略》中有如下描述：“河之西南地如砚，原野秀沃，夹河多柽柳，山多柏坡，皆邱墓，旁作屋，赭涂之，绘白虎，皆夷贵人有战功者，生衣其皮，死以旌勇。”

　　除了作战勇猛，吐蕃人引进波斯、大食等国先进的兵器制作技术，装备精良，“其铠胄精良，衣之周身，窍两目，劲弓利刃不能甚伤。”

　　在长期的对外作战中，吐蕃军队还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和攻城掠地的先进技术。当时指挥军队包围沙州的尚绮心儿，于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与其他吐蕃将领一道指挥军队攻打唐朝盐州时，“以飞梯、鹅车、木驴等四面齐攻”，可见吐蕃军队攻打城池也有专门的器械和技术。

　　为了攻下沙州，吐蕃赞普墀松德赞亲自‘；徙帐南山，使尚绮心儿攻之”。可见沙州在吐蕃统治阶级心目中的地位是何等重要。就当时的双方态势而言，论地理位置，沙州算不上重要关隘，论军事实力，沙州已是风雨飘摇中的一叶孤舟，对吐蕃在西域的军事行动已构不成丝毫威胁。然而一路西进，攻城掠地势如破竹的吐蕃军队，到了沙州城下，为何其进攻的势头却嘎然而止了呢?笔者认为这是因为沙州的宗教地位使然。

　　二、佛教在吐蕃的传播及其影响

　　(一)佛教传入吐蕃

　　关于佛教最初传人吐蕃的时间，许多藏文史籍都提出：吐蕃王朝第二十八代赞普拉托脱日年赞时期(约公元333年)，佛教在吐蕃诞生。藏文古籍《第吴宗派源流》记载：

　　拉托脱日年赞时期，佛教之标记出现开称其为佛法诞生。拉托脱日年赞足迦叶佛或地藏菩萨的化身，他在雍布拉岗王宫时，从天空降下黄金之《百拜忏悔经》和一尊绿松石的四层小宝塔，人们不仅得知这是一种神奇的宗教法物，而且其外观又十分精关，因而以黄金、绿松石等宝物作为陪衬品将这些珍贵的宗教物品供奉起来。

　　7世纪初期，松赞干布完成了统一西藏的任务，从雅隆迁都于逻些(拉萨)。这是吐蕃向外发展的起点。松赞干布命臣下图密桑布札创制了藏文，“亲自带头在王宫内闭门学习新创制的藏文”。为了进步与发展，吐蕃统治者积极学习别的民族所创造的优秀文明。尼婆罗墀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出嫁于松赞干布，更大量地带进了先进文化，特别是文成公主人藏，带进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农业种子，推广了汉地的先进生产经验，如碾、皑、造酒、制乳、饮茶等，以及天文历算、文学艺术、医药卫生的输入，对吐蕃社会的发展，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由于当时尼婆罗和汉族都信仰佛教，两位公主都带了一些佛像、法物、经典以及替她们供佛的僧人到西藏。两公主都信仰佛教，对松赞干布有不少影响，对吐蕃社会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佛教“因果论”逐渐渗入人心。

　　(二)墀德祖赞建瓜州寺

　　墀德祖赞是吐蕃继松赞干布之后的第三位赞普，娶金城公主。金城公主710年到藏后，把文成公主带去的释迦像移供于大昭寺，也曾安排汉僧来管理香火等事。金城公主在藏时，除了致力于维护外地在藏之佛教徒，有意引佛教人藏外，她还竭力促进唐蕃和好。至墀德祖赞晚年，相传他曾派桑希等人到长安取佛经，此时吐蕃赞普已经重视佛教。

　　墀德祖赞引进佛教的措施之一，就是“模仿”，即在与外族的征战中，特意虏掠外族僧侣，由这些僧侣进藏宣传佛教思想；于札玛建瓜州寺即是一例。《噶迥寺建寺碑》碑文中有如是记载：“祖墀德祖赞之世，于札玛建瓜州寺，于琛浦建神殿等，立三宝之所依处。父王墀松德赞之世，于札玛建桑耶寺等寺庙，中央及四境遍建神殿，立三宝之所依处。”P．T．1288《大事记年》中记载：“及至兔年，(玄宗开元十五年，丁印，公元727年)，赞普以政务巡临吐谷浑，……攻陷唐之瓜州晋昌……”’

　　三、墀松德赞时期的政教事业

　　墀松德赞(khri sronglde btsan，娑悉笼腊赞，755—797)在位期间，吐蕃王朝臻于全盛。随着封建社会发展的需要，佛教在吐蕃成为完全居于独占地位的意识形态。与封建正统观念相对立、为那些农牧奴隶主借以反对封建制度的本教受到排斥。从这时起，佛教在吐蕃开始成为国教，它的僧侣被教徒称为“喇嘛”(blama，“上师”的意思)。

　　墀松德赞在排斥本教的同时，先后派人往印度迎接堪布寂护和莲花生大师来吐蕃翻译经论，宣传佛法。莲花生大师以佛教为主体，杂以本教的某些形式，来引导人民信仰佛法，增强了佛教的吸引力。从此，藏传佛教成了吐蕃社会信仰的中心。历时十多年，约于公元779年建成了在西藏佛教史上著名的桑耶寺，藏、汉、印三地僧伽在这里讲习辩论，它意味着吐蕃、唐朝、印度三地宗教文化在墀松德赞时期融汇在吐蕃。

　　桑耶寺建成后，墀松德赞于唐德宗建中二年(781)遣使到长安“求沙门之善讲者”至蕃地讲经，“至是遣僧良诱、文素二人行，每人岁一更之”。

　　由于赞普墀松德赞在吐蕃王朝文治武功方面的业绩和建树，由于他确立了佛教在藏族社会上的重要地位，后世将他与松赞干布并列，尊称他为吐蕃王朝的第二位法王。

　　四、吐蕃围而不攻，和平占领沙州

　　8世纪中叶的沙州，是一个各种宗教署集之所，除儒、释、道之外，景教、祆教、摩尼教等都十分流行，敦煌人把自己的家乡称为“善国神乡”，宗教祭祀活动频繁而隆盛。佛教在民间广泛信仰的基础上，在崇佛的世家大族的倡导下，持续发展。佛寺比前代增多，开窟造像频仍。大量宫廷写经不断从长安、洛阳传人，不少高僧从内地前来弘法，使这座著名的佛教城市继续不断受到内地佛教文化的影响。东来弘道和西行求法返回路经敦煌僧人的增多，又使敦煌得以不断汲取西域、印度佛教文化的营养。由此，敦煌的佛教和石窟艺术发展到了全盛时期。

　　为了拿下沙州，墀松德赞亲自督。以作战勇猛著称的吐蕃军队能不视死如归、奋勇争先?但是在十年的围城期间，连一次攻城的记载也没有。究其原由，墀松德赞于779年桑耶寺落成典礼时发誓兴佛，怎能对这一塞外佛国兵戎相见呢?而且，吐蕃军队还未攻城，沙州守将就打算毁城东奔，而这是吐蕃一方最不愿看到的，为了和平占领沙州，遂定下了“围而不攻”的策略，于是乎，就有了沙州的十年之围。

　　唐德宗即位后，为了平息连年来的唐蕃争战，休养生息，放还吐蕃战俘，由“太常少卿韦伦持节使吐蕃，统蕃俘五百人归之”，唐庭向吐蕃发出了求和的信号。为了摆脱兵疲将乏，国力窘困的局面，吐蕃积极响应。建中四年(783)正月，唐蕃会盟于清水，“夏四月，吐蕃将先没蕃将士僧尼等至自沙州，凡八百人，报(建中)元年之德”。吐蕃此次放还唐朝沙州僧尼，一则是由于吐蕃建成桑耶寺，既而有了本族的第一批贵族出家人后，民间子弟争相出家为僧，对外族僧尼的需求量大减；二则是由于吐蕃大兴佛教，对出家僧侣恩崇有加；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条是，吐蕃正在围攻沙州，放还前期所俘获的沙州周边地区的守军和僧尼(可能包括莫高窟等地的僧尼在内)，无疑是收买人心的重大举措，可以起到感化和说服的作用，对和平占领沙州大有裨益。

　　终于，在吐蕃的军事威慑和说服感化下，出现了本文开头所说的一幕：沙州和平投诚。其实论实力，当时的沙州已是弹尽粮绝，人困马乏，在军事上没有了谈判的筹码；但是沙州的宗教地位却迎合了吐蕃统治阶层兴佛的需要。至于当时的守将阎朝将“毋徙佗境”作为谈判条件，可以说仅仅是自己找台阶下，因为吐蕃放还沙州俘虏，已亮明了吐蕃对沙州的政策，而随后的历史事实也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五、吐蕃在沙州的兴佛举措

　　为了感谢吐蕃统治者对沙州的特殊优待，沙州百姓迎合吐蕃统治者兴佛意愿，向吐蕃进献佛骨舍利子。S．1438背面《书仪》对此有专门记载：

　　沙州寺舍利骨，一百卅七口(颗)，金棺银棺椁盛全……无遣(遗)颗粒……附僧狮子吼等三人进，讫伏大赦所获之邑，冀以永年之优……

　　吐蕃当局也正如当初规划，随即在沙州大兴佛教。吐蕃统治者提高了僧人的政治地位，一些高级僧侣像吐蕃王庭的“钵阐布”那样可以参与政事。吐蕃统治时期，沙州佛教势力深入到了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吐蕃军队进驻沙州后，“赞普以绮心儿代守”，由此尚绮心儿成了吐蕃在沙州的首任行政长官。尚绮心儿出身于崇佛派没庐氏(vbro)，驻沙州期间，他带头在沙州建寺一所，名圣光寺，花费了不少人力物力：

　　黄金布地，白璧邀功，进直道以事君，倾真口而向佛。爰乃卜宅敦煌古郡，州城内建造圣光寺一所。圣主统三光之明，无幽不照；令公承九天之宠，肱股春阳。近沾圣德之弘，远沐恩晖之重。率宾咸服，观国之光，烛赈流沙，称圣光寺也。

　　在敦煌文书S5677号背面《僧尼数书》中记载圣光寺院有僧七人，是当初建时期，因此人数较少。S4914号《卯年九月转付佛经帐》中也记有圣光寺，可见圣光寺已渐具规模。除了建造佛寺，尚绮心儿还为时常为沙州寺院布施财物。P2583号背面有一篇尚绮心儿的布施帐：

　　(前缺)

　　1．口正月十五日

　　2．三头口口上牛两头共计十三石

　　3．金五两上锦两张杂绢两匹各十五口

　　4．二月五日宰相上乞心儿福田入僧口口拾伍两、金花

　　5．拾两、银瓶壹、上锦壹张

　　6．口日宰相上发结罗福田施僧拾伍两，金花银盘口

　　7．口两、银盘壹柒两银盘壹王事准得麦口拾肆寺未入

　　8．口月九日宰相上乞心儿及论勃颊藏福田，捌头牛，价口

　　9．麴尘绢两匹绯绢叁匹，紫绫一匹折绢三匹，每牛一头绢一匹

　　吐蕃统治者不断向寺院布施财物、田产、水尢及依附人口等。在吐蕃当局的的极力倡导下，敦煌的佛教势力迅速膨胀。吐蕃前后在敦煌创建大寺院五所，使敦煌寺院数目达到十六所。S．2729《辰年牌子历》被认为是吐蕃统治之初的辰年(788)僧尼部落的代表按要求上报的名簿，当时沙州寺院的僧尼总数为310人。但到归义军初期，沙州僧尼人数已猛增到千人左右。寺院的经济势力日益强大，拥有田地、果园、粮仓、碾尢、油坊、牲畜、车辆及依附人口——寺户。

　　佛教势力的迅速膨胀，促进了写经事业的兴旺发达。他们不断向唐廷求取佛经，进行翻译。敦煌大规模的写经事业开始于吐蕃统治敦煌的中后期，即赞普赤祖德赞执政时期。当时敦煌每所寺院都设有抄写经书的“经坊”，是根据赞普之命成立的官营事业。经坊人数不等，有的寺院仅数人，有的十几人，多者达数十人。这些僧俗写经生终日忙碌，遵照赞普之命，《无量寿宗要经》在敦煌写了数干部，三百卷的藏文大般若经抄写了八部以上，六百卷的汉文《大般若经》也写了三部以上。除了承担由王命而致的写经任务外，写经生们还要为敦煌和其它地区的佛教寺院抄写经卷。各寺都定期开展讲经活动，向当地僧俗宣讲佛法。

　　除了建寺、度僧及抄写佛经等举措外，佛教势力的极速发展推动了莫高窟的兴建。吐蕃统治沙州期间，在莫高窟新建55窟，重修36窟，合计91窟112)。莫高窟现存有壁画、塑像的洞窟492窟，而吐蕃洞窟就有91窟，占全部壁画、塑像洞窟的百分之十九。千佛洞的开凿历时千年，而吐蕃占领敦煌的时间还不到七十年，就有如此辉煌的弘佛业绩，可见吐蕃王室的兴佛政策远在千里之外的沙州得到了不折不扣的执行。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当年吐蕃军队围而不攻，苦等十年的良苦用心。

　　结语

　　综上所述，大历十一年(776)吐蕃包围沙州，至贞元二年(786)和平占领沙州，历时十年。由于敌我双方军力对比悬殊，沙州两度向外求援未果，绝望之余，守城副将宋衡带领家室兀自东奔而去，主将周鼎打算焚烧城池，引众东奔，遭到了沙州军民的一致反对，不得已做最后抵抗，旋即引来杀身之祸。然而公元八世纪中期，吐蕃国内极力兴佛，定佛教为国教。墀松德赞亲临沙州前线，为了和平占领沙州这一善国神乡，遂定下了围而不攻的方略。为了促其早日投诚，吐蕃于建中四年(783)放还前期虏掠的沙州周边地区的守军和僧尼(可能包括莫高窟等地的僧尼在内)。终于在吐蕃的军事威慑和攻心政策感化下，沙州军民以“毋徙佗境”为条件，出降吐蕃。占领沙州后，吐蕃统治者立即在沙州实施了强有力的兴佛举措，建寺度僧，抄写佛经，开窟造像，在不到七十年的时间里，使沙州成为了一个名符其实的善乡佛国。通过综合分析，笔者认为在危难关头，是沙州当时作为善国神乡的宗教地位和吐蕃的兴佛政策挽救了沙州，使其免遭生灵涂炭之灾，进而投诚后其佛教势力在吐蕃的极力扶持下有了迅猛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