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禅宗与王维山水田园诗

　　佛教禅宗与王维山水田园诗

　　陈敏直

　　(西安公路交通大学人文系,陕西西安710061)

　　摘要:王维是一个佛教徒,禅宗是中国人的佛教。佛教禅宗是王维走向山水自然的一个重要因素。他的山水田园诗,渗透了佛光禅影,主要表现在诗歌题材的选择；诗歌意境的审美倾向；以诗参禅的思想情趣；以及“顿悟”的艺术表现形式。

　　关键词:佛教禅宗；王维；山水田园诗

　　在多姿、多彩的文学创作的背后,总能看到哲学的影子,作家的世界观、人生观支配着他的创作取向,甚至影响到他对题材的选择。盛唐时期的王维,继承陶渊明、谢灵运的传统,将山水田园诗推向颠峰。他的山水田园诗创作,从里到外都渗透了浓厚的佛教色彩,尤其是禅宗的影响更是直接而强烈。

　　一、王维与佛教禅宗

　　佛教发源于印度,自东汉传入我国,不断地发展蔓延,逐渐与中国固有学说相交融,遂嬗变为独具特色的中国佛学。对中国封建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多方面的影响。尤其是佛教断定人生为“苦”,人生的本质即“苦”,人生面对的世界也是“苦”,“苦海无边”,佛教就是教人如何脱离“苦”的哲学。这一人生观,同社会生活中失意者、绝望者以及备受压榨而无力抗争的阶层,容易产生共鸣。

　　王维信奉佛教,有其家庭影响的重要因素。王维的父亲去世较早,母亲崔氏青年守寡,以佛为伴,虔诚信奉三十多年,这对王维的一生影响很大。小时候经常随母跪坐焚香,念诵佛经。一生乐此不疲,中年遭遇恩师张九龄罢相,以及“安史之乱”以后,更是一头投入“佛”的怀抱,为自己的精神寻找一个归宿。

　　《旧唐书·列传·文苑下》载:“维弟兄俱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荤血,晚年长斋,不衣文彩??有京师日饭十数名僧,以玄谈为乐。斋中无所有,唯茶铛、药臼、经案、绳床而已。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绝尘累”。[1](《旧唐书·文苑列传》)隋唐是中国佛学发展的鼎盛时期,在这段时间里相继成立了许多宗派。其中影响最大的有四大宗,即天台宗、唯识宗、华严宗和禅宗。前三者都是依据于印度的某一种或几种佛教典籍加以发挥改造而成的,因此受印度佛教的影响较大。而禅宗则完全为中国僧人的独创,它已经大不同于印度的佛教,如禅宗讲的禅定实际是一种心定,而完全不是印度的坐禅功夫。

　　由慧能(636-713)与神会(668-760)在唐代建立起来的禅宗,其佛学思想主要有四点。[2]

　　(一)“识心见性,自成佛性”,[3]这在讲何为佛,何以成佛。认为众生自己本来具有真心即佛。要想成佛,不需外求,认识到自己的本心,就可以达到佛的境界。

　　(二)“定无所入”是王维在《能禅师碑铭》一文中所提到的。佛家一般都认为坐禅是重要的修行方法。慧能则坚决反对坐禅。他认为,不管行、住、坐、卧,只要心不散乱,就算坐禅。

　　(三)“无念为宗”[3]这是讲成佛的根本方法。无念并非什么念都没有,而是无妄念至于正确的念还是要有的。这正确的念就是般若(特殊的智慧)。即按照慧能、神会的言论去想问题,看人生。做到了这一点就能见性成佛。

　　(四)“本觉超越三世”同样出自于王维《能禅师碑铭》一文。只要一念与佛法相应,就可以成佛。这叫“顿悟”。

　　禅宗的思想是融合了印度佛教文化与中国固有文化的产物。它既吸取了印度大乘空宗(主一切皆空)和大乘有宗(主佛性为实有)的思想,又继承了我国儒家传统的人性论学说与道家的主静说思想。它是把两种文化加以融会贯通之后的产物,从而使得禅宗的思想比起其它各宗派来,在我国具有更大的生命力。

　　王维是禅宗的信徒。开元末,笃好南禅宗,与神会是好友,还为南宗开宗立派大师慧能写过碑志,经常与僧人来往。晚年他隐居于终南山脚下的辋川庄,过着居士般的生活。王维字摩诘,取义于佛教大居士维摩诘。这是一个隐居于天竺毗耶离城的大财翁,有广大的田园与无数资财,居家有妻子,却以禅悦为趣。这个形象最适合王维半官半隐的口味。王维推崇禅宗“随缘任运”的理论,以即世间而出世间的禅宗佛性论为自己的人生哲学。王维在盛唐时代,创作的山水田园诗,无论在题材的选择,诗风的形成,诗歌意境的构成及其情感抒发上,追根溯源,都能看到佛教的影子。朱光潜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一文中说:“诗虽然不是讨论哲学和宣传宗教的工具,但是它的后面如果没有哲学和宗教,就不易达到深广的境界。”唐宋时代的山水田园诗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佛教禅宗,成了唐宋山水田园诗创作的哲学动力,王维尤其如此。

　　二、王维山水田园诗中的佛光禅影

　　《旧唐书》载王维:“得宋之问蓝田别墅,在辋口,辋水周于舍下,别涨竹洲花坞,与道友斐迪浮舟往来,弹琴赋诗,啸咏终曰。尝聚其田园所为诗,号《辋川集》”,代表王维山水田园诗成就的,就是他天宝初年购下宋之问辋川别业,开始他的半官半隐生活以后的作品。

　　(1)对题材的影响

　　禅,音译全称是“禅那”,意译是“静修”,所以禅宗人士往往又称作“静者”。这种静修当然以山林隐居生活最为合适。佛教是让人脱离“苦”的宗教,脱离的办法是“无己”,是泯灭物我之界限。没有“苦”、“烦恼”,最好是远离人世,走向山水田园,自然就会少了人世间的种种“苦”和“烦恼”。

　　纵观唐代诗坛,有一很有趣的现象,写山水田园的诗人,大都深受佛教的影响。佛教使他们走向田园山水,决定了他们对诗歌创作题材的选择。象孟浩然、王昌龄、储光羲、丘为、祖咏、卢象、裴迪、张堙、薛璩、綦毋潜、皇甫冉兄弟、钱起等一批诗人。诗歌创作题材的不同,也折射了诗人哲学价值取向的差异,我们作一比较就不难发现。后人将杜甫称为“诗圣”,给李白冠以“诗仙”,而在当时人看来,作为“一代文宗”的则是被称为“诗佛”的王维,这三位诗人,在信仰上,比较显明地代表了三个不同的派别。杜甫信奉儒教,李白是道教,而王维则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们三人诗歌创作,在题材上也是很有特色。“诗圣”杜甫,世代奉儒,儒家执着于现世民生,忧国忧民,关心国家命运,民生疾苦。杜甫的诗总是将笔触伸向现实社会,江山社稷,百姓生活,则有《三吏》、《三别》、《兵车行》等；“诗仙”李白,深受道家思想影响,总以超世间、出世、成仙、成道的狂放,表现傲岸不屈的个性,象《梦游天姥吟留别》、《把酒问月》等等；王维,总喜爱宁静淡泊、空、寂等,总企望脱离人世的烦恼,干脆不言人间事,以免惹得心烦,躲进山水自然,体味宇宙万化,为灵魂找一个安静的去处。在他的诗中看不到道教升天入地的不安分,对社会现实的纷纷扰扰,表现出悲凉的淡漠。题材不能完全代表什么,但总能说明些什么。

　　(2)空、静、寂的诗歌意境

　　王维的山水田园诗,在意境上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色,喜欢写“空”,总爱描绘“静、寂”的意境,所体现的“空、静、寂”形成一个孤独而封闭的世界。这是佛教对王维山水田园诗更为深入的影响,是禅对诗的渗透。

　　佛教是讲“空”的哲学,“四大皆空”,认为一切东西都没有一个永久不变的实体(“无自性”)。只有清净空灵的心境才是真实的。王维的山水田园诗中最喜言“空”,“·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声”[4](《鹿柴》)；“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4](《鸟鸣涧》)；“来者复为谁,·空悲昔人有”[4](《孟城坳》)；“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4](《终南别业》)“·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4](《山居秋冥》)“积雨·空林烟火迟”,[4](《积雨辋川庄作》)“·空翠湿人衣”[4](《山中》)等等。“静”与“寂”的意境特色,除了直接用文字表达之外,(如夜·静春山空”,涧户寂无人”),更多地表现在诗歌描绘的意境中。如《鹿柴》诗中写到:“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一座山空荡荡的,看不见任何人的踪迹,从林子深处,远远地偶尔传来人说话的声音。过后一切又恢复了宁静,深林很幽静,快要落山的太阳,散发出一缕斜晖,穿过树林,照在长满青苔的地面上。让人觉得有一种强烈的孤独和阴冷,可怕的“空、寂、静”。这样一种孤独封闭的世界,正是诗人要体验的“佛境”,要想追求的禅宗所说的“识心见性,自成佛性”,也即禅宗所认为的坐禅之境。王维所刻意追求的“空、静、寂”的诗歌意境,是他内心所体验的“入禅”之境,王维是“以禅入诗”。

　　这样的意境还有很多,如《竹里馆》、《辛夷坞》等。

　　(3)物我两忘随缘任运

　　佛教认为人生即“苦”,人们面对的世界即“苦”,然而它教人脱离“苦海”的方法,都是消极的,其方法即“无我”。“对境无心”,泯灭物我界限,没有了“我”也就不觉得痛苦了。生不喜,死不悲。这种禅宗的态度,也是王维山水田园诗中所表现的一种思想感情。当然读者不一定感悟到作者的佛心。

　　《辛夷坞》中诗人写到:“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这是王维著名的田园组诗《辋川集》的第十八首。“辛夷”即木笔树,辛夷坞,因坞中有辛夷花,因而得名。诗中写的是,在长满辛夷树的山沟里,当春天到来的时候,辛夷在生命力的催动下,欣欣地绽开神秘的蓓蕾,是那样灿烂,好似云蒸霞蔚。这山中的红萼,点缀着寂寞的涧户,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后纷纷扬扬地向人间洒下片片落英,了结了它一年的花期。

　　在这个绝无人迹的地方,辛夷花的默默地凋零,既没有人对它们赞美,也不需要人们对它们的凋零一洒同情之泪。它们得之于自然,又回归于自然。没有追求,没有哀乐,听不到心灵的一丝震颤,几乎连时空的界限都已经泯灭了。这样的静谧空灵,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王维以禅宗的态度对待人世的一切,使他对宇宙人生都保持着一种任运自在的恬淡心境。辛夷花此生彼死,亦生亦死,不生不死的超然态度。诗人看来,整个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不正是象辛夷花那样,在刹那的生灭中因果相续、无始无终、自在自为地演化着吗?“不生不灭,如来异名”难怪胡应麟在《诗薮·内编》中说《辛夷坞》是“入禅”之作,“读之身世两忘,万念俱寂”。王维山水田园诗的意境,大多都能在禅宗里找到最好的注脚。这种“随缘任运”的态度,还在别的诗中多有表现,如《终南别业》:“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其中:“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正是禅宗“随缘任运”这种哲学的显现:随流溯源,到得水穷路绝,便随意坐下,有云起,就看云。此止彼行,依然有无限自在。这与阮籍至歧路便放声痛哭的“哭穷途”自有天壤之别”。

　　(4)“顿悟”,禅与诗的融通

　　“顿悟”,或曰“妙悟”,是禅宗修行成佛的方式。印度佛学认为,修行成佛,需要长年累月甚至要经历若干世才得“正果”。禅宗认为,只要一念与佛法相应,就可以成佛,这叫“顿悟”。禅宗认为“真如”(真理)是不能用语言文字明白地表达出来。即不能用理性思维,逻辑思维来表达。所以常用比喻、隐语或令人警醒的动作去启发人。王维的山水田园诗,尤其在《辋川集》中,许多诗作,看似写景,实是参禅。其令人“顿悟”的艺术追求,表现在不满足于诗歌语言之内的有限意义,而欲寻求诗歌语言之外无尽的韵味,在对言外意蕴的“妙悟”中,获得一种思想上的启迪。顿悟,增强了诗歌的思想性,丰富了诗歌的艺术表现力。这一艺术形式,后来尤其成为绝句的法宝,更为宋诗别开生面的“理趣”,开辟了先河,苏轼尤好此道,如《题西林壁》等。

　　王维的山水田园诗中,“顿悟”的诗例极为普遍,如《木兰柴》:“秋山敛余照,飞鸟逐前侣,彩翠时分明,夕岚无处所”。落日的木兰柴,苍茫之中一切都是那么浑融,飞鸟相逐,在夕岚中时或闪烁其翠羽,如此分明,但最终融于夕岚中不可寻觅,面对此景,不觉顿然悟出:禅宗泯灭“物我”对立的“无我之境”,即“物即是我,我即是物”,在赏景之余,获得思想上的觉悟,给诗歌意境更广阔的联想。

　　《孟城坳》:“新家孟城坳,古木余衰柳,来者复为谁?空悲昔人有”。辋川曾是唐朝初年宋之问的庄园,王维得此,不无感慨。衰柳,暗示了人世沧桑,本来或许会生发“今人悲前人,后人复悲今人”的感喟之情,但王维却寓“常”于“变”,预料后人定会悲我,而我又何必悲前人呢!所以说“空”,认识到一切都必然是变化的,也就不必悲了,“变”也就成为“常”,在有限的字句之外,蕴含了深广的思想意义,扩大了诗歌的容量。

　　严羽《沧浪诗话·诗辩》中说:“大抵禅道惟在妙语,诗道亦在妙语”。“顿悟”,是诗对禅的借鉴,也是禅与诗的融通。王维的山水田园诗,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就是与佛教禅宗千丝万缕的联系。虽然诗歌创作,是一种艺术活动,其丰富与复杂性,难以绝对用理性思维去把握,但通过以上分析我们总能看到其基本规律。元好问在《赠嵩山隽侍者学诗》中说:“诗为禅家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也许把禅的作用估计过高,但不可否认,禅给了诗一种新的刺激,使诗的面貌更加丰富多彩了。这一作用,在王维的山水田园诗创作中,尤其如此。

　　[参　考　文　献]

　　[1]刘日句.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张春波.中国佛学四大宗派的主要学说[A].文史知识编辑部.佛教与中国文化[C].北京:中华书局,1988.

　　[3]慧能.郭朋校译.坛经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1.

　　[4]唐诗鉴赏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