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视野对于民族宗教学研究的价值

　　任何一门学科的诞生和发展都取决于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学科性质等根本问题的解决。民族宗教学正面临着这种严峻的考验。中国一批有志于组建民族宗教学的学者也必然要经受得住这种考验。笔者以为，民族宗教学的核心问题、主要研究对象和研究视野在于国际现象和全球视野，应从下述两个方面展开：首先，无论是民族宗教学的学科性质，还是其研究对象，都具有独特的综合性。一方面，由于民族宗教学注定要涉猎相关多学科的现象，因此民族宗教学的学科性质必定是综合性的。另一方面，在研究对象方面和研究方法方面，由于民族宗教现象的复杂性和国际性，决定了研究者必须扩大研究视野，把民族宗教学的研究视野定位于国际现象而不是止步于国内现象。其次，在民族宗教学的研究中，有两种研究进路或者路径，一种是从民族宗教现象到民族宗教本质（理论）的提升，简称从现象到理论的提升；一种是相反，即从民族宗教的理论到实证现象。两条道路可谓殊途同归、各有千秋。笔者主张第三条道路，或者主张把前两条路径进行综合。最后，笔者还对民族宗教学的称谓进行探讨并主张把其规范为“族教际关系学”。

　　民族宗教学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的综合性

　　民族宗教学是双向而不是单向的学科；不能仅仅认为其重心在探讨宗教在民族文化和民族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还要探讨民族在宗教文化和宗教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民族宗教学的酝酿与催生不仅是宗教学研究的深入，也是民族学研究的深入，更是政治学研究的深入。没有宗教学、民族学和政治学的不断深入与积淀，就不可能有民族宗教学的产生。民族宗教学的产生如果缺少其中任何一门的学术积淀，就注定是不完善的和必然有缺陷的。

　　可以断定，民族宗教学研究对象的主题或基本问题就是民族与宗教的关系问题。面对宗教问题往往与民族问题交织在一起，学者并不满足在现象层面上对民族与宗教密切关联进行识别，而是试图深入分析其中带有普遍性和规律性的理论问题，为此国内有的宗教学者提出“民族的宗教性和宗教的民族性”问题。2005年8月在新疆乌鲁木齐，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民族发展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宗教研究所、新疆中亚区域发展研究中心召开的“和谐共进首届宗教与民族学术论坛”上，牟钟鉴和龚学增都一致地提出了“民族的宗教性和宗教的民族性”问题。龚学增在解决民族与宗教的关系问题上，提出了“民族的宗教性和宗教的民族性”问题。牟钟鉴则进一步把“民族的宗教性和宗教的民族性”提升为一个具有普遍性和规律性的问题。由于这一问题刚刚提出来，还有待深入研究。

　　的确，研究“民族的宗教性和宗教的民族性”的普遍性问题需要建立一门民族学与宗教学的交叉学科来解决。国内有的学者把这一门新学科称为民族宗教学。牟钟鉴在2005年新疆研讨会上的与会论文中提出创建民族宗教学的愿望，试图从民族宗教学的高度上探讨民族与宗教关系，这无疑具有学术战略性眼光。为此他提出，民族宗教学是民族学和宗教学的交叉学科，其宗旨是从理论上考察和阐释民族的宗教性和宗教的民族性，而重心在探讨宗教在民族文化和民族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因此它是宗教学的一个分支。

　　既然认为民族宗教学是民族学和宗教学的交叉学科，就不能单纯认为它是宗教学的一个分支，而也应该是民族学的一个分支，民族宗教学是双向而不是单向的学科；不能仅仅认为其重心在探讨宗教在民族文化和民族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还要提出民族在宗教文化和宗教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且后者的研究更加重要。如果从政治学角度上研究民族宗教问题，那么民族宗教学也自然具有了政治学的性质。离开了国际政治的视野，许多世界上的民族宗教问题都会看不清。总之，民族宗教学主要是民族学、宗教学、政治学的交叉学科，民族学、宗教学、政治学是民族宗教学的母学科或上限学科，而民族宗教学则是它们的子学科或下限学科。

　　牟钟鉴从6个方面列举出民族宗教学的研究范围和对象包括：第一，从发生学的角度研究宗教在民族形成中的功能和意义。第二，从历史学的角度研究民族与宗教的互动的发展阶段，每一阶段上的特点和演化的规律性。第三，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民族与宗教互动关系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第四，从文化学的角度研究宗教在民族文化传统形成演化中的特殊地位与作用，以及不同民族文化圈中宗教的多样性及其功能的差异性。第五，从政治学的角度研究民族与宗教关系在当代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特别是它在国家关系民族关系中的影响。第六，从中国的历史与现状出发，研究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和与此相应的在宗教信仰上的多元一体格局，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宗教学。可以说，牟先生的视野是非常开阔的。他的另一个高见就是，中国引入宗教学比民族学整整晚了半个世纪。中国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引入了西方的民族学，但80年代才引进宗教学，但毕竟“民族学与宗教学都已成为人文社会科学具有生气的学科，它们的研究在向深广发展，它们的影响在与日俱增。这两门学科经过相对独立的发展，在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氛围中相遇了。”这就是说，民族宗教学是民族学与宗教学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相遇的必然结果，两学不相遇就不会产生民族宗教学。然而，民族学和宗教学两个学科的相遇不必然营造民族宗教学，还必须要一批有志于组建民族宗教学的学者。

　　民族宗教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主要基点应当是国际视野甚至是全球视野，而不单纯是国内视野。

　　值此，学者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组建较为成熟的民族宗教学的道路还很漫长。在这个过程中，有许多根本性的问题需要解决。其中一个根本问题是把民族宗教学的研究基地建立在国内民族宗教现象的研究和提炼上，还是放大到国际政治，乃至全球政治的视野。这是一个建学的方向性问题。

　　如果从民族宗教学的研究对象与观察方法的结合与统一角度看，那么，民族宗教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主要基点就应当是国际视野甚至是全球视野，而不单纯是国内视野。因为，纯粹的国内民族宗教问题越来越少，国内民族宗教问题越来越演化为国际性问题，许多现实的民族宗教问题具有国际连带性。如中国的东突厥问题与国际伊斯兰世界的极端势力有着密切的连带关系。再如欧洲英国的北爱尔兰问题不单纯是英国国内的民族宗教问题，而是英国和爱尔兰地区性国际政治问题。西亚的巴以冲突不仅在西亚具有地区性国际问题，而且由于犹太人和伊斯兰世界，已经成为部分全球性问题。西亚库尔德人问题是贯穿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和伊朗四国的跨界民族的国际政治问题。此外，南亚的印巴冲突问题、僧泰冲突问题、俄罗斯的车臣问题、美国的拉美裔问题等等，都莫不如此。至于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问题反射出来的基穆冲突（即基督教世界与穆斯林世界的冲突）问题所具有的全球性程度就更高。总之，目前国际上较为严重的热点问题绝大多数是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产生的必然的连带关系的问题。

　　值此，如果仅仅停留在国内视野上，所有这些民族宗教热点问题都将无法得到理解与释读，对所有这些问题的研究都将会步入一条无法走出的死胡同。因此，只有把国内民族宗教问题放到国际范围内甚至是全球视野中，才能看清其真面目。因此，只有站在国际视野的民族宗教研究才可能具有更高的真理含量。

　　再深入分析，不难发现，造成上述的重要原因在于，人类文明的发展已经进入到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在全球化的时代，人类文明发展中的许多带有根本性问题，如核武器的掌控问题、环境污染与治理问题、国际恐怖与反恐问题、政治与经济腐败的全球治理问题、民族宗教问题等等组成了一个全球问题链，必须在全球范围内才能得以解决，许多重要的国内现象都将打上了浓厚的国际色彩。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乃至全球问题都产生了某种必然的内在联系。民族宗教问题正是这个全球问题链中的重要一环。

　　民族宗教学的研究进路和称谓

　　科学的民族宗教学应当一方面最大限度地具有实证性，更多地占有或解释民族宗教现象，民族宗教学的科学性取决于实证性的强弱；另一方面具有更高含量的真理性，关于民族宗教的真理性认识绝不是对民族宗教现象的重复，而是民族宗教现象背后的本质性认识。

　　组建一个新学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很多学术条件。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必须要有或者务必运用科学的方法论。只有方法上的科学性，才能确保某些（不是全部）理论观点上的真理性。

　　在学界，研究民族宗教问题，主要有两条研究路径。一条是从民族宗教的理论到实证研究，另一种则相反。虽然这两种路径能够殊途同归，但各执一端、各执己见，都将存在很大的局限性。

　　首先，片面地从民族宗教的理论“按图索骥”地联结到或者焊接到现实的民族宗教问题的这种研究进路是没有出路的。因为，现实的民族宗教问题是异常复杂的，任何现成的理论模式都无法套用现实复杂的民族宗教问题。民族宗教学的理论不能单纯从其母学科民族学和宗教学中的理论演绎出来的，而主要应从现实复杂的民族宗教问题中提炼出来。如果从理论到理论，将失去科学实证性。失去实证性的学术不是科学只是猜想。实证是近现代科学发展的根本，只有实证性强的学科才具有更强的科学性，未加实证的理论只是猜想。对于民族宗教研究，现实问题不可忽视，不能只重视理论问题的研究，要走出理论研究的篱笆。可以说，是否能够解释现实的民族宗教问题是民族宗教学理论真理含量的试金石，而绝不能是相反。

　　其次，单纯从民族宗教现实问题或现象研究走向其理论研究也是没有出路的。难度之一在于，单就民族与宗教关系就是一个无法穷尽的课题。因为，就目前民族学界认同的世界民族至少大约有3000个，而宗教的种类也数以百甚至数以千计，建立在3000个民族之间的关系，加上数以千计宗教之间的关系，以及诸多民族与宗教的关系，从理论上的排列组合则几乎是一个天文数字，因此是一个很难完成的课题。避免这种无法计量的具体的民族宗教关系的方法就是把民族宗教关系进行分类，从类型的角度对民族宗教关系问题进行研究才是可行的。难度之二，从民族宗教的现象研究提升或提炼出民族宗教关系的本质规律是一种“质的飞跃”的过程。用逻辑学术语说就是，从“现象”不能必然推导出“本质”和“规律”。“本质和规律”是学者最大限度地根据或占有现象，从中提升或提炼出来的真理，然后再根据本质规律理解和释读现象。

　　只有第三条路径才是唯一的出路：最后形成的观点体系的真理性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在于民族宗教理论观点占有现象材料或解释现象的广泛程度，即其理论观点的真理含量在于它的“普适性程度”。另一方面在于，要从历史上和现实中的民族宗教问题研究中提升和提炼出相关的理论，而不能相反。总之，科学的民族宗教学应当一方面最大限度地具有实证性，更多地占有或解释民族宗教现象，民族宗教学的科学性取决于实证性的强弱；另一方面具有更高含量的真理性，关于民族宗教的真理性认识绝不是对民族宗教现象的重复，而是民族宗教现象背后的本质性认识。

　　不把这门新学科称为“民族宗教学”，而是称为“民族与宗教互动关系的学问”，或者提升为“族教际学”（或简化为“族教学”）。

　　由于民族宗教学的基本问题或者核心问题是民族与宗教的互动关系问题，因此这门学科是否应当围绕这一理念，这一新学科的名称到底应该怎样称谓，是民族宗教学还是民族与宗教关系学？这类问题需要深入研究。

　　笔者主张不把这门新学科称为“民族宗教学”，而是称为“民族与宗教互动关系的学问”，或者提升为“族教际关系学”（或简化为“族教学”）。主要理由如下：

　　其一，民族宗教学的核心概念“民族宗教”是个模糊概念，从逻辑上思考，民族宗教是个内涵较窄的概念。在宗教学界已经形成比较固定的3个概念，氏族宗教、民族宗教和世界宗教，并且3者联系的规律性问题也达成某种共识，即宗教发展的规律是从氏族宗教发展到民族宗教，再发展为世界宗教，再三者并存发展。

　　其二，如果把这一学科认定为“民族宗教学”，那么理所当然认为这一学科只能研究民族宗教，而不能研究世界宗教。然而，不研究世界宗教的民族与宗教的互动关系的学问是不健全的。因此，简单把这一学科概括为“民族宗教学”在逻辑上是有缺陷的。虽然世界宗教也有民族性的方面，但世界宗教的本质主要是超民族性的文化。因此，民族宗教学不能从逻辑上涵盖民族与世界宗教的关系问题。

　　其三，民族是否包括氏族，在民族学界还是一个存有争议的问题，民族能否包括国族、地区性“族体”（如欧盟等）则是更大的问题，至于民族根本不能包括球族（人类共同体或人类主体）的问题则是可以从逻辑层面上加以肯定的。

　　鉴于上述原因，为了克服上述不足，寻找新的出路，笔者刻意把这一新学科界说为“族教际学”，具有更合理的成分：首先，必须寻找一个比民族更高的一个概念，不仅能够涵盖民族，而且能够涵盖氏族、国族、地区性民族和球族的母概念。这个概念就是“族体”。就是说，“族教际学”中的“族”是族体概念。族体概念用英文表达应该是the conmunities of clans、ethnic groups、nationas and human，简称为COCENAHU，小写就是cocenahu。当然，这是笔者提出的一个建议，英文中并没有这个词，这是几个英文词的缩写，考虑到最后的元音把“human”缩写为“hu”。其中每个词都用复数，只有“人类”一词用的是单数。因为人类是个整体概念，不能用复数。总之，族体是人类从氏族、民族、国族、区族（欧盟等）和球族的一切人们共同体，包括人类共同体。

　　其次，族教际学中的“教”是指宗教，“际”是指“关系”。因此族教际学是关于族体与宗教的互动关系的学科。所以，其中“族”、“教”、“际”是涵盖面很广的概念。

　　此外，族教际学的研究中心是非常明确的，即以族体问题与宗教问题的互动为研究对象，目的意在寻找解决当今民族冲突与宗教冲突的出路。问题的落脚点在于为现实及未来服务。立足于现实，面向未来的的学问才是真正的学问，才会拥有最大的生命力。

　　笔者以为族教际学的意义重大。其一，此学是为解决人类现实重大问题即为解决民族冲突与宗教冲突寻找出路。其二，此学能够滋养和丰富民族学和宗教学。失去宗教学的民族学和失去民族学的宗教学都是单翅膀的，都不能飞起来。族教际学不仅有双翼，而且使得民族学和宗教学各增添一个翅膀，从而使后二者都能飞起来。只有从民族与宗教的互动关系研究中，才能达到运用民族与宗教互相界定的境界，单纯从民族学角度来界定民族，和单纯从宗教学来界定宗教，都不能很好地界定民族和宗教。就是说，只有把研究的脚步推进到民族的宗教性和宗教的民族性，才能更好地互相界定。

　　尽管有了关于民族与宗教的一些共识，尽管也有了建立民族宗教学的意识，尽管有了关于新学科的恰当概括，但是，目前学界对于民族与宗教的关系问题还仍然未能深入到本质层面来解决问题。正如牟钟鉴先生所言，“虽然我们已经初步有了关于民族与宗教的一些研究成果，把两者放在一起考察的论著也在不断增加；但是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深入说明民族与宗教的相互关系的作品还不多见。民族与宗教为何关系密切？有何内在的相依关系？民族性与宗教性能够等同吗？能够分离吗？民族与宗教的关系是如何动态发展的？怎样进行分类研究？当前民族与宗教问题为何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明显上升？对未来有何影响？中国的民族宗教文化传统与当代经验如何总结？这些问题有待于我们作进一步的探讨……中国学者要为此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