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说话的嘛呢石

　　石头是藏人独有的一种心灵语言。人通过它和山水交谈，将外在的风景化为内在的心境，同时也把冷峻的高原变成了熟悉的、可以让人“诗意地栖居”的家园。

　　看见路边的嘛呢

　　重听那段录音，依柯讲的每句话，都伴随着叮叮当当的声响，有音乐的感觉，出乎意料地好听。这是我期待的效果，但可遇而不可求。录音、照片、录像这些所谓“现场记录”的玩意儿，都附带着一个有趣的特性，即它们和你同在现场观看、倾听，却能比你看到和听到更多的东西。道理很简单，你的视觉和听觉是有选择的，收录机的话筒，照相机和摄像机的镜头却不能分辨何者重要，何者不重要，只是不带偏见地把所见所闻全盘照收进来。因而它们对罗兰·巴特所说的“此曾在”的观察，比我这样的观察者更加仔细，也更有史料价值。

　　可惜的是，在眼下这篇文章里，读者听不见依柯敲打石头的叮当声。幸而我附了照片。那些美丽的图画，会讲述许多文字无法容纳的事件、人物和思想。不过，还是让我们回到1997年7月25日上午8点35分，问问依柯干嘛要在新都桥敲打石头罢。

　　我们是透过车窗偶然看见依柯的石头的。三天前，台湾来的阿生和我搭藏族小伙子阿文的出租车，从云南的中甸出发。那是一辆退役的军用吉普，破旧但很结实，跑山路正合适。我们的计划是到甘肃的拉卜楞寺看夏季法会，顺便穿越云南、四川、青海和甘肃四大藏区。这趟行程历时近一个月，整天在峡谷、森林、高原牧场上奔驰，饱览美好的风光人情。所见所闻，弄得我们几个人返乡以后还日思夜想，一有机会，又盘算着离开鱼塘、书桌和灰头土脸的城镇，跑到草原的帐篷里喝酥油茶。

　　24日晚，我们歇在八美、道孚一带，属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管辖。沿途的藏式民房可以说是藏区最漂亮的：楼高两层，白色的墙，上部为木结构。内外装修十分讲究，雕梁画栋，门窗雕饰尤其精美，用色繁多，但又统一在红褐的基调之中。中午在一家叫做“红太阳”的藏式饭店用餐，年轻的女主人在成都当舞蹈教师，丈夫是成都的汉族人。她的父母自豪地领我们到家里参观，楼上楼下，宽大华丽，如同一个小小的庄园。第二天在一条狭窄的山沟，又看见许多漂亮的农舍。我们同当地一个木匠聊天，才发现这里的人们有相当高的艺术感受力和创造生活的能力。他们宁愿十几年省吃俭用，积聚木料和钱财，目地是盖一栋最能显示自家才能和身份的房子。其实，这也是各地藏族共同的特性。他们善于在异常艰苦的环境里积聚物质和精神的财富，装点自己的生活。农区的人，就打扮自家的房子；牧区的人，就打扮自家的妇女。云南藏区举办“康巴艺术节”时，一位甘孜的美女登台，令全场惊叹，不仅为她的美貌，也为她身上价值上百万的服饰惊叹。在中国西部的山区跑了几年，我便得了个印象，觉得藏族的生活质量比当地其他民族要高许多。

　　第二天清晨上路，前往炉霍。车子在公路上疾驶着，窗外呼地闪过一大片石堆。我一眼认出是嘛呢石，连忙叫阿文停车。

　　石头垒起的高原

　　在藏区广袤的大地上行走，我见过太多的石头。甚至可以说，藏区就是一个充满石头的世界。尤其在西藏的中部，满眼皆是灰褐色或灰白色的石山，绵延不绝的砾石滩，以及从石头风化而来的沙土。

　　这片石头的世界并非悄无声息。人们千百年的行走和劳作，改变了高原的面貌，使之由外在于人的地理景观，转变为与人的生活、生命及幻想密切相关的一种存在。在藏人看来，自然景观与其中的山石草木、飞禽走兽等各种事物，并不是与人的精神相对立的无生命的存在，它们会以灵魂（藏语：拉）寄居的方式与人产生联系。某个人，某个家族，甚至某个民族的灵魂，都会与大地上特定的地点或生物密切相连，并以其作为寄居体。例如在著名史诗《格萨尔王》里，北方的魔王鲁赞将他的四个灵魂分别寄放在一个湖泊里，一棵树上，一头野牛和一条小鱼身上。后来，格萨尔王用宝物分别识破了这四个寄居体，终于杀死了魔王。

　　山石也是灵魂重要的寄居物。由于神灵的寄居，石头便有了神性。早在考古学所说的石器时代，细石器工具、石砌建筑、石棺葬等，便标明了青藏高原古文化的特征。迈进文明的门槛之后，第一代王者聂赤赞普居住的第一座宫殿雍布拉康，就是一座建在石山顶上的石砌城堡。如今在藏区，以石头为材料的民居、寺院、宫殿、庄园、堡垒以及各种石质的宗教象征物仍比比皆是，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些在道路两边和山口垒起的石堆。藏人把这样的石堆看成战神的城堡，要在上面插长箭等武器，以及动物的头颅、骨骼和毛发，作为献给神的祭品。这些石砌的物体与同样颜色的石山、石崖、石洞紧紧嵌在一起，既相异，又相像，构成自然风景与人文风景相衬映的景观。高高耸起的立石被认为是支撑天穹的柱子、固定大地的钉子，因而也被用来代表神灵和家庭的力量——“这里的实质思想仍然是‘高度’、‘升高’或‘竖立’的同一观念，真实高度并不计算在内。与石堆和圣山相联系的神分别叫做‘山顶上的神’、‘地神’、‘男神’或‘战神’，它们同样也占据人的头顶、肩膀、坚强的头盔和屋顶上。”（石泰安：《西藏的文明》）

　　石刻是藏地石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遍布青藏高原的大小石头，因为有了图画的附着，而从灰色的地理环境中凸显出来，成为人与自然对话的标志。西藏石刻最早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7世纪的一个盛夏。

　　当时，吐蕃王朝第32代赞普（王）松赞干布为选择新的王都，来到拉萨河畔。当他下河沐浴时，见水中放出灿烂毫光。光芒投射到一块岩石上，显出六字大明真言：om ma－ni pad－me hum.即刻又如彩虹降临，在对面岩石上显出观世音、空行母和马头明王诸佛身像。松赞干布得此吉兆，遂于拉萨河谷建立新城。从此，石刻便成了西藏最常见的艺术表达形式，成为藏人独有的一种心灵语言。

　　依柯刻石经

　　那天早上，在晨雾的笼罩下，眼前大片大片的石头保持着沉默。我们在草丛中轻手轻脚地走动，仔细观看上面镌刻的文字和图像。我正端着相机拍照，镜头里忽然走进一个人，他走到一块靠在墙脚的石片跟前，蹲下身子，拿起一把榔头叮叮当当敲打起来。我们三人被他吸引过去，围成一圈，静静地看着。看了一阵，我们和他聊起天。

　　他讲一口四川话，边说边干着活儿：“我叫依柯，今年50岁，就住在附近的村子里。从10岁开始跟父亲学这门手艺，到今天有30来年了。从来没有去过外地，就在本地刻石头。塔公（当地一座寺庙）上下，附近的三四个地方都去刻过。屋头拢共4口人，一个老婆，一个儿子20来岁，一个姑娘14岁。全家人都要干活。我们种着20多亩地，还养着6头牦牛和黄牛。我跟老婆儿子在地里种青稞、麦子、豌豆，姑娘放牛。我们这地方都是这样，大人种庄稼，娃娃放牛。牛太少，土地多些，一个人有5亩多，所以主要靠种粮食。儿子还去河里挖挖金子。”

　　我们后来在沿途看到，这一带的河流产沙金，好多四川人和当地人跑来，在河的两岸挖洞刨坑，弄得到处像垃圾场。生态之类的问题似乎没人管，大家只关心赚钱。而依柯做的事情没有那么热闹，他如同一个离群索居的蜗牛，每天蜷缩着，对着一块青石清心寡欲地雕刻。据他说，石头是从不远处拉来的，那是一家农场，现在专门开采石头供刻经的人用，一拖拉机石片要价30元人民币。哪家要刻经书，哪家出钱去买石头，备办齐了，就请依柯这样的艺人来镌刻。

　　发愿刻石的缘由，多因家中有人生病、亡故，或诸事不吉利，需先到寺庙找喇嘛卜算，选定要刻的咒文、经书或佛像种类，买好石料，再请匠师。从事石刻的工匠可谓形形色色，有世代以此为业的，也有临时出家的。依柯是前一类人的代表。

　　“我除开种种庄稼外，全部精力都投在刻石经上面。我们这里，每年因为家事外事不顺，发愿来刻经的人很多。少的时候一年刻五六本经书，多的时候要刻十来本。大概算算，每本经书要刻25天左右，要用掉整整一拖拉机的石片。石头要挑崖子上比较软的、不容易破碎的那些，硬的刻不动。刻完一本经书，能收入450块钱。一年下来，几千块钱还是有的。”

　　另一类半道出家的手艺人，并不一定有什么家传，只是因为家境不好，自身有难，或者与佛法结缘，发愿以此为业，以祛灾积德。他们往往独自漂泊，有的则携妻儿老小云游四方，走一路，刻一路，成了专职的朝圣者。在拉萨几个主要的刻经地点，如磨盘山、布达拉宫转经墙、色拉寺、哲蚌寺等处，都能见到这样的人。他们不像依柯，没有固定的收入，也没有固定的住所，只要碰到适合施展技艺，又能找到施主的地方，便安顿下来，在路旁、岩下搭一座帐篷，摆开家什刻上十天半月。在一个全民信仰佛教的世界里，他们是给他人带来福运的宗教艺术家。转经的人路过他们身边，总会施舍一点钱。如有人家专门请求刻经，便能得到些微收入。至于吃喝，更是极其简单的事情：随身带着木碗，皮口袋里装着糌粑、酥油、奶渣和风干肉，只要架起三角石，烧一锅开水，打一桶茶，就算把饭吃了。在流浪的生活中，他们每日每时都以刻石积累功德，所以能在艰苦困顿的时候，保持着心头的快乐和平静。

　　今生来世的路标

　　依柯用的工具，真是非常简单，一把榔头、几根錾子足矣。他刻的内容也很单纯：一种是整部经书“唐多”，刻在薄薄的石板或石片上，刻好的石板叫“洞结”。另一种为神佛的造像，还有一种便是人人皆知的“六字真言”。这六字真言是观世音的大明咒，为藏地石刻最常见的题材。据佛经所言，雪域藏地，原来颇多妖孽为害，无量光佛为了利益这里的众生，化身为美妙如意的观音降临，开示大明心咒，救度众生有情。六字真言在身、语、意三密之中为意密的一种，是佛、菩萨所说秘密语，真实而不虚妄，故谓之“真善”。它以咒语发声的力量与宇宙万物沟通，与自我的内心沟通，拥有巨大的威力。而以六字真言为内容的石刻，却把声音的象征转化为图形的象征，将其设置在循环的转经道上。当口诵真言缓缓行走的朝圣者与此石刻相遇，音、画在刹那间相互辉映，会给人极大的震撼。

　　经书是依柯最常刻的。相比之下，刻佛像的机会不算多。但神佛造像是藏区石刻中异常丰富多彩的一类。其中有刻在石块上的，也有刻在崖壁上的。据近年考古学者的统计，仅在西藏自治区境内的摩崖造像便有30余处，数万多尊，内容包括佛、菩萨、罗汉、护法神、高僧、弟子、法王、动物等。造像最集中的地方要数拉萨药王山。此山与布达拉宫所在的红山互为犄角，药王山为金刚手的道场，红山则是观世音的道场，它们如同两扇石门，扼住进入拉萨的大道。药王山的南缘有一线陡壁，正适合摩崖雕刻。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迁都，见拉萨河对岸岩石显出六字真言和佛像，于是命尼泊尔工匠凿刻成形，便是药王山摩崖造像的最早记载。从那以后，这座岩石上已经刻了五千多尊神佛，大的高达数层楼房，小的一个巴掌就能盖住。但西藏最大的石刻还不在药王山，而是在拉萨城外一个叫做尼塘的地方。当你乘车离开贡嘎机场前往拉萨，走到半路就会看见赫然矗立在水塘边的“尼塘大佛”。这是刻在山崖上的一尊高浮雕，身穿赤红袈裟，泰然端坐，通高近十米。此佛像造型粗犷朴拙，反能显示其雍容大度。这种以简朴手法表现佛祖心性的匠意，可以说是相当高明的。

　　无论嘛呢堆、石经墙还是摩崖造像，都是作为一种“路标”或“地标”而存在，被安置于旅行和转经的山口、路口和拐弯处。从实用的意义来讲，它们可以为旅人指示前进的方向，标明行走的路线。这在人烟稀少、地域辽阔的高原，是非常必要的。除了几条主要的交通干线以外，广袤的藏区缺少真正的道路。藏人自古并不使用牛车和马车，也很少修筑道路，长途跋涉就靠两条腿，或以骑马代步。所以，凡是走到看不见路的地带，就会出现一簇簇的石堆，一个接一个，向山顶，或向天际线伸展而去。它们是行路者经年累月，一人一块石子堆起来的。

　　然而，石头的地标在实用之外还具有更重要的意义。那些标志着地貌转折的山脊、垭口，只有同人的行迹相互交叉的时刻，才会引发有关文化的想象，并转化为宗教和艺术的象征。我在拉萨居住的一年里，曾多次追随远方来的朝圣者绕城转经。他们中有很多人是第一次到拉萨，却知道应当在何处走上柏油马路，在何处拐进狭窄的小巷，沿着千百年未曾改变的朝圣小道，绕行拉萨的各处圣迹。他们依据的路标，便是沿途的嘛呢堆、药王山摩崖造像、布达拉宫石经墙和哲蚌、色拉、大昭、小昭等各大寺院外围的岩石雕刻。散布在全藏区的宗教石刻，虽然只是偌大天地之中微小的质点，却处处标志着人的精神行迹，以点代面地占据了广大的自然空间，从地理环境中凸显出人与其他生命相互联系的本质。通过石头的语言，人能够和周围的山水交谈，与它们认同，从而将外在的风景化为内在的心境，把野生的世界转化为文化的世界。同时，也把一个陌生而冷漠的高原，变成了熟悉的、可以让人“诗意地栖居”的家园。

　　依柯没有像许多石刻艺人那样选择流浪的生活方式，他只在家乡的山口和道路两旁堆砌嘛呢堆，为旅行者和朝圣者指引方向。现代的旅游者不太注意这些石头，或者最多把它们看成粗糙的“民间艺术品”，然而，为我们开车的阿文每次路过这些石堆，就要摘下礼帽，用藏语高喊：“神灵必胜！魔鬼必败！叽叽梭梭！”如果这些石堆出现在某个最高的山口，他一定会停车，一边呼喊，一边朝空中抛洒“风马”（藏语叫“隆达”，r lung rta）。风马印在小小的纸片上，正中是一匹飞奔的宝马，它能保佑旅行的人一路平安。

　　风马上还印着几句吉利话，是藏文的。依柯看得懂藏文。自从公元7世纪土弥桑布扎以50个梵文字母为基础，创制了包括30个根本字母、4个元音字母的藏文以后，藏族便有了文字记载的历史。直到今天，藏文依然通行于各大藏区。拉萨的新华书店里，有一半的书架上放的是藏文书籍。在那里，我第一次感到自己是个文盲。依柯从12岁起摘去了文盲的帽子，他在学校学习藏文，以后还教过藏文，所以他能胜任刻石头这一行。可他最遗憾的是，自己的儿子竟然没有跟父亲好好学点藏文，而跑去掏沙金，这门技艺往后无人继承了。

　　依柯在叮叮当当的敲打声中告诉我们：眼前这部石经是为办丧事的人家雕刻的。按照佛经的解释，人去世以后，他的亡灵要在称做“中阴”的死后世界度过七七四十九天，经受考验，然后或者得到解脱，或者通过六道轮回之路转生此世间。为保证死者顺利走过中阴的河流，得到一个好的果报，他的亲友们必须去嘛呢堆煨桑（烧香），并请依柯这样的匠人为其在石头上刻佛像和祈愿的经文。

　　他的解说，把我的眼光导向这个可以感知的世界之外。依柯所刻的嘛呢石，不仅引导人们走过此生的道路，也指引他们穿越死后的世界。我看见，那些静默的石头就竖立在此生与来世交接的路口，用一种只有内心才能听到的声音呼喊着：

　　尊贵的亡者，

　　当肉体与心灵分离，

　　灿烂奇异的清净法身会闪现眼前。

　　仿佛划过颤动的河流越过大地之上的一片幻影。

　　那即是你真性的光焰，

　　快与它相认相汇吧！

　　（编辑：李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