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生态平衡理论的提出及其意义

　　宗教生态平衡理论的提出及其意义

　　王爱国

　　握我国宗教问题的国际话语权

　　杨振宁有一篇题为《什么是创新》的精彩演讲，其中谈到国内目前所讨论的创新，往往仅指科技领域的发明和发现。他认为，科技领域以外的创新也非常重要，如邓小平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样一句话、一个观念，就在一定程度上改写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影响了世界的未来。杨振宁提出，对于今天的中国，还有一种很重要和亟须的创新，那就是“争夺国际话语权”。只有得到国际话语权，才能让西方了解我国文化传统及其与西方文化传统之间的区别，从而澄清、减少一些误解和歪曲，如当今国际媒体渲染的“中国威胁论”。

　　笔者由此联想和反思我国的宗教信仰状况及其理论研究，以及相关的国际舆论和西方话语。一方面，国际上对我国的宗教信仰状况多有误解，以致歪曲和攻击，另一方面，我们在理论或政策层面上，长期以来又深受西方传统理论和话语的影响。例如，我们在理论上往往将制度化的宗教视为宗教的高级形态，对传统的民族民间宗教多持批评和排斥的态度，甚至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天命观念、祖先崇拜和多神信仰斥为封建迷信。许多中外研究者包括一些著名学者，据此认为我国没有宗教，中国人大多不信仰宗教。这些观点和看法的背后，实际上隐藏着亚伯拉罕一神教信仰系统文化背景的“支援意识”，充满了一种西方近现代文明的优越、傲慢与偏见。上述有关我国传统宗教的曲解与看法，最初源于上个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精英们，以后则延续到国家管理和政策法规的层面。

　　目前，已经有研究者注意到这种理论的偏颇与缺失。在对我国传统宗教和中国人信仰问题的研究中，华裔美籍学者杨庆堃提出了与系统性宗教相对应的分散性宗教概念，认为我国传统宗教是一种分散性的宗教并与世俗社会生活和制度混为一体；台湾学者李亦园依据杨庆堃的观点提出了普化宗教“三层次和谐均衡”的理论架构，认为只要是在我国文化中成长的中国人就多少带有传统宗教信仰的特质；我国宗教学学者牟钟鉴先生提出了中国宗教多元通和模式，认为“敬天祭祖”的宗法性传统宗教是中国人的基础性信仰。这些学者的理论范式，较好地解释了我国传统宗教存在的广泛性和包容性。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进一步提出关于我国宗教生态平衡的理论，以中国式的宗教学理论范式和学术话语，解释和说明我国特有的传统文化和宗教，才能克服西方宗教学研究的缺陷与偏见，进而深入到国家管理和政策法规的层面。毫无疑问，争夺和掌握我国宗教问题的国际话语权，将有利于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神与理念。

　　宗教生态平衡：文化生态学的宗教研究应用

　　宗教生态平衡，是借用生态学的理论和概念，研究宗教与社会、宗教与个人以及宗教内部因素的制衡关系。目前，国内的研究一般称之为“宗教文化生态”或是“宗教生态”，既将文化生态学应用于宗教学领域。牟钟鉴先生就提出：“把文化生态学应用于宗教研究，建立宗教文化生态学。”

　　生态学作为生物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最初是德国科学家赫克尔（E. Haeckel）提出的，他认为生态学研究的是生物生活过程中与环境的关系，尤其是动物与其它动植物之间互惠或敌对的关系。以后，随着生态学研究范围的不断扩大，生态学逐渐超出生物学的范围，成为“横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学科群。” 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德，首次把生态学应用于人类文化的研究。他十分重视文化对环境的适应和由此形成的多样性，认为这些各有其核心属性的不同类型的文化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进化顺序，它们是平行发展的。

　　我国学者中最早应用生物学观点研究文化问题的，是老一代的著名学者潘光旦先生。他有多篇文章都运用社会生物学的观点来考察分析我国的文化问题，并提出文化的生物观，即“站在生物学的立脚点来观察文化”和解释文化。

　　国内宗教生态研究的主要成果

　　目前，国内明确提出宗教生态并进行了比较系统阐述的，主要有牟钟鉴先生的《宗教文化生态的中国模式》（2006年），陈晓毅的《中国式宗教生态——青岩宗教多样性个案研究》（2008年）。此外，也有一些研究者在相关论述中涉及到宗教生态的问题，但都较为零散，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笔者在《多元文化中和谐共处的云南宗教——兼谈宗教和睦与社会和谐》（2006年）一文中，从我国云南省多宗教和谐共生的历史文化现象中，概括提出了“宗教信仰生态平衡”的概念并进行了阐述。

　　牟钟鉴先生在《宗教文化生态的中国模式》一文中，对宗教生态学的任务进行了论述，认为“它的任务不仅在于研究各种类型的宗教产生和演变的机制、它们整合社会文化的方式，还要考察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跨文化的大范围内，宗教文化生存的状态，宗教与社会、宗教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它们对于文明发展的影响，它们在当代发展的趋势，以及如何保护宗教的多样性和优化宗教文化生态，使之有益于人类的和谐与进步。”牟钟鉴先生梳理概括了世界宗教文化生态的模式与类型以及我国宗教文化生态模式的历史，认为我国宗教文化生态模式“从古到今，一条红线始终贯穿在其中，就是文化的多样性和彼此的平等沟通尊重。我国宗教文化生态模式对内有极大的包容性，对外有极大的开放性。”最后，牟钟鉴先生提出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复兴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包括各种健康的宗教文化，使之各得其所。”牟钟鉴先生的这一论述，可以看做是我国宗教生态学的论纲。

　　陈晓毅的《中国式宗教生态——青岩宗教多样性个案研究》一书，是国内首部研究我国宗教生态的专著，有较高的学术理论价值。陈晓毅是人类学博士，他在田野调查和文献解读的基础上，对我国西南地区一个多民族聚集镇（贵州省贵阳市南郊青岩镇），运用多种学科方法考察研究了不同宗教的演进历史与互动关系，进而对其社会、文化原因进行剖析，最后提出了我国宗教“三层楼结构”和“宗教生态”理论范式，以此解释了我国多元宗教的现象。陈晓毅通过在青岩镇的调查发现，在复杂多样的宗教现象背后隐藏着一个秩序井然的“三层楼结构”生态系统：底层为汉族、苗族、布依族3个民族的民俗宗教，中层为儒释道三教，其上则是天主教、基督教。底层的民俗宗教的共同核心都是祖先崇拜，而儒释道对这一核心也是认同的，因此，这两层之间没有产生紧张和对立，甚至能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但第一层、第二层与第三层之间，则存在着相当程度的紧张和对立。陈晓毅认为，以祖先崇拜、多神信仰为特征的民俗宗教，对天主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一神教的传播而言是一层天然的屏障，而这些一神教的传播也会对民俗宗教产生解构性的影响。

　　笔者的《多元文化中和谐共处的云南宗教——兼谈宗教和睦与社会和谐》一文，则从云南多元文化、多种宗教的现象出发，揭示了云南多元文化平等对话与和谐共处的生态背景及其内在机理，从而提出了宗教信仰生态平衡的概念，这对全球化背景下的宗教冲突、宗教对话及宗教和睦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书中，笔者考察分析了云南宗教的发展历史和现状，认为多元文化、多种宗教构成了云南宗教的生态平衡状态。历史上，云南多种宗教在传播发展过程中，一直都能够相互包容、相安无事，从未发生过大的冲突。现实生活中，云南也没有出现过某一种宗教占统治地位，或是某个宗教出现大的发展与衰落，由此形成了宗教生态平衡的状态。为此，在当今世界“文明的冲突”中，笔者观察云南宗教的生态平衡状况，思考怎样保持传统文化与多元文化，概括提出了“宗教信仰生态平衡”的概念，提出在多元文化的交流与对话中，不同文化和信仰间是否存在着“生态平衡”的机制，以及怎样保持多元文化的生态平衡。笔者认为，关于宗教信仰生态平衡的概念，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宗教信仰是人类社会和精神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维空间，二是由人类社会多元文化所决定的人类的宗教信仰和精神需求也是多种多样的。

　　宗教生态平衡理论观点的提出，是近年来我国宗教学研究中提出的具有原创性的理论观点，它是对我国多元宗教多元文化和谐共生历史文化现象的理论概括，同时也是对当代中国宗教生存发展前景的思考与探索。关于宗教生态平衡的研究，虽然目前整体上还不够深入，尚未形成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但已有一些文章和专著发表，宗教生态平衡的观点已经为许多研究者和政府部门所接受。我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多元文化和谐并存的东方大国，研究总结其宗教生态平衡的历史与现实，进一步分析其内在机制与联系，形成我国自己的多元宗教生态平衡理论范式和学术话语，对于应对和化解世界范围内由宗教因素引发的“文明的冲突”，将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民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