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宗教

　　西夏宗教

　　古代的党项族居处于山谷草原之中，隋代以前，还处在原始社会末期的父系氏族阶段，从事着狩猎畜牧业。"祭天"是古代党项族重要的原始宗教活动。史籍中有“三年一聚会，杀牛羊以祭天”的记载，说明他们的原始信仰还处在自然崇拜阶段。

　　党项族的自然崇拜一直延续了很长时间。西夏建国后，虽然佛教已经广泛传播。然而他们依然崇奉神灵。元昊称帝后，曾不远千里亲自到西凉府祀神。至西夏中期，自然崇拜仍有很大影响。仁孝曾于乾佑七年（1176年）在甘州黑水河边立碑，祭告诸神，以求安息水患，保护桥梁。碑文两面分别用汉文和藏文书写。碑文反映出仁孝所祭祀的神有山神、水神、龙神、土地神等诸神。同时他还特别赞美了贤觉圣光菩萨，那是一位传说中的女神。

　　党项族在自然崇拜的同时，也相当崇尚巫术。在《文海》一书中与巫术有关的辞目有十几条。其中对"巫"的解释是"驱灾害鬼者用是也"。巫术的职责之一是驱鬼、咒鬼。《文海》释文表明巫师有驱鬼作用。《文海》对咒鬼有更具体的解释。

　　占卜是巫术的中的一种测算方法，它的目的是问凶吉，决疑难。占卜在党项族社会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它不仅渗 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而且还影响着一些重大事件，特别是军事行动的举止。《辽史》详细纪录了党项人出兵占卜的方法：凡出兵先卜，有四：一炙勃焦，以艾灼羊胛骨；二擗算，擗竹于地以求数，若揲蓍然；三咒羊，其夜牵羊，焚香祷之，又焚谷火于野，次晨屠羊，肠胃通则吉，羊心有血则败；四矢周弦，听其声知胜负及敌至之期。

　　从以上可以看出巫术在党项人社会生活中所占据的位置是何等重要。党项民族进入封建社会，特别是创制了西夏文字后，较多的人掌握了文字和知识，同时由于战争的减少，巫术逐渐让位于佛教，降到较为次要的地位。

　　在西夏建国以前，特别是在兴州党项政权比较稳定的德明时期，佛教已经得到传播，并且逐渐有了一个初步的基础。

　　史载：宋景德四年，德明母罔氏卒，德明请宋朝允许他在山西五台山修建十座寺院，为其母祈求"宴福"。宋天圣八年，德明向宋仁宗献良马七十匹，乞赐佛经，仁宗从之。元昊虽"阴鸷峻诛杀，然好浮屠学"，也曾于夏开运元年遣使向宋朝献马五十匹，求宋仁宗赐佛经。夏广运年间，有天竺僧善称等九人向宋朝汴京进贡梵文经、佛骨和菩萨像等，回国途经夏州时，元昊向他们索求贝叶梵经，未允，即将善称等人强行拘留。夏大庆二年，元昊又上表宋朝，请允许派使人到五台山供佛，为其诵经求福，并广建佛寺。兴州一地除元昊前已建有海宝寺、戒坛寺外，又于夏天授礼法延祚十年因宋朝所赐《大藏经》，而修建了高台寺，还邀请回鹘的名僧，演绎经文。夏福圣道三年，没藏氏役兵民数万人，在兴庆府西建承天寺，贮藏宋朝所赐的《大藏经》，并且请回鹘高僧登座演经，没藏氏太后和年幼的谅祚皇帝时常前去聆听。乾顺时期，著名僧人法净在张液县西南甘浚山下掘出古佛三尊，皆卧像，献于乾顺，乾顺遂在甘州建宏仁寺，塑大卧佛像。仁孝时曾派遣使者到西藏（吐蕃）奉迎迦玛噶举派的始祖松钦巴，松钦巴派大弟子格西藏琐布带着佛经和佛像随使者到西夏传播教义，仁孝奉其为上师，并组织力量大规模翻译他所带来的佛经。

　　西夏攻占瓜、沙州以后，将上述两地的石窟进行了部分重修和改建，窟内的壁画也进行了部分重绘。目前在安西榆林窟和敦煌莫高窟，都有西夏时期改建或建凿的洞窟。宁夏固原须弥山的佛教石窟中，也有谅祚奢单都年号的题记。在西夏中央机构中，设有僧众功德司、出家功德司、护法功德司等机构，专管全国的宗教事务。这些都充分反映了西夏国内尊崇佛教的盛况。

　　西夏把佛教作为国教广泛推行，规定每个"孟朔日"（每季度第一个月的第一天），上至皇帝、下至平民百姓必须礼佛，等于用政令的形式确定了佛教在西夏国的地位。西夏崇佛、信佛对我国古代佛教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西夏宗教呈现多元化，除崇信佛教外，也有部分人信奉道教。据《西夏书事》记载：元昊太子宁明"天姿聪慧，好学、明大义，然性仁慈，不乐荣利，常从定仙山道士路修篁学辟谷法，朝夕不少懈"。元昊问他养生之要，他问答说：“不嗜杀人”。又问他治国之术，他用道家的思想回答："莫善于寡欲"；说明在西夏皇族和统治阶级中也不乏道教的信仰者。

　　黑水城遗址出土的众多文献资料中，也有一部分关于西夏道教方面的记载，尤其西夏法典《天盛改旧定新律令》中记载了西夏道教的管理以及对道士的若干规定和处罚等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