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经”的内容、流传与古代文明研究（三）

五、从“六经”的流传看其对古代文明研究的珍贵性

孔子不仅整理了史料价值极高的这六部经书，而且还以“六经”为教科书传授门徒。《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如颜浊邹之徒，颇受业者甚众， ”“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具体分析孔子的受徒讲学，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

其一是实行“有教无类”而打破了“学在官府”传统。孔子以前，接受学术教育的，只限于王室太子、贵族子弟。刘师培《补古学出于史官论》指出：“盖上古时，学术为贵族所专有，不能普及于平民；且文字未备，学术之流传未广。故学术之权，悉为史官所握。”而孔子收徒不分贵贱。弟子中如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论语·雍也》) ；子路为“卞之野人”(《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仲弓的家里“无置锥之地”(《荀子·非十二子》) 。

其二是实行“不分国族”而打破“官学世守”的传统。孔子之前，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只限于本族内部的上层阶级传授，而不传他族。所以史有晋之《乘》、楚之《　杌》、鲁之《春秋》,卜筮有夏之《连山》，殷之《归藏》、周之《易》，诗乐有《商颂》、《周颂》、《鲁颂》之别。《荀子·荣辱篇》说：“循法则度量刑辟图籍，不知其义，谨守其数，慎不敢损益也，父子相传，以持王公。”为了本民族历史学术的连续性，古代凡史官、巫官、乐官、礼官均世袭，所谓“官宿其业”，一旦民族毁灭，便出现世官失职，且“死及之”的结局(《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史墨语) 。而孔子所收的学生，则不分国籍，弟子中虽大多数为鲁人如颜回、闵子骞、商瞿、冉有、子华、有若、子贱、子思、漆雕开、宰予、曾参、子羽等，但也有齐人子长、子迟，卫人子贡、子夏、子羔，吴人子游，陈人子张，宋人子牛等等。

由于上述两方面的原因，使鲁国的学术文化出现了由“学在官府”向“学散民间”的转化。其具体表现是，一方面，六经在鲁国民间得到普遍传播。《庄子·天下篇》：“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 绅先生多能明之。”《史记·儒林列传》：“夫齐鲁之间于文学，自古以来，其天性也。故汉兴，然后诸儒始得修其经艺，讲习大射乡饮之礼。”《汉书·邹阳传》也说：“邹鲁守经学。”另一方面，是鲁国的学术打破鲁国官守的传统，而在各诸侯国之间传播交流。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子夏传《诗》于魏国：“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商瞿传《易》在楚国：“孔子传《易》于瞿，瞿传楚人马干臂子弘。弘传江东人矫子庸疵。疵传燕人周子家竖。”《史记·儒林列传》：“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

从文明史研究的角度看，六经散于民间这一局面的出现具有无比深远的意义。这个意义是在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显示出来的。而这一点是连孔子本人也不曾预见的。如前所述，春秋战国之际，各诸侯国均有史官，执掌其政令法典图籍。当秦并六国，为统一政令，首先要做的便是灭其典籍。《史记·秦始皇本纪》载李斯奏请秦皇，要求下焚书令，其中第一条便是焚烧各国史籍：

　　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

此事又见于《史记·六国年表序》：

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

春秋以前，学在官府，各国史籍均由朝廷史官所藏，民间没有流传，焚烧起来特别彻底。所以《史记·六国年表序》说:

《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

正是由于这次焚烧，原来极其丰富的先秦各国史籍几乎消灭殆尽。汉代刘向、刘歆父子校理皇家图书时，史书无法成部，只有附于“春秋家”之下。其事见于班固据刘歆《七略》所作的《汉书·艺文志》中。而司马迁作《史记》，也只有依据不记日月的《秦记》。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损失。

而这一损失，幸赖孔子“六经”的流传而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弥补。孔子整理的“六经”本是综合了先秦史籍的内容精华。而孔子将其作为教科书传授门徒的结果是“六经”得以在民间与各国流传。因此，当秦始皇焚书的时候，“六经”虽大多在被焚之列，但终没有灭绝。这就是《史记·六国年表序》所说的：“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而“《诗》、《书》所以复见”，是由于“多藏人家”。例如，《易》之流传。《汉书·儒林传》：“及秦禁学，《易》为筮卜之书，独不禁。”《汉书·艺文志》：“及秦燔书，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又如，《诗》之流传。《汉书·艺文志》：《诗》之所以“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三家皆列于学官。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又如，《礼》之流传。《史记·儒林列传》:“《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及至秦焚书，书散亡益多，于今独有《士礼》。”《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死后，“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于汉二百余年不绝。”《史记·儒林列传》：“及高皇帝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岂非圣人之遗化，好礼乐之国哉？……故汉兴，然后诸儒始得修其经艺，讲习大射、乡饮之礼。”《汉书·艺文志》：《礼》“自孔子时而不具，至秦大坏。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讫孝宣世，后苍最明。戴德、戴圣、庆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学官。”

总之，六经之中，《易经》未遭秦火，《诗》与《春秋》则以讽诵而传，《尚书》、《礼》则各有藏本。因此，到了汉代，六经古本大致得以保存，加之统治者的倡导，经之今古文师徒相传与讨论颇盛。《汉书·艺文志》将国家图书分为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共六大类，而六经居首。说明经秦火之后，保存先秦历史文化的典籍，主要是靠六经。

先秦历史文化得以保存，幸赖孔子整理六经。六经虽遭秦火而得以流传，幸赖孔子授徒传播六经。而将六经作为史料运用传播于中国史学史2000年者，实赖于司马迁之《史记》。“六经皆史说”的明确提出虽晚至清代的章学诚，而“六经皆史说”的实际应用则始于汉代的司马迁。

据司马迁《太史公自序》及有关论赞可知，《史记》的史料主要来源有四个部分，一是六艺经传，二是百家杂语，三是皇室档案，四是游历亲见亲闻。在这四者当中，六艺经传是主要的，其《太史公自序》说：

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序略，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

司马迁著《史记》时，对“六经”是“厥协”，白寿彝先生解释说：“协者，合也。说明他认为经传是比较正确可靠的，就是要把六经异传综合起来，把它们都吸收到《史记》里面去。”对于“六经”，司马迁一向是十分敬重的。其作《史记》，不仅材料来于“六经”，而且精神也源于“六经”。《伯夷列传》赞曰:

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

《孔子世家》赞曰:

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考察《史记》“本纪”、“世家”、“列传”及“表”、“书”几乎均以六艺经传为主要取材史料，所谓“考信于六艺”。例如，《五帝本纪》完全采用了《尚书》之《尧典》《舜典》，《大戴礼记》之《五帝德》、《帝系姓》。《夏本纪》完全采用了《尚书》之《禹贡》、《皋陶谟》、《益稷》、《甘誓》诸篇，以及《大戴礼记》之《夏小正》。《殷本纪》、《宋世家》全载《尚书》之《汤誓》、《洪范》、《盘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以及《诗经》之《商颂》。《周本纪》、《鲁世家》则全面采用《诗经》之《大雅》、《小雅》、《周颂》、《鲁颂》,以及《尚书》之《牧誓》、《金縢》全篇,《无逸》、《吕刑》、《费誓》、《多士》、《顾命》之部分内容或大意。此外，如《燕世家》采及《尚书》之《君奭》与《春秋》,《卫世家》采及《尚书》之《康诰》、《酒诰》、《梓材》，《秦本纪》采及《尚书》之《秦誓》等等。总之，《史记》的取材主要是来自六艺经传，“总不离古文者近是”。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自述其作《史记》的总目标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而这一目标首先是通过实录“六经”材料为基础的。其《太史公自序》说：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小子何敢让焉?

以“六经”为根本的这一《史记》基础思想，是我们研究文明史的同仁们必须明确认识的。

“六经”因《史记》的采用继承而在中国文明史上进一步奠定了其重要地位。翻检中国古代文献目录，一个十分重要的现象是，无论是《汉书·艺文志》的图书六分法，还是从《隋书·经籍志》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图书四部分类法，均以“六经”为首。有孔子“六经”，才有司马迁之《史记》，宋代史学家郑樵在其《通志·总序》中提出:

《史记》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

可以说，“六经”是先秦的《史记》，而《史记》是汉后发展了的“六经”。在史学史上，曾有人认为《史记》就是为“六经”所作的传。所谓“六经皆史说”，正需要从这个角度去理解。

六、简短结论

以上，我们从历史渊源、时代背景、编者修养、内容性质以及流传继承等方面，对“六经”进行了全面的考察。由此我们发现，六经原是从五帝至夏、商、西周以来华夏各族祖先自己记录的历史文化典籍，又经大学问家、思想家孔子的整理修订，因而显得更加完善有条理。六经保存了有关中国上古文明时期的丰富资料，而且由于这些资料的真实性，因而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由文明起源到早期文明发展的一系列普遍规律，这些规律实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学理论相一致。六经在流传过程中，虽经秦皇焚书而仍能保存，因而更显其文献价值；又因司马迁《史记》的采纳而使其在中国文明史上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凡此，给我们的最后启示是：只有把“六经”放在中华文明史的高度来考察，才能显示其珍贵而深远的史料价值，研究中国上古文明史，不能不研究“六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