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尚与哲学家》（四）

四、西方文化未来的展望

从勒维尔的言谈中，我们可以看出，西方思想界在与佛教界交流对话时，正在重新发掘自身遗忘的传统。这证实了一个普遍的真理：虚心学习外来的优秀文化，不仅不会使自己的传统丧失，反而可能会刺激自身优秀传统的重新挖掘和重新解读。例如，儒家在两汉经学时期曾一度丧失了其思想的启发力，成为与心性无关的注疏之学，但是在佛教的刺激之下，儒家最后成功地发掘了其过去被忽视的传统，而且在吸收了佛教文化精华之后，创立了更加精致的宋明理学。与此同时，佛教的刺激，还使得原来低级粗糙的道术、方术发展为系统化、体制化的道教。在近代中国，思想史又重演了这一幕：在近代佛学思潮兴起之后，新儒家吸收了佛教文化的营养，开创了儒学的新时代。佛教的传入可能会让我们发现西方的文化传统中，除了理论化、科学化、逻辑化的路线之外，也许还可以刺激斯多噶学派、伊璧鸠鲁、蒙田、斯宾诺莎等注重精神实践的传统的复活。

可能性更大而且意义更大的是，佛教的传入将唤起西方基督教的复兴。马蒂厄在书中提到，有位喇嘛说，“我到西方来不是为了再发展一两个佛教徒，而仅仅是来分享我对佛教在许多世纪里开发起来的一种智慧的体验。”他甚至还向其他喇嘛建议：“不要只强调佛陀的教导，要向每一个人呈现你们的体验。”佛教对西方的真正影响可能并不是有多少人在外在形式上皈依了佛教，而是在佛教修炼实践刺激之下，西方人从自己的文化中发掘出适应自己根基的精神修炼方法。由于佛教的宽容大度，更加大了这种可能性。书中最令我感动的是，1994年一位喇嘛竟然非常成功地向西方的宗教人士和世俗人士讲解了基督教的福音书。虽然喇嘛不可能相信创世的上帝，但是“当他读并讲解福音书时，基督教的教士、修士、修女们却激动地流泪，感觉是在第一次听到他们一生都在听的福音片段！为什么？因为当这位喇嘛谈到爱或同情时，每一个人都觉得这些话就是他经验的直接表达，他按他所说的生活着。西方人对这种生动的传统表象是敏感的。”

马蒂厄在书中还告诉我们一个喇嘛与天主教修道士交流冥想实践的故事。他们惊喜地发现双方的隐修生活实际上极其相似。修道院长甚至开玩笑说：“要么就是基督教修士与西藏静修士在一千年前就有了接触，要么就是他们从天上接受了同样的祝福！”而马蒂厄则认为，“在精神实践者之间，人们没有感觉到任何障碍，他们互相理解。惟独在那些忽视静观生活并且采取宗派主义的理智观点的人中，才会发生破裂。”可惜的是，这一极有意义的话题，因勒维尔是世俗学者，缺乏宗教修行的经验和兴趣，在本书中未能得到展开，仅限于马蒂厄单方面的零星介绍。

实际上，佛教与基督教之间的对话和交流，在西方早已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基督教徒们发现利用佛教高超而踏实的禅修工夫可以帮助他们进行更加有效的祈祷，因此有所谓“基督教禅”之说。耶稣会士约翰斯顿(William Johnston,S.J.1925—)的经历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于1951年到达日本，在东京的索非亚大学执教多年，并且是东方宗教研究所主任。他在1971年满怀感激地说：“要是我留在我的本土爱尔兰而不是来到东方，我现在可能是一位毫不宽容和心胸狭隘的天主教徒，向我在贝尔法斯特(Belfast)鹅卵石街道上的新教对手们投掷砖块和瓶子。另一方面，和禅宗的接触，打开了新的视野，将基督教中我从来没有梦想过的可能性教导给我。”约翰斯顿在日本禅宗大师的指导和训练之下逐渐开始理解佛教，他们以棒喝迫使其脱离概念和想象直接经验到现实。他感到禅宗导师们的教导加深了其基督教祈祷的经验。他将这一佛教与基督教交流的成果表达在其著述中，并作为《静止的点：禅宗和基督教神秘主义的反思》(1970)和《基督教禅》(1971)的作者而名声大噪。我们欣喜地看到，佛教传入西方后，并未出现令人担忧的宗教冲突，反而使得西方固有的基督教具有更高的智慧和慈悲，淡化拘泥于宗教形式所带来的教派纷争和冲突，真正回到福音精神上来。所以，如果佛教的传入会带来西方第二次文艺复兴的话，那么应当说复兴的内容是完全不相同的，所得到的将是消除了贪欲和奢侈、驱除了暴力和仇恨、涤除了愚昧和浮躁的智慧。西方人将会在自己的传统中去重新发掘个人伦理和生活艺术的智慧，去发掘精神修炼的实践经验。倘若真能如此，佛教文化的发现对于西方世界和正在走向西方化的整个人类世界都是一个福音。让我们祈盼这一天早日来临吧！

【作者附记】

本书的选题非常有眼光，江苏人民出版社在新千年伊始介绍和引进本书，让我们这些孤陋寡闻的人知道有这样一本好书，使我们这些不懂法文的人得以聆听这一充满了智慧的对话，功德无量。但非常遗憾的是，翻译的质量不好。首先是没有原文对照索引，这样许多重要的术语无法核对，无法确定人名、书名，不能作进一步追踪研究。(这也许是作为《汉译大众精品文库》定位为非学术著作的原因)其次，不仅有许多地方文笔不够通顺，更糟糕的是有许多非常严重的翻译错误。笔者虽然不懂法文，也未读过原文，但仅根据基本的佛教知识就可以很容易地发现一些明显的错误。例如，第178页把布施翻为“天赋”，财施翻为“物质的天赋”，无畏施翻为“‘对抗恐惧’的天赋”，法施翻为“教育的天赋”。又如，303页“在那时，哲学不是众多纪律中的一条，更不是一条管理着其他纪律的至高纪律。”这里“纪律”显然是“学科”的误译。研究途径(approaches)全都翻译为“接近”，是否过于直译了吧？又如，书中随处可见的“实现”一词，大概就是佛教中最重要的“觉悟”一词的误译吧？这些错误对本书宗旨的理解构成了严重的阻碍。本书译文质量与原文内在的价值实在很不相称，令人扼腕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