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思想自由是最重要的（中）

要真正现代化必须是全面现代化，你不能只是一个方面的现代化。其实从清末就要搞什么现代化，每一次现代化被打断的原因之一，就是只是考虑经济，没有考虑文化、政治，所以被打断了，夭折了，做不下去了。

——汤一介

我们对思想解放起了一定作用

　　经济观察报：“中国文化书院”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汤一介：那是1983年秋。第二年暑假，我在夏威夷参加了一次比较哲学会议，从这个会上回来以后，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年轻学者已经开始运作成立“中国文化书院”了。他们都是哲学系的助教，包括李中华、魏常海、王守常等人。

　　经济观察报：当时他们还都很年轻。

　　汤一介：年轻。他们得到了冯友兰先生的支持，张岱年先生也支持，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教授们都支持他们。我回来以后，他们就找我，说我们是不是正式把它成立起来。我说当然可以了，他们就让我做院长，同时请冯友兰先生做名誉院长。光用北大的教授也不行，那个时候梁漱溟先生还在世，所以我们也就把梁先生请过来做我们学术委员会的主席。

　　经济观察报：阵容很可观啊。

　　汤一介：后来，中国文化书院慢慢扩大了，人员也不限制在哲学领域了，任继愈、季羡林、周一良、金克木、吴晓铃等先生都加入进来。有社科院的，北师大的，也有人民大学的。

　　经济观察报：中国文化书院是纯粹的民间学术团体。

　　汤一介：其实，在稍前一点已经有另外的社团，或者叫学术团体，一个就是“走向未来”丛书，他们主要介绍一些西方的思想，主编金观涛有科学主义的倾向，他是搞科学出身的。

　　经济观察报：他是北大化学系毕业的，最早提出“中国历史的超稳定结构”。

　　汤一介：他提出这个理论是在1980年之前，出版前就给我看过。我感觉至少是一种新的想法，他将科学方法引入到历史学的研究之中，利用控制论、系统论等科学工具来研究中国历史为什么长期停滞，可是也有些问题不一定能说得通。“走向未来”丛书起了非常大的作用。还有一个学术团体，就是比我们稍晚一点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以甘阳为领军人物，他们基本上是宣传西方的人文主义思潮。

　　经济观察报：有人说，你们中国文化书院是坚持传统文化的。

　　汤一介：这个说法不准确。我们的宗旨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介绍海外文化，促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导师中各种思想的人都有，梁漱溟先生是坚持儒家之道的，反对儒学的包遵信也是我们文化书院的导师，还有主张“西体中用”的李泽厚。像我们这种年龄比较倾向于传统文化的是庞朴，他现在还主张“中体西用”。

　　经济观察报：有人说中国文化书院对于新儒学传入大陆起到了中介的作用，如杜维明的 “儒学的第三期发展”论，曾引发了范围广泛的讨论。

汤一介：我们对新儒学进来有一点影响，因为杜维明是我们的导师，还有其他学说跟我们都有关系，如新道家，陈鼓应也是我们的导师。但是我们内部确实思想不一致，包遵信是非常反对新儒学的，我虽然不赞成新儒学，但是我不公开反对它，我觉得应该“和而不同”。

　　经济观察报：对不同的学说都很宽容？

　　汤一介：从我个人讲，愿意继承蔡元培“独立自由，兼容并包”的思想，各派都可以参加，没有问题。

　　中国文化书院、“走向未来”、“文化：中国与世界”这三个团体虽然思想有差异，可是关系还是好。虽然我们想法不一样，可是我们并不互相抵制，是合作的状态，目的都是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原来教条主义的那一套东西。所以我觉得，我们对思想解放起了一定作用。

　　经济观察报：思想解放就是启蒙。

　　汤一介：同时还有上海的王元化先生，他搞“新启蒙”。不过八十年代末期，这三个民间的学术团体都停止了活动。这样停滞了三四年，一直到1993年才得以重新登记。

　　经济观察报：三个学术团体体现了不同的思潮，三股思潮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当时的文化思想。随着这三个学术团体的活跃，中国大陆在八十年代中期出现了“文化热”。

　　汤一介：应该说，这三个学术团体对当时的文化启蒙，对文化从原来的教条主义、蒙昧主义中走出来起了比较大的作用。中国文化书院除了出书以外，主要是办班，以函授与假期讲习班的形式研讨、传授学问。当时确实是文化热！我们办了一个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班，是一个函授带面授的班。一招生就是一万二千人！

　　经济观察报：今天很难理解这样的一种“文化热”。

　　汤一介：甚至西藏都有24个人报名参加。我们出版的书就是教材，我们把书发给学员，同时我们几乎每个月都编一个指导学员自学的小报。

　　完整的现代化包括政治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

　　经济观察报：也有人把你误认为新儒家的代表。

　　汤一介：这可能和我在深圳大学创办国学研究所有关。1982年底或者是1983年初，当时清华大学考虑恢复文科，校长刘达到处征求意见，也问到了我。我就跟他讲，清华大学要恢复文科，就首先恢复原来的清华国学研究院。现在你们有条件，因为冯友兰先生等人还在，把他们都请回来，清华大学的文科一下子就起来了。他觉得我的意见挺好，但是不久他就离任了，清华就办不起来了。那时正好北大和清华帮助深圳建深圳大学，清华的一个副校长到那边当校长，清华的宣传部长罗徵启去做副校长。罗徵启问我愿不愿意去那个地方？我说我不可能全去，你让我在那兼职也许可以，因为我不愿意放弃北大。后来我就在那儿办起来一个国学研究所。

　　经济观察报：开放前沿倒建成了国学研究所。

　　汤一介：1989年以后国学研究所停顿了，到21世纪又重新恢复了。

　　经济观察报：你如何看待新儒家呢？

汤一介：我一直不同意牟宗三的思想。我们为什么非得按照西方的模式来考虑我们自己的思想，我们能不能对世界文化有我们自己的特殊贡献呢？我觉得“天人合一”就是一个特殊贡献。所谓“合一”，就是天离不开人，人也离不开天，对于这个自然界，人既要知道它、了解它，你才能够很好地利用它；对天有所敬畏，才可以对天尊重，不会随便去破坏它，现在我们的问题是破坏得太多了。

　　经济观察报：无知者无畏。

　　汤一介：对。知天可以很好的利用它，畏天可以很好的保护它，人有保护天、保护自然的责任。所以，我觉得我们不一定非得要按照西方的要求来考虑问题，西方哲学首先是要建一个知识系统，至于这个知识系统能不能实践，他们不大考虑。

　　经济观察报：在今天，你怎么来评价当年的“文化热”？

　　汤一介：大家觉得文化很重要。1985年我们在深圳开了一个“文化协调会议”，除了北京的学者外，还有上海的王元化、武汉的肖諲父、西安的陈俊民等等，清华大学的刘达也来了，同时也请了杜维明参加，还有美国社会科学委员会的主席魏斐德。后来我们发表了一个纪要，认为中国的“四个现代化”是不够的，除了科技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还必须政治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才是一个完整的现代化。

　　经济观察报：政治现代化这个说法在当时似乎有点犯忌。

　　汤一介：对，很犯忌，我们着重讲文化现代化。我们的想法就是，要真正现代化必须是全面现代化，你不能只是一个方面的现代化。其实从清末就要搞什么现代化，每一次现代化被打断的原因之一，就是只是考虑经济，没有考虑文化、政治，所以被打断了，夭折了，做不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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