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武帝与佛乐

公元529年(梁中大通元年)九月的一天，京都建康的同泰寺内，旗幡飘舞，乐声高扬。上万名比丘、比丘尼、善男子、善女人肃立在大殿前，同声高唱着皇帝新创的佛曲《断苦轮》。当波涛般宏大而起伏的音响终予停下来的时候，大殿当中端坐在法座上的一位老者清了清嗓子，开始为四部大众讲《涅槃经》题。老者身披法衣，手持鏖尾，俨然如一老僧。这位讲经的“冠达和尚”，便是当朝的皇帝萧衍——后世无人不晓的梁武帝。十天之后，苦于国中无主的群臣百官凑了一亿万钱“奉赎皇帝菩萨大舍”，希望赎取皇帝回宫主政。但决心“舍身为寺奴”的皇帝却不那么容易动摇。直到十月，当这笔巨大的财产确实已由官僚手中转移到寺院经济的钱柜中之后，皇帝才颇不情愿地坐上他的金辂还宫。当然，还宫之前，他还尽兴地搞了一场“四部无遮大会”作为“临别纪念”，来听经吃斋，现世享受一次“众生平等”的僧众，竟达到五万人！

萧衍(公元464—549)，字叔达，法名“冠达”，是梁王朝的创立者，公元502—549年在位．萧衍少时即以文名世，《南史》本纪称其“少而骂学，能事毕究”。曾经“集京师善声沙门”于一处，召集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佛教音乐“研讨会”的齐竟陵文宣王肖子良，当年开西邸、招文学时，萧衍便与著名士人沈约、谢朓、王融、肖琛；范云等并游，号称“八友”。这个文学一政治集团，不但开创了后世文学史上以注重声律著称的“永明体”诗风，为五言律诗的规范化奠定了基础，其中沈约等人还辅佐萧衍灭齐兴梁，长期统治着号称“文物最盛”的南朝。萧衍本人，则是战乱频仍的南北朝期间在位最久的皇帝，“自武帝膺运，时年三十有七，在位四十九载”。同时，他的一生之中，又充满着各种奇特的因缘。他与中国佛教音乐的繁荣，便因缘殊盛。

武帝之前，中国化的佛教音乐已初具规模。东晋时确立的唱导制度，为后世佛乐的发展，已奠定了一个基础。尤其是庐山慧远(公元334—416)开创了以音乐为舟楫，弘扬佛法、广播教义的途经。他“道业真华，风才秀发，每至斋集，辄自升高座，躬为导首。广明三世因果。却辩一斋大意。后代传受，遂成永则”。但慧远毕竟是“方外之宾”，仅就当时的影响力而言，与“处王侯之位”的梁武帝是不可相比的。假如说慧远的功绩在于为后世的佛子们制定了一些佛门“内部”的唱诵仪规的话，那么，梁武帝凭着他一国之主的地位，把佛教音乐引进宫庭，播向大众，使中国的佛教音乐，发展到了历史上的第一个高潮。

萧衍对中国佛教音乐最大的贡献，是他以“正乐”为名，将佛教音乐引进宫庭，成为正统的“雅乐”。雅乐，在封建的中国，是官方文化的代表和象征。封建统治者或立国之后，或改朝换代，都要定律正乐，认为黄钟即定，天下则安。而且，各朝的雅乐，都以“六代乐舞”为正宗，以夏、商、周为正统。当时的统治者认为，雅乐的“正统”，可以佐证政治统治的“正统”。因此，当时的朝廷定雅乐，比起现代国家制定国歌，其严肃性与重要性并无二致。但是，自汉之后，战乱不已。三国鼎立、五胡乱华，十六国逐、南北朝分，哪个还顾得上振兴乐事?梁的前朝齐，便是“不备宫悬，不遍舞六代，逐所应须。即设悬，则非宫非轩、非判非特”，不合古制，不伦不类。“梁氏之初，乐缘齐旧”，曾经钻研过律学，自制过律器“四通十二笛”，并曾创作过大量清商曲的音乐家梁武帝，当然不会满意这种状况•。即位后的梁武帝，在思想上正经历一场大的变革。他“少时学周礼，弱冠穷六经”，初学儒，后修道，而此时正在向崇佛的方向转化。梁武即位后的第一年，便下诏“正乐”，第三年，便在四月初四释迦牟尼涎辰之日，率僧俗两万人，云集重云殿重阁，亲制《舍道事佛文》发愿舍道归佛。此后，他亲著《大涅檠》、《大品》、《净名》、《大集》诸经的“疏记”及“问答”凡数百卷。为弘扬佛法，他不吝巨资，所建爱敬、光宅、开善，同泰等寺庙，宏伟奇丽，耗资不可胜计．；所造佛像，也穷工极妙，令人叹为观止。但他自己，却在信佛之后，“日止一食，膳无鲜腴，惟豆羹粝饭而已”。他“身衣布衣，木棉皂帐，一冠三载，一被二年”。“自五十外便断房室”，清心寡欲。他还极力倡导《涅槃》等大乘经的禁断肉食的主张，亲制《断酒肉文》，改变了汉以来僧徒食“三净肉”的习惯，对后世中国佛教的戒律影响甚大。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梁武开始了他“正乐”的活动。他亲自制定雅乐之前，先“下诏访百僚”，走了一次“群众路线”。但是，不知是百宫中尽多“乐盲”，心有余而力不足，只好高谈阔论，还是大家心知这个儒雅皇帝已有亲自正乐之心，“是时对乐者七十八家，不言改乐之法”。于是“帝既素善钟律，详悉旧事，逐自制定礼乐”，只好自己出马了。

梁武帝自天监元年开始“正乐”至天监四年已是“礼乐气度，粲然有序”。从表面上看，他的“正乐”，有对前朝雅乐形式上的删改，如定下了沈约的三十首新歌词，却删去了旧雅乐中的二曲等。但他的增删，既非没有道理，更非一时兴至，而是基于他的佛教思想。换句话说，是他用佛教思想对传统的雅乐，对传统的中国文化进了修改。删去的二曲，是旧时帝王用牺牲祭礼时所奏的乐曲，一直是雅乐中的重要部分。梁武帝既笃信佛教，不杀生，当然也就不会用牺牲祭礼。旧史书记此，只用了寥寥数字：“既无牲牢，遂省”，孰不知这一个“省”字里，包含着佛教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冲击。

梁武帝正乐的又一个惊人之举，是他无视雅乐的严肃性，将大批俗乐、佛曲，以及从佛教国家传人的杂技音乐引进了宫廷庙堂。本来雅乐与俗乐便是相对的，前朝俗乐，往往到后朝便成了雅乐，时间可以使“通俗”经过“自然风化”和“发酵；而成为“典雅”。但是像梁武这样把当时的俗乐佛曲一股脑塞进雅乐之中，确也是空前绝后的。在他定的以“三朝之乐”为名的49首雅乐中，夹杂着相当数量的佛曲。其中较明显的如第二十七“须弥山伎”。“须弥山”为梵文Sumeru的音译，意译为“妙高”、“妙光”、“安明”、“善高”、善积”等，是古印度神话中的山名。山高84000由旬，山顶为帝释天，四面山腰为“四天王天”，周围的有“七香海’、“七金山”等，环周绕以“咸海”，是佛教艺术中多见的题材，“须弥山伎”当为表现这一景观的歌舞。此外，还有不少带“幢”字的音乐，如“青丝幢伎”、“一花幢伎”、“雷幢伎”、“白兽幢伎”、“猕猴幢伎”、“啄木幢伎”、“五案幢咒愿伎”，以及“寺子遵安息孔雀伎”等，可能都与佛教有关。“幢”，是梵文Dhraja和KETU的意译，有各种形制，包含佛统率众生制伏魔众之意。

梁武帝还身体力行，创作了一批真正中国化的佛曲。《隋书•音乐志》载：“帝既笃敬佛法，又制《善哉》、《大乐》、《大欢》、《天道》、《仙道》，《神王》、《龙王》、《灭过恶》、《除爱水》、《断苦轮》等十篇，名为正乐，皆述佛法。”皇帝亲自正乐，本是奇事，以“正乐”为名，宣传佛教思想，则更是奇中之奇。只有身具皇帝、佛教徒、音乐家三重身份的人，才可能有此殊缘。梁武帝不但熟悉佛经佛典，对中国的民间音乐和传统音乐，也相当熟悉，《乐府诗集》中记载他曾创作过《江南上云乐》十四曲、《江南弄》七曲。这些音乐，都是以江南流传的“清商乐”为基础创作的。以此分析，梁武的创“皆述佛法”的十首佛曲，音调上可能也是清乐化，中国化的。这一点，可以由后人眼中梁乐的性质来证明。隋开皇乐议时，黄门侍郎颜之推便建议隋高祖“请凭梁国旧事”，用梁乐为隋乐。但高祖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认为“梁乐亡国之音”，不肯用。但到了开皇九年平陈之后还是承认了梁陈旧乐为“华夏正声”，要求“以此为本，微更损益”，来定隋乐。后世之人，不知究竟，多以为“雅乐”、“华夏正声”系老祖宗嫡传，其实其中早就混有佛教文化的因子了。

佛乐的宫廷化是如此，佛乐的民间化也在梁武帝时得到空前的发展。梁武帝在中国首创“无遮大会”、“盂兰盆会”，及忏法等佛教仪规，为佛教音乐的演出、传播提供了极好的形式，奠定了历代佛徒遵循的规范。

“无遮会”，是梵文Pancaparisad的意译，意思是无圣贤道俗之分，上下贵贱尊卑之遮，众生平等，广生财施，是佛教理想主义在现实生活中难得的具体实践。梁武帝之前，中国无无遮大会。据《佛祖统记》载：“中大通元年，帝于重云殿为百姓设救苦斋，以身为祷。复幸同泰寺，设四部无遮大会……皇帝设道俗大斋五万人。”《南史•本纪》中则更详尽地记载了萧衍从中大通元年(529)至太清元年(548)间数次举办无遮法会的情景。在无遮会上，除了开国库设饭斋人外，最重要的节目便是听皇帝讲经，听僧人演唱佛曲。从梁武开始，以后中国佛教的所有法会，皆是佛教音乐演出的盛会。如始创于梁武帝的“水陆法会”，《佛祖统记》载“梁武帝梦神僧告之曰：六道四生，受苦无量，何不作水陆大斋以拔济之……帝即遣迎《大藏》，积日披览，创立仪文，三年而后成。”据现行的水陆仪规，其中大坛拜《梁皇宝忏》，其所唱佛号皆用曲调贯彻始终。梁武还创盂兰盆会，后世中国所传各种目连戏剧，皆源于此。如宋时，“构肆乐人自过七夕，便搬目连经救母杂剧，直至十五日止”。而目连戏又对中国戏剧影响深远。因此，梁武对中国戏剧音乐的形式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

梁武帝还首创了一种用童声唱赞的形式。据《隋书•音乐志》载：“以有法乐童子伎，童子倚歌梵呗，设无遮大会则为之。”这种由经过挑选和训练的儿童组成的歌队和他们所唱的佛曲，肯定是梁武帝无遮大会中最受欢迎的节目。可惜的是这种“童子倚歌梵呗”的传统湮没在漫长的岁月之中了。但梁武以他特殊的因缘，促成了中国佛教音乐的第一个高潮并对后世的佛教音乐影响深远，的确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