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俗与生活方式之演进

生菜会是岭南一种节日风俗。图为晚清时广东南海百姓正月二十六日在白衣送子观音庙举办生菜会

主持人：黄月平

话题嘉宾

刘志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萧放(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民俗研究室主任)

仲富兰(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上海民俗学会会长)

叶春生(中山大学教授、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

民俗，作为鲜活的文化遗产开始汇入当代中国文化主流

主持人：春节将至，传统民俗备受人关注，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国家把清明、中秋等传统节日作为法定假日，一些被人们淡忘的传统民俗重新活跃起来，那么该怎样看待民俗文化在当前的发展状况？

刘志琴：一个不起眼的民间绳结，受到中外人士的青睐，赢得“中国结”的称誉，走红中国市场；唐装的兴起，使冷落数十年的中式服装走出低谷；奥运会徽以甲骨文和印章的古风，组成现代最前沿的象征图像；昔日原始的制陶工艺，如今成为时尚的陶吧；情人节送玫瑰花本是西方时尚，近年来北京时兴送香草，这香草对中国人似曾相识，因为从先秦《诗经》中就屡有所见。近几年来，种种民俗景象的复苏，说明已消逝几十年、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旧风遗俗，说不定又卷土重来。这来自民间的、传媒的、市场的自发趋向，表明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民俗风情，受到国内外民众的热情关注。

中国本是个文化大国，古老而悠久的文明积累，拥有浩如烟海的文史典籍，遍布神州的文物遗存，还有那56个民族创造的多姿多彩的风俗文化。尤其是民俗，作为鲜活的、兼有物质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已经汇入中国文化的主流，这是前所未有的景象。

叶春生：随着春节的到来，各种传统民俗活动蜂拥而来。就以我的所在地岭南为例，各地的庙会、诞会、歌会，各种各样，种类繁多。什么开耕节、补年节、青龙会、龙花会、九泉会、生菜会、龙母诞、姐祖诞、歌婆节、开唱节、姐妹节、军坡节、龙舟节、荔枝节、吃虫节，甚至大蒜、辣椒、豆腐都有节，土地、牛王、童子、婆娘都有诞，一些消沉已久的民俗，也被挖掘出来，风风火火地进行着。

从社会转型和社会思潮中考察民俗的流变

主持人：当前出现传统节日等民俗的复归，反映了什么样的社会文化背景？

叶春生：民俗复归的这种势头反映了国人对民俗文化传统的认同。对传统文化的缅怀饱含着民族凝聚的情感，企盼传统的复归，实际上是对传统异化的一种抗争。这是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形势下所带来的文化整合现象的一支插曲。马克思主义者历来反对为民族文化设置壁垒，主张各民族在平等发展的基础上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文化的交融是历史的必然。但一个民族要在世界民族之林中保持闪光点，占据领先位置，就必须优化自己的传统，在吸取外来文化的同时，充实提高自己的民俗文化，使之焕发出新的活力，这也是我们民俗研究工作者的一个新课题。

刘志琴：民俗事物的红火，证明了一个预测。早在上个世纪末，未来学家就断言，21世纪是高扬人文精神的世纪，就是要突出以人为本的主题，一切与人类生命、生活、发展、休闲、娱乐的商品和文化产业，都将在新世纪获得高度的重视和长足地发展，民俗风物的兴起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

这种过往而复归的社会现象，说明民俗性的风物比某些物质产品具有更为坚韧的传承力量。经济学家们认为旧民俗的重新活跃，受之于市场经济的推动，这是无形的手。问题是，为什么这只手在新时期又托起旧民俗?而且乐此不疲，愈来愈加热衷。风俗本是生活行程的历史积淀，又不可避免地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新陈代谢。消逝的风俗民情对今人犹如童年的梦，遥远而不再现的种种事象，在想望中分外亲切，民俗就能唤起这份珍贵的回忆。正如人类天生有追根溯源的特性一样，对民俗也有自发的怀旧情结，尤其在高速运转的现代社会，当人们为转瞬即逝的现象而眼花缭乱的时候，更期待从旧日风情中获得心理的慰藉。这一景象不仅使民俗成为新世纪文化的重要资源，也给社会史的研究带来新的视野和挑战。从社会史和文化史的交叉中兴起的社会文化史，以生活方式、大众文化和风俗时尚为研究对象，力图从社会思潮中考察风俗的流变，这就是从思想文化史的视角作出新的探索。

萧放：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对“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反思，人们逐渐改变了对待民族传统的激进政策，重新评估民族传统的内涵价值。同时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社会日益成为世界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开放的中国面临着全球化浪潮的强劲冲击，中国民族主体文化价值也日益显现出来。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21世纪初出现的“国学热”等，人们都表现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浓厚兴趣。当然，我们还要看到20世纪后期以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保护世界文化多样性方面卓有成效的工作，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计划与保护行动，对推动中国传统复兴运动有着重要的启示与促进作用。在国内外的合力之下，中国政府承担起保护传统文化的历史任务。2003年中国文化部启动了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200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中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此前一直处于民间呼吁状态的传统文化复兴活动，获得政府层面的支持，成为国家民族文化建设的组成部分。中国传统节日等民俗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中得到重振或复兴。

民俗是极丰富、极复杂的文化形态，有着与时俱进的内在动力

主持人：民俗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核心部分，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它的发展具有什么特点？

刘志琴：民俗又称风俗，这是一种生活习惯，所谓“人居其地，习以成性，谓之俗焉。”早在一千五百年前北齐的刘昼在《新论·风俗》中这一句论断，恰如其分地阐明了风俗的成因。俗话说“习以成性”，“习惯成自然”等等，莫不是表述了风俗是一定人群在一定地理环境中生存、发展所形成的生活习惯。生活而能成为习惯性的行为，又是在不知不觉中相互仿效，日积月累，因袭相承的结果，所以风俗具有自然生成的特性。凡是衣食住行、休闲玩乐、人际交往、宗教礼仪、节庆假日、文化心理，乃至生产样式等一切与人类生活有关的行为举止和思想习惯，都可称之为风俗。

风俗随着生活而存在，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风俗习惯的传统，人类文化有多久，风俗就有多久。凡有人类活动的，就有形形色色的风俗表现。不论在哪个地区，不论哪个国家和民族处于哪个时期，也不论风俗的表现千差万别，只要有生活就有自己的风俗传统，无一例外在四个方面表现出共有性的特征: 1、口耳相传的，如神话传说、民间歌谣、俗话、谜语、方言、音乐、诗歌等等；2、物质使用的，包括服装、饮食、房屋、工艺、日用器物、劳动工具，一切可使用的物品；3、习惯相沿的，如礼仪、节庆、信仰、舞蹈、娱乐、祭祀、迷信、禁忌等；4、文本书写的，包括文字、史书、文学、绘画、雕刻等风尚。这些都具有模式化的特征，很容易为民众识别、操作、演习，也便于民众共享和传播。就其内容来说几乎无所不包，渗入到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又约定俗成地被本族群所认同，以与其他族群相区分，因此，风俗习惯是民族识别的重要标志。

风俗起源于生活，那就不可避免地随着生产发展水平和生活境遇的改变而发生变化。经济发展、王朝兴替、观念更新和社会制度的变革都对风俗的变化发生重要影响，而习俗的运行主要是靠行为和口头传递，贴近生活、贴近民众，具体生动，富有鲜活的生命力，具有最大限度满足民众情感心理需要的能量。所以风俗也具有与时俱进的内在动力。像这样汇集稳定与变异，守成与更新，自发与调节，个人与群体等相互矛盾于一体而又能自行运转的风俗习惯，是人类极丰富、极复杂的一种文化形态。

“洋民俗”、“新民俗”与传统民俗的共存，构成了多姿多彩的风俗生活

主持人：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像圣诞节、情人节等“洋节日”、“洋民俗”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同，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萧放：我们的生活中添加了不少新节日，节日文化更加丰富多彩。这是现代生活的必然结果。从纵向的时间流变看，古代节日体系所依托的社会生活背景与现代所依托的社会生活背景有很大的不同。传统节日不能完全满足现代人的生活要求，这是事实。从横向看，现代生活的个性化与多元化，也需要多样化的节日。不同层位的人们大可从这些节日中获得情趣。这些新节日与传统节日没有根本的矛盾，不是“动如参与商”的关系，可以互补。因为无论何种性质的节日，他们的主旨都是要服务于社会生活。圣诞节、情人节是我们的新节日，但在西方是传统的节日，它们都有着传统的特性。我们可以享受新节日与西方节日，但这些节日不大可能替代我们的传统节日，虽然有一部分人热衷于过洋节，这是他们个人的选择。但在中国十几亿人口中，所占比例甚小。传统节日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就连元旦这样一个世界性的节日，在中国民众生活中地位极为普通。只要我们的政府不持续强制推行元旦节日，春节的地位它是撼不动的。

仲富兰：最近我参与了上海市精神文明办公室及其他上海市高校的专家组成课题组，展开了传统节日资源开发与操作的专题研究。从这一项调查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当前“洋民俗”与中国传统民俗存在的态势。尽管传统节日的主体地位尚未受到威胁，但是仍然有几个值得引起注意的现象。

首先是中国传统节日本身的文化内涵正在逐渐被淡忘或漠视，许多传统节日都有变成“吃”节的趋势。在春节、元宵、端午、中秋节的各种习俗活动中，市民选择比例最高的都是“吃”，吃年夜饭、吃元宵、吃粽子、吃月饼，并且其比例远远高于其它选项。另一项数据也显示上海市民每年在过传统节日时的花费主要就在“购买节日食品”和“聚餐”上，反映出当代上海人尤其是年轻一代对传统节日和传统文化的认识停留在极其表面的程度。

其次是民众的需求“与时俱进”，而传统习俗却难以推陈出新。尽管上海市民对各传统节日的感受还是比较偏重传统习俗，但是在喜欢传统习俗的同时也追求符合当代社会的放松过节方式。人们对传统节日的发展前景又存有一份期待，持乐观态度的人数明显超出持保守态度和悲观态度者，同时又夹杂着对于传统节日变成商家工具的担忧。用一句话来形容，上海民众对传统节日是“想爱又爱不起来”，或者说，是“想爱又不知如何去爱”。

还有就是西方文化的冲击不可小觑。在调查中，35.6%的上海市民认为传统节日的气氛变差是因为受到西洋节日的冲击。西方洋节日作为一种“舶来品”，其新鲜格调受到越来越多青年的青睐，中国的传统节日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

中西比较来看，洋节日的文化内涵并不一定完全适合中国人的精神需求，但是其节日形式、节日精神却更贴近时代特征，对节日的定位和包装也更适合商业社会的需要，更对商家和媒体的胃口，因此，在市场体制下，在同样的传播环境中，洋节日在获取传播资源时更占优势。如果不及时挽救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增添符合时代需求的活动内容，扭转传统节日沦为“吃节”的趋势，延续了两千年的传统节日很可能就要在我们这一代的手里毁掉了。

主持人：现在，人们庆祝节日的方式或者说春节文化越来越丰富，从包饺子，吃团圆饭过年到看晚会过年、旅游过年、上网过年，有人谓之曰“新民俗”，您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萧放：年节习俗发生变化是非常正常的现象。中国的年节习俗有几千年的历史，《诗经》中就记录有年终祭祀欢庆的场景。但具体的过年习俗、仪式不断地发生变化，变异是民俗的特点之一。但无论怎么变，它祝福吉祥如意的深层含义没有改变。春节家庭团聚的习俗至今相传，人们再苦再累，春节那几天一定要好好过，这是个人生理调整的需要，也是心理调整与社会关系调整的需要。无论是旅游过年、上网过年、还是晚会过年，人们寻求的还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人们在同一的时间以大致近似的方式作大体一致的选择，是个人的需要，也是社会与民族的需要。民俗是在不断地更新、变化的，我们在面对新民俗的时候，更多的是理解和宽容，虽然我们是提倡传统民俗，但是并不拒绝新民俗因素的加入。有的新民俗更能丰富我们的现代生活，使我们的节日更富有时代感，更贴近社会生活。

刘志琴：时过境迁，代变风移，现在情人节时兴送玫瑰花，众所周知这是西方的时尚，殊不知二千多年前的我们的祖先用以传情的是送香草。《诗经·郑风》云:“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以芍药。”此芍药即是香草的别称。近年来年青人中兴起不送玫瑰送香草的时尚，这是崇洋还是复古?是说不清道不明的，风俗有时就是混沌的，不管是“洋民俗”、“新民俗”，还是传统民俗，良莠混杂，参差不齐，正是这五色斑斓的景象，才构成多姿多彩的风俗生活。

民俗理念亟需现代化的转换

主持人：传统民俗理念是和过去农业社会相对应的，那么在现代社会，民俗复归在理念上需要哪些转变？

叶春生：在当前社会生活急剧变化的时期，民俗文化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我们必须调整理念，跟上时代的步伐。我完全赞同刘魁立先生的意见，“民俗不仅仅是一种文化，而且是一种制度，它规范着人们的思维方法、生活方式和对待事物的价值取向”。所以我们说，在某种意义上，它已是一种不成文的法律，乡规民约就是老百姓的法律。优秀的民俗工作者就是智慧，就是军师、国师，就是姜太公、刘伯温。有了这个本领，就不是我们去请求某个领导重视我们的这个学科，请求某个企业赞助我们，而是他要请我们给指点迷津，帮助他拓展商机，把我们的民俗技能转换为生产力，为他创造经济效益，创造财富。这样，我们这个学科的地位就确立了。这一理念的转换，需要我们去打通古今，沟通中外，更要关注民间的实情。在传统民俗文化中，绝大部分是民间的东西。如有形文化中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的民俗；心意现象更是民间文化领域的，如民间信仰、迷信、禁忌等。这些事象，在社会发展的正常时期，它是缓慢变化的。在社会发展的急剧时期，它会突变。特别是今天，我们的民俗理念亟需现代化的转换。过去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现在要“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过去是“肥水不流外人田”，现在要讲“双赢”，“资源共享”；过去要“养儿防老，积谷防饥”，现在要“敢花未来钱”，“拉动内需，搞活经济”。这些理念的差别，有的是社会发展、人们的思想变化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小农经济思想的长期禁锢所产生的。这些思想不转变，不但束缚我们的研究思路，更影响我们的实际工作。举个例子，现在东南沿海一带引进外资数额比内地高得多，除了地缘的因素之外，思路很重要。我们敢于让人家赚钱。亏本生意是没人做的，要“双赢”。外商到内陆投资本来就少，偶尔来几家，工商、税务、海关、环保等部门都想去分一杯羹，就把人家吓跑了。另外，我们不敢正视我们的知识就是一种技能，一种可以转化为生产力的知识产权，所以该赚的钱不敢去赚。境外不少文化咨询公司，业务范围包括人文景观的规则、楼盘的设置、房屋风水、择日、起名等等，不少涉及我们民俗文化的，而我们没有这样的机构，不少企业跑到境外去请，而他们的水平又不见得比我们高。我曾经指出过一些境外公司设计的错误，他们也承认，并按我的意见修改了。他们的设计费是30万元，而我只是“友谊咨询”。

调整理念，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关注民众：他们的心理，他们的愿望，他们的呼声。求神拜佛的人多了，是他们心理不平衡，不要简单地一味斥责群众落后、愚昧，要从根本上提高他们的思想文化素养；一些地区黄赌泛滥，恶性案件成灾，不要怪那些地区民风刁蛮，要检讨我们的工作，不能忽视贪官污吏的影响，老百姓就有样学样，无样学戏台上。我们民俗工作者要敏锐地反映这些问题，供决策机关参考。不要老是纸上谈兵，在文本上兜圈子。民俗文化本来就是民间的东西，应在现代生活中找到它的位置，使之更好地适应当前改革开放的潮流。

刘志琴：当然，时下流行的民俗产品已不是简单的复旧。唐装并不是50年前的旧模样，变连袖为外接袖，更加符合人体剪裁；中国结，以前只用绳索简单编织，现在配上元宝、花卉、图像，有了复杂的组合，融入现代人的祝福；香草也不是《诗经》中的荑草、香椒，而是迷迭香、薰衣草；陶吧中的原始手工艺，从谋生的体力劳动变成现代游客的休闲活动，形式依旧，性质全非。这历历在目的民俗事象，似旧非旧，与原初形态已不可同日而语。所以民俗的再现并不是原样的复制，而是推陈出新，民俗要有生命力还要靠不断地运作，融入现代人的意识和崇尚。

深化民俗内涵，发掘民俗的文化价值

主持人：近些年来，很多地方都打民俗牌，开发文化和旅游资源，如开办民俗村，举办民俗旅游节等，那么，在开发民俗文化资源的过程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刘志琴：发掘民俗文化资源的能动性，表现在怎样捕捉商机和有效运作。现代流行的装饰品“中国结”，一个在小农社会并不起眼的民间编结，何以能在现代风行天下?它不是自发产生的，是商家瞄准商机而开发的，台湾在1971年创办了《汉声》杂志，为了对付崇洋的风尚，宣传国粹，从故宫珍藏的玉如意一个小小挂件中，受到启发，进行精工细作，定名为中国结，后来流行到大陆和世界，这家杂志也登上畅销书的排行榜，这是很值得研究的经验。

叶春生：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必须摆正开发利用与抢救保护的关系。民俗文化资源是不可再生的，即使用现代技术令其“修旧如旧”，其历史文化价值也不如原来，因此必须把抢救保护放在首位，开发利用是为了更好的保护。特别是对一些非物质遗产，要把它“活化”，使之扎根在群众中，培养传人，代代相传，这才是最好的保护。现在有些单位打着抢救的旗号，进行掠夺性的开发，把着眼点放在“钱”上，这是值得警惕的。“文化搭台，经贸唱戏”，这个口号也值得商榷。我想，最终还是要唱文化戏，这才能唱得久远，唱出文化与经济的双赢。过去我们只注意文本和一些特异的民俗事象，忽略了人民生活常态的东西。

其次，必须打造精品。这里我想起大家常说的一句话，“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有些人误解了这句话，以为越“土”的东西越好，那是错误的。民族的东西如果不为世人所接受，它永远走不出世界。民俗文化有精品，也有伪劣产品，本身也要不断优化，与时俱进。目前许多旅游产品工艺粗糙、品位低劣，必须认真打造。但打造不是无中生有，先进文化蕴涵着历史的记忆和民族精神的回声，是历史成长起来的一个文化肌体。

再次，弘扬民族文化，可以“借壳上市”，但要有民俗底蕴。近些年，不少地方利用传统节日的品牌，举办了各种文化节，有的比较成功，也有不少失败的。拿广东来说，不少地方办了荔枝节，增城的挂绿荔枝与何仙姑的传说有关，高州的荔枝和高力士给杨贵妃进贡的典故有关，有其文化渊源。广东还有不少地方举办过龙舟节，广州、番禺、东莞都有，民间本来就有此传统，政府办与不办，老百姓都要办，东莞从五月初一到二十，天天有龙船趁景，还有南海大沥正月十四的狮子会，官窑的生菜会，广州的白云诞等，都很成功，但不少仪式空间都发生了重大的转换。生菜会期由正月二十六的观音开库改为正月十五，内容也由向观音借钱变为招商引资;白云诞由七月二十四的郑仙诞改为九月九的重阳登高，每年都有数十万人参与，这就是民俗的魅力。掌握这些规律，我们的开发利用就容易成功。

仲富兰：知易行难。无论是保护、传承，还是开发、利用，都需要政府、市民、商家、媒体、学者和研究机构等主体单位多方协同努力，需要在取得一致认识的基础上明确各方的权责，以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为目标，力争实现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的共赢、经济发展与社会风尚的共赢，使传统节日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一个有力支点。

阅读延伸

民俗变迁的三个特征

一是“移植性”。移植性主要体现为与世界发展大趋势相适应的、在世界各民族交往中被共同认可的那些习俗，通过理解和接受，逐渐成为中国近现代民俗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这部分内容有三个特点，其一完全是外来的，并且主要是西俗，为中国传统民俗中所无。例如西装、情人节、圣诞节、西餐、交际舞等相关习俗。其二是与近代工业社会相关的一些城市新习俗。例如，乘汽车旅游、电影节、国际博览会等。其三是代表着人类共性的符合人性趋利避害、避苦就乐的一些习俗，如世界各地的餐饮风味以及娱乐活动等等。

二是“变异性”。主要体现中国传统民俗式样在变迁改造中逐渐适应近代社会的那部分民俗，属于在传统民俗中契入国外风俗式样的那部分内容。变异性在近代民俗的构成中是主要的、大量的。可以说存在于各类民俗之中。例如在交际习俗中，虽然中国传统民俗中看重的辈分关系、尊长关系在体式语言中被微妙地保留下来，但也采用了握手、鞠躬的平等方式。

三是“传承性”。指在近代社会巨变中得以原封不动保存、延续、传承下来的中国传统民俗。这部分仍是近代民俗的核心和主干。民俗具有相对恒定性，这与特定民族长期适应其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所形成的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有关，更与民俗的共同的文化心理和共同认同的符号象征体系有关。如红双喜、红对联、大红轿、红盖头、大红花、大红灯笼、大红请帖等等传统婚俗中象征着喜庆信息的民俗符号仍然被完整地保存在近代婚俗中；白孝衫、小白花、白挽联等传统丧俗中传达悲伤、哀悼信息的象征符号也延续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