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归来

伴着橐橐的脚步声，行人多起来，一抹晨光洒在石板路上，高高石墙围合的古城苏醒了。温暖的阳光开始投射在建筑的石墙上，只一瞬间，迷人的金色喷薄而出，城市弥漫在金黄色的光辉中，光影分明。”这是王石对耶路撒冷的一段描写。2009年初，这个中国最著名的地产商人慕名来到了这座信仰之城，为此，他甚至放弃了前往迪拜——这个全球房地产业最为繁荣的城市考察的机会。并非仅仅因为耶路撒冷动人心魄的美丽，更重要的是，王石需要在这个三教合一的圣地，寻找一些人生的终极答案。

在耶路撒冷饱经沧桑的石板路上，在圣殿山的哭墙边，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王石：“我们生活、工作、奋斗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当人离开这个世界时，生命的意义何在？”

这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也不是做几天圣城的匆匆过客就能醍醐灌顶。但是，王石的提问似乎代表了某种新的取向，在经过30多年“义无反顾”的冲刺之后，终于有一些人停下脚步，去思考当初为什么出发，而下一步又要去向何方。也许，对于中国的企业家来说，寻找这个答案的过程，其意义有可能不亚于答案本身。

宗教的回归

王石并非信徒，他对宗教的探求，或许是他认为宗教所包含的浩瀚而复杂的思想中，有他所追寻的问题的答案。对于上帝是否存在，王石的答案是“不确定”。

与王石持保留意见不同，宗教正成为很多企业家精神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芯国际首席执行官张汝京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凤凰卫视的老板刘长乐和海航老总陈锋则对佛教有着坚定的信仰，马云会时不时飞赴重庆缙云山的一座道观闭关自省，黄光裕则是一名天主教徒——当然，他是一名“有罪”的天主教徒。

目前尚无精确的统计来说明企业家的信仰状况，但从另一个角度可以验证这个群体与宗教信仰逐渐紧密的关系。北京国际基督徒团契（BICF）的 2000多名会员中，接近一半的人在内地从事商业活动，其中有大量企业界的精英；上海和广州等内地大城市以及景德镇、晋江等一些小城市也已开始有数十人甚至超过百人规模的基督徒企业家们的经常性聚会；马云经常去求教的重庆缙云山道长李一，据说皈依弟子已超过3万，其中一半在商界；据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陈村富的调查，在浙江，尤其是温州等地，“老板基督徒”已经成为一个新崛起的群体。

实际上，中国企业家从未跟宗教割断联系。即使在市场经济最为刺刀见红的时刻，神佛的身影还是不断闪现在企业家并不丰裕的精神生活里。求神问道一直在这个群体中颇为盛行，每个著名寺庙的“头香”往往也大多被他们垄断。然而，这与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信仰相去甚远，它更像是商业交易在宗教领域的延伸，其严肃性值得怀疑，或者说，这更像是企业家精神虚空的一个反证。

复旦大学宗教学系副教授刘平认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当代中国社会主旋律就是彻底的物质主义，占有和享受物质财富以及其符号形式成为衡量成功与否的尺度。在市场经济卷席一切有形和无形的神灵之后，人们追求的最高目标就是无最高价值的个人物质以及感官福乐。“这是很悲哀的事，我们没有价值追求，没有了根基。”这位宗教研究者说。

再物质的人都需要精神世界，然而，在旧的信仰被彻底摧毁而新的信仰无法建立的情况下，很多企业家选择了如评论家秋风所言的，“用物质主义之药治疗物质主义之病”，试图用金钱去消解心灵的空虚和挥之不去的焦虑。

但与此同时，另一部分人则走上了信仰之路。与之前那种对宗教的简单利用和粗暴解构不同，这部分信仰者大多是经历了世事沧桑之后对自我世界观的重新认知，和一种“仓廪实而知礼节”式的教化升级。

江森自控中国区总裁杨薏贜少年得志，很年轻就成为了某著名跨国公司的高管，但由于工作压力，他情绪变得非常暴躁，并且染上了酒瘾。有一次他妹妹把他拉入教堂，正好牧师讲到所罗门箴言中的一句话：“不要劳碌求富，休仗自己的聪明。你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因钱财必长翅膀，如鹰向天飞去。”他心头大动，从此皈依。

杨薏贜的经历显然并非特例，很多企业家选择宗教信仰，都与商业活动带来的心灵和身体上的压力有关。

私人信仰的公众化

宗教信仰是一种私人心理体验，但是由于企业家这个群体的特殊性，这种“私人事情”事实上在企业家们的经济活动中，已经程度不同地变成了企业的生存理念和生存基础。商业和信仰的融合，使二者都产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中国社科院宗教所研究员高师宁做过一个关于“天主教企业家的信仰与市场经济中的关系调查”，这个调查发现，虽然企业不是宗教组织，但是大多数受访的企业家有意识地在经济活动中公开表达自己的私人信仰，并使其企业具有了或多或少的宗教色彩。在温州，很多企业的名称都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如郑胜涛的神力集团，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考察温州时参观的企业伯特利阀门等等。一些企业家的办公室、会客室、餐馆中挂有圣母像、圣经警句条幅等以及和其信仰相关联的东西，同时他们将自己的信仰向与企业有关的人宣布。

“至于他们特别热衷的信仰实践方式，就是一些老板基督徒会在公司、企业的规章制度之外，另外增添一层属于基督教信仰的精神关怀和规范，另设有与圣经、基督教信仰紧密相关的职员守则。”华东师范大学宗教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李向平认为。

温州小林鞋材有限公司总经理蔡小东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他告诉记者，在他们这个拥有七八百人的企业里，基督徒就占了200多人。这些教徒员工每周末会有组织地到教堂做礼拜，每当遇到与宗教相关的节日，企业还会组织一些特别的活动让教徒们参加。“当然，很多非教徒员工也参加这些活动，其中有一些后来也成为信徒。”蔡小东说。

基督教和天主教的教义中，教徒具有传播本宗教的义务。所以有类似信仰背景的企业，在将私人信仰公众化的过程，具有很大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但有一些宗教更强调个人的修养，其对与企业的影响更多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被动作用。

实力传播中国区公关及市场总监耿峰是一个佛教徒。她表示自己不会将自己的宗教信仰刻意渗透到企业中。“身教胜于言教。”她说，“不要求所有人都要信，或者所有人都对这事都感兴趣，没这个想法，但是后来慢慢周围的人都会觉得有兴趣。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就行了，如果你做的真正的好，那别人自然就会有兴趣，就跟比如你吃了一种保养品，然后自己气色比较好，别人自然就会问你吃了什么了。”

李向平认为，私人信仰经由职业群体的表达与实践，呈现了现代公民信仰所应当具有的社会分享特征，并且在公司、企业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生活领域，打造了一种特殊语境中的公共信仰，或准公共信仰。

从宗教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而言，一种宗教伦理的基本功能，往往是如何使它的信仰群体呈现为一种社会身份的认同，或者是群体的，或者是个人的，并能经由这种认同方式而将宗教－信仰初步构成一种有系统、有方法的社会生活态度，促使该宗教所具有的意义关联和利益关系制度化，最终建构一种从伦理的理想主义到实际的理性主义，从而才能转变为直接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模式。

重塑商业伦理？

宗教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对学术界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的命题。自从马克斯?韦伯的经典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问世以来，关于此二者关系的探讨就从未间断，在中国亦是如此。但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企业界很少过问精神层面的问题，关于这方面的实践当然是少之又少，这也直接导致了中国企业界在企业管理、商业伦理和财富观等各个层面上的功利主义盛行。

实际上，极端的物质主义倾向，本身就是对资本主义的一种误读。正如马克斯?韦伯指出的：对财富的贪欲，根本就不等同于资本主义，更不是资本主义的精神。倒不如说，资本主义更多的是对这种非理性欲望的一种抑制或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解。

但是，随着信仰的介入，这样的局面正在逐渐被打破，有信仰背景的企业和企业家在商业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差异性渐趋明显。

根据中国社科院宗教所研究员高师宁的调查，天主教企业家的私人信仰转化为企业的公共价值之后，企业就有了一种精神，一种灵魂，一种超越了经济利益的目标。而且，转化为公共价值的天主教信仰为企业带来了不可忽视的社会资本：企业相对稳定，很少有员工跳槽，员工对企业家“百分之百信任”；在与政府职能部门的交往中“理直气壮”——按时按要求纳税，积极配合管理部门工作；在竞争中多了一份无形的力量——客户、供货商对“天主教”的信任；无论是成功或失败都有一种反省和平静——参加宗教活动后会获得心灵的平和、信心和警醒；在各种不良社会习气的包围中多了一种抵抗力——不会去干同自己信仰相违背的事；在社会上有良好的声誉——经常、长期地从事社会公益活动，不忘回报社会。

实力传播中国区公关及市场总监耿峰认为，由宗教信仰所引发的心灵渐变会很大程度上改变企业家的思考模式。“我现在已看不到残酷的竞争，我看到的都觉得就是自然而然，都挺正常，当然可能也有冲突，但是如果你心态变了，你看这个世界可能就变了，你不觉得这个中间有什么特别残酷。”耿峰说。她认为，当一个人有特别长远的思考，或者对人类真的有贡献的时候，他的企业才能兴旺，如果每个点都看得太短，就会陷入急躁，“你以为你抓到了很多，但你不知道你损失了多少，你看不到你损失的东西。”她说。

被称为“中小企业代言人”的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从管理学角度诠释了这种变化在商业领域的意义。他认为，有宗教信仰的企业家更能够以人为本，比如善待企业的员工，因为所谓的管理，就是通过别人把自己的事情办好，那你就要善待别人，真诚地对待人别人。在这一点上，信教和不信教的人有很多的区别。此外，他们对手合作的过程中，他往往也会比较善良，就是强调了共生共荣、合作共赢，并不是非要把竞争对手置于死地。

经济学家赵晓是将宗教引入市场经济的坚定鼓吹者。本身即是基督徒的赵晓曾发表过《有教堂的市场经济和没有教堂的市场经济》、《有十字架的市场经济和没有十字架的市场经济》来阐述宗教信仰对于商业伦理建立的决定性影响。他认为，基督教新教伦理让人们为上帝而获取财富，赋予人们一种通过诚实劳动来理性获取财富，并以此荣耀上帝，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的神圣的道德准则。在这一市场伦理和财富伦理的作用下，创新动力变得最大化，而且致富的目的和手段变得一致，市场交易者最良性的自律，最大程度地降低了市场运行的成本，并使得公平交易的“市场秩序”有可能出现，从而形成公平与创新齐动的市场秩序内核，进而使市场经济像朝阳般蓬勃向上。

然而，与韦伯证明新教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背景不同的是，中国的宗教信仰者大多半路出家，而非是与生俱来的、先天性的信仰来推动整个商业社会的前进。韦伯式命题的中国阐释是否能够行得通，中国是否必然经由宗教来改变现有的商业伦理，这目前为止尚无法得到印证。但是至少，正如高师宁在其调查报告的最后所表达的那样，“宗教信仰是有利于企业家‘信任’观的建立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市场经济活动走向正常，走向有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