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起点看洛阳（长篇连载）宗教洛阳（之十一）

　　丝路起点看洛阳（长篇连载）宗教洛阳（之十一）

　　□邵如林

　　这五个石窟后来被统称为“昙曜五窟”，成为大同云冈石窟的代表。“昙曜五窟”中的雕像，无论是面貌神态还是体态服饰，其造像的艺术水平和风格特色都与河西凉州的佛教艺术有着密切的联系，反映了佛教由西向东传播的历程。文成帝去世后，即位的献文帝和孝文帝于公元467至494年间继续在武周山麓凿洞塑像，形成了云冈石窟建造的第二个时期，也是云冈开龛的最盛期。从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迁都洛阳至农民起义军攻陷平城（526）期间，云冈石窟的工程继续进行，因为没有了皇家寺院的身份，故大都是一些小型窟龛。

　　北魏迁都洛阳后，随着政权的稳固和国力的强盛，佛教也进入了传入中原后的一个重要发展时期。自东汉至西晋末年，佛教虽然开始在中国传播，但洛阳城内的佛寺仅有40余所。北魏时期，特别是北魏迁都洛阳后，为佛教在中国的快速发展和传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许多西域僧人来到洛阳译经传经，洛阳僧人也远涉流沙前往西域取经。著名的有宋云等受胡太后派遣，于518年左右前往西域，抵达东波斯境，又入北天竺之乌苌国，遍朝佛教圣迹，于522年返抵洛阳，带回大乘佛经近200部。北魏时大大小小的佛寺很快遍布国内各地，仅都城洛阳的佛寺就达1370余所，达到前所未有的惊人数目。其建寺者，既有帝、后及皇室贵胄、外戚达官，又有市井里巷的平头百姓，也有来自西域的胡僧。既有新建寺院，也有舍宅为寺者。外国和尚也多在洛阳城内建寺，如菩提寺等。据《魏书·释老志》载：“孝文帝太和元年（477），京城内僧尼二千余人，四方诸寺六千四百七十八所，僧尼七万七千二百五十八人。”此后北魏境内的寺院、僧尼数量猛增。至延昌中（512—515）“天下州郡僧尼寺，积有一万三千七百二十七所。”数量较太和元年增加了一倍多。到了神龟元年（518），京城洛阳的寺院比太和初的帝都平城增长四倍多，僧尼之众也可想而知。《释老志》提供的北魏寺、僧的最后数字是正光（520—524）以后的：“略而计之，僧尼大众二百万矣，其寺三万有余。”而同期与之相近的南方梁朝，有寺二千八百四十六所，僧尼八万二千七百人左右。南北两方的寺、僧数目悬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