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元禅师与福建文化在日本的传播

　　隐元禅师与福建文化在日本的传播

　　◎丁春梅

　　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有两位中国高僧对中华文化在日本的传播作出过重要贡献。一位是唐朝的鉴真和尚，另一位是明末福建福清万福寺的隐元禅师。由于隐元距今更近，他对当代日本的宗教、文化、生活习俗等方面的影响甚至超过了鉴真。而对福建人民来说，更引以为豪的是隐元在日本传播的主要是具有福建特色的文化。

　　隐元（1592—1673年）明末清初僧人，俗姓林，名隆琦，福建福清人。他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21岁那年，他出走南昌、南京、宁波等地寻找外出谋生一直未归的父亲，在毫无结果的情况下，他心灰意冷，产生了皈依佛门的念头，于是在浙江普陀山当一名俗家弟子。1620年，28岁的隐元回到福清，拜黄柏山万福寺鉴源禅师为师，并正式剃度出家，受“隐元”法号。此后他勤奋读经，刻苦学法，先后拜明末禅林高僧密云圆悟、费隐道容等为师，并在诗偈书法、绘画等方面颇有造诣。1636年，隐元任黄柏山万福寺住持，成为闽禅林中的一位高僧。

　　17世纪的日本，正值德川幕府时代。为了增加收入，德川幕府积极鼓励海外贸易，不仅和中国、朝鲜以及东南亚诸国进行广泛的贸易，而且还同西欧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有密切的商贸交往。于此同时，西方的天主教也随之在日本迅速传播。日本人民苦于封建主的残酷压迫也纷纷放弃佛教，转而接受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天主教。这一方面加速了日本原有禅宗的消沉、停滞，另一方面又对德川幕府的统治产生一种威胁。

　　为了重新振兴日本禅宗，1654年（日本承应三年），日本长崎兴福寺的住持逸然，邀请福清隐元东渡日本弘法。在郑成功的帮助下，隐元率弟子20多人（大多为福建籍）从厦门东渡日本。到日本后，他先后在长崎的兴福寺和摄津（今大阪）的普门寺传播福清黄柏山临济宗的禅学思想，听众有时达上万人。在传法过程中，隐元圆满回答了日本僧人在坐禅时所遇到的种种疑惑和不解，并指导他们如何修身养性，受到日本僧俗的热烈欢迎。听他讲经的人越来越多，当中既有穷苦的百姓，也有武士和贵族，后来连日本天皇、公卿及京都行政首脑板仓重宗等人都皈依了隐元，直接推动了日本禅宗的革新。这是隐元为日本佛教发展所作的一个重要贡献。

　　隐元对日本佛教所作的另一重要贡献，是在京都宇治创建万福寺，开创日本佛教新宗派——黄柏宗。众所周知，日本佛教是从中国传去的，而且都是由曾来中国留学的学问僧创立的，作为中国人在日本土地上创立新宗派，隐元则是唯一的一个。1660年，在江户幕府的资助下，隐元在京都府宇治山一带建造寺院，取名为“黄柏山万福寺”与福清的“黄柏山万福寺”同名，以示不忘本源，不忘故乡。自此，日本禅宗除临济宗和曹洞宗之外，又兴起了黄柏宗。

　　隐元在日本创建的黄柏山万福寺，不仅寺名与福清的相同，而且在建筑式样和装饰上也体现了明代福建寺院的风格。在隐元去日本之前，日本各地禅宗寺院大都受中国南宋建筑样式的影响，色彩淡雅，格调朴素。而隐元在建“万福寺”时，将福清万福寺的建筑风格和装饰样式搬到日本：院落宽敞，轩昂大方，左右对称，整齐壮观；寺院的梁、柱、椽等处都涂上艳丽的色彩，以艳红为主，其间又夹杂着青、蓝、黄、白等色，使整个寺院金碧辉煌，充满生气。此后，日本新建的禅宗寺院大都仿效“万福寺”的建筑样式与装饰风格。黄柏禅宗声名大振，邀请隐元及弟子前往讲经的日本各寺庙越来越多，福建黄柏文化迅速在日本传播开来。日本黄柏山万福寺的住持有十三代为中国人，因此万福寺的佛教仪式、清规戒律至今尚保存明代遗风。

　　日本的雕刻，尤其是佛像的造型艺术，因隐元的到来而打上福建雕塑艺术的烙印。早在建万福寺的过程中，隐元就请福建泉州的佛工范道生到日本塑造佛像。他塑造的观音菩萨，神态端庄，面容慈祥和蔼；十八罗汉，个性鲜明，栩栩如生，富有实感；韦驮天、伽兰神，蓄有长须，手持锡杈，守护在“三尊”身旁……所有这些，无不具有福建雕塑艺术的特色，给日本的雕塑艺术注入了新的血液。以后的日本新建寺庙在塑像上多依照万福寺的造型。值得一提的是，范道生还雕刻了一个弥勒佛像，首次把挺胸袒腹的弥勒佛介绍到日本。由于弥勒佛肥胖厚实，笑容可掬，因此很快就被日本人视为富裕的象征而备受欢迎。

　　隐元在去日本时，还从福清带去《万历版大藏经》（即《径山藏》），并将它交给日本黄柏僧人铁眼道光雕刻。铁眼经过11年的努力终于在宇治万福寺刻成。这部大藏经的字体、型制与《径山藏》基本相同，这就是闻名于世的日本“黄柏版大藏经”。该版《大藏经》共六百九十五卷，当时印数颇多，遍布日本各地，对日本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黄柏僧人多能书善画。隐元的到来对日本书法影响颇大。在隐元等人东渡之前，日本的书法多效法王羲之、欧阳询、颜真卿等人，流派单一。隐元到日本后，将宋代福建蔡襄（1012—1067年）的书法介绍到日本。由于蔡襄的笔势苍劲，雄浑有力，很受欢迎。日本人把隐元传去的书法流派称为“黄柏流”。“黄柏流”对江户时代（1603—1867年）的书法界的影响甚深，许多人以临摹“黄柏流”而成名成家。

　　隐元到日本后，日本的生活习俗也发生了某些变化。随隐元到日本的弟子、工匠、画师中，以闽南者居多。他们都有饮茶的习惯和一整套的沏茶方法，因此，福建闽南的沏茶方法也渐渐从僧侣流传到社会，对日本的茶道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在食物方面，隐元东渡日本时从福清带去许多菜种，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日本人用隐元名字命名的“隐元豆”（即今天我们俗称的四季豆）。由于日本的气候温和湿润，很适宜“隐元豆”的生长，特别是像关西那种湿热的地方一年可种三茬，产量又高。直到今天，“隐元豆”还是日本的主要蔬菜。

　　此外，中国音乐特别是福建南音、福建民间医学、福清黄柏寺的素食烹调方式和僧人会餐方式等也随隐元的东渡而在日本流传开来，对日本的社会生活产生一定的影响。

　　1673年（日本宽文十三年）4月3日，隐元禅师不幸在日本圆寂，时年八十二岁。日本天皇为了表彰隐元禅师在日本传法的功绩，特赐给隐元“大光普照国师”的称号，这是中国僧人获得的最高荣誉。隐元禅师在日本传法弘道整整20年，他和他的弟子为福建人民与日本人民的友好往来与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历史佳话。隐元禅师作为一代高僧著作甚多。主要有《黄柏山志》、《黄柏清规》、《黄柏语录》、《云涛集》、《松堂集》、《太和集》、《弘戒法仪》等。这些都是隐元禅师留给日本人民的一份珍贵文化遗产。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