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史上的教难

西藏在佛教传入前，原已存在一古老宗教————苯教，从事占卜、治病、祈福、禳灾、驱鬼，及盛行对自然、祖先崇拜等祭祀活动。后来，其祭祀仪式愈演愈烈，时以杀牲作供，甚至以人心作祭。其以血腥、恐怖气氛，使人心生震慑而服从，不仅民间普遍信奉，也盛行于政治、军事上。西藏佛教的第一、二次法难，都是因苯教而起。

西藏第一次法难

松赞干布是藏史上著名的英明君主，统一西藏高原后，采取种种利民措施，如鼓励农牧生产，保护牲口等，这种护生的政策，间接地帮助佛教在西藏的发展。为了吸取其他民族的经验，以联姻方式，先后与尼泊尔公主及唐朝文成公主成亲，进行经济与文化的交流。二位公主带入大量的佛像、法器、经典，藏王并为她们在拉萨建立了大昭寺、小昭寺。此后，佛教逐渐在西藏传播生根，却也逐渐引起苯教徒及其支持者的不满。

西元七三九年，西藏地区流行天花，对佛教积极推动的金城公主也病故，便有贵族伺机蛊惑造谣：这是佛教徒触怒苯教神只的缘故。于是僧侣被逐出境，开始了彼此之间的冲突。

西元七五五年，年幼的赤松德赞即位，由反对佛教的马尚仲巴结、达扎路恭等大臣佐政，下令禁止佛教。佛教因此遭遇下列的迫害：

禁止信奉佛教，违者没收家产，流放异域。死后不得采用佛教仪式。

拆毁拥护佛教的赤德祖赞所建的喀查寺、扎玛珍桑寺，文成公主带来的释迦像闲置在芒域(今吉隆县)。

汉、天竺、尼泊尔等僧侣被驱逐。

破坏佛教不杀生的戒律，改大昭寺为屠宰场。

为了证明确实行禁佛法令，他们迫害信仰佛教的大臣，并流放二人以为警示，这便是西藏史上的第一次禁佛运动。

赤松德赞成年以后，景仰先王崇佛的德政，不再听信马尚仲巴结及达扎路恭等人的话，而力图护持佛教。他积极采取复兴佛教措施，活埋了马尚仲巴，放逐达扎路恭，宣布废除禁佛条令，法难因而暂得平息。

西藏第二次法难

西元八三八年，达磨执政。达磨本来信奉苯教，为巩固王位，积极扶持苯教，压迫佛教，适值农牧区连续发生瘟疫、霜雹、旱灾、洪水等灾难，苯教徒藉故指为信佛的恶果。西元八四一年，达磨下令禁佛：

封闭、破坏佛教寺院。大昭、桑耶等寺门被封，并绘上出家饮酒作乐图，表示堕落；小昭寺改为牛圈；掩埋佛像，移不动者，则绑以绳结，以示屈辱。

焚毁佛经或将其投入水中。

镇压僧人、佛教徒，停止一切供养。印度、西藏的僧众四处逃散，留下者勒令还俗或强迫放弃佛教，归入苯教；若不服从，则命令其打猎，破杀生戒；或将其当作上、下马时的踏凳，给予百般屈辱。

此次禁佛，从拉萨、桑耶寺开始，手段彻底、蛮横，更引起僧众的反弹，后世人因而称他为“朗达磨”，“朗”即西藏语“牛”的意思。西元八四二年，僧人拉隆贝吉多杰为保护佛教前途，刺杀达磨，结束了五年的禁佛运动。然而，西藏佛教的灾难并未结束，朗达磨王死后，全藏变成群雄割据状态，彼此伤杀，内乱不已，佛教也几乎被遗忘。

《梵网经》说：“闻一言谤佛音声，如三百矛刺心。”回顾佛教历史上经历的法难，着实令人痛心！

然而，一如四十年前，我为宜兰雷音寺青年歌咏队所写的“弘法者之歌”：“尊者目犍连，为法遭贼凶，粉身碎骨心无怨，只望佛法可兴隆。”多少佛门烈士抱着“不忍众生苦，不忍圣教衰”的信念，不畏魔难，不惧障碍，甚至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这种勇敢护卫佛教，为教殉身的大无畏精神，为佛教的弘传带来光明，也为真理的传播点燃希望。

《佛遗教经》经里，阿楼驮曾对佛陀说：“世尊！月可令热，日可令冷，佛说四谛，不可令异。”今后，全世界佛教徒应该泯除小我、宗派分别的自私心态，发愿效法韦驮护法的精神，不做狮子身上虫，以富楼那弘法为教以及历代圣者护教的热情、殉教的精神，对佛法拥有坚固无比的信心，负起捍卫佛教，光大佛教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