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永乐帝时期宗教对明朝统治的作用

论永乐帝时期宗教对明朝统治的作用

作者:里功

本文摘自:北京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摘　要] 明朝永乐帝统治时期,在以儒术作为统治基础的同时,注重用释道二教巩固其统治,具体表现在用释道二教巩固继统和实行思想统治,用释道二教实施民族和对外政策。

[关键词] 明代;永乐皇帝;释道二教;思想统治

永乐帝朱棣在位22年,始终以儒术作为思想统治的核心。但是,他并不局限于此,而是儒释道三者结合,即以正统的儒学为主,以佛道为辅。朱棣所搞的释、道宗教活动在明代帝王中极为突出。其弘扬佛、道,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是与当时的社会现实及统治集团的阶级利益紧密相关的。

一、定都北京与巩固继统

1403年朱棣改元永乐,并改北平为北京。1406年永乐帝决定迁都北京。能作为都城所在地的条件固然多,但有一点永乐帝与父皇朱元璋的考虑是不同的。当年朱元璋把都城选在南京不在北京的原因,是因为北京是亡元之地。1407年5月,正式开始北京城的修建。历时13年,永乐十八年(1420)完工。永乐十九年(1421)正式迁都。宫殿的规制模仿南京,但更为壮丽。

朱棣登上皇帝宝座后,有两件大事始终耿耿于怀。一是他以藩王入继大统,惟恐继统“名不正而言不顺”;二是他深知仅靠屠杀镇压,并不能使人心悦诚服,于是便大力推崇释道这一得力工具。永乐元年(1403)正月,他托名徐皇后(成祖后)搞出一部《梦感佛说第一希有大功德经》及徐后的长序,颁行于世。徐氏的序文,内容颇为重要,兹摘录部分于下:

洪武三十一年春正月朔旦,吾焚香静坐阁中,阅古经典,心神凝定。忽有紫光聚,弥满四周,恍惚若睡,梦见观世音菩萨于光中现大悲像,足蹑千叶宝莲华,手持七宝数珠在吾前行。吾不觉乘翠云车,张五色宝盖珠幡宝幢。纷陈前迎。……

永乐元年正月初八日。[1](P0682)

徐后与观音菩萨“梦感”相见,为洪武三十一年(1398)春正月,即太祖死前和建文即位之前。而此时菩萨已预言:“今将遇大难,特为接引,以脱尘劳,”并传授《大功德经》以“消弭众灾”。至“三十二年, (1399,即建文元年)秋,难果作”!这个“难”,即建文削藩,随之朱棣发动的“靖难之变”。这是说,朱棣“靖难”早有神明预言,乃天意。这就为朱棣起兵造反找出了最有权威的解说———“顺应天意”。

菩萨预言,“后妃将为天下母”,即是说,徐氏做皇后,朱棣做皇帝,亦乃天意,是“天地眷佑”、“神明协相”和考妣垂荫;从而给朱棣的篡嗣涂上了“君权神授”的神圣色彩,为其继统合法化制造舆论。

徐后死后,成祖的三个儿子(即太子、汉王和赵王)都给《大功德经》写了后序。三篇后序除一致颂扬母后“内治之美”、“神明协祯”、“以兆至治之盛”外,还造成了一种姿态,即兄弟几人敬奉佛门,[2](P0694)忠孝友悌,同心向德,不生异心。我们从中可看出朱棣的良苦用心。

《大功德经》及徐后序文的出世,成祖当然知道由皇后出面正名,要比自己出头更为有利,更能使天下信服。

同时,朱棣还用道教为自己篡嗣正名。他屡向天下宣称,起兵靖难和承继大统始终得到道教神明的关照。他在《御制真武庙碑》中称:“北极玄天上帝真武之神,其有功德于我国大矣。……肆朕肃清内难,虽亦文武不二心之臣疏附先后,奔走御侮;而神之阴翊默赞,掌握枢机……迹尤显著。神用天休,莫能纪极。”[3](P26158)又在《御制大岳太和山道宫之碑》中称:“肆朕起义兵,靖内难,神辅相左右。风行霆击,其迹甚著。暨即位之初,茂赐景贶,益加炫耀。”[3](P26146)

朱棣与北方之神真武帝(即玄武帝)关系颇不寻常。据云,当年朱棣起兵,誓师祭纛之际,忽见“被发而旌旗者蔽天”。朱棣问道衍(谋臣姚广孝)是何天神?道衍说是玄武帝前来相助。于是成祖即被发仗剑相应。朱棣编造真武显像相助的神话,继而本人也被发仗剑装神,俨然真武下世!

尽管永乐在位期间,北京一直是在大兴土木,营建宫城,但永乐帝也不忘修造寺庙宫观。据《北京名寺丛书》一书的总序中讲到:“据记载,在明代太祖至宪宗成化百余年间京城内外敕赐寺观至639座。”[4]可知帝王对释道二教的热衷和推崇。永乐朝修建的寺庙到现在还可从典籍中查到的数目也非同一般。譬如:位于北京西城的显灵宫(原名天将庙及祖师殿),始建于永乐年间。[5](P987)位于北京地安门海子桥旁的真武庙(后改显佑宫),初建于永乐十二年(1414)。[6]位于北京西城的灵济宫,建于永乐十五年(1417)。[7](P198)

明沈德符曾盛赞灵济宫和灵宫庙(显灵宫)“雄丽轩敞,不下宫掖。”真武庙(显佑宫)和灵济宫还被成祖定为“京师九庙”之二庙,由官方祭祀,届时派高官礼祭。成祖还在自己居住的皇宫内建钦安殿(今存),专祀真武帝。更有甚者,在他坐朝的奉天殿两壁斗拱间,竟也绘有真武神像。[8]

寺庙规模较大的还有真觉寺(即五塔寺),[9](P309)创建于永乐初年,位于西直门外。明永乐初,由印度来北京的高僧班迪达,向明成祖朱棣敬献了五尊金佛和金刚宝座塔的建筑式样,或祖十分欣赏,为此下令修建了真觉寺。还有位于北京海淀区的大钟寺。[9](P315)寺内珍藏有一口永乐时期铸造的永乐大钟。大钟重46?5吨,内壁上铸有汉文达23万余字,几乎全部是与佛事有关的内容。

以上这些佛寺、宫观的营建无疑给皇帝和皇帝所居住的京城披上了神秘的色彩,这是封建帝王所期盼的。

二、释道与思想统治

成祖崇尚道教并不亚于佛教。永乐初,为追荐太祖太后,朱棣不仅请高僧作法事,也请道士修斋设醮。永乐四年(1406)十二月,征天下道士至京师朝天宫、神乐观、洞神宫,修举金斋法,荐皇考皇妣, (成祖)车驾幸斋坛,七日而毕。

成祖对当时的“真仙高道”尤为仰慕虔诚。他曾遣使屡访道士张三丰。当初,太祖即闻其大名,“遣使觅之不得”。朱棣即位后,对这位“真仙”更是寻觅不已。

永乐三年(1405)成祖遣王宗道遍访张三丰,史称“国子助教王达善以(王)宗道识三丰,荐文皇,召见文华殿,赐金冠鹤氅,奉书香遍访天下名山。越十年,足迹满天下,竟无所遇,而还复命”。[10](P6237)永乐六年(1408),成祖敕命全国道教最高首领正一真人张宇初,如遇张三丰,即邀请来朝。永乐七年(1409),再敕命张宇初,用心寻访张三丰,并言“此数日,我心神有将与相遇之意”。永乐十年(1412),成祖“遣给事中胡偕为内侍朱祥赍玺书香币往访,遍历荒徼,积数年不遇”。永乐十年二月,成祖还给张三丰写了亲笔书信:

黄帝敬奉奉书真仙张三丰先生足下:朕久仰真仙,渴思亲承仪范,尝遣使致香奉书遍诣名山虔请。真仙道德崇高,超乎万有,体合自然,神妙莫测。朕才质疏庸,德行亦薄,而至诚愿见之心,夙夜不忘。敬再遣使,谨致香奉书虔请,拱俟云车风驾, 惠然降临,以副朕拳拳仰慕之怀!

二月初六日。[11](P395)

成祖并“诏道士玄虚子往武当,于玄玄(张三丰号)旧游处,建道场,焚书,冀有闻焉。竟不获。仍御制诗赐之,有‘若遇真仙张有道,为言俟长相思’之句”。[12](P3163)

据《长安客话》卷二载:“永乐间,有周思得者,以王元帅之法显于京师。元帅世称灵官,天将二十六员居第一位。其神最灵,逆知祸福,文皇数遣人试之,靡爽毫发,至于祛邪孽,除灾病,随祷辄应。乃命祀神于宫城西。”这个周思得入《古今图书集成》之《神仙传》,盖以成祖视其为“活神仙”。朱棣每次亲征漠北,必召其扈从,“招弭祓除,祈雨兵,咸如影响”。[11]其实乃朱棣在北征大军中制造影响。更有甚者,朱棣得东海灵官藤像,“所征必载”。灵官藤像随军征伐,不啻军中有一威力无比之保护神。“周神仙”报效于永乐,且得历事五朝,年九十二卒,赐“灵通真人”,谥“弘真道人”;此外,《图书集成》之《方士部》、《神仙部》,还载有几位颇得朱棣赏识的道士,这里不再赘述。

成祖崇道,还突出表现在大规模地营建道观。成祖于永乐十年(1412)命工部侍郎郭、隆平候张信、驸马都尉沐昕等督夫三十万,在湖北武当山大兴土木,修建宫观,以祀真武大帝,历时七年,建成了拥有八宫二观、三十六庵堂、七十二岩庙、三十九桥、十二亭的庞大道教建筑群,耗银“费以百万计”“天下金几尽”。成祖委派最亲信的司礼太监为武当山镇守太监,“经营本山香火、羽流”,将武当所祀真武帝置于崇高地位。据云武当金殿所祀真武金象,即按朱棣形貌塑成,这就告知天下:朱棣即真武帝之化身。

同时,朱棣直接干预道教活动,多次下令严饬道规,并亲自任命武当山各宫观的住持、提点等官员。他还为道教编造许多“祯祥瑞应”。永乐三年、四年,成祖颁旨,对“高真(真武)效祥、榔梅成实,已兆年丰”的瑞应,十分喜悦,以为“高真翊卫国家”。[11](P381)到修武当宫观,“瑞应”益多,真武屡“现圣象”,“观者数十万,咸加叹服”。[3](P26147)为此刊刻《大明玄天上帝瑞应图录》,颁行流传。书内载有成祖一些圣谕和20幅“应祥”、“呈瑞”、“感应”、“显应”等图画,且附详文说明。

成祖对道教经典十分重视。宋、金、元所刻《道藏》,历经兵燹及元代焚经,早已散佚。永乐四年(1406),成祖命四十三代天师正一真人张宇初纂修《道藏》,至成祖死后的正统九年(1444)始雕,次年完毕,是为《正统道藏》,凡5305卷,分装480函。

成祖颇知音乐,编撰了《御制大明玄教乐章》,为祭祀真武帝与灵济真君(二徐真君)之用,诸曲配以北曲调,皆为工尺谱。《大明玄教乐章》包括《醮坛赞咏乐章》、《玄天上帝乐章》、《洪恩灵济真君乐章》和《玄天上帝词曲》。这些道教乐章扩大了道教在人们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提高了道教的功用,影响深远。永乐后明清道教斋醮仪式上多用此曲。[3](P26147)

“日理万机”的明成祖,为何要耗费如此巨大的心血财力以弘扬佛、道?对这一问题,从他所作的大量序文中不难找到真正答案。成祖连篇累牍进行的反复说教,不外是劝人行善弃恶、忠君孝亲,遵法谨行、甘为顺民,以及因果报应之类。[13](P826)

朱棣认为:如来施教,但欲使人为善,心惟一于善而无纤芥之恶。何谓行善?朱棣作了解答:“夫为善者,为臣为忠,为子为孝,”“所谓为善者,忠于君上,[13](P826)孝于父母,”“遵王法,谨言行。”故“人道莫大于为善,为善必先于忠孝。”[14]朱棣讲得十分明确,信佛即要行善,行善即要忠君孝亲。何谓“恶”?朱棣说:“不忠不孝,即为大恶。”[14]如此,朱棣便将佛教的“为善弃恶”,与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忠孝仁义、三纲五常紧密地结合起来。

为发挥宗教的更大功效,成祖还突出强调了善恶报应。朱棣宣称,“凡发善心,称赞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名号者,即得种种善报;轻薄侮慢,不敬不信者,即得种种恶报”。并云“积善逢善,积恶逢恶,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天网恢恢,报应甚速”。[14]如何报应?朱棣解答道:“为善者得升天堂,为恶者即堕地狱。”[14](P331)具体说,善信之士如能“尽忠尽孝,行仁行义”,“受持讽诵”,则“身家吉庆,命运亨通,子孙蕃衍,消灾度厄,增福返寿,延及九祖”。反之,则“累及九祖,永堕沦冥”![14]

为证明“历观已往,具有明征”,朱棣还编造了一些报应事例:某人生前不忠不孝,不敬佛道,死后有人见他在路旁被“鬼神以征”,朱杖鞭之”;某人生前忠孝,敬奉佛、道,死后有天人下界“散花尸上,以手摩挲之”,且“得升天堂,受诸快乐”。[14]朱棣以此说明“诚能发心向上,广布阴骘,至心顶礼,无不立应”。至于那些不忠不孝的“为恶者”,成祖也指明出路,只要归依佛门,改邪归正,即可“超脱苦趣”:“人不忠不孝,能改为忠孝,即是忠孝”;“若执迷不改,必遭刑戮。今王法所诛,皆不忠不孝之人”,“即佛所谓有罪不得不杀,有恶不得不刑”。[14]

佛教所宣扬的因果报应生死轮回、布施造功德之类,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有着极为广泛的影响。所起的作用上,释道的功效是任何武力和法律皆远远不及的,甚至正统的儒学也望尘莫及。明万历朝户部主事沈榜就明太祖、成祖之崇佛礼道说:

有如我二祖(太祖、成祖)神圣,超越往古,更且为之(佛、道)纲纪其徒,表观授符,俾与吾儒鼎立杂处,若一家然!……盖吾道之所以治也,惟德与礼尔,即刑政,固下乘也。若彼愚夫愚妇,理喻之不可,法禁之不可,不有鬼神轮回之说,驱而诱之,其不入井者几希。辟之倔强小儿,揖让之,扑责之,类号啕不顾,而投之嗜果,靡不惟命!二氏(佛、道)之神道设教若此,而谓不足助吾法制之不及耶沈榜认为佛、道的宣传,乃是对百姓“驱而诱之”。这是对封建帝王之所以利用宗教一针见血的揭露。封建帝王对于广大臣民,先以儒术“理喻之”、“揖让之”,再以刑律“法禁之”、“朴责之”;若此二术不能完全奏效,则以宗教为“嗜果”,“驱而诱之”,即“靡不惟命”!成祖深知这一“嗜果”之妙用,故对僧、道持积极支持态度。他于永乐五年(1407)下达圣谕:

行脚僧人受戒,依善知识住处结坛说戒,讲演经典。若遇关津,把隘官员人等不许阻挡,任他聚众教化善法,如朕亲临。教训圆明,无如佛上法宝,永为定例。

成祖并从法律形式,对释道宣传予以保护:

着落礼部知道,新出榜晓谕:该行脚僧、道持斋受戒,凭他结坛说法,有人阻挡,发口外为民!钦此。[16](P942)

不过,需要指出,成祖弘扬佛、道,决非号召百姓出家为僧、道。相反,他对百姓出家作了极严格的限制。他曾对礼部大臣说,百姓们要耕地种田,从事生产,才能赡养父母并交纳赋税以供国用。可僧人白白坐吃不生产,对百姓、国家何益?国家度民为僧,旧有禁令,违者必罪成祖多次严禁私自披剃,对违犯者予以严厉惩处。如永乐五年正月,成祖将江南军民子弟私自披剃为僧者1800余人,发配辽东、甘肃等边塞。[18]成祖这些做法,更可证明,他对于佛、道,主要着眼利用释道进行思想统治。

成祖以释道配合儒术及其它统治手段,实际在努力“建立一种‘秩序’,来使这种压迫(阶级压迫)合法化、固定化,使阶级冲突得到缓和”。[19](P176)这种“秩序”,即封建专制统治。可以说,朱棣是比较成功地建立起大明帝国的这种封建专制“秩序”,从“永乐盛世”及他死后出现的“仁宣之治”来看,朱棣基本上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三、释道二教与边元地区

朱棣即位后,感到处于明帝国西部、西北及北部的藏蒙等少数民族广大区域,远离中央政府,控制起来有不少困难,于是便采取“羁縻”政策,充分利用佛教,以“化愚俗,弭边患”,巩固大一统。

对乌斯藏,朱棣首先安抚其上层贵族,封官赐赏。成祖在乌斯藏(前、后藏)、朵甘(青海、西康)地区封授一大批上自都指挥使、指挥使,下至百户、千户、寨官等各级地方军政官员,使这些少数民族统治者成为明王朝统治当地的政府代表。成祖还扩大内地与乌斯藏的贸易,“永乐初,上怀柔远夷,递增其数,由是市马者多,而茶禁少驰”。[18]如永乐八年(1409),只陕西河州卫一地就以茶换得“各番族马二千七百一十四匹”。[18]成祖还屡派大批汉族官员协助乌斯藏众僧王及藏官建立大批驿站,以加强与内地的联系。

乌斯藏为政教合一体制,僧侣享有很大的政治权力。成祖对乌斯藏僧侣集团十分重视,亲自制定僧官制度,规定法王为最高级僧侣,奉明廷敕命,行使地方职权,“忠修职贡”,“管束人民”。各级僧官任免、升迁皆由明廷决定;僧官犯法,也要受朝廷的处分。朱棣即位后,便对乌斯藏各派高级僧侣进行一系列册封、赏赐。洪武三十五年(即建文四年)八月,朱棣刚刚称帝,即遣僧智光赍诏谕乌斯藏、朵甘、尼八剌等处,“并以白金、彩币颁赐灌顶国师等”。[18]永乐元年(1403)派太监侯显往迎尚师哈立麻,四年(1406)十二月乃至。五年(1407)二月,命其启建法坛荐皇考妣,三月封其为“大宝法王”,“领天下释教”,其徒孛罗等皆封大国师,赐印诰、金、币等物。成祖给噶玛噶举派首领、黑帽系第五世活佛哈立麻以极高礼遇,“独宴哈立麻亦华盖殿,盖以亲王例待之也”。[20]大宝法王又于永乐十九年(1421)六月来京朝见成祖。永乐中,朱棣大封藏僧。有明一代共封乌斯藏8个王和法王,而成祖一人即册封7个。此外,“授西天佛子者二、灌顶大师者九,灌顶国师者十有八。其他禅师、僧官不可悉数”。[21]

与乌斯藏毗邻的青海地区是个多民族易生事的地方。明初,明政府在这一地区设置卫所,移民实边,驻兵屯田;同时又对各地方势力特别是少数民族地方首领和僧侣集团,予以优厚赏赐和册封,使其成为明王朝统治当地的代理人。成祖对青海地区的羁縻,突出表现在对西宁瞿昙寺宗教势力的扶植上。

瞿昙寺为当地最大最有势力之寺院,其创建人三剌(亦作三罗)喇嘛曾有功于明廷。《明史》云:“初,西宁番僧三剌为书招降罕东诸部,又建佛刹于碾白南川(今属青海省乐都县),以启其众,至是来朝贡马,请敕护持,赐寺额。帝(太祖)从所请,赐额曰‘瞿昙寺’。立西宁僧纲司,以三剌为都纲司。”[21]

三剌喇嘛招降罕东诸部,时在洪武二十五年(1392),当时“凉国公兰玉追逃寇祁者孙至罕东地,其部众多窜徙,西宁僧三剌为书招之,遂相继来归”。[22]这充分显示了宗教上层人物在青海各藏族部落中的声望与巨大号召力。明太祖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故敕赐寺额,以示宠幸(三剌及其后传弟子属噶玛噶举派)。到了永乐,朱棣则进一步增建瞿昙寺,扩大其宗教影响。朱棣派孟太监、指挥使田选等在瞿昙寺建成了宏伟的宝光殿、金刚殿及两厢廊、前山门、禅房等。[23]瞿昙寺的重要工程,皆始建于永乐年间。

永乐六年(1408)五月,成祖敕命于瞿昙寺立碑一通,以大明皇帝的名义给三剌以全力支持,确保其宗教首领的地位与经济特权。永乐十年(1412),成祖封班丹藏卜为“灌顶净觉弘济大国师”,封索南坚参为“灌顶广智弘善国师”。

永乐十六年(1418)正月、三月,成祖敕命在寺内复立碑二通:《皇帝敕谕碑》和《御制瞿昙寺金佛像碑》。朱棣在碑文中[24]极力赞扬佛教“阴翊皇度”、“劝善化俗”,并进一步维护瞿昙寺上层僧侣的政教地位;同时宣扬自己的功德。成祖敕封的瞿昙二国师,由其后传弟子世代承袭。

此外,成祖对西宁、河州、洮州、岷州等地少数民族宗教首领中“戒行精勤者,多授喇嘛、禅师、灌顶国师之号,有加至大国师、西天佛子者,悉给以印诰,许之世袭,且令岁一朝贡,由是诸僧及诸卫土官辐辏京师。其他族种,如西宁十三族、岷州十八族、洮州十八族之属,大者数千人,少者数百,亦许岁一朝贡优以宴赉”。[21]

成祖这些策略,使“西番之势益分,其力益弱,西陲之患亦寡”。青海各地上层僧侣协助明王朝抚化部族,劝善化民,“祝廷圣寿,尽忠朝廷”,这对稳定当地社会秩序,巩固明帝国边防,无疑起了积极作用。

朱棣除了对藏、青、甘、川的地方权贵和僧侣集团封官晋职,还进行“精神羁縻”。佛教(喇嘛教)在藏族人民中占有崇高地位。朱棣弘扬佛教,搞了一些盛大佛事活动,建造众多宏伟寺庙;在他敕命刻印的大量佛经中,有相当数量是藏区盛行的密教经典,这些密教经典主要是给藏蒙地区刻印的;同时,朱棣还极力宣扬“圣孝瑞应”、“菩萨现应”一类灵验,甚至宣扬自己即为佛之化身。如藏文史书《安多政教史》即载有当时一种流行说法,瞿昙寺建造之时“持金刚佛[25]虚空显影”,乃“永乐帝之化身”。[26]如是,朱棣便将自己打扮为一位热衷佛教,并颇有功德的“活菩萨”了。这必然深得崇拜佛教的藏蒙权贵、僧侣及广大百姓的好感与信任。因此,成祖即将乌斯藏、朵甘等广大藏区从政权到思想,都较为有效地控制在中央政府权力之下了。正如后来武宗阁臣梁储所言:“西番之教(喇嘛教),邪妄不经。我祖宗朝(指永乐、宣德)虽曾遣使,盖因天下初定,藉以化导愚顽,镇抚荒服,非信其教而崇奉之也”。[27]此语道出了成祖的目的。

成祖的羁縻政策是成功的,藏、青、甘、川等藏区占全国版图四分之一,在这片辽阔的地域上,各地方势力皆倾心内附,争取得到明廷册封,借以号令地方。因而,“西陲宴然,终明世无番寇之患”。朱棣实现了对200余万平方公里藏区的统治,这对巩固国家统一,稳定全国政局,产生了积极影响。这一政策也造成了广大藏区一个长时期的较为稳定的局面,促进了这一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同时密切了汉藏民族关系与经济、文化交流。

至于北方蒙古诸部,因其为元统治者后裔,当时还有相当实力且颇具侵扰性,故成祖采取的策略与对乌斯藏有所不同,即武力打击为主和安抚招谕为辅的方针。武装打击为成祖五次亲征漠北。安抚招谕为永乐初封朵颜三卫首领为都指挥佥事,掌管三卫事,“余三百五十七人各授指挥、千百户等官。赐诰印、冠带及白金、钞币、袭衣。自是,三卫朝贡不绝”。[27]永乐二年(1404),封哈密王安克帖木儿为忠顺王,八年(1410)封兔力帖木儿为忠义王。忠义王屡向朝廷进贡,成祖亦予优厚赏赐,如永乐十七年(1419)一次即赐“钞三万二千锭、绮百、帛一千”。[21]又如对土鲁番与别失八里(今乌鲁木齐迤东一带)等地,永乐初成祖即遣使往赐彩币。

永乐六年(1408),其“番僧清来率徒法泉等朝贡。天子欲令化导番俗,即授为灌顶慈慧圆智普通国师,徒七人并为土鲁番僧纲司官,赐赉甚厚。由是其徒往来不绝,贡名马、海青及它物。天子亦数遣官奖劳之”。[21]永乐七年(1409),成祖封瓦刺部马哈木为顺宁王、太平为贤义王、把秃孛罗为安乐王。永乐十年(1412)封鞑靼部阿鲁台为和宁王。因蒙古诸部为佞佛的元王室后裔,亦崇奉佛教,故成祖的利用佛教及对蒙古贵族的册封,故成祖的利用佛教及对蒙古贵族的册封,同对乌斯藏的羁縻政策一样,也是力图达到边陲安宁、人心归附这一目的,只是其效果远不及对乌斯藏的羁縻罢了。

四、佛教与对外联络

利用佛教,是朱棣与东方各国进行睦邻邦交的重要手段之一。

永乐四年(1406),朱棣派内使黄俨等去朝鲜迎取佛像,规模十分隆重:“俨等奉铜佛像三座来,用龛十五,分盛火光莲台座具。且将牡丹、芍药、黄葵等异花,盛土于龛而种之。作柜用板千叶、铁六百斤、麻七百斤。其佛像火光之龛三,崇广各七尺许,内用隔白纸二万八千张,绵花二百斤,担夫数千人。每至馆舍(此为朝鲜境内),以旧厅事隘陋,令别构新厅于馆左,极其宏敞。”[28]

永乐五年(1407),成祖派使去朝迎取佛舍利八百颗。朝鲜王“谨备镀金银匣并内玉盒,外用银裹小函盛贮,锁金黄罗袱并彩缎造成绣袂包裹,差陪臣李贵龄赍擎,一同钦差官奉进”。[28]

永乐十七年(1419),成祖复遣使去朝迎取佛舍利五百五十八颗。永乐十一(1413)、十七(1419)、十八年(1420),成祖遣使去朝取印佛经纸共8万张。永乐十五年(1417),成祖赐朝“《诸佛名称菩萨歌曲》一百本,《神僧传》三百本”。[28]永乐十六年(1418),再赐“《菩萨如来歌曲》三百本”,不久又赐《佛曲》一千本。成祖的礼部尚书对朝鲜使臣言:“此《歌曲》不颁于诸国,惟汝朝鲜礼义之邦,且敬爱殿下,故特赐之。”[28]

于是,朝鲜王令京城内外僧众、耆老人等乃至上妓,诵习成祖御制《佛曲》,称赞佛氏诗歌及“皇帝(成祖)崇信获报、瑞应屡现之状”。朝鲜王对群臣道:如有上国(中国)使臣,则沿道经历有诵经者,燕飨歌舞有颂德者。皇帝闻之,必喜我国能体上心。[28]

永乐时期,对东南亚及印度洋沿海诸国的友好往来,最突出者即著称于世的郑和下西洋。郑和奉命下西洋,历时二十年,到过亚非三十余国。其间,与佛教诸国的来往中也进行了宗教活动。这方面的史料虽不多,但从部分史料中尚能窥其一斑。史载,成祖于永乐三年(1405)派郑和去僧伽罗国行香,并礼请佛牙。[29]1911年在斯里兰卡发现了郑和永乐七年(1409)二月所立之《布施锡兰山佛寺碑》。碑文中并下面开列金、银法器等布施之物。[30]碑文为汉文、塔密尔文、波斯文三种,然以汉文为主。此碑今存科伦坡博物馆。

成祖之世,“威德遐被,四方宾服,受朝命而入贡者殆三十国”。[31]当时,明帝国在世界东方声誉极高,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释道活动无疑替他出了力。

五、结语

明成祖朱棣弘扬佛、道,但并不溺于佛、道。这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他始终坚持以儒为“本”,以佛、道为“辅”的思想统治。《典故纪闻》卷六载,“永乐初有献《道经》者,成祖曰:‘朕所用治天下者《五经》耳,《道经》何用?斥去之’。”成祖并对侍臣说:“上好正道,则下不为邪,”明确地将儒学视为“正道”。成祖在即位之初,屡对近臣谈及反对诵经佞佛。他认为“世人于佛老竭力崇奉而于奉先之礼简略者,盖溺于祸福之说而昧其本也”。[32]可见,成祖不允许佛老喧宾夺主而“昧其本”。“朕用儒道治天下”,[33]是成祖贯彻始终的统治思想。为此,朱棣编撰了大量儒学著作“颁行天下”。主要有,《古今列女传》二卷(永乐元年),《内训》一卷、《劝善书》二十卷(永乐五年),《圣学心法》四卷(永乐七年),《四书五经大全》一百六十卷、《性理大全》七十卷(永乐十三年),《历代名臣奏议》三百五十卷(永乐十四年),《为善阴骘》十卷(永乐十七年),《孝顺事实》十卷(永乐十八年)等。朱棣还特为太子编撰了《文华宝鉴》一卷(永乐二年)和《务本之训》一卷(永乐八年)。其中,《内训》、《为善阴骘》、《孝顺事实》诸书,成祖曾命赐诸王群臣。[34]“四书”、“五经”,“性理”三《大全》和《孝顺事实》、《为善阴骘》等书,成祖皆亲撰序文,“命礼部刊刻,颁行天下”,[33]更明令颁于“两京六部、国子监及天下府、州学”。[35]

最后尚须指出,成祖的释道活动固然是大量的、突出的,但在其全部政治统治中则为附属部分。成祖主要利用一整套封建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来实现其专制统治。使用宗教,弘扬佛、道,仅为其政治统治中之一少部分而已。

注释:

[ 1 ]续藏经[M].第一册.藏经书院版.

[ 2 ]太子刻《弥陀往生净土忏仪》等经书,为母冥福,仰报慈恩.据傅惜华碧蕖馆藏本.续藏经[M].第一册.藏经书院版.

[ 3 ]正统道藏.洞神部[M].第33册.传记类.据艺文印书馆版影印.

[ 4 ]黄春和.北京名寺丛书?总序[M].北京:华文出版社, 2006.

[ 5 ]万历野获编补遗[M].卷四.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8.

[ 6 ]续文献通考?群祀考[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0.

[ 7 ] (明)沈榜.宛署杂记[M].卷十八.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0.

[ 8 ]日下旧闻考[M].卷三十四.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3.

[ 9 ]陈文良.北京传统文化便览[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2.

[10]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神仙部[M].第254卷.成都:巴蜀书社, 1989.

[11]大岳太和山纪略[M].卷五.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0.

[12]明书卷160.异教传.见丛书集成第二十九册[M].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6.

[13]御制真实名经序?大正藏[M].第二○卷.

[14]永乐北藏.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称歌曲序,后序[Z]. (后文简称《佛曲》)线装书局.

[15] (明)沈榜.宛署杂记[M].卷十九.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0.

[16]释氏集古略续集[M].卷三.

[17] (明)顾炎武.日知录集释.日知录之余[M].长沙:岳麓书社, 1994.

[18]抄本明实录.卷四十八[M].线装书局,据红格本影印.

[19]国家与革命[A].列宁选集[C].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20]明会要.卷十二[M].北京:中华书局, 1998.

[21]明史[M].西域传.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

[22] (清)王鸿绪等.明史稿[M].列传第二○三.

[23]瞿昙寺代辈相传亲供底册[Z].手抄本.

[24]碑文为汉藏合璧.

[25]持金刚为密宗菩萨名.

[26]谢佑.瞿昙寺?瞿昙寺文物欣赏[Z].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 1982.

[27]明史?外国传九[M].北京:中华书局, 1980.

[28]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M].北京:中华书局, 1980.

[29]大唐西域记?卷十一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5.

[30]西洋番国志[M].附录二.北京:中华书局,1961.

[31]明史?成祖本纪?赞语[M].北京:中华书局,1980.

[32]明成祖永乐实录[M].卷六七、卷四十.

[33]典故纪闻[M].卷六.

[34]明史纪事本末补编?秘书告成[M].北京:中华书局, 1977.

[35]明通鉴[M].卷十六.北京:中华书局, 1959.